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人与匈奴人：亚洲游牧民族的历史斗争

匈人与匈奴人

韩百诗

在近3000年（可能还会更早）期间，欧亚大陆历史中的明显特点，便是高地亚洲诸游牧民族，曾无情地与栖身于附近的定居民族集团进行斗争。游牧部族屡屡依靠自己的军事组织发动入侵，并多次似乎取得了胜利，但他们最终都要失败。因为他们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经不起那些技术先进得多的文明的攻击与竞争。

在那些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游牧部族中，我们西方所称为“匈人”（Huns）的那个民族集团，与被中国人称为“匈奴”（公元1世纪左右）的那个族具有亲缘关系。匈人继承了印欧游牧集团，称霸于高地亚洲，然后又统治了一直延伸到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流域的大草原。该部族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提出了许多现在仍在继续寻求解决的问题。他们的起源如何？其语言属于何种语系？西方所说的“匈人”是否真正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匈奴人”呢？或者匈人是否仅是组成匈奴部落联盟的成员之一或组成部分呢？以上就是现在提出的某些实质性的问题，目前人们尚只能假设性地作出一些回答。在进行深入探讨之前，我们有必要总结一下自己可以掌握的某些可靠史料。

我们可以获得资料的有关汉文载籍，都是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4世纪之间写成的，即取材于其中有关占据高地亚洲的游牧民族的卷章。至于迁移到西亚草原的那一翼匈奴人的情况，汉人从公元1世纪起就再也不知其行踪了。因此，我们掌握着有关这些部族近1000年的资料。但这些部族的名字对音却变幻不定，因而其复原名称也会各有不同，虽然我们可以把它们看做是在10个世纪之历史长河中，于发音上有变化的同一个名称。

人们认为位于中国山西以北和陕西西北的辽阔地区，在古代曾被游牧部族占据过，此辖地完全与后来被匈奴占据的地盘相吻合。许多文献都提到了这些部族。《孟子》曾提到过“獯粥”，它很可能非常古老。虽然司马迁对此记载过分武断，因为他将之断代为神话帝尧的时代。司马迁同时还以“猃狁”这种对音形式来称呼它，我们在《诗经》中有时还会遇到其不同的对音词“狁”，在古代青铜器碑铭中的写法也颇为相似。中国大学者王国维研究过所有这些对音写法，他希望将同一时代，用以指汉人称之为“昆胡”的北方各部族的对音名称，进行比较。所有这些名字在古代都可能是指晚期被称为“匈奴”的那些部族。但我们很难确切地作出定论，因为现在对古汉语发音的复原，仅仅能从理论上着手进行。

“匈奴”一名出现得较晚，即公元前数世纪的时代，当时用以指一个游牧居民集团。中国中原人同样也把他们置于山西以北和陕西的西北，因而也就是形成今日的内蒙古地区。这些在酋长们的统治下的各部，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汗国，从今之朝鲜一直延伸到西西伯利亚的边缘。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们所知道的主要是这些酋长与中国天朝皇帝们的关系。我们当时所发现的情况是他们形成了一个游牧国家，包括了整个草原地区。他们经过不同的遭遇之后，在汉人的攻击下终于在公元初年前后内附了。最后又导致了分裂。一部分匈奴人承认自己是天朝的附庸，另一部分则西迁。西迁一支又逐渐于公元前40年左右形成了一个新的游牧国家，位于阿尔泰山和咸海之间，由一位坚强的酋长统领。汉朝政府精心策划的一次远征，于公元前36年战胜了他们，其首领郅支受俘之后又遭斩首（可能为公元前35年）。匈奴人的最后一个汗国，在未能获得巩固之前就灭亡了。

一直到公元375年左右，对于匈奴人西翼诸部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在此期间，托勒密于公元150年撰写其舆地书时，也提到了栖身于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某些部族，叫做Xouvol，它可能是一个衍名。后来，此名便以各种与此近似程度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西方作家们的著作中。另外，在比较晚期的东方史料中，也以各种形式提到了该部。如于阗文中用Hūna来指西域的游牧部族，梵文中用Hūna来指厌哒人，亚美尼亚文中用Honk来指某些可能属于匈人部族的居民。在某位居住于Saragh（洛阳，中国北部西晋王朝的京师）的粟特商人，在致一位西方使者的信中，此名又在粟特文中以Xwn的形式出现了。那位粟特人在信中谈到了这些匈人（Xwn=Xun）于公元313年对天朝洛阳京师的征服。阿尔泰姆认为可以把这一史料看做是匈奴人即等于匈人的证据，但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书札的作者完全知道“匈奴”一名可能是用来指东亚的游牧居民，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匈人颇为相似。事实上，所有这些名称似乎都用以指各种其实与阿提拉（Attila）的匈人没有任何关系，或者关系甚疏远的那些部族。

无论如何，西方人所说的匈人，突然于公元375年左右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在自己首领拉米尔或巴拉姆贝的率领下入侵了今俄罗斯南部。匈人在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之后，其各部全部定居在这一地区，首先战胜了高加索北部草原上的阿兰人（奄蔡人），然后又击溃了居住在第聂伯河以西的东哥特人。东哥特人中的大部分归降了匈人，其余的则投奔了西哥特人。他们然后又于公元376年入侵罗马帝国。阿兰人的某些分支继续西迁，归附了西日耳曼人。西日耳曼人在匈人的压力下也动摇了，而诸如格庇德人那样的部族则归附了匈人。匈人于公元405年左右才定居在匈牙利平原上，匈人帝国便形成了。到了434年左右，阿提拉成为其君长。该帝国可能一直继续存在到他去世为止，即公元453年。匈人在454年被日耳曼人击败以后，又返回了俄罗斯南部。

这就是我们所掌握的历史事实。汉文史料在十个半世纪中，相继记载过“獯粥”、“狁”、“猃狁”和“匈奴”等，但从来没有提到过像“浑”那样的名称。除非是我们将此看做是“昆胡”的古老形式，或者是指晚期回鹘人部落联盟中的一个部族“浑”。“西方”史料中所讲的则是Hunn和Huna等等。这一名称代表着一个单音节词，但它似乎只与汉人所使用的名称（如果确是有这样一个名称的话）具有远祖关系。

对阿提拉和匈人的追忆一直是西方诸民族中富有生命力的概念，古中世纪的作家们用“匈人”一名指阿瓦尔人和匈牙利人。当匈牙利人在多瑙河平原定居之后，他们的史学家们便自称是“匈人”的后裔。15世纪的约翰·德·杜洛兹曾写了一部“阿提拉之后”各位匈牙利国王的历史。早从12世纪起，科利尤斯·朱宛库斯便写了一部阿提拉传。

如果说，阿提拉是这些人研究之对象的话，那么匈人问题本身也引出了许多著作。安东尼·本菲尼尤斯写了一部匈牙利史，他认为匈牙利人是匈人的后裔。在17世纪时，弗朗瓦·奥特罗科西发表了一部叫做《匈牙利人的起源》的书，书中也认为匈人于匈牙利的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18世纪初叶，许多学者都针对这一问题大书特书，他们都在极力澄清匈牙利人的历史及其族源。约瑟夫·英诺森·德赛里茨的《匈牙利史》，又挑起了有关匈牙利人起源的辩论。恰恰在这个时代，德经的一部巨著却彻底改变了人们过去对匈人的全部所知。

德经在他于1756—1758年间出版的《匈奴、突厥和蒙古通史》第1卷第2册，第13页中写道：“在陕西、山西和北直隶省的北疆以北，过去曾居住有一个著名的民族，它产生了被我们后来称为匈奴、突厥、蒙古和鞑靼等民族。商代国王称此地区为‘鬼方’，而周代国王则又称之为‘猃狁’，最后汉代皇帝又称之为‘匈奴’。这是被汉人读讹的一个名称，我们至今同样仍不知其真正发音，但肯定是由它而产生了Huns或Hunni等名称。由于这些民族入侵了欧洲，所以在那里也变得著名起来了。”德经此书中对匈人与匈奴人进行了比较，直到近代，西方专家们的著作也均出自此书。

一直到近几年来，对匈人和匈奴之间关系的问题的研究，仍仅仅根据文献进行。只是到了近20年来，相继在西方、南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以南和万里长城附近，都有了新的考古发掘。这些新发现从考古学，甚至从民族学角度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改变这了这一问题的面貌。但尽管取得了所有这些新成果，但这一问题仍远未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

很明显，汉学家们接触由匈奴人所提出的问题，是为了试图说明该民族名称的真实含义、其语言是什么、可以将之归于哪一个民族集团，以及他们的历史和物质文明如何。同时，西方的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也在探讨有关匈人的同类问题。

触及这一问题的大部分汉学家们，有的在研究匈奴人与中国天朝之间的关系，有的在研究匈人和匈奴之间可能会存在的关系。雅金甫·比丘林首先翻译了某些非常重要的资料，囊括了有关匈奴人的主要文献。格罗特继比丘林之后也从事了这项工作，还有些人在汉文有关“西域”的文献中寻求补充资料。另外，其他一些人也在试图研究匈奴人的语言和生活地区之后，触及到匈奴的族源和发祥问题，其目的是为了探溯高地亚洲游牧民族或欧亚大陆北部所有居民的文明。

此外，古典史学家们汇集了希腊文和拉丁文文献中得以保存下来的一切有关匈人的文献。其分类归纳最为得体的资料，见诸基斯林在保罗—维索瓦的《真实的百科全书》第8卷第2591页以下的论述；大量有关匈人与罗马帝国之间关系的著作也逐渐问世；从1856年起，阿米德·蒂埃里就根据丰富的文献，写成了一部有关阿提拉生平的史著；其他研究者们则研究匈人在大规模向西入侵中所起的作用。

东欧的许多学者都试图探讨，在匈人和其他某些似乎源出于该族的民族之间存在的关系，匈人曾在数世纪期间占据了伏尔加河流域、俄罗斯南部和匈牙利。除了俄国人之外，匈牙利人也写了许多研究他们与匈人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关系的著作。

现在问题是不能再仅仅停留于文献上了。在苏联和中国领土上所从事的考古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解释该问题的实质。

由于难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证明这两个集团的统一性，所以我们也可能应通过对他们的语言残余的探讨来论证。因为这些语言残余被认为是真实可靠的。我们同时还可以通过对人体遗骸，尤其是通过对考古文献的研究，来证明匈人和匈奴人属于同一个民族集团，或者是他们的族源不同。近30多年来，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们都在试图比较新近发现的成果。

白鸟库吉后来倾向于认为匈奴人操蒙语。而在此之前，他却认为匈奴人掌握有一种近似突厥语的语言。伯希和根据汉文对音名称所作的语言分类，则认为匈奴更可能是一个突厥民族。他曾这样写道：“匈奴、Huns和Hūna这些名称是否是三种彼此之间毫不相干的民族之称呼呢？从推理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有人试图把汉文史料中以对音保存下来的一些所谓“匈奴”语术语复原。自从雷慕沙以来的许多专家，也都曾试图复原保存在《晋书》中的一句用几个“匈奴”字对音的著名句子，但其结果丝毫不能令人满意。伯希和在研究“腾格里”（Tngri，意为“天”，这是仅有的几个其复原可以肯定的字，后来在阿尔泰语系中也延存下来了）的时候，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事实上，这个出现最早的阿尔泰语言的词，并非源出阿尔泰语，而是代表一个非常古老的借鉴词”。

面对这样的形式，匈牙利学者李盖提又研究了另一个在匈奴语中指靴子的对音字，我们似乎可以将之复原为Sadaq，他在研究这个伯希和已经成功复原的字的时候，徒劳无益地在阿尔泰语系中，寻求一个可以与此进行比较的字。在此之后，他在叶尼塞河流域的奥斯加克语或科特语（这种语言现在还有2000多人使用，但至今尚未将它归于任何语系）中，得到了一个可以与此进行比较的字Sāgdi，它现在尚具同一词义。

早在1945年，马因森—霍尔芬就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在匈人和匈奴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他指出匈奴人可能与吐火罗人和伊朗人有关系。他特别强调了以下事实：“在冒顿大单于辽阔的汗国疆域中，毫无疑问地同样还生活有古西伯利亚人，即今叶尼塞河流域的科特人或奥斯加克人，他们现在就是这样地被人称呼的。对汉语对音保存下来的某些匈奴词，完全可能是借鉴自古科特语。”(www.xing528.com)

因此，这种假设获得了证实。但至今仍仅有一个字，我们无法得知其他字是否可以与某种阿尔泰语或某种古西伯利亚语相比较。事实上，匈奴人的部落联盟可能是一个民族集合体，他们聚集了各种起源不同的集团。其中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可能是一种古西伯利亚语，而叶尼塞河流域的奥斯加克语正源出于此。所以，现在应该坚持李盖提谨慎的结论。他曾写道：“我认为，在匈奴语中，没有任何妨碍人可以认为，存在着一个归根结蒂能够与叶尼塞河流域的奥斯加克语词组相联系的文明字。当然，如果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某匈奴语正如我所倾向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古亚洲语言，完全属于叶尼塞河语一类，那尚为时过早。毋庸置疑，古亚洲语言本身也曾向其他语言借鉴了某些文明词汇，特别是也可能向南西伯利亚的伊朗方言有所借鉴。”我们还可能应对此补充说明，在匈奴语中同样也出现了某些阿尔泰语的成分，但目前尚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这种假设。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匈奴语的残余，那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仍是很贫乏的。我们掌握其词义的唯一一个词，是由朱尔丹提供的，转作写Strava，意为“殡葬”，可以分别用斯拉夫语、哥特语和突厥语来进行解释。“阿提拉”一名本身也成了大量争论的对象。我们在此问题上也可以找到两种解释，其一是用突厥语来解释，其二是用哥特语来解释。至于解释其他字，现在似乎还要冒风险。然而，对于阿提拉亲信中一个人的名称是可以解释的，此人的名字在希腊文和拉丁文史料中分别作Edekon和Idico，我们可以用突厥文dgü来进行解释，意为“好”。该词一直存在到金帐汗国的人名、地名中。它既可能是指一种“突厥”语言，也可能属于相当于一种被称为“公共阿尔泰语”的语言。巴托尔德希望能在匈人的语言中找到一种近似楚瓦什语的方言。因为他曾写道：“历史事实使人猜想到，如果楚瓦什语代表着突厥语发展初期阶段之一，那么匈人的语言也就相当于这同一个阶段。因此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突厥文，也就是说它不是除了楚瓦什和雅库特之外的突厥民族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可能被匈人移植到了西方，其残余根据匈人的直接和间接移用，仍保留在各种语言中，芬兰语中的突厥语成分也包括在内。”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尚需要证实楚瓦什人与匈人的起源的相同性。因此，匈奴语或匈人语言中，没有任何可以使我们在语言领域中得出某种结论的可靠成分。

马恩森—霍尔芬根据各种文献，特别提醒大家注意，根据朱尔丹，尤其是根据阿米安·玛尔塞林的著名描述，匈人是明显的蒙古种人，无胡须，扁鼻梁。汉人则向我们提供了有关匈奴人的非常不同的描述。据《晋书》记载，在赵王杀戮匈奴人的时候，许多汉人同样也被他们的同胞所杀，因为他们不幸长有长鼻子和大胡子，所以也被怀疑为匈奴人。这两种描述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这就说明两种史料所指的并不是同一个民族集团的人，匈人属于蒙古人种一类，而匈奴人则是由某些可能应归于西伯利亚人的成员组成，他们至今尚存在于世。另外，霍去病墓画中有一位战败的匈奴人的形象，曾被霍去病将军的一匹马用马蹄踢倒。这位匈奴人长有浓密的胡须，似乎没有蒙古人那种面型。

考古发掘向我们提供了某些珍贵的资料。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匈奴人的问题上，在形成现今蒙古的辽阔土地上，还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被看做是属于这一集团的可靠证据；至少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某些人体遗骸可以被归为匈奴人。在更靠西部的地区，无论是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还是在阿尔泰山麓和七河地区，对墓葬的发掘证明，在一个过去完全是长头型人居住的地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具有短头型特点的头颅骨。苏联考古学家们认为，从卡拉苏克时代起，即公元前1200—公元前700年间，通过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大量墓葬，便可看到其居民的迅速增加，其中也出现了大量短头型人的成员。在以后一个时代，即塔加尔时代，也就是公元前700—公元前300年，无论是在该地区还是阿尔泰，居民一直在增加。此后从公元前300年起，由于大量长头型居民的涌入，便从叶尼塞河到南西伯利亚之间，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改变了当地居民的概况。其中有些逐渐成了混血儿，其他则在长时期内仍如同古坚昆人一样，保留着自己的面型，但却丧失了自己的语言。

很可能是在非常古老的时代，第一批短头型人的队伍，又由于自中国北部（由于商帝国于公元前20世纪末崩溃）迁来的居民，而得到了加强。这次移民反映在技术改革方面，最后导致了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出现，人们一般把这种艺术称为卡拉苏克和塔加尔艺术。但我们还可以肯定，在西伯利亚森林短头型人迁移的浪潮之前，那些移民未能改变这些地区居民的组成因素。这些居民继续南下，定居在阿尔泰和七河以南的欧洲种居民中，最后于公元初年到达天山以北和巴尔喀什湖草原。事实完全如同伯恩斯坦的考古发掘所证实的那样，它们证明许多古墓葬中都葬有蒙古种人的遗骸。

我们缺乏可以追踪这些居民西迁运动的资料。在花剌子模地区的研究证明，一个短面型居民集团（苏联考古学家们倾向于把他们看做是匈人的先祖）占据了咸海的东北海岸。唯有在匈牙利平原上，人们才会发现某些肯定为匈人的遗迹。已经发掘出的许多墓葬中的人体遗骸，说明他们是短脸型的居民，有时短脸型非常明显，眉弓特别发达，如在莫雄马扎尔古堡。有的人的面貌非常粗犷。

有关匈人和匈奴人问题的考古资料，遍布所有那些被认为是他们曾占据过的地区，但主要是分散在几个大型考古地点。西部地区有许多墓葬被认为可以归于匈人，该地区大致包括中欧和东欧，虽然在法国东部发现的墓葬似乎也应该属于同一类。西域地区一直延伸到阿尔泰山和天山以西，从叶尼塞河一直到咸海。那里的苏联考古学家们，在他们所发掘的建筑物和墓葬中，都发现了作为匈人先祖之居民的遗迹。他们还认为，在那里发现了西迁的匈奴部族的遗迹。最后，在从贝加尔湖和西蒙古，一直到万里长城的东部地区，都曾生活有匈奴人。

匈奴文明发祥的东方地区，包括两个地带：位于长城以西的地带，从鄂尔多斯起一直到南满；巴尔喀什地区，包括在北蒙古的附属地带。现在发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是腰带片、扣钩、带扣和武器等。总而言之，这都是所有那些骑士及其坐骑所使用的金属物品。这些物品都以动物装饰或呈动物形状，最大者都装饰以狩猎场面。同样的装饰图案也出现在贝加尔湖两岸和蒙古诺音乌拉的王公墓中。这些发现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属于动物艺术的范畴，其表现方式扩大到了整个草原地区，甚至是更远的地区，虽然西欧的“野蛮艺术”大部分均属此类。在更为古老的时代，它在中国也对战国时代的艺术有所影响，并且一直延续到汉代和六朝时期（222—583年）。某些汉人式的搭扣中，也装饰有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动物图案。

有人鼓吹匈奴与猃狁并非同一民族等等。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名称，从语音学来看，并不代表同一个原形。某些考古学家，包括高本汉先生在内，他们都不希望把东部地区的动物艺术归于匈奴人，因为匈奴人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据基斯林所言，这种动物艺术则是在塔加尔艺术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也就是公元前8—公元前4世纪之间。

鄂克拉德尼科夫于1949和1950年间，在属于这一地区的一个城堡和属于该城堡的一批建筑物的遗址中，发现了这种文明。该城堡筑于希洛克河和色楞格河的汇合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这种文明很可能是同一个民族的艺术活动，他们有时被称为匈奴和猃狁，有时又以其他名称相称。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他们的那些艺术形象似乎受到了一种狩猎魔术的影响。现在可以提出的唯一一个问题，是可以探讨所有这些发掘物全都属于匈奴人，还是属于在匈奴人时对整个高地亚洲，甚至包括南西伯利亚游牧社会行使霸权时代的附庸？事实上，据我所知，直到目前为止，在那些被认为是由匈奴人居住过的地区，尚没有发掘到一座匈奴墓，唯有在蒙古和贝加尔地区发掘到的一些墓葬中，才有短头型人的残骸，他们似乎是来自西伯利亚森林中的居民。然而，科兹洛夫声称，在诺音乌拉发掘到的头颅为伊朗人，实际上也可能是指匈奴人。因此，这种文明可能会对已归降了匈奴汗国的地区施加了影响。但这些地区却由其他民族居住，完全如同西方匈人情况一样。这似乎也是在贝加尔湖和今北蒙古所出现的情况，完全像在西部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阿尔泰地区一样。

西域是一个各种复杂影响都表现出来的地区。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在很可能是古欧洲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文化之中，又加入了一些其他文化。这些文化首先经过出自西伯利亚森林（可能同样也有来自东亚的）蒙古人的改造，随后又受到了匈奴文明的影响，汉族技术和文化就是通过这种文明表现出来的；同时又在阿契美尼德与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的时代，受到了伊朗和希腊化东方的影响。

事实上，基塞列夫把新石器文化，都称为自公元前30世纪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阿法纳谢夫文化和安德罗诺夫文化，金属在公元前1700和公元前1200年之间出现了。卡拉苏克文化取代了新石器文化，但它与安德罗诺夫文化相迭合，于公元前1200年和公元前700年之间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发展起来了。正是在这个时代，第一批短头型的人出现了，同时冶金业也开始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冶金业的技术仍然很粗糙，工具和武器经受了一场重要变化，以至于人们可以将其中的某些武器与在中国北部发现的商代武器进行比较。艺术也出现了，墓碑中装饰有用钱条勾勒的人头像，武器和首饰中都装饰有新颖的图案，它们形成了最早的“动物”艺术表现形式。卡拉苏克文化同样也在阿尔泰和额济纳河中游地区发展起来了。如果我们联想到来自中国北部的移民在商朝覆亡之后迁至这里，可能也带来了一种技术和新的装饰图案，从而使这一文化得到了疾速发展，最后在公元前700—公元前300年左右达到了塔加尔文化的水准。然而，这种迁移却不能解释叶尼塞河上游和阿尔泰地区居民迅速增加的原因，其中短头型人的数量越来越多了。我们应该承认西伯利亚的大量居民在逐渐向南迁移。

我们发现当时在米努辛斯克的文化（可能也包括卡拉苏克和塔加尔文化，最后是一直延续到公元4世纪的塔克蒂文化）中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原因似乎主要是由于匈奴人的扩张和属于汉族文明的某些亚洲成员的渗入而造成的。事实上，米努辛斯克和阿尔泰文化，似乎是在“动物”艺术繁荣时期中得到了发展，并以一种激烈的和强劲的势头表现了出来。我们发现阿尔泰地区的马匹在此期间开始起巨大作用了，死人要用配备鞍辔的马匹来陪葬。但米努辛斯克和阿尔泰文化后来又经历了深刻变化。我们首先发现以黄金装饰物的形式出现了巨额财富的陪葬，一般是由以镶贴在木器或金属器上的金叶组成的，其原因是由于征服者的一个贵族阶段垄断了财富，以及阿契美尼德帝国借以获得黄金的“黄金之路”的封闭而造成的。这一现象主要是出现在巴祖鲁克和阿尔泰文化之中。但这一事实也伴随以另外两种同样也非常重要的现象：许多蒙古种人的死者都带有陶土面具、马匹则被装饰成驯鹿。这后一种现象无可争议地说明，实行这一礼仪的居民都起源于西伯利亚。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雕刻的木器、马鞍辔的护板和马匹的坠子，它们都裹金或饰以长颈鹿和凤凰一类的神奇动物的形象。以上均可能是由匈奴征服者所带来的艺术形式，其中把中国中原人艺术的影响与阿契美尼德、伊朗以及古希腊的艺术影响融合成一体。这类混合艺术同样也出现在塔克蒂克的艺术中，匈奴人的影响同样也表现在七河流域的文化中。七河文化也获得了同样的发现，尽管当地长头型的古欧洲人要比短头型的居民占优势。短头型的居民继续南下，匈奴人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曾在其中占统治地位。

所以，苏联考古学家们的研究，对以上问题都作了澄清。在1938年和1939年期间，伯恩斯坦在塔拉斯地区对肯郭勒古墓葬进行了发掘，然后又将其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七河流域。他的发掘成果可以使我们把该地区的墓葬分为两大类：肯郭勒和克孜阿尔特的墓葬，都是公元初年的；阿尔帕、阿特巴斯、冲—阿赖、马阿萨和克孜尔屯地区墓葬的时代，均应被断代为公元2世纪到5世纪之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些发掘成果所知甚少。但我们还是发现，大墓中的人体遗骸明显是蒙古人种的，而附近小墓中的遗骸却是欧洲人种的。因为欧洲人种的人所埋葬的，是已归降了自北方而下的征服者的奴隶们的遗体。大墓中有丰富的动物陪葬品，其中包括许多来自汉地的物品。如在同一个时代，于米努辛斯克和阿尔泰地区，主要是发现了一些不对称的弓弩残件，在尾部有典型的加强特点。后来在西方那些被认为是匈人的墓葬中也曾发现过这一切。伯恩斯坦还指出，这种文化对费尔干纳和塔什干地区也产生了影响。他曾希望把那些蒙古种人看做是匈奴人，但这似乎明显是指逐渐自西伯利亚南下的短头型的居民。另外，匈奴人也似乎没有在这片地区留下他们曾居住过的痕迹。在该地区留下明显占领遗迹的并不是匈奴人，而是一些可以被称为“阿尔泰人”的部族。他们可能就是匈人的先祖，其中有些人在该地区一直定居到公元5世纪。

西部地区是很难具体划定的，必须具有阿尔弗尔迪和其他匈牙利考古学家们的那种洞察力，才可以区分属于匈人和萨尔马特人、阿兰人以及西日耳曼人的文化。西部匈人文化的主要特点，是由装饰风格的不同（这种风格追求一种非常简单的几何图案）和镶石的粗糙排列构成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成分，是在已形成的不对称弓弩的两端，用骨头加强和某些种类的大青铜鼎。

几何风格的装饰图案，早在阿尔泰的库尔干人中就已经出现了。例如，在锡波地区，伯恩斯坦在肯郭勒的房间中就已经发现了镶嵌石头的不规则布局。那些两端经过加固的不对称弓弩，在中欧，甚至是西部的马延都曾发现过。在伊拉克的北部，肯郭勒和吐鲁番以西、额济纳河流域、罗布泊沙漠和蒙古，也曾发现过它们。这种武器也可能出自高地亚洲，蒙古地区最为古老的考古点的时间，也不会超过公元前2世纪，也就是在匈奴人大举扩张的时代。当时的阿尔泰诸部族已经占据了从满洲边界到被西伯利亚森林所环绕的阿尔泰地区。至于带有蘑菇形把手的青铜鼎，它们大都是在多瑙河谷地、伏尔加河流域，一直到彼尔姆，同时也包括在米努辛斯克、阿尔泰和北蒙古地区发掘到的。匈牙利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些青铜鼎原出于阿尔泰，马恩森—霍尔芬带有某种犹豫地赞同了这种观点。卡尔·杰特玛尔则认为是更靠东部的某个地区，因为在那种颇像蘑菇的圆形把手，与我们在汉地青铜器中遇到的类似把手很相似。然而，我们可以认为阿尔泰和米努辛斯克地区，形成了这些鼎分布的中心。因为如果汉族影响在那里表现出来，也绝非不可能，正如在卡拉苏克和塔加尔发现的文物所证实的那样。

因此，我们发现三个地区之间的统一性。虽然由于缺乏某些地区的资料，而使这种观点尚不太明确。但这三个地区中都曾生活有匈人和匈奴人。但这种统一主要是一个文明整体，这两个民族也可能有所不同。如果考虑到由于匈奴人在叶尼塞河与咸海之间广大地区的影响，而造成的与匈人的共同成分，那么我们似乎更可以肯定，在这后一些地区与欧洲之间存在有一个关系比较密切的文明体，这是由于部分匈人西迁的结果。

对于可以在匈人和匈奴人之间搜集的所有资料，现在尚很难进行解释。对于我们尚未掌握汉籍、西域和西方希腊—罗马文献的时代，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仅仅是从欧洲边界到黄河两岸之间的西伯利亚大森林以南，生活有大批古欧洲种的居民，其中长头型的人根据地区而占有不同程度的优势。另一批蒙古种的居民集团（短头型的人占某种程度的优势）生活在欧亚大陆北部的森林中。被汉人以各种名称称呼的那些居民（最后到了公元前3世纪左右，便统称之为匈奴）可能属于第一类。由于与逐渐由北方迁徙而来的短头型居民的混合，故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民族集团。某些晚期的资料可以使我们作出设想，即认为后者南迁的原因既可能是由于气候的恶变，也可能是出于其他为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所致。此外，还有在蒙古诺音乌拉发现的非短头型人类的头颅。唐代的史学家们都曾明显地提到过“黄头室韦”，也就是说具有金黄色头发的人，他们生活在阿穆尔河上游。因此，历史上的匈奴人与匈人仅以混合于其中的蒙古种人而保持较疏远的关系。因为在可以归属于匈奴人的某些罕见的语言成分中，见诸叶尼塞河地区奥斯加克人的词汇中唯有一个字，其复原似乎是肯定的。虽然该部族的发祥尚不大为人所知，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指一个从草原撤退到森林中的民族，他们的人种类型与附近的居民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匈人（我们也仅仅掌握有很少的语言成分）似乎曾操一种阿尔泰语言。

卡拉苏克和塔加尔的文明向我们说明，在那些欧洲类的古居民中，逐渐加入了肯定是来自森林地区的短头型的成员。这种运动类似很晚时在东亚经常发现的那种迁移，正是这种迁移，才使今满洲的通古斯居民向中国中原北部和东蒙古地区缓慢地会集。这很有可能是由于古代中国中原人的成员，在商王朝于公元前20世纪末崩溃时，迁移到了米努辛斯克。但这次迁移（如果确实发生了的话），又由于自北方而下的居民得到了加强，从而进一步改变了叶尼塞河地区的居民成分。这种迁移运动在公元前10世纪期间，仍在整个西伯利亚森林一带继续进行，在缓慢的压力下，导致了印欧居民加快向西迁移，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也是从那里向东欧迁移的。在巴祖鲁克的发掘中，以发现“伪装成驯鹿”的马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论据。这就倾向于证明，本处实际上指起源于西伯利亚的居民，他们放弃了驯鹿文明而在进入草原时采纳了马匹文明。可能正是这些居民，在占领了阿尔泰地区以后，南下进入了巴尔喀什湖，一直到达咸海，从而产生了历史上的匈人。

在此期间，匈奴大汗国是于公元前3世纪创建的，它的扩张曾导致月氏人于公元前177年西迁，正如在此之前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在古匈人的压力下西迁一样。匈奴人和汉人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初年。在匈奴汗国灭亡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前往巴尔喀什湖草原定居，在战胜了印欧居民乌孙人之后，又冲击了自阿尔泰南下并向东欧迁移的匈人。匈人也自称或被视作匈奴人，他们利用了匈奴人的已有名声，完全如同后来沿同一条路线迁移的阿瓦尔人一样。这两种情况事实上完全相同，真正的阿瓦尔人或蠕蠕人被突厥人大量杀戮并被同化于突厥民众之中，这是非常奇怪的。所谓的阿瓦尔人事实上是由发祥于阿尔泰的两个部族组成的，其中之一被称为“浑”（Qun）。完全如同阿瓦尔人一样，人们现在认为他们很可能是古西伯利亚人，但其中又混合了大量的阿尔泰人，匈奴人可能也融合在鲜卑人统治之下的全部居民中。所以郅支的匈奴人在遭中原人分裂之后，又被驱向了北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似乎就是叶尼塞河流域居民的始祖。

（摘译自法国《史学杂志》第200卷，196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