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西域史学探寻约翰长老传说

约翰长老传说在丝路上的传播

B.于格E.于格

“对于我们称之为约翰长老（Prêtre Jean）的一切，我们根据天主教祭坛的祭祀讲长老，根据公正和诚实的行为则讲国王”。获得重大发现的十字军，一阵风言，使已被伊斯兰教的挺进吓破胆的基督教社会终于放心了：在世界的边缘的某处，有一名令人难以置信的富裕而又强大的君主，也是一名长老，是基督的仆人。其军队即将于某一日前来帮助欧洲，以对抗不信基督的人。在没有100万军队的前提下，约翰长老从不轻率地发兵去作战。

历代教皇、国王和全部居民，都相信这一切。这种拯救是来自西域、印度还是非洲呢？这个神奇的国家是位于吐蕃、撒马儿罕以东、爱尔兰以西，还是尼罗河之源头，这一切均无关紧要，人们于某一天总会到达约翰长老的王国。12世纪时，人们声称该王国在亚洲；14世纪时，又有人认为它在非洲。人们只差一点就会相信它在美洲了。

哥伦布是否即将会见约翰长老呢？某一天，有人在里斯本声称，约翰长老在古里（Calicut）会见了瓦斯科·德·伽马（Vasco de Gama）。情况始终如此，其王国位于天堂的边缘，是一个堡塞和避难地。

“游牧神话”的诞生

这个在地图上旅行的国家，属于整个丝绸之路上“游牧神话”的组成部分。约翰长老国王，他是由中世纪的恐惧情绪而造成的，其国家是一个死亡者的避难地。在4个多世纪期间，其传说经过了事实与核查的考验。它始终在其他地方，在一个更远的地方。它始终为梦幻，是神秘的猜牌赌博的赌家。

当然，还有这类地区的其他例证，恐惧或希望始终赋予它们一些神奇的、相继的和互相竞争的地望。这种信仰会因任何一丝风言，便再生和重新复活，始终遵循信仰在地图册上为它勾勒出的踪迹之游戏。这些具有很大希望的地区于此消失，却在大地另一端伴随着巨大的响动，或以另一种标志而再现。阿特兰提斯洲（Atlantide）、天堂、福琼岛、阿马宗人王国、黄金国（Eldorado）、以色列失踪的十支派，都服从一种无法证实的地理学的相同准则，没有任何人触犯它们，而始终都会有人理解这些规则。

约翰长老的神话传说，以其力度、持续期和复杂性而独树一帜，与众不同。这是丝绸之路故事中的中心大故事之一，也是诸多内容的一种汇聚处，如有关雅朱者人和马朱者人、萨巴人（Saba）人的王后（西王母）、天堂、使徒圣多默在印度、《亚历山大传奇》中的神话传说，或者是有关蒙古人流传的风言等内容。这一切都游移在神话化与神秘化、庄严行为与流言飞语，甚至是恶作剧之间。我们还必须补充说明，这个神话故事从未停止发展。这个根本找不到的王国和从未存在过的君主，却有一部具有不同文本和情节不断化变的历史，也就是必须根据含糊不清的和往往是无法稽考的遗痕，而复原其君主的一生。这个神话传说的起源并非是历史上最明确的一个。为什么是“约翰长老呢”？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名字呢？为什么会有在某处存在一个司铎和武士们的王国（其军队在保卫十字架）之思想呢？

第一条羊肠小道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可以上溯到12世纪。欧洲可能是通过围绕着圣墓（Saint-Sépulcre）朝觐的人，已经风闻到有人谈论一位基督徒君主，其尊号为Zan，它在阿姆哈拉语（Amharique）中意为“国王”或“陛下”，可能正是Jean的讹变，即约翰长老。他是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或者是“王中王”，所罗门（Salomon）和萨巴王后的后裔。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内古斯（Négus，埃塞俄比亚君主的称号），即神话般的君主。埃塞俄比亚自公元4世纪就接受了基督教的归化。其教团与亚历山大港的科普特人（Copte）关系甚笃，并从那里获得了其教理。此外，这种埃塞俄比亚基督教采纳某些特殊礼仪，其中有一些是希伯莱人的。这是由于与法拉沙（Falachas）犹太人接触而造成的，如安息日的休息。伊斯兰教在非洲的推进，使得埃塞俄比亚基督教更进一步地与基督教社会的其余部分隔绝了，以至于欧洲对它已经所知不多了。因此，当时便传来了某些很模糊的风言风语，又受到了那些未被很快地理解的，由埃塞俄比亚朝觐人叙述的故事之哺育。难道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传说故事的一切形态，才往往都强调了约翰长老臣民那皮肤呈黝黑色的特征吗？埃塞俄比亚自古以来就在整体的杜撰故事中，占据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它如同一片奇迹盛行的圣土。

西方的地图学经历了一个混乱时代，对这个梦幻中的国家的定位，只能是大致的。我们不能始终都把它确定在非洲，甚至还经常把它确定在印度。

约翰长老故事的第2个假想的发源地，恰恰正是印度，或者是“印度诸地”（Les Indes）。如果这种表达方式确实只有少许意义的话，那么它就是指超越了已知世界和可能是位于东方（当时的人甚至还讲“非洲的印度”）的任何地方。1122年，教皇加里都斯二世（GalixteⅡ）接见了一名“来自印度”的约翰大主教。我们再也不知道更多的事了。约翰长老的传奇故事同样也在基督教教团中流传开了，基督教教团已在那里立足，并且采纳了聂斯托利异端（景教）。因此，罗马对此一无所知，人们将这些已失踪的基督徒作出了形形色色的想象。但我们还必须作更多的事，才能使约翰长老的传说震撼欧洲。第3种假设向我们提示了该传说的一种西域起源论。

亚洲王国

12世纪初叶，一个已经汉化的蒙古小民族——契丹人（Kitans），统治了北京地区和中国北方。在1116—1122年之间，他们又被金朝人驱逐出去了。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历史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但它却是在欧洲人完全不知的背景下发生的。正如在游牧民族历史上始终都会发生的那样，事态是通过一种台球游戏中的球的作用而交织在一起的：被从这里击退的一个部族，却又以征服数千公里之外的另一个王国的办法，而在那里实施报复。由此而产生了另一个民族的迁移，如此类推。这就是已经发生的情况。一名骁勇的契丹首领耶律大石从北京逃出，创建了距巴尔喀什湖（Balkach）不远的额敏城（Imil）。他夺取了伊塞克湖（Issykoul，热海）、可失哈尔（Kachgar）和于阗（Khotan）诸地，然后便向撒马儿罕和波斯进军。他遇到了统治该地区的塞勒术（塞尔柱，Seldjoukides）突厥人的抵抗。耶律大石于1141年击败了他们，然后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心脏地区创建了一个新帝国。征服者们被称为喀喇契丹人（Kara-Kitais），本意为黑契丹人或黑汉人。耶律大石取帝号为菊儿汗（Gour Khan），即“天下汗”。这一次，其威名已经一直传到了西方。叙利亚主教库布拉的雨格（Hugues de Gabala，伟大的雨格），于1144年将该信息传至罗马。其要害就在于此：一个年轻的帝国使塞勒术突厥人遭到了一次惨重失败，新来者已不再是穆斯林，这可能是攻击伊斯兰教而张开的另一翼。雨格指出，某一位“约翰长老居住在波斯和亚美尼亚以远地区，他既是国王和长老，又是基督徒，不过始终属于景教异端。他可能正在向波斯人和米提亚人（Medes，米太人）的国王发动战争”。事实上，喀喇契丹人大部分都是佛教徒，浸透着中国文化，仅仅宽容基督教，在可失哈耳（喀什噶尔）有一位主教。没有任何因素证明很可能是征服者耶律大石启迪了这个神话故事，此人曾对基督教表示过少许一点同情。但这一切都无关宏旨。

其他的神话传说也对这段历史产生过相互影响。1145年，腓特烈一世（Frédéric Barberousse）的谋臣奥托·德·弗赖辛（Otto de Freising）恢复了库布拉（Gabala），并且断言约翰长老出自麻葛王（祅教国王）。其力气如此之大，以致于能挚起“祖母绿制成的幽灵供像”。奥托是美因茨（Mayence）的主教，也是腓特烈一世反对教皇意图的捍卫者。他作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以在民间传播这个神话故事。在12世纪中叶，就已经有相当多被误解的真实事件和出自各自文化背景的传说，以至于当时人的思想使得约翰长老的存在具有更大的信誉了。“信誉机制”现在可以启动了。为此，则必须有一种属于奥秘意义上的恶作剧，一种巨大的操纵力。

欧洲的大恐怖

这是神话形成的第2个阶段，即使它变得清晰具体的阶段。“在这个时代，即公元1165年，印度国王约翰，曾致多位基督教国家的国王数封令人非常惊讶的书信。”这是当时的一位史学家三泉的奥布里（Aubride Trois-Fontaines）向我们提供的情况。

这些书信确实令人惊讶：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reⅢ）、腓特烈一世皇帝和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uel Comnène），同时收到过这样一封书信。它是以这样的措辞开始的：“朕约翰，通过上帝的力量和天主的意志，而使朕成为长老（司铎），生活在天下的王中王和统治者中的统治者，这是由于道德、财富和权力诸方面的原因。72位国王向朕纳贡。朕的国王主宰着3个印度的法律，朕的王国一直扩展到最遥远的印度之尽头，神圣使徒圣多默的遗骸便在那里陈殓于他长眠的地方。”该国也与巴比伦、巴别塔（Tour Babel）和具有“能支持人类万物”的一个北方之国毗邻而居。我们只等待着去寻找它了。

“你们应该知道，在本国的某个省份，有一片沙漠，其中生活有长角的人，他们在前面只长着一只眼睛，而在背后却长有三四只眼睛。那里也有一些与他们很相似的女子。在我国还有另一种男人，他们唯以男人和女人的生肉为食，丝毫不害怕死亡。当他们之中的一人死亡时，即使是他们父母也罢，他们甚至也不惜将之烹熟而吞噬之。他们认为人肉吃起来很美味，也很自然，而且还是为了赎其罪孽才这样做的。该民族受到了上帝的惩罚。人们称之为雅朱者人和马朱者人，而这些人的人数比其他所有民族的人数还要多得多。当伪基督降临时，他们便失散于世界各地，因为他们是伪基督的朋友和盟友”。

当然，这是一部伪著。许多史学家都指出，这是一部写得很蹩脚的劣质伪托之书。它根据《圣经》中的恐怖预言，将其他时代的故事和流言所孕育的中世纪奇迹的一切，都混杂在一起：库布拉的雨格的模拟作品、理所当然地还有少许《亚历山大传奇》中的内容、有古代遗留下来的动物志中的零星内容。我们还应补充中世纪的传说、独眼巨人、小人国里的人、阿马宗人、狗头人身者、半人半马者、额头或背部长眼的人、半人半兽者、哑音的狮身鹰翅马头怪兽、白色和红色的狮子，以及“天下的其他各种动物”等。甚至在那些描述采邑和巨额财富的抒情诗中也如此。其中提到：约翰长老拥有香料之国和青春浴的泉水之地，其宫殿均以最珍贵的宝石建成。

在约翰长老的财宝中，还有可以在火中生活的神奇虫子，诸如蝾螈那样。共有4万人维护一个巨大的火房屋，火中生活有神奇的虫子，它们于其中纺织一种酷似丝绸的纤维。洗涤这种丝的方法，诸如文学中所声称的那样，却并不神奇：“每当我们希望洗涤这些丝时，我们便把它们放在火中，它们从火中出来便会变得干净而整洁。”丝绸的传说于此遇到了同样也很神奇的石棉纤维。

约翰长老除了拥有对整个基督教社会的支配权之外，再不企求其他任何东西了。这可能就是伪著作者所作的标记。它可能是梅斯（Metz）或美因茨的一名议事司铎，也可能是为奥托效劳的人，而且也不那样天真幼稚。文学作品可能有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一个大基督教王国的空想诺言，而该王国系由摆脱了罗马权力的国王和司铎领导。在其反对教皇的争执中，只能为腓特烈一世效劳。对于其他者，该文学作品是十字军东征15年之前在大马士革失败后，又呼吁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远征。

希　望

约翰长老于其书信中，是否从未讲过他发誓要解放圣墓呢？这其中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他于其书信的开头部分写道：“对于你们所说的我们希腊人和使用希腊火硝的人，并非是像你们所说的那样，都一致崇拜上帝。”他具体解释说，他——约翰信仰圣父、圣子和圣心，认为他们“仅仅是一尊真正的上帝”。难道这是一种指出他并非是异端的方式吗？与库布拉的雨格所认为的那样相反。所有这一切都很微妙，中世纪的读者们在相信神话传说之前，是不会如此遥远地遥望它们的。

因此，无论是否为皇帝派成员，是不讲信义的人，还是天真无邪的人，我们假定的这名议事司铎，也是刚刚成功地为亘古未有的最神奇流言飞语的炮制者。我们对于皇帝们的反应，所知甚少。教皇在回答之前，可能用了数年的时间进行思考，含糊地许诺将于某一日向约翰长老遣使。但民间却兴奋异常地对这一切坚信不疑。这封神奇信件的100多种抄件到处流传。对于当时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它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文字，被在讲座中宣读，被用于对信徒们的教化。由于这封书信，长老（司铎）中的最卑微者，也可以使人产生基督教世界团结的希望，尤其是产生基督教世界性的希望。在大地的另一端——东方，有一支几乎不可战胜的军队杀过来与不信基督的人交战。这一次，西方占有了上述传说，而且一直持续了数世纪。

传言在扩大，约翰变成了大卫（David）国王。在《以西结书》（Ezéchiel）中，他被任命为铁门的防守官，并保护雅朱者和马朱者那些亵渎宗教民族中的人员。稍后不久，另外一位大卫国王又介入了这部历史。这就是阔里吉思（Géorgie）国王，正统的基督徒和蒙古人的附庸。他防守另一座“铁门”，也就是保护太和岭（Caucase，高加索）一条山谷的堡塞。1221年，一卷在陁盘地（Damiette，杜姆亚特）流传的稿本著作，也讲到了一名景教徒大卫国王，出自约翰长老之后。孙子的冒险更增加了其祖父的可信度。约翰和大卫越来越多地互相混合在一起了。由于所有这一切的背景，又有人认为是由亚历山大建筑了长城，那里有一个封闭地区的出口。我们必须将神话的文学发迹计算在内。这种发迹刚刚开始。从13世纪初叶起，沃尔夫拉姆·封·埃申巴赫（Wolframvon Eschenbach）便于其宗教故事《帕齐发尔》（Parsifal）中，提到了约翰长老。他认为此人诞生自印度的王后悔乐（Repense de Joie），身穿阿拉伯丝绸，向帕齐发尔献圣杯。

对于第3个阶段，当时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它导致了这个神话故事的再生。约翰长老的神话又在蒙古人入侵时与“鞑靼人”的神话遭遇了。有关约翰长老的历史，与成吉思汗的历史混合在一起，并且以此而再度活跃起来了。我们还知道它的许多严格地说是互相矛盾的不同文本，完全如同蒙古人启迪产生的感情那样互相矛盾。人们既感到如同世界末日那样的恐惧，又产生了不合理智的希望。基督教社会根本就不知道游牧部族是一支魔鬼的军队，是否有希望归化他们，是否能组成一支能钳制伊斯兰教强大势力的历史性联盟。这始终是从侧面攻击撒拉逊人盟友的地缘战略性神话。此种思想在下面这样的时间内又再生了，即约翰王国的信仰虽得以广泛传播，却在那封书信之后近半个世纪期间，再未激起同样至福千年的希望。在蒙古大部落联盟内部，有景教部族的存在，这便提供了一种勉强似乎真实的表象。这就足以维持对约翰长老及其王国的坚信了。

长老与可汗

阿克尔的主教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曾断言，成吉思汗是约翰长老的后裔。但是，最流行说法却是，该传说事实上将约翰长老作为鞑靼人（被不妥贴地与整体上的蒙古人同化了）的敌人了。这就正如儒安维尔（Joinville）或博韦的樊尚（Vincent de Beauvais）所认为的那样。在某些文本中，作为麻葛王（祅教徒国王）后裔的蒙古人，都是约翰长老的“堂兄弟”。其他人则认为，成吉思汗就是在包围约翰长老的一个堡塞时，也就是在亚历山大的著名城墙上，被杀害了。

如此这般的发展，似乎有一种表面上的原因，这是第3次混淆。这场混淆涉及了第3个民族（继埃塞俄比亚人和喀喇契丹人之后）。这一次是指蒙古克烈部人（Kerats），即蒙古的一个小部族。大家都知道，该部族自公元1000年左右起便受基督教归化了。其中有20多万人受景教归化。这对于解释一位基督教国王的问题，流传如此之多风言的原因，奠定了一种坚实的基础。语言学家们支持克烈部人的论点：其首领可能同时享有汉文的“王”和突厥文对应的“汗”的尊号。“王汗”（Wang-Khan）变成了“翁罕”（Ong-Khan），可能最终是景教徒们歪曲成了“约翰长老”。这样一来，一位部族首领便将其名字及其开头字母的相似性，归于了约翰长老。如果万一有人能通过变化不定和不确切的定义，而复原一种流言的历史，那我们就应该坚持追踪一条严肃的线索。

于其身上出现这种转生（化身）的人物，自称为脱斡邻勒（Togrul）。此时正好处于12世纪末。这个部落酋长为争夺西域部族的宗主权，而陷入到了模糊不清的王朝争端中了。脱斡邻勒与一个蒙古人的小首领也速该（Yésougei）结盟。二人均结义为兄弟。然而，也速该的儿子是一个年轻人，他以脱斡邻勒为义叔并称之为主，自称“铁木真”（Temoudjin）。我们是通过其尊号而更好地了解此人——成吉思汗的（Gengis Khan）。铁木真势力上升的决定性阶段之一，恰恰正是其反叛性，以及他于1203年战胜脱斡邻勒的战争。这个故事属于蒙古人记忆力中的伟大史诗《蒙古秘史》的组成部分。斡脱邻勒和铁木真之间的冲突可能受到了歌颂，并且在整个西域都被人阅读。如此一种冒险故事则具有更多地吸引人注意力的机遇、受到媒介人士的欢迎和歪曲（无疑是景教徒，其后是马可·波罗）的有利条件。它正如一桩巨大事件那遥远而又被扭曲的反响一样，最终传到了如同惊弓之鸟的欧洲。

这就是两种神话紧密结合的复杂机制：约翰长老和成吉思汗。最早在鞑靼地区冒险的西方旅行家们、丝绸之路上的大探险家们，头脑中都记忆着各种读物和传闻。他们有时也带有寻找约翰长老的意图或使命，同时还窥伺能证明自己已经相信的任何一点征兆。翻译的不确切性、对此处或彼处的夸张、记忆的错误，已属其次的原因了。

1246年是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他是受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Ⅳ）派遣出使鞑靼人的使节，他在蒙古当地搜集到了最早的反响。他放纵自己的兴趣，而叙述约翰长老之事，从而表现了他的轻信程度。据柏朗嘉宾认为，当成吉思汗的一个儿子术赤（Tosuch）发动了一场攻击库蛮人（Comans）的大获全胜的战争时，他的另一位兄弟则夺取了小印度，“那里是被人称为埃塞俄比亚人的黑撒拉逊人”。他攻击了“大印度”的国王约翰长老的臣民。由此而开始，该故事彻底转向了其神奇性质。那名方济各会会士明显将各种不同来源的传说混为一谈了，鞑靼人被约翰长老发明的奇特战争机器击败了。此人“令人塑造了和尚们的形象，把他们绑在马鞍子上，然后从外部放火，有一个人骑在马臀部和执扇子的人形象……由此而冒出了一股烟，鞑靼人完全被烟雾笼罩了。其他人于是便用箭矢发动攻击，以至于许多人被射死，余者遭驱逐并逃亡而去”。这就是约翰王国得以获救的方式。柏朗嘉宾记述的下文也大致相同：鞑靼人逃亡到沙漠大碛中，他们在那里又相继遇到了呈女人形状的魔怪，以及不可避免的狗头人身者。接着是一个更加神秘的情节：鞑靼人受到了巨犬的攻击，犬纵身跳入水中变成了尘埃和浑身结冰以攻击人类，而且还不怕鞑靼人的箭矢。由于那些非常可怜的欧洲人被教皇使节所误导，可能还会在那里重新相见。这就故意地使许多提供假信息的人又出现了。

来自蒙古人方面的两名景教徒，于1246年在塞浦路斯拜见圣路易。他们在向国王陈述的诸多无稽之谈中，还包括有关约翰长老的故事。他们声称，在40年之前，当鞑靼人崛起征服世界时，首先以战胜约翰长老的军队而开始。这很可能是铁木真的蒙古人（成吉思汗和脱斡邻勒的克烈部人——王罕）之间战争的反响。但这些所谓的使节都补充说，现今执政的可汗已接受基督教归化，其母为基督徒和约翰长老的女儿。换言之，蒙古人在击败约翰长老之后，现在正受其孙子主宰，并变成了潜在的盟友。柏朗嘉宾记录下来的这一番议论，其比较一致的地方，是拉丁人最容易接受的那些内容，它们可以用于为蒙古人的扩张行为服务。(www.xing528.com)

只过了很短一段时间，龙安德（Andréde Longjumeau）为路易九世（LouisⅨ）在蒙古人中完成了一次出使。这位新的旅行家以一种略有差异的顺序洗牌。他认为，成吉思汗居住在由亚历山大筑起的大屏障以远地区，已接受了基督教的归化。因为他于梦中被告知：如若他变成基督徒，那么他就会战胜约翰长老。我们尚未达到这样一个阶段：该神话故事根据可以使人联想到梦游艺术的特有逻辑，而出现神话中的不同说法。人们声称，相同内容的任何可能的组合，都会于某一日“出笼”。

其他人，也是少数人，如东方史学家巴尔·海布拉乌斯（Bar Hébraeus）或纪尧姆·鲁布鲁克（Guillaume Rubrouck）、鄂多立克（Odorie Pordenone）、北京大主教孟德高维诺（Montecorvino）都曾前往当地考察。他们都将约翰长老的故事作为亚洲的一种可笑的吹牛大王之杰作。但并非是这些可疑的人在观念上获得了胜利。马可·波罗绝非是这场神话的延续，而是达到了它的一个兴旺发达的时代。

马可·波罗与约翰长老

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至少两次提到了约翰长老。他在与成吉思汗有关的第一个情节中，便把约翰长老推出了台，后来又在与“金国国王记”的故事中提到了约翰。这一切都打乱了其年代顺序和相似性。他似乎是于其记述中列举了不同来源的故事，以将它们归于了同一位主角人物的名下。诸如这些蓬松·迪·泰拉伊（Ponson du Terrail）小说中的人物。由于缺乏重新审读，所以他们激起或改变了这些人物的体型和性格，同时又保持了相同的姓氏。

然而，马可·波罗基本上坚持了将约翰长老与克烈部著名的脱斡邻勒（王汗）等同起来的论点，他既是铁木真的保护人，又是其“义叔”。除了在名字上或在年代上的几处细节之外，马可·波罗又重复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但他赋予了其故事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风度和意义。更加重要的是，马可·波罗的说法在欧洲获得了巨大成功。特别有意义的是，那个威尼斯人明显获得了《蒙古秘史》文本，至少是详细听到了该书大段节录。他是蒙古大业的不知疲倦的传播者，改变那些导致成吉思汗夺取政权和创建其王朝的事件之面目。其约翰长老突然间走向了其他欧洲人塑造的崇高形象的反面。

因此，开始时是鞑靼人。他们于自己之上没有王爷，而是向其主纳贡。正如有人所描述的那样：“在他们的语言中，称一位大王公为王汗（翁罕），就相当于法文中的约翰长老。”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位汗、王罕和著名的脱斡邻勒。但约翰长老却对“鞑靼人”犯下了一种不公正的行为：当成吉思汗发现其民众的势力日益增长和人口繁衍时，他于是便命令他们分散而居，丝毫不考虑将他们流放。这些傲慢的部族一举向河中府迁移，并置身于一位暴君的保护之下。在这些流浪者中，有一名年轻的首领成吉思汗，很快就惹人瞩目了。他变成了一位受人拥戴和深思熟虑的王子，不停地有新部族前来归附其部族。这个骗子马可·波罗又具体解释说，成吉思汗从而征服了8个地区，又未使用无益的暴力。这样一来，该青年王子便率领一支大队人马，“他们自愿追随他，看到了他的仁慈善良”。我们的这位讲述人又具体解释说，他向约翰长老的女儿求婚。

马可·波罗的口气至此发生了变化。他在这一节文字中，似乎又加入了骑士传奇中的大段摘引文，由此而出现了某些典雅的引文。约翰长老发怒了，这个成吉思汗怎能如此冒昧，他必须为这次冒犯付出死亡的代价。“成吉思汗怎敢厚颜要求聘娶我的亲生公主为妃？难道他不知道他是我的人和我的奴隶吗？赶快回到他面前吧！告诉他说，我宁愿放火烧死自己的女儿，也不会嫁给他为妻。请以我的名义告诉他说，我现在必须将其作为叛徒和对主人不忠的人而处死他。”当有人向成吉思汗禀报了这一番污辱性的语言之后，其心脏因愤怒而如此膨胀，以至于差一点要爆炸了。他拒绝从如此诽谤他的人手中接受王爷尊号。他发誓要让此人为其诽谤言论而付出比诽谤人更昂贵的代价。大家很快即将看清楚，究竟谁是奴隶？

这几乎就是在往往被马可·波罗认为是平淡无奇的地理和民族的编年史中，所加入的一种新颖内容。该文献使人联想到了铁木真与脱斡邻勒之间的冲突，诸如《蒙古秘史》所介绍的那样。在原始文本中，铁木真在反叛王罕之前，曾长期犹豫不决。他向王罕宣布说：“我的汗父啊！为什么你要生气，让我害怕呢？”成吉思汗要求王罕不要听“有牙的蛇”向他提示的话，提醒他自己过去曾救过其命，经常骄傲地为其事业辩护等。

所有这一切都有些互相近似。在《蒙古秘史》中，也完全如同在马可·波罗的书中一样，这两位主角人物在互相厮杀之前，都发表过非常漂亮的长篇大论。脱斡邻勒的愤怒……铁木真借口说，其反叛既不违犯伦理法，也不违犯封建荣誉法……当然，人们都会分享同样的心理，并沉浸在同样的气氛中，完全如同两种文献都属于同一种文献汇编一般。

这段故事的下文在两种记述中也互相一致。两支军队集合起来，以在天德（Tenduc）平原上展开一场规模浩大而又精彩的战争。成吉思汗感到满足了：该平原非常辽阔，足可以使人随心所欲地互相厮杀。敌方军队正在以同样的思想状态进行备战。他们通过心照不宣的协议而休战两天，以便能在大屠杀的日子里“精神饱满而又欢乐”。马可·波罗向我们断言，事实上，这是前所未见的最庄重的杀戮。但在互相屠杀之前，则必须抽签问卜。星相学家们先于武士们而对垒。于此出现了一件颇为发人深省事件的干预，马可·波罗津津乐道地讲述这一切。这些穆斯林卜师中的无知者，根本不可能预言这次两军对垒将会怎样展开。相反，其基督徒对手们则更加引人注目一些。他们令人将一根手杖劈成两半，在一半之上书写约翰的名字，在另一半上书写成吉思汗的名字。他们当着成吉思汗和全军的面宣布说，载未来胜利者名字的一半，将会自动置于写着失败者名字的那一半之上。他们朗诵了《圣经·诗篇》，当然是铁木真的那一半木签于蒙古人的一片欢叫声中获胜。马可·波罗这名“伪君子”公开地支持蒙古人，以反对约翰长老的基督徒。他解释说，这次得到证实的占卜具有非常吉祥的后果。可汗“对此感到极大欢欣，由于他发现了诚实的基督徒，所以他后来始终都很尊重他们，奉他们为真诚和坦率的人”。他们以很优美的方式作战，正如占卜所预言的那样，蒙古军队获胜了。马可·波罗使约翰长老在战斗中遭到杀戮。

我们现在再回到真正的蒙文编年史的文本上来。1203年，铁木真击败了其对手鞑靼人，从而变得日益强大起来了。这位正处于上升强势中的青年首领与克烈部的老王罕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了，虽然王罕至少在法律上始终是君主。脱斡邻勒不仅拒绝将其女儿许配给成吉思汗，而且也拒绝许配给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但是（这一点在《蒙古秘史》中非常重要），决裂并不是被严重触怒的铁木真造成的，此人很尊重他那位忠诚者的誓言。脱斡邻勒是恶言中伤的受害者，自信其忠实的拥护者已策划好并实施反对他的阴谋，于是采取了主动对立的姿态。他为青年领袖设下了陷阱，而后者却侥幸逃脱了。因此，这将是一场战争，对于铁木真来说，也可能是一场最困难的战争，也就是标志着其一生决定性转折的战争。克烈部人第一次取得了胜利。未来的成吉思汗发表了其著名的和颇具抒情诗味的“成吉思汗诉状”。他于其中申明了其忠诚，并指责其君父遗弃了他并打击他。铁木真亡命到西伯利亚边缘，最终又推翻了定局。他巧妙地使用策略，并在敌方阵营中制造纠纷与不和，最终采取了攻势。即使是从《蒙古秘史》来看，事态的发展形势也不像在马可·波罗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英雄气概十足。当时其王罕已经准备好用一个牛角送血给他，以示和解。成吉思汗对他发动了突然袭击，并且击败了敌军。脱斡邻勒于稍后不久被杀，但此人并非死于战斗中，而是被一名乃蛮人暗杀的。后来，成吉思汗宽容大度地对待克烈部人，并加强了其世系与脱斡邻勒世系的结盟。

那个威尼斯商人在另外一段文字中，也讲到了天德路（Tenduc），此地始终被约翰长老的一位后裔控制。此人也被奉为“约翰长老”（这也是一个尊者），本名为阔里吉思（Georges）国王。其民始终为基督徒，其主始终是大汗的附庸。该地区的国王们衍生自成吉思汗的一个儿子和约翰长老的一名公主之后。这一点始终与脱斡邻勒的化身约翰长老的思想相吻合。

但马可·波罗并非于此而戛然而止。他受到了其他历史事实的启发，将第2种冒险归于了约翰长老。这一次，后者与“金主”发生了冲突。“金主”可能是对控制了中国北方金王朝的君主们的称号。然而，从历史上讲，是成吉思汗于1215年击败了“金主”。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作，马可·波罗以其对不矛盾律的彻底误解，在相隔几页文字的地方，又使用了约翰长老这个人物。他第一次将此人作为成吉思汗的敌人，第2次又将此人作为同一位成吉思汗的化身。约翰长老具有一种与人们在第一阶段看到他的性格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个性。在相隔数章距离的地方，此人又变成了尊贵的、宽宏大量的和大获全胜的人物。

约翰长老的附庸“金主”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堡。那位威尼斯人告诉我们说，该“金主”充满了傲慢和狂妄自大的情绪，并且奋起反对其君主。其地位如此巩固，以至于约翰长老既不能消灭他，又不能削弱其势力。为了战胜他，约翰长老使用了诡计并派遣7名侍从秘密出使。在连续两年期间，这些使者都为“金主”效力，一直到他们变成必不可缺的宠臣为止。当他们变成了国王时刻不离左右的宠臣时，在一次于约翰长老王国的边境附近狩猎时，他们将“金主”隔离开来，并且强行把他押解到他们的主子面前。约翰长老审判了那个叛逆者，却没有下令处死他，而是使他成为自己诸多卑微的放牧人之一。“金主”于两年间充当其仆人。过了这一时限，他又重新被带到约翰长老面前，约翰长老始终都很宽宏大量，将其权力的信仰及其王国都归还给了他。“金主”感谢其君主的崇高行为，于是便成为其最忠实的附庸之一。这段美好的故事完全可以与阿拉伯人的《诡计之书》相媲美。马可·波罗曾有机会搜集到该故事的数百种文本。

约翰长老在非洲的变迁

然而，这些异想天开的故事，与沿着1165年伪托书信的直接思路，继续在欧洲传播的那些随心所欲的故事相比较，则显得要温和得多。我们掌握有关这封信的多种说法：拉封登（La Fontaine）的约翰：“约翰长老（Prêtre Jehan）由于获圣宠，而成为非常强大的国王，尤其是基督教国王，朕命令向朕的朋友罗马皇帝与法国国王致敬”。这一切都是于他本人诞生的507年写成的。稍后，在另一种记载中，拉伯雷（Rabelais）让庞大固埃（Pantagruel，拉伯雷小说《巨人传》中的巨人）迎娶约翰长老的女儿。

当然，他是一位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开发利用神话故事。14世纪的大虚构作家曼德维尔（Jean de Mandeville），是一名曾最大限度地促进有关“神奇亚洲”传说流布远方的人物。其《曼德约尔书》所获得的成功，应归功于其不真实性的程度，就如同他很久时间以来都使真实旅行家（其中包括马可·波罗）的游记黯然失色一般。曼德维尔自称为英国人，曾赴整个东方旅行，但他更可能是列日（Liège）的医生，拥有一种巨大的想象力。他几乎阅读了当时所有具有异国情调——空想虚构的游记。约翰·曼德维尔当然自称曾会见过约翰长老。

曼德维尔承认从未到过的唯一地点是天堂：“我无法向你非常确切地讲述天堂，因为我从来未曾去过那里……人们无法到达那里，除非是通过上帝的特殊愿望”。相反，这名虚假的冒险家曾亲自访问了中国海以远地区的约翰长老王国，经由大地之下。曼德维尔肯定是享有14世纪大编纂家尊号的当仁不让的人选。他将各种神奇的内容都纳入到其书中，彻底造成了对约翰长老的王国、人间天堂、福琼群岛、神话般的印度等地的描述之混淆。总而言之，曼德维尔的谎言维持和延续了这种神话传说。

该故事在欧洲广泛传播。我们直到15世纪还发现过一种丹麦文本。这就是《丹麦人俄吉的武功歌》，它受到了曼德维尔书中内容的滋养。这一次，俄吉征服了印度并最终使之基督教化。他将印度委托给了他的心腹之一——约翰长老（Jean Preshyter或Prêtre）治理。现在，约翰长老一举不仅仅成了蒙古人或埃塞俄比亚人了，而且还是一位弗里吉亚国王的儿子。

由此而培育了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雄辩术：远征、信仰和文学创作是互相哺育和互相催生促产的。丹麦的国王们在寻找那个神话般的王国。16世纪初叶，丹麦、瑞典和挪威的国王克里斯托夫三世（ChristopheⅢ），与葡萄牙被称为阿方索五世（AlphonseⅤ）的国王联手，企图经非洲向约翰长老遣使。这是一次失败，远征队的队长瓦拉尔特（Vallarte）再度于几内亚被囚。四分之三个世纪稍后，当人们了解了美洲时，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ChristianⅡ）又一次遣使，以寻找约翰长老的后裔。但该使团走上了一条最令人无法想象的道路之一，也就是格陵兰（Groenland）和北冰洋（Arctique）之路。当然，寒带之路并不比赤道之路更畅通多少。

地图学家们并非是希望为约翰长老王国的地望定位的最后一批人，而且是持续了数世纪。该国有时被说成是埃塞俄比亚，它如此之大，甚至包括了非洲和亚洲各自的一部分领土；有时又坚持其“东方传统”。这些地图有时包括丰富的细节。1339年的安杰利诺·杜尔塞（Angelino Dulcert）的平面球形图将约翰长老的72属国以及流经其地的天堂河，都置于了埃及的南部。即使是在葡萄牙人于15世纪末到达阿比西尼亚之后，那里还在制造某些非洲地图，其中把约翰长老画成于其宫中踱步的国王。有些地图还画有该传说的某些不同说法：约翰将其儿子们囚禁在一座大山中，一直到他继位时间的降临。这个地图学上的传说持续了很长时间，现知最后一个于其中出现约翰王国的地图之例证，是荷兰文本。这里是指1573年的一幅地图，它已经是欧洲人遇到了真正的内古斯人之后许久的事了。

神话故事远未竭尽，远未由于旅行家们的游记或其明显的矛盾而失去其价值，相反却再度活跃起来了。还有更加奇特的事。约翰长老离开了传统的丝绸之路，最终定居在非洲，该神话可能是于12世纪在那里诞生的。

14世纪初叶，为确定这个神秘王国的地望，似乎形成了某种共识，即从此之后，世人始终认为它是埃塞俄比亚。在1320年间，印度奎隆（Qilon）的主教儒尔丹·德·赛维拉克（Jourdain de Séverac）于其《亚洲珍异记》中，讲到了以龙骨架采掘祖母绿的土著人，他们将这些祖母绿借给了“你们称之为约翰长老的埃塞俄比亚皇帝”。雅各布·达·维罗纳（Jacopo da Verone）于1335年的朝觐书中，则选择了努比亚（Nobie）：埃塞俄比亚或非洲的“传说”从未真正消失过，最终获得了胜利。它由于尼罗河源头的神奇吸引力，而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人们甚至还辨认出了对于约翰长老从亚洲平原到达埃塞俄比亚沙漠神奇转移的一种解释。约翰长老在天德被成吉思汗击败之后，被迫放弃了亚洲的领地，并避难于他在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省份，蒙古人无法在那里追袭他们。

14世纪末，卡斯蒂利亚（Castille）的国王亨利三世（悲忧者，HenriⅢLe Dolent）向瘸子帖木儿（Tamerlan）、巴耶吉德（Bajazet）和开罗素丹，当然也向约翰长老遣使。

约翰长老的传说涉及了世界地理大发现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航海家亨利（Henri le Navigateur），他也是马可·波罗书的虔诚读者。亨利受星相学和地图学的吸引，在萨格勒斯（Sagres）岬角创建了一个研究中心，既是世界性的，又是光辉灿烂的。人们在那里汇集了所有的游记、绘制了地图、观察星相、装备船舶。这些船舶从拉哥斯港（Lagos）出发，向大洋中驶去。航海家亨利放弃了生活的乐趣和政治上的狂热性，全心地致力于科学研究。始终受一种强烈信仰的鼓动，其最终目的是使全世界福音化。

约翰长老的神话传说又出现了。亨利梦想与该基督徒王子结盟。这种思想砥砺着葡萄牙在非洲探险的全部事业。航海家亨利从萨格勒斯瞭望台向整个非洲西海岸发出快艇。1441年，当他的使者贡萨尔维斯（Gonalves）、特里斯托（Tristāo）从里约德乌罗（Rio de Ouro）返回到西撒哈拉沙漠的南部，携带黄金和土著人战俘。亨利对这些战利品不感兴趣，而是对他们所讲的有关尼罗河的见闻念念不忘：该河流向了沙漠以外并注入大西洋。人们知道从那里可以到达约翰长老的王国。然而，就在同一时代，更确切地说是在1439—1444年间举行的佛罗伦萨主教会议上，有些埃塞俄比亚的代表出席，人们从此才开始知道谁是内古斯人。该神话在它启发了最后几次创举时，便受到了抨击。

约翰长老继续激发一批丰富的文学作品的产生。葡萄牙作家高美士（Gomez de Santesteban）不仅赋予了亨利（他一生中从未航行过），而且还赋予了其兄——唐·彼得罗（Don Pedro）王子赴约翰长老国一次神奇旅行的虚构机会。约翰长老帮助年轻的王子继续其远游，并送给他一些能帮助他穿越沙漠大碛的单峰驼。然而，在此以远，却是天堂的红河。该神话故事又一次使约翰长老的国家与伊甸园在一个奇怪的印度—非洲大陆的某处相会合了。

航海家亨利逝世之后，葡萄牙人的探险仍在继续进行。他们受到了那名航海家的侄子非洲人阿方索的保护。阿方索如同其叔父一样，也想汇集有关世界的所有知识。他向威尼斯的一名宗教人士（最有学问的地图学家们都在威尼斯工作）订购了一幅当时得以绘制的最完整地图，即地图中的上乘精品、代表作。这就是著名的“毛罗修士”（Fra Mauro）的地图。事实上，它认为是当时的一种知识总汇。毛罗查阅了所有的信息来源：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档案馆、马可·波罗的书、北美和阿比西尼亚的游记。当然，在那些小装饰画中，便有约翰长老。据那封伪托信件的纯粹的传说认为，约翰长老统治了120个王国。如果在毛罗的球体地图上也标注了约翰长老王国，又有什么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呢？

约翰长老的真面貌

继任了非洲人阿方索的完人约翰二世（JeanⅡle Parfait）又继任了其家族的大发现事业。他推出了由彼得·科维利雅努斯（Petrus Covilianus）和阿方索斯·派瓦（Alphonsus Paiva）率领的使团。正是科维利雅努斯将埃塞俄比亚的那名内古斯人考证为约翰长老。

许多人很快又向约翰长老派去了使节。其中之一便是佛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Francisco Alvares），他曾在埃塞俄比亚定居多年，于1540年发表了《有关印度的约翰长老国家的真实资料》。他看到了，而且还是亲眼看到了那名内古斯人，并且向他介绍说：“我们突然间发现了约翰长老，此人坐在一个六阶高的门台上，衣着装饰得非常华丽。”他凝视着约翰长老的面庞，由仆人们手拿的面具为此人罩住面庞和去掉面具，这一切都是在奇特的连祈文的背景下完成的。然而，尽管人们仍在使用其名字的游戏法，但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最终到达了约翰长老的王国。他有一个名字和一种面庞，却失去了其权力。

那个不幸的内古斯人需要卢西塔西亚人的军事援助，才能保护其近邻艾哈迈德·格兰（Ahmad Gran）素丹。葡萄牙授予他450人的远征军。450名士兵去解救约翰长老，而后者却能指挥数百万人马，并且有72位国王为他效劳。这个历史传说确已经死亡，埃塞俄比亚却依然存在。对于统治者中的统治者来说，世界变得太渺小了。

（译自巴黎1893年出版的《海市蜃楼中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