沉思与凝望：新媒介时代下文学批评的作用

新媒介时代，文学批评如何发挥作用？

□赵　勇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大众传播媒介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新媒介（new media，一译新媒体）之说被人广泛使用。而所谓新媒介，按照笔者理解，凡是以新型的数字技术作为支撑而形成或改造过的传播媒介都可看作新媒介。用更形象的说法表示，凡是通过屏幕（尤其是电子屏幕，如电视、电脑的显示器、手机屏幕等）显示并传播信息的媒介其实就是新媒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我们今天已生活在新媒介的包围之中，我们发送、传播、接受信息的方式也早已发生了位移。

既如此，在新媒介时代，文学批评该如何调整自己的位置，又该如何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呢？若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也许应该从文学批评的存在方式（载体）说起。

文学批评活动在1980年代可谓是一场盛事，而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则开始了“学院化”的进程，最终形成了所谓的“学院批评”。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反思学院批评的成就与缺陷，但以往的反思或许大都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学院批评是通过什么方式传播出去的，它与什么样的传播媒介建立了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一旦提出这个问题，答案其实已非常清楚：如果是论文，学院批评的成果往往是在专门的文学评论刊物上发表出来，而专业读者又通过杂志这种纸质媒介接受了相关信息。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批评活动都是通过平面媒体展开的，印刷媒介便是文学批评的存在方式。

显然，文学批评（尤其是学院批评）与评论杂志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一方面，学院批评因其厚重、结实等原因，自然只能以期刊杂志作为它发表的首选阵地；另一方面，久而久之，评论杂志本身也会形成自己的特殊风格，即它接受的往往是讲究学术规范，有引文，有注释的论文，排斥的常常是那些灵动、轻盈、不合学术规范却未尝没有真知灼见的随笔类、杂谈类文字（只有极少数刊物是个例外，如《文学自由谈》等）。而高校学术评价体系的成型，也鼓励着众学者（他们正好是学院批评的主体）必须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等杂志上发表论文，这样，学院批评仿佛就与文学评论杂志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学院批评的成果因不断见诸评论杂志而显得声势浩大，评论杂志因众学者乃至高校学术部门的支持而变得兴旺发达甚至财大气粗，双方因此而进行着广泛、深入、持久的合作与交往。

然而，这种学院批评虽然欣欣向荣，却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从传播媒介的角度看，其中的一个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学院批评的存在、运作、传播乃至书写等方式是在印刷媒介的文化语境中孕育而成的，所以它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专业化、高深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圈子化、小众化等特点。同时，由于学院批评面对新媒介基本上处于熟视无睹、我行我素的状态，所以在新媒介时代它也就被迅速边缘化了。虽然这种边缘化有其更为复杂的原因，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文学也处在边缘化的过程中时，网络上迅速崛起了网络文学，却鲜有上乘的网络文学批评。这至少说明，当文学出现了所谓的“终结论”时，一些作家和诸多写手依然抓住了网络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而同样处于颓势的文学批评却没有充分利用新媒介的力量；从事学院批评的学者也没有放下自己的架子，厕身于网络，游走于民间，去磨砺自己的批评锋芒。其结果是，学院批评逐渐成为一种高级的智力游戏活动，成为少数人的窃窃私语，成为专业内部人士的接头暗号。它远离了网民、阅读公众与新媒介，自然也就被他（它）们放逐在了自己的视线之外。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不是有了许许多多的电子期刊数据库吗（如《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难道这还不算是对新媒介的一种利用？是的，我当然承认这是文学批评在新媒介时代获得的一种补偿，但我们同时也应该意识到，数据库中的东西依然是印刷媒介与学术体制的产物，它仅仅是让原来存在于纸媒中的文章上了网，而其表达方式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另一方面，由于进入期刊数据库的门槛较高（比如通过校园网，收费等等），它实际上也拒绝了阅读公众的染指。以前有人说过，没有被电视报道过的事情就不存在；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没有上网的文章，没有进入普通搜索引擎系统的文章，或者只能被搜索出题目却无法打开全文的文章（数据库中的文章经常处在这种状态），实际上它们也不存在。

于是，当下的文学批评界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状，一方面，在知识生产的谱系中，文学批评的数量越来越多（每年与文学批评相关的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加起来恐怕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另一方面，这种文学批评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弱。文学批评仿佛待字闺中的大姑娘，羞羞答答，不敢示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近年来因德国汉学家顾彬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活动值得重视。

我们知道，顾彬先生是在2006年底开始向中国当代文学兴师问罪的。从“垃圾论”开始，他又形成了“五粮液”、“二锅头”论（中国现代文学是几百元一瓶的五粮液，当代文学是几块钱一瓶的二锅头），中国当代作家普遍不懂外语等观点，从而对中国当代文坛形成了连续性的重拳出击。现在想想，他的这些观点是通过所谓的学院批评传播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他先是通过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形成了一种直率的表达，然后国内媒体又跟进报道，从而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之后，他利用在中国参加大型学术会议的机会（如2007年的“世界汉学大会”，2008年的“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又不失时机地进一步论证、补充和完善他的观点，并接受相关媒体的采访，直面记者所提出的问题。而所有的这些批评活动，其实都是借助于新媒介来完成的。可以说，没有新媒介强有力的传播、放大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断章取义，就没有顾彬的轰动性言论，他的文学批评活动或许就会像那些学院批评一样，藏在深闺人未识。(www.xing528.com)

在这里，顾彬作为德国汉学家的身份问题，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是否可信，他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谓的是在作秀或哗众取宠等等，并非我要讨论的重点。我想要说明的是，正是因为他的访谈、会议发言等等去掉了学院批评的学究气，同时，也正是因为他的话语方式体现出了国内学者少有的出位之思、坦率之辞与执著之态，才使他成为新媒介关照的对象。换一个角度加以思考，作为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多年的学者，顾彬并不是不会学院批评，但当他真要出击的时候，他却选用了符合新媒介（如网络批评）特点的思考方式与表达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把最核心的观点传播到了阅读公众那里，也让文学批评发出了这个时代能够发出的最强音。而阅读公众如果对他的观点产生兴趣，尽可以顺藤摸瓜去接近他的学院批评，甚至去阅读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借助于新媒介而进行的文学批评就成了整个文学批评活动中的排头兵。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顾彬的，但顾彬与新媒介的合作毕竟让我们看到了文学批评的力量。如此说来，在新媒介的框架中思考问题，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需要把学院批评变成媒体批评？不是的，我在这里以此为例，不过是想为进一步思考学院批评与媒体批评的关系提供一点思路。

自从1990年代以来有了所谓的“媒体批评”之说后，这种批评便名声不佳，且论者也大都把它放在了与学院批评相对立的位置上。比如，吴俊指出：“媒体批评的弊端在于它的批评初衷并不关心文学的基本价值和利益，而主要着眼于媒体自身的利益需要，并按照媒体的逻辑而非（文学）批评的规范对文学进行阐释和评价。因此，要说它是文学批评，实际上却往往并不与文学相关，至少，它明显缺乏起码的文学批评的学理内涵。”（《通识·偏见·媒体批评》，《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陈晓明认为：“所谓‘媒体批评’，主要是指发在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的那些短小凶悍的批评文字。”它们信口开河，恶语相加，骂你没商量。（《媒体批评：骂你没商量》，《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客观地说，以上二位学者所指出的问题在媒体批评中是大量存在的。而由于媒体批评主要由“新闻场”管辖却不受“文学场”控制，所以它往往追求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轰动效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许多时候，它只是提供了吸引人眼球的信息，却不可能有学院批评似的深度分析。因此，媒体批评被学院派学者所诟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问题是，我们是否想过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学院批评与媒体批评果然就是一种水火不容的关系吗？当媒体批评甚至走向恶俗一路时，学院派批评家是否应该反省自己的失职？而以上问题的回答显然涉及到批评家对新媒介的认识。

在我的印象中，虽然绝大部分学院派批评家并不拒绝对新媒介的使用，但他们对新媒介似都不同程度地怀有某种戒心。比如，他们大都认为学院批评是自己的主业，进行媒体批评是屈尊下驾，有失体统。从学术利益的角度考虑，学院批评在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是论文，是正儿八经的科研成果，它们是自己的安身立命、晋级升迁之本；而媒体批评写了也是白写，它们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其中虽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借用新媒介来拓展自己的批评空间（如开博客等等），但他们显然还不怎么适应新媒介的种种特点，而一旦发生了一些事情，抽身而出或全身而退便成为他们的选择。凡此种种，我们可以说学院派批评家还只是困守着学院批评，却基本上缺席于媒体批评。

媒体批评这块阵地学院派批评家不去占领，媒介文化人（他们是新闻记者、编辑、专栏作者等）就必然会去占领。因此，当媒体批评以今天这种样子呈现在世人面前时，批评家其实也是需要认真反省的。虽然造成媒体批评的问题原因多多，但批评家不屑于与媒体批评为伍显然也是原因之一。他们的缺席一方面使媒体批评缺少了一种理性的声音，另一方面也让媒体批评失去了一种制衡的力量。

但话说回来，即使学院派批评家能够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他们能够写出媒体批评所需要的文字吗？这是我时常感到怀疑的。许多学院派批评家习惯于引经据典、四平八稳式的论文八股体写作，却写不出短小精悍、生气盎然的文字。而用论文体去对付媒体批评一方面显得错位，另一方面也会让那些擅长媒体批评的人贻笑大方。因此，批评家缺席于媒体批评，除了不屑之外，很可能还有不敢、不能和不会等等因素。这样，当批评家没有能力去参与并进而改造媒体批评时，他们剩下的就只有批评、嘲讽和无可奈何的叹息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而我还想进一步指出的是，一个时代同样也应该有一个时代的批评文体；这种新批评文体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又是被新媒介呼唤出来的。可以设想，假如没有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报刊的繁荣，鲁迅是否还会创造并使用杂文这种文体，是大可以存疑的。于是我便想到，我们今天有了电子、数字媒介，发展出一种与这种新媒介成龙配套的批评文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而在我的想像中，让媒体批评（我暂时还想不出更好的说法，姑且用之）成为犀利的前锋，让学院批评与理论装备成为稳固的中场和强大的后防力量，且它们之间能够形成一种行云流水般的传接配合，也许是文学批评在新媒介时代能够有所作为的一条生路。而人为制造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的对峙、紧张关系，或者心安理得地守着学院批评而把媒体批评拱手相让，是很难让文学批评有更大出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