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住宅和高层建筑在古代法国西域史中的重要性

二、地下住宅和高层建筑

根据各个不同的地区，屋顶中央的窗洞起到4种不同的作用。某些住宅仅仅起着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作用，而另一些则同时兼有几种作用，甚至是全部4种作用。这些作用是：

第一：“烟囱”，出烟口，灶恰恰位于下部，房子的中央。

第二：“窗”，阳光的透射口；有时是房中的唯一光源处；有时（似乎在更发达时代），在墙壁上还多了一扇窗或门。

第三：“门”，居民的进出口，用一根带槽的树杆做梯子。有时专供特殊等级的居民使用（男人，男士）。在此情况下，另外备有别的门以供其他居民出入。

第四：“雨水下水洞”，不论乐意与否，它总与住宅中央的集水区（水井、水潭）相通。

在西域和远东地区范围之外，我只能仅局限于指出一些自己在阅读时偶然发现的零星资料。这些相似之处不能始终都以移居或相互影响来解释，而往往只有以各民族都独立地发现了这一解决办法的观点，方能来解释清楚。所以，我们在苏丹发现了大量典型的满洲和西伯利亚海岸的住宅特征。在那里冬季使用地下住宅，而棚子和活动房屋则用于夏季迁移。在满洲地区和汉文古籍中都出现了同样的季节性形态学行为。地窟有两个入口，一个通过倾斜面，专供妇女用；另一个通过竖井，专供男人用。这第2个“门”最经常的是通过一块带槽的普通树干而使用的。这完全是科里亚克人的惯例。这些洞穴常常呈十字形，带有小耳室。这就是明堂和大皇陵的布局。地面上的草屋通常是和洞穴连接在一起的（这种房子越来越大，直到地下住宅成为一个简单的洞穴为止）。地下部分当时就由妇女和牲畜占据，而上面的草房则由家长居住。这种等级和对立观念（阳—阴，上—下）与拔地而起的房屋和地下室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类观念在远东地区极为流行（请参阅马尔蒂尼翁《以地下庇护所而闻名的建筑物之用途》，载1941—1942年历史和科学著作委员会的《考古学报》，巴黎，1944年版，第559—567页）。如此的巧合，更促使我们去寻求确定某些相同的现象，而不是影响。

在西方，我们所记载到的，除了罗马式建筑中的天井—中庭—受雨天井（承水池）之外，还有古代印欧人的住宅及古代瓮式建筑。屋顶的中央洞口在这些房子中是用作烟囱和窗子的［希腊文：Lapnodoké；俄文：dīmvolσk，象征一古翁，请参阅O·斯拉德尔的《古代印欧—德文辞汇》第2版，1917—1923年，请参阅Dach（房顶），Haus（住房），Fenster（窗口）等条目，第180页］。在4000—3000年前间和被称为克尔特人时代的花剌子模新石器文化时代时，就有用木头和灯芯草建造的一种很大的房子（24×17米）的先例。其结构形为蛋形，主要骨架是由成同心圆状的三行柱子组成，其中心为主灶。由两行柱子环绕的一个狭口从进口直通灶间，就如同半坡汉族式房屋一样（参看本人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在入口的右面和主灶的后面，放置着许多厨灶。屋得重建过，以在主灶之上留下一个烟囱洞。考古学者们从安达曼群岛上的普通房屋中得到启发，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房屋与他们所发现的那种最为相近。毫无疑问，中心炉灶神是神圣的，似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活动厨房灶有别。

我们在高加索地区发现了与西藏的现象最为接近的内容：城堡式房屋，塔式住宅（奥谢金人），平地拔起的主体住宅中央留门（格鲁吉亚语：darbazi；奥谢金语：rdoyani sakli；屋顶洞，格鲁吉亚语：gvirgini；奥谢金语：rdo），房子的三侧通常埋入地下，梯子由开槽树干制成。炉灶在中央，恰恰位于屋顶洞的下面（M.I.尚迪埃和G.I.列扎娃的《格鲁吉亚房屋建筑术》，莫斯科，1940年版，第39—45页）。

勒苛克已经把在西域地区的石窟和宗教寺庙中发现的，与一个突出屋（洞）顶相连的各种不同形状的顶洞，与兴都库什和帕米尔等地的房屋作了比较（《中亚艺术和文化史画册》，柏林，1925年版，第31—32页，插图第238、240—241页；第101页，插图，第238页（亚美尼亚），第244页（敦煌））。日本的考古学者把敦煌模仿这些顶洞的，有时其风格颇为相似的雕刻或绘画的洞顶叫做“天井”（他们把同一词汇也运用于朝鲜的同一类型陵墓的顶壁），他们在此问题上的根据可以追溯到汉代。我将于下文谈到中央藻井洞顶的中国传统。实际上，这些洞中的汉文题词也把洞顶装饰图案称做“天窗”。在描写汉代宫殿的《鲁灵光殿赋》中，这一同词也指方形洞顶藻井（也叫做“方井”）（公元120—150年左右，《文选》诗句，卷11；请参阅张衡的《西京赋》，同上，卷2）。

汉人把“天窗”这一词汇运用到蒙古帐篷顶洞了（徐亭：《黑鞑事略》，1235—1236年用蒙文撰写；《长春真人西游记》，《国学文库》版，卷下，第101页；西夏人住宅的顶洞汉语对音为“野莽”，参阅《番汉合时掌中珠》，23页；有关辽族的帐篷，请参阅笔者本人发表在《通报》（1939年，第35卷，第12、110—111页）上的《辽志》译文）。《元朝秘史》也使用此词来翻译蒙文erüge［第21节，伯希和译本，第123页；在《元史》（第1卷，第1页）中也相同］。其实，该词及其不同的方言变化形式确实一般均指帐篷顶部作烟囱用的洞（rk藜，rk，ürkü；兰司铁《卡尔梅克文辞典》）。科瓦列夫斯基的《蒙—俄—法词典》（第256页）和《四体合璧清文鉴》（卷20，第84页）把蒙文“erüge”译成藏文的“dud-kha”（烟洞）。而且此书也确实指出，该词也用来表示一个家庭单位（一家人，家庭，一户），同时也指客厅。汉译文“天窗”与烟窗一样合适，因为中文“窗”字不仅指窗户，而且还有“烟囱”的意思。在突厥文（tünglük，t觡nük）中也如此，顶洞获名于烟囱，而且指的是整个帐篷，推而广之也指整个家庭（拉德洛夫的《突厥方言词典》）。

相反的，一个藏文词组则含有透射阳光及与天相连的意思。常用的词组是dkar-khun（白色洞）或skar-khu（星洞）。两字发音相同（拉萨方言为karkung；而安多方言为karkhung），典籍中对这两种缀字法犹豫不定。该词最终仅仅具有门窗的含义。但第一个词的意义恰恰就如同德格丹在一部词典中的解释一样（第20和47页）：“用以透光、排烟和供出入的顶洞”。对另一个罕见而又重要的同义词，他也给出了同样的定义：gnam-g-yan（天运，同上书，第919页）和gnam-sgo（天门，同上书，第569页）。这些词组中的第二个gnam-sgo（天门）早在《米拉日巴》的诗歌中就已经出现了（mGur-'bum，北京版，第293—294页：一个信徒回到了师傅的身边，他首先向“天门”鞠躬，师傅在“天门”上方回答他，然后打开“天门”，让他进来）。与天的联系也表现在另外一系列的词组中。顶洞又被称作dkar-mtho觡，skarmtho觡，sbas-mtho觡，gnam-mtho觡，rgya-mtho觡（德格丹）。“（通过此词）人们可以看到白色、星星、隐蔽物、天空、海岸”。实际上，在所有这些词组中，“mtho觡”（看）这个字就应该写成mtho觡s（其发音完全一样），后者指的是“视野”（就是我们对景色的欣赏，等等）、范围、明亮的空间（词典《贤者之源》正字法，章嘉游戏金刚恰恰把它写成“rgya-mtho觡s”，以表示“祠庙中央的空间”的意思；《戒律节》，第38页）。根据S.CH.达斯的词典来看，mtho觡s或rgya-mtho觡s一方面指天域，另一方面指顶洞（人们可以通过它而出入，看第604页所举的例子），但/ khyams-mtho觡s指的是敞开的内院，即天井，而mtho觡s-kha指的是平顶，它替代了层式高院。Khgams的意思是“庭院”，而kha则是“开口”的意思。贾斯克曾经把这一khyams（庭院）词组与古罗马的庭院作了比较，而科洛支的乔玛把khyams-tho觡s译成impluvium（天井）。贾斯克说：“在许多西藏房屋中，都可以看到一块地方……”实际上，这里也有环绕院子的层式走廊和平顶式阳台。我们看到，就像汉地的中溜一样，天窗及其组成部分指的既是顶洞，同时又指内庭，在西藏的房屋中再现了两次：一次在下面，由住宅所环绕；另一次在上面屋顶上，在主宅的内部。在顶洞与内庭之间的洞，同样也出现在藏—蒙词典中。在《四体合璧清文鉴》中，gur-mtho觡s（帐篷的天窗）一词译成erüge（烟道，卷24，汉文“篷顶”）。而在科瓦列夫斯基的词典中（它转引了某些土著语辞汇），则译成rüg，erüge（庭、顶、房间）。毋庸置疑，正是该词的这种双重意义，才使人们以如下方式确定了西夏房屋的特点：“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闲，以奉鬼神，不敢居，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以求神启，《西夏纪事本末》卷10，第18页；引自《梦溪笔谈》卷18，第4页）。

这里，中心场地（本处是专用于祭祀的）相当于游牧民族的帐篷，以及房屋中的灶和神圣处所占据的地方。

许许多多的旅游者们，已经反反复复地描述过帐篷和房屋的布局。但很是遗憾，全面的描述却是寥寥无几。本文仅仅提供某些零散资料。

蒙古式帐篷：圆形，门朝南开，蓬顶有圆洞以通风排烟。灶在下方，位于中央，一家人围灶而聚（《多桑蒙古史》第1卷，12页）。其中可能有—向屋内迈一步处——一块木地板及中心炉灶，炉灶的烟管伸出帐篷之外（罗埃里格《在中亚路上》，第76页）。古代的蒙古包（13世纪）有一个“狭小通道”，它使人们联想到炉灶的烟管（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人的社会制度》，巴黎，1948年，第50页和W.W.柔克义《卢布鲁克游记》，伦敦，1900年，第54页）。为防止雨水进入蒙古包中，一块毛毡状物覆盖在帐篷顶洞上（与洞的名称相同，科瓦列夫斯基词典，第256页；兰司铁：同上引书）。炉灶是神圣的，标志着一个家庭的团结。继承父权的年纪最小的儿子被称为“火神”（yal-uen）noyan；同样在突厥文中为：od-xan；参阅鲍培发表在《大亚细亚学报》，第2卷上的文章，1925年，第132页；人们设想od-igin（幼子）来自ot-tegin（火神）；参阅科维茨发表在《波兰东方学报》上的文章，第15卷，1949年，第127页）。在突厥文中，“灶”和“火”有着家庭的意思；家长被称为“火主”，维持在灶中之火象征着家庭的长盛不衰（李默德的《突厥斯坦和西藏》，第2卷；D.D.德利因的《高地亚洲科学考察团》，巴黎，1898年，第248页）。我们从上文已经看到，和灶相通的烟囱象征着家庭团结。

蒙古式房屋（在布里雅特蒙古人中，受俄罗斯民族的影响），具有古代八角形风格，门开在正南面的中央；在屋子中央有一块矩形的空旷地，火于其中就地燃烧，四周是稍微加高的地板；烟洞在房顶正中央，恰恰位于灶的上方；屋内没有分隔，除了帘幔之外；中央的炉灶是家人团聚的地方。木板屋顶用土覆盖着，对于一次合乎礼仪的婚事来说，就需要有这样的房子（居尔坦，同上书，第27、35、54、57页）。

在阿尔泰地区，蒙古包普遍是圆形的，圆锥形包顶上竖有一圆锥或圆柱（墙）。从烟囱洞透射进来的阳光也照亮了蒙古包，在下雨时用一块毛毡保护。在富人家中，有一些用木梁支起的蒙古包。在这种情况下，墙壁和篷顶形成了一个八角形，而烟囱洞则配有一个顶子。在蒙古包的中央，于任何情况下都放着一只支着锅子的三脚架（拉德洛夫的《西伯利亚人的迁移》，莱比锡，1884年版，第1卷，第267—271页，插图第5和第6）。在冬季，为了使蒙古包更加暖和，人们用土和雪把蒙古包的竖墙围起来（同上书，第275页）。我将于下文指出，蒙古包这样就可以成为半地下，或者是全部被埋在地下。

西藏式帐篷：方形，炉灶在中央，屋顶洞的中央；在灶的旁边，有一支柱（和灶一样是神圣的）（库内《西藏问题》第2卷，插图1，第47和49页；柔克义《西藏民族学考释》，1895年，第701页；M.赫尔曼《西藏的游牧居民》，第48页的照片；热瓦尔斯基：同上书，第254页）。除了有两根支撑两端的柱子外，中央的柱子似乎只安装在非常巨大的帐篷内，顶洞可以用毡毯覆盖（贡布《西藏人论西藏》，第100页）。

西藏式房屋：这种房子的布局因地区和阶层（穷人或富人）而异，有时候还采用汉族人的建筑术特点。M.赫尔曼神父说，安多地区的农民住房不同于康地的农民住宅。他指出，已经有人把西藏的房屋与兴都库什地区、高加索地区的房子作了比较（由布尚和S·帕萨尔热所从事的研究，同上书，第267页）。我们通过洞顶的专业术语，已经熟悉了一部分房屋的布局。这样就确定了西藏房屋结构的特点，并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即在帐篷和汉族式房屋的组成部分中又加入了层次。

这种房子起码有2层，有的是3层或4层，最后一层便是房顶本身。

住宅底层通常是由一个院子组成，四周环绕以朝该院子开放的建筑，构成了牲畜棚［例如，在西藏的洛萨尔地区（见图齐和海希西《西藏的秘密》，第26页）；在西藏东部的陆合地区，（见尹子文发表在《康导月刊》，第2卷，第4期，第44页的文章）。下面是牲畜，中间是住房，上面是祈祷室；纳西族人的住房也属于同一类型；在德格和打箭炉地区，则下面是牲畜，中间是带有厨房的居民，上面是仓库。（见《康导月刊》，第3卷，第5—7期，第39页和第5卷，第2—3期，第61页）。这与卓尼地区屋顶上有一花园的房屋属于同一类型（见王叔岷发表在《责善半月刊》上的《道州日记》一文，第1卷，第34期，1941年，第15页）。有关云南边疆苦聪族人的牲畜棚、住房和祈祷室，请参阅和永惠发表在《西南边疆》第8期，第71页中的文章。在汉藏走廊羌族人中，其带分栏的牲畜棚院子和住房之屋顶，一部分是顶楼和打谷场，另一部分是神圣的白石块；牲畜棚也当作厕所（见格拉哈呣发表在《中国西部边界研究会会刊》上的《羌族的风俗习惯》第14卷上，1942年，第74—75、83页）］。

有时候，厨房也在底层，烟囱通过二楼楼板上的一个大洞排出去。“不论谁要离开房间，都有跌入此洞的危险”（A.H.弗兰克发表在《宇宙》第73卷，第4页上的文章）。打箭炉地区为我提供资料的人之一也持此说：厨房和灶位于底层的一角，该灶在二楼和屋顶上有一个烟洞，而楼梯则通过另一个洞直达二楼。

然而，大体上来说，炉灶都被置于二楼的公房中央。除了在现代化的房屋中之外，各层楼之间均由一块开槽的树杆作为楼梯连接。我只需摘录几段文字，就足以说明这种情况了。

在汉藏走廊地区的一些不容易进入的河谷地带中，居住着与藏族具有亲缘关系的土著居民，“那里的房屋是三至四层的楼……我们穿过底层的牲畜棚，顺着楼梯，登上了带有大炉灶的‘起居室’。从这里顺着另一条楼梯，走到了有部分盖顶，却没有栏杆的室内平顶（或是打谷场）……每当你身处平顶而又想下楼时，你就必须承受烟熏之苦……在天花板上，通常有一小洞口以排炊烟。”然而，此洞非常不合适，以至于使绝大部分炊烟都从楼梯通道排出去（克楚人，与羌族人语言相亲近。普勒曼：《濠番河流域行记》，载《华西边境研究会学报》第1卷，第21—22页）。

在同一地区（理番附近的杂谷脑）的“蛮子”族（土著居民）贫民的典型房屋“有二个顶，各有一根带深槽的树干做成的梯子抵达，和勒佐地区阿伊奴人的房屋完全一样。这种房子在进门处有一间供男子、母骡及家禽共用的房间，一间内室或厨房，屋中央支高着的灶能照亮整个房子。由于缺乏烟囱，刺鼻的烟雾通过各种渠道散出。在更好的房屋内，屋顶上有一个洞，成了烟雾的一个更为常见的出口。炉灶是全家人聚集之地……”（J.F.比肖夫《扬子江流域及邻近地区》，伦敦，1899年，第413页）。

烟火的考验再加上了水的麻烦。在拉萨的一位贫民家中，一位游人通过26阶木制梯而到达了房顶的房间。该房间由东北角一狭小窗户照亮，上部有一个圆形天窗，在房间的中央，是一只烧着畜粪的小容器。天花板上的洞口，是排放这种燃料产生的大量烟雾的出口。但有一弊处，那就是使你不时地遭受到雪雨的侵袭（桑德伯格：《西藏和西藏人》，伦敦，1906年，第175页）。

在巴塘（藏东）地区，人们给我们描述了最好房子中的一种：房子有真正的楼梯通向高层，取代了惯用的开槽圆木树干楼梯。这种房子呈空心方形，房间设在各侧……栏杆的上方，我们可以向下看到牲畜棚。这一方形建筑没有屋顶，以至于底层牲畜棚中央不能遮土蔽雪。

楼层的一角由一大间厨房占据……另一角则是一根带槽的树杆，置放在一个角落里，用作登上屋顶平台的梯子（吉尔《金沙江》第2卷，第199页）。(www.xing528.com)

主室中央的炉灶是全家人聚集的地方，设有活门的屋顶小院和旁侧的烟囱洞，都已由巴科先生作了描述，并通过照片作了说明（《在西藏边界地区》，第122—124页、140—206页）。

与一进中央院子相通的屋顶洞，同样也保留在寺庙中（参阅施拉金特卫：《西藏佛教》，第121页）。房屋底层作为议事场所（'du-khan）。通过天花板一个洞口，人们可登上覆盖在该大厅之上的平顶（罗埃里格《在中亚路上》，第211页）。所以，许多柱子支撑着一间不受坏天气侵袭大厅的小阁楼。但其中间建筑带透阳光天窗洞的屋顶平台，却保存下来了（F.德·菲利比《西藏纪行，德斯德里行纪》，伦敦，1932年版，第3册，第20卷，第292页）。S.赫梅尔曾经发表过这种建筑的素描图（《西藏艺术史》，莱比锡，1952年版，插图78页，根据巴科所摄照片）。位于被亭阁所环绕的中心空地的“明堂”的“双层屋顶”之相似性非常显眼。

我们已经看到，章嘉洛巴多古的辞典证实了这一寺庙的中心洞（rgyamthos）。《五世达赖喇嘛史》（第26页）也提到了在拉萨的寺庙和宫殿中的这种中心洞。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某些特殊的建筑物中，这一顶洞是仅有的一扇“门”，而且这些建筑物很像一个岩洞或一个球体。这里是指一些“习禅间”（mchams-khan）。它们通常建造在村外，有时也在村子中央。“一种圆形的，用石头堆砌而成的粗糙的棚子……除了屋顶上有个天窗之外，别无其他窗洞”。在其他的地方，人们则利用岩穴（桑德伯格：同上书，第277页），也就是在这种只有一个天窗的小砖棚中，曾经关押过策划反对达赖喇嘛暴动的登杰林寺院的寺主（同上书，第111页）。根据西藏卡林笼地区为我提供资料的一位藏族人认为，这种“习禅间”的顶洞要用纸或白绢盖住。这种隐蔽的房间肯定是模仿岩洞，其地下房屋的特征确实出自《米拉日巴传》中附加的一篇描述（北京木刻版，第18页；巴科译本《米拉日巴传》，第63页）。这里是指一种“强制室”，有三层在地下，一层在地面上（见《青史》一书卷12，第12页；罗列赫译本《青史》，加尔各答版，1943年，第2卷，第428页），则提到“漂亮的地下房子”的建筑物。其中没有告诉我们是怎样从一层楼到另一层楼的，但似乎是通过天花板——地板上的洞口或门洞而移。一个古老时代的故事，可能带有些传奇色彩，但很有特色。其中证实了这样一些经过“天窗”（参看汉文“天窗”）的地下通道。这里是指通向“伏藏”的进路。这就是说，埋藏在地下的经文，待未来的一位圣人发现或发掘之。在一个从前描述过的地方有一块木盖子，人们要把它打开，随即就会发现下面有一“天门”，由另一盖子封闭着。从一个裂缝进入那里，立即会在那里发现，“在天门的方向”，有一扇窗子，毁掉窗子，就会打开一条通光道。在走进去的同时，就看到一个曼答辣。在这个圆圈的下面，另有一个“窗子”，盛有头颅骨。经过一番含糊的描述之后，文中还是提到了石窟中的天门，那里有一绿松石的生命柱子（《国王遗教》第19卷，德格版本，第96页；噶丹寺版本，第68页）。

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描述与汉人对“葫芦形天”的描写很相象，后者指包括数层的天然石窟，由一些所谓“天井”的洞相沟通。这种描述说明，人们具有可以通过一个具有与顶洞同样名称（天门）的翻板活门进入地下建筑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它同样也是值得人们注意的。这种进入地下室的形式的事实，已由16世纪的一种文献所证实。我们从这一文献中发现，国王把和尚藏匿在一间小屋内，一个经过天门的阶梯通向那里，天门修造于御座或床下（国王在夜间听和尚说法）。

在前述例证中，如果指的是特殊的建筑，那么我就应该指出，半地下住宅在西藏不是没有出现过，所采用的处理方法也使人联想起中国西北部的住宅。桑德伯格认为（同上书，第140和145页），一位游牧部落酋长的黑色帐篷（dokpa brog-pa，北方高原人）支在一个宽敞的、挖至地下7—8英尺深的壕沟中，人们通过台阶出入。这类住宅具有冬窝子（dgun-sa）的典型特征。壕沟和在帐篷四周修造的石墙可能是一种御寒保护（这就使人们联想起了传说中的汉地冬季地下室）。另外，某些人居住在开凿在岩壁中，或高原下的地道或小房间中，仍然是为了窝冬。桑德伯格列举了在普兰（藏西；塔克拉卡尔）地区的一个例子。在那里，有一座800英尺高的山，它是酷似蜂窝一般的地下住宅，其中有的家族有屋三层。

因此，地下住宅在西藏已经出现。然而，那里的特点则是高层建筑。大家都熟悉令人赞不绝口的布达拉宫，以及许多其他寺庙和堡塞，它们就是建造在山冈的岩石体上或矗立在很高的地方。对于东部藏区来说，住宅和防御堡塞已由汉代、隋代和唐代的汉文文献著作，在与吐蕃具有亲缘关系的王国和独立民族的问题上，一一指出来了。

居住在四川西部的和汉藏走廊地区的冉龙夷族人，“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100尺，约为25米），为邛笼”（《后汉书》卷116，第11页）。汉族作者似乎把这种建筑与该地区的寒冷气候联系起来了。稍后到了隋代，雅砻江附近的附国（位于今西康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堡塞。然而，这些建筑物的目的都是防御性的。为了防止族间仇杀，他们用石块堆砌成“窝”，以防此祸。这些石头“窝”最高可达约10丈（25米），最低也达5—6丈（50—60尺，约为13米）。每一层都用树干隔开（带槽的树杆用作梯子，可以移开），其房基是一个边长3至4步（15—20尺，约合4—5米）的矩形；上部也是个边长3至4步的四方形（10—15尺，2.50米。均指唐尺）。其形状犹如一个“窣堵波”。在下面，人们通过一小门上楼，接着便进入内室（《北史》卷96，第10页；《隋书》卷83，第8页）。与附国相毗邻的和具有亲缘关系的另一个地区，即女国，也有同样的堡塞。等级状况通过房屋层数的众寡，而表现出来。国王（或王后）居住在高达9层的房屋中，而一般的平民百姓则居住在只有6层的房屋中（《隋书》卷83，第5页；《北史》卷98，第12页）。

这种城堡称作“碉楼”，对于汉藏走廊地区的土著居民（羌、蛮子、西番）来说，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建筑。在晚期（明、清）及现代的汉文记载中，以及欧洲旅行家们的叙述中，证明它们都存在于与古代女国和附国疆域（松潘南部的金川地区，从打箭炉的西部直到理塘地区，弭药或夏拉王国等的范围内）的显然相应的地方。因此，斯托泽（《未研究过的西藏》，莱比锡，1924年版，第108页）指出，在瓦苏族中，有一高达50米，四周以一堵厚墙围绕的防御城堡（在战争期间，牲畜就集在这道围墙内）。人们通过一根带槽树干作梯子，一层一层地登上去（第125—128页；照片：第160、180、317页；参看塔菲尔的《我的西藏旅行》，第2版，1914年，插图第30）。在离此很远的夏拉地区内，人们经常描绘在理塘路上的八角楼（Bagolo；柔克义《蒙古和西藏游记》，第364页的照片，参阅第353页）。

使这些高层建筑具有特色的因素，便是使用石头。在更偏南方和满洲——西伯利亚地区，它们在那些台基柱上加高的房屋（木建筑）中，找到了自己的对应部分。在吐蕃，人们在德格王国的南方地区发现了传统的藏式房屋，与木柱系统是联系在一起的（参看台尔克曼发表在《东藏旅行记》中的照片、插图第42；另一幅在R.考尔巴科的《萨尔温江》一书中的照片，伦敦，1938年，第224页）。作为中国南部和印度支那许多房屋所特有的柱基式高层建筑，也有与宗教相对应的地方。我仅仅是为限制自己的调查研究范围，本文才不再涉及这一问题了。

许多建筑学与宗教学上的现象（部分与西藏的现象相反）在汉地东北地区的毗邻中出现了。从汉代起，汉籍中就在那里指出了一些作法，它们既使人联想起中国古代的房屋，同时也回想到楼层等级原则。在高句丽的马韩人中，“作土室，形如冢，开户在上。不知跪拜，无长幼男女之别”。（《后汉书》卷115，第5页；《三国志·魏》卷30，第22页；《晋书》卷97，第1页）

在北部很远的地方，于西伯利亚海岸处，挹娄族人居住在山上。那里天气异常寒冷，他们长久居住在“洞穴”中（一种地下式房屋）。越是贵族，这些房子挖得越深。那些“大家至接九梯”。人们也饲养猪。茅坑（即猪圈）位于住宅中央，人也就生活在其周围（《后汉书》卷115，第2页；厕：“茅坑”；《魏志》卷30，第7页；混，猪圈）。

“九梯”一词大概可以理解成九张地下梯子，人们可以通过相同的台阶而逐渐攀登。实际上，汉籍稍后不久又向我们描述过，在同一地区有同样布局。由于勿吉族人居住在一块低洼潮湿地区，因而他们垫高地面，并在此开挖“形如冢”的地下居室。一个开口向上，人们用梯子由此出入（他们也饲养猪。《魏书》卷100，第4页；《北史》卷94，第7页）。在室韦族、乌罗候族和靺鞨族人中，情况也如此。对于后者，人们明确地指出了他们陵墓的方式：在挖坑地的上方，人们把树枝堆集其上，并覆盖土（《旧唐书》卷190下，第7页）。在我们这个时代，仍能发现这一做法。中国的注疏者们认为，古代房屋也是用这种技术建造的。

这些古代的汉文记载与现代描述是互相吻合的，不会缺乏人对之进行比较。

在楚克奇族人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双重形态学。察普里卡谈到了冬天的房屋和夏天的帐篷（《西伯利亚的土著居民》，第208页），博格拉斯则提供一些详细情节（发表在《约瑟普北太平洋考察记》中的《楚克奇人》第7卷，第1期，第169—183页）。我们应该把山区的楚克奇人与海边的楚克奇人区别开来。前者有一种圆形的帐篷，其神圣的中心支撑物是由三根圆柱组成的，形成一个三脚架并留下一个朝上开的洞口。入口设置在屋顶，里面隔离出了一间寝室（它随畜群的迁移而搬动）。在冬季则完全相反，人们常常是过窟居生活，居住在冬季房间中，由进口的一间房改成，往往没有门（人们只有掀起一层兽皮入内），主帐篷中有火，一间寝室在后面。

如果说帐篷在这里占优势的话，那么在海滨地区，则还有许多半地下房屋的遗迹（圆形壕沟或平底的冢形）及鲸骨柱。这种房子有两个入口：其一沿着长长的地下走廊出入（只在冬季使用，因为在夏天其间灌满了水）；另一个入口则与内室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开在上方的墙壁中或是伸出地面部分的侧面。这后一种入口用一小块肩胛骨便可以使之自动关闭。这一入口在冬季关闭，只在夏季才被使用。博格拉斯指出，这种情况与科里亚克族人相反（底部通道只在冬季使用，上面洞口在夏天才启用）。在主室的中央搁置着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上面置放有大灯。就在此上方，顶洞内有一鲸脊骨，脊骨洞提供新鲜空气。四角抬高的地板形成了四个平台，代表着四户人家同样多的大寝室。楚克奇族人说，这是由于垃圾的堆积迫使居民迁移，并使他们采用了帐篷。最后，我还应当指出，楚克奇人同样也建造作为贮藏室的地窖。

人们将会注意到，这些古住宅的主室与明堂理论（环绕中心，四间无壁房间，一个覆顶走廊出入口），与布里雅特族人居住的木屋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在科里亚克族人中，我们也应该区别出山区科里亚克人和海滨科里亚克人（约瑟尔松在《约瑟普北太平洋考察记》中发表的《科里亚里人》第2卷，第447—460页，插图60—62，第665页，插图182；附有堪察加人、吉利亚克人、阿伊奴人、阿留申人、爱斯基摩人及印度人房屋的比较，第461—466页）。山区科里亚克人有一种与山地楚克奇人相同类型的帐篷（约瑟尔松从中发现了介于亚洲游牧民族帐篷和爱斯基摩人雪房冰屋之间的一种折中形式，这就是引人注目的海滨科里亚克人的房屋）。

这是一种永久性住房，是半地下室形式的。人们首先挖掘一个深达1—1.5米的圆坑。在这一场地，人们围绕竖在八角上的8根柱子（八角形）建起木板墙，并用土覆盖。中心的4根主柱支撑着四方形的屋顶，该屋顶形状宛如一把“覆伞”，以便用屋顶保护入口不飘进雪花。方顶中央有一个洞，既在冬天作出入口用，同时又当作烟囱用。通向那里的梯子，是用垂直竖在屋中央炉灶旁的带槽树干制成。两者相距如此之近，以至于梯脚被烟熏火烤，覆盖满了炭黑。梯子很光滑，能够顺势滑下，然而上楼，则非常困难，尤其是因为被烟火所熏。此梯是神圣的，它是家庭的保护神，被看做为一位老妪，其面部刻在梯子的上端（素描画，第1，第43；照片，第11）。人们于初冬把它移入家中，给它搽上油并向它念咒语。由此梯而上是男子的特权，那些妇人、小孩及化装成妇女的男萨满们使用另一个没有梯子就可以到达的洞口。此洞没在底下的走廊中，通往主地下室（此洞也作通风之用）。

除了冬天供妇幼上下使用的屋顶洞之外，这一家庭在前壁中还有一扇矮门（面向大海）。此门在夏季供所有人使用；在冬季，它则应关闭，打开它就会造罪。因为夏天是捕鲸季节，此时该门应一直打开，以迎接乱跑来的动物。在夏冬交替期间，有一个鲸鱼节，鲸鱼被杀后，就被认为参观了村庄，然后返回了大海。其头经夏天门而被搬入室内，挂在灶上。鲸回大海，就意味着冬季的开始，同样也标志着人们启用屋顶洞，炉灶变成了祭坛，上面搁置着鲸鱼头及旅游用品。为了把鲸头送出去，人们登上屋顶，抛下绳子以拴住鲸头和行李，提升到上方。继这一节日后，人们便庆祝另一个节日，此时，夏季的旧火已经熄灭，新火已经点燃起来了。人们于是便关闭起夏季使用的侧门，并经过烟囱洞移入梯子（同上书，第66—78页）。当人们煮烧鲸皮时，炉火被看做是大海，浸在其中的皮代表着鲸鱼。于是许多鬼神小塑像守护着炉灶，以防止它不没入水中和不消失在地下，否则就会引起未来整个狩猎季节的结束（同上书，第37页）。

如果人们也把炉灶看做是与大海相连的水洞，那么地下室大门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一些神灵（kalau，人头狗）是经过灶洞，而走出它们所居之地下室并返回那里的（约谢尔松，《科里亚克人》第1卷，第28、121页）；其他的神灵则居住在西面的地上，通过屋顶洞入内，沿梯子而下，尽管有“老妪”——梯子守着这一出入口（同上书，第28、42页）。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这种进入人舍的双重方法，也出现在这些神灵居住的双重形态学中。当地有海滨神灵和山地神灵。遗憾得很，现在尚未曾有人向我们描述过后者的住处。然而，有人称前者的住处有一透光的顶洞，与人所居住的房子相反，此洞不供出入，完成这些功能的恰恰是灶中之火（同上书，第29页）。因此，在这些神灵之中，炉灶就相当于人类中的屋顶洞，一扇门。

对于堪察加人房屋的描述是很含糊的，但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地下通道，一条是供妇人行走的通光道，相当于科里亚克族人过厅的洞，系灶的组成部分（参阅半坡的古代中国房屋）。当火燃烧时，就让它开着以通风，或者是人们把它当作仓库用（约谢尔松，同上书，第461—462页，第464页；普察里卡，同上书，第251页）。此外，这种住宅引人注目之处，还有其季节性的形态。我刚才讲到的地下房屋，仅仅供冬季使用（它在夏天被灌满了水）。人们在夏季居住在一个圆锥形帐篷中，以蓬柱建造在高平台上。从夏季向冬季过渡的标志，是通过安置梯子而另加一道控制板。居民分为两组，二者之一力求通过一棵“桦树”进入冬季地下室中。他们用一根绳子拴在树上，经过屋顶洞，把它拉进屋去（烟囱，可也包括门）。另一组居民则居住在室外，拉住另一根绳子以阻止桦树进入。当然，屋内一组应获得胜利，人们欢呼雀跃（G.W.斯特勒《关于堪察加洞穴的记述》，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版，1774年，第327页，由弗拉译转引，见《金枝》第6册，伦敦，第3版，1933年，第178页）。

吉利亚克族人也有带屋顶洞的地下室，然而，这种洞不再用作出口了（除非在举行仪轨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再有梯子，但过去曾有过。一种宗教性的细节阻止了已消失的一种特别现象（甚至某些北美印第安人也持同样的看法，那里在唯有流行故事中，才谈到屋顶洞）。

北方的阿伊奴人在冬天也居住在地下房屋中，而他们在夏天则在海边捕鱼。他们的仓库建造在桩基式平台上。我们在他们中间仅发现房子和灶（及其女神）之间的密切关系。灶占据着房屋的中央，前者（此词指“模具”）受后者所限制（巴切勒：《阿伊奴人的生活和文化》，东京，1927年版，第167页、282—286页；希切科克《叶佐地区的阿伊奴人》，斯密斯学院，1892年，第451—453页、472页）。

在爱斯基摩人中，他们也熟悉双重季节形态学（夏季住帐篷，分散生活；冬季住房屋，集体生活），但在他们的房屋中，灶和屋顶洞都不存在了，我们只掌握一种具有意义的细节：一条通道经过一个半地下的进口而通向房屋的内室，这个入口开在墙内。然而，在阿拉斯加，这一条走廊却直接通到中心地区。

（耿昇、王耀强译自《亚细亚学报》，1957年，第24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