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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问题在战争题材作品中的探讨

时间:2023-12-0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战争题材作品中的“人性”问题□马建辉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以战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走红,在读者与观众中发生了很大影响。这都表明人民在战争中发挥的根本性作用。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当前一些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人性”,是一种对人性的认识,是一种人性观,而非真实的人性。这就把侵略战争说成是战争和所谓的“人性”的对立和较量,而不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不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对抗。

人性问题在战争题材作品中的探讨

战争题材作品中的“人性”问题

□马建辉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以战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走红,在读者与观众中发生了很大影响。这些文艺作品大多是优秀的,用崭新的艺术形式表现了战争的本质,塑造了人民战士的英雄形象,以及战争岁月一代新人的信仰、理想和追求。但也有少数作品,专以对激战场面和人性的“特写”为重心,并力图使这种“特写”“纯粹化”。这样的倾向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以强烈刺激的心理或视觉(对影视文艺作品而言)冲击,维持了一种感性的直观,从而阻断了读者或观众朝向本质展开思考的可能;二是以抽象的“人性”为主导,放大了一种虚假的个人,使文艺作品中真正的历史性元素被扭曲或被遮蔽。这类作品数量虽少,但由于其成功的商业性操作,造成的影响很大很广泛,因此其特征值得我们关注和分析。

背景的隐匿和省略

就当前的创作实际来看,文艺作品表现战争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深度模式,以这种模式展开的战争表现往往有着丰富的背景和本质性层面的揭示;一种是有限直观模式,把战争孤立为一场场厮杀,隐匿或省略背景,拒绝本质层面的意义展示。比如,表现抗日战争,揭示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所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国家的固有矛盾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揭示战争中中日双方反侵略的正义性与侵略的非正义性,就是深度模式的表现。而不表现这些背景和实质,直接展现战争中某个被限定的战斗场景,使人只有血腥、暴力之战争直观和感受,而无直抵本质的深长理性之思,就是有限直观模式。

我们知道,战争是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人类社会只有进步到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和“国家消亡”的时候,战争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就是战争的本质所在。战争题材文艺作品的深刻程度就表现在对这一本质的接近程度上。而要有效地接近本质,战争背景的展示和挖掘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对我国现代的反侵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挖掘时代的、经济的、民族的、阶级的、政治的宏大背景,就无法看清战争的根源及其本来面目;这两场战争都是人民战争,没有人民性背景的表现,不揭示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那种或自发或自觉的支援行动和向背态度,同样不能触摸到战争的深层部位获得真实的历史感觉

以深度模式去探索战争的本质,离不开唯物史观。在传统的(或者说经典的)革命战争题材文艺作品中,人民群众是作为战争的重要背景和重要力量出现的。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还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陈毅也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都表明人民在战争中发挥的根本性作用。当前一些表现现代革命战争的文艺作品,却忽视了人民这个背景,孤立地来表现战斗场面。至于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战争会产生什么影响,人们对战争双方有着怎样的评价,等等,则一概搁置不论。可以说,重视战争中的人民群众的要素,重视民心向背得失,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体现。失去了人民性的背景,被凸显的就是个体;推动战争进程的力量就不是作为群体的人民群众,而是个体的能力和智慧。这显然是脱离人民大众的个人主义观念。凸显个人,隐匿大众,凸显表象,遮蔽本质,这就无法使人们真正认识到战争带给我们的深刻历史启示。

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一封信中认为“戏剧的未来”在于“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558页)。这不仅是“戏剧的未来”,也是其它文学作品的未来。较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莎士比亚剧作的生动性和丰富性,都要靠有着丰富的本质性蕴涵的背景来显示。而在这些方面,当前有些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可以说是大大地退步了,它们孤立地、片面地、“特写式”地表现战争表象,消解思考的深度和整体历史内容,更谈不上情节的生动与丰富。

“人性”观的扭曲和膨胀

人性是伦理观的范畴,而非历史观的范畴,人性是历史地形成的,可以用历史观来解释人性,而不能以人性观来说明历史。当前一些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常常存在着某种支配性的抽象性普遍观念,比如抽象人性论,在其主导下把现实的人表现为抽象的人,把现实的人性表现为抽象的人性,使人或人性隶属于观念。“个人的这种发展是在历史地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生存条件下产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中产生的,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展,当然就很容易设想,在这些个人中,类或人得到了发展,或者这些个人发展了人;这样设想,是对历史的莫大侮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战争题材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拯救,靠什么来拯救呢?一些创作者把目光转向了观念化的个人或个人的抽象人性——无论是拯救他人,还是自我拯救,观念化的个人或个人的抽象人性都发挥着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作用。所谓的“人性”在这里不再是历史的派生物,而成了历史的推动者和历史的主宰,用这种观念来诠释历史,无疑也是“对历史的莫大侮辱”。(www.xing528.com)

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当前一些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人性”,是一种对人性的认识,是一种人性观,而非真实的人性。创作者把自己的“人性”观念当作标签,粘贴到作品人物身上。比如把残暴屠城的侵略者表现为普通人,展示其中个人的善良、怜悯、怀乡等所谓的“人性”特征,表现个人的“人性”在战争机器控制下的抗争和抵制。这就把侵略战争说成是战争和所谓的“人性”的对立和较量,而不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不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对抗。这显然是创作者“人性”观的无度膨胀,它严重遮蔽、歪曲了战争的本质,使历史真实陷于空幻的想像。

当创作者的“人性”观,成为坚执的表现核心,其作品必然成为“传声筒”,其生动性、丰富性和深刻性就必然被消解。这种“人性”观把“人性”同社会、同国家、同人的历史和环境剥离开来;把“人性”打扮成人所固有的,没有时空的分野,也没有阶级的差异。在这些作者看来,这种“人性”观就是一种力量,是他们力图以之改写特定“历史说教”的思想武器,是主人公从战争中获救的惟一路径。而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人性是不同社会关系的人格化,它总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与社会、国家相脱离的“纯粹的”人性是不存在的,所以,上述那种“人性”观就是一种扭曲的形式,是一种虚假意识形态形式,是创作者的虚幻想像,是与唯物史观背道而驰的。

恩格斯曾称赞过这样的文艺形象塑造,他说,“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8页)。对人性的真实描写也应如此,忽视甚或无视社会环境和历史潮流,“人性”就会单薄、脆弱、虚幻、失真;当前一些战争题材文艺作品中的“人性”观的扭曲和膨胀,一方面使真实的历史场景虚无化、抽象化,另一方面也为虚假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提供了艺术的张扬方式。

内涵的抽象和同化

一个日军侵华战争题材电影的导演说,他要讲述的,不是单纯的施暴者和受暴者之间的故事,而是两个民族的共同灾难。一个国内革命战争题材作品的评论者说,该作品表达了一种新的战争观,一场战争,对所有参与者来说,均是两败俱伤;任何战争都是全人类的灾难,没有所谓的“战争胜利者”。这些混淆战争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混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立场、混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差异的倾向,表现出的是一种战争内涵的抽象和同化趋势。上面述及的“背景省略”和“‘人性’观膨胀”都是对战争内涵进行抽象和同化的手段与形式。

有着丰富的本质性蕴涵的战争背景,是区别战争内涵的基本参照,背景的省略和战争性质探询的缺位,直接使战争抽象化了,这就为同化战争内涵扫清了道路。这样,比如侵略者和抵抗者就失去了分别,在战场上都是凶残的;反对战争,就是不仅反对侵略者的凶残,同样也反对抵抗者的凶残。内涵被抽象化以后,艺术就只赞同一种抵抗——“人性”的抵抗了;同时,战争内涵的抽象和同化也直接为“人性”的抵抗提供了空间:对抗只是战争与人性相对抗,而非战争双方的对抗。

战争内涵的抽象和同化使传统意义上的价值认知被解构。这表现为有的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在描述人民革命战争时,只是一般性地展示战争场面的残酷,拒绝表现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人民立场的特定价值倾向,把战争和牺牲都描写成所谓“中性”的、“纯客观”的表象事实,而不去深入挖掘事实的性质,不去关注战争的人心向背、正义与否,不讲牺牲的价值意义,把人民革命战争为社会进步而战、为人民解放而战的正义性和崇高性都虚无化了。

在我国革命战争年代,为了救亡图存,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理想的社会,慷慨赴死的烈士们是代表了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的核心本质的。而在一些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却以所谓“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名义,把“泰山之重”等同于“鸿毛之轻”,甚至热衷于挖掘“鸿毛之重”和“泰山之轻”,把烈士牺牲表现为笑剧和闹剧。还有作品热衷于表现抽象的“死亡意识”和“本能意识”,不论什么样的人,崇高的还是卑劣的,英雄还是叛徒,勇士还是懦夫,在面对死亡时都是“平等”的(当然是抽象的平等),在死亡面前,所有的道德和价值区分都毫无意义。所有这些都既是对历史和人性的抽象表现,也是对革命价值传统的扭曲和颠覆。战争内涵的抽象和同化,解构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化”和“具体化”的要求、正是唯物史观的要求。众所周知,人民共和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民战争打下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是人民共和国得以建立的重要和必要前提,也是其合法性的根基,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对这两场战争的正确认识和评价,不容任何形式的扭曲和否定。

恩格斯在称赞德国优秀画家许布纳尔一幅画的宣传作用时说:“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9页。这幅画描绘的是一群向厂主交纳亚麻布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画面异常生动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望的贫困作了鲜明对比)。在当今的日益发达的新媒体传播时代,一部文艺作品的影响力或宣传作用可想而知,这就要求我们应更加关注和重视文艺作品所传达的思想内容,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更加增强张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使我们的文艺能够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好、更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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