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西域史：揭示西藏到达之道

十、能以计谋和实力直达西藏吗？

已经立足于塞米巴拉金斯克（七堡）的俄国，一直推进到西卡缅诺戈尔斯克（Oust'-Kamenogorsk），但他们却被从额尔齐斯河上游驱逐出去了，使他们无法越过斋桑泊。

利哈列夫少校在返回彼得堡之前，曾向洪台吉策旺阿喇布坦派出一位使者，即哥萨克人伊凡·捷列朵夫（Ivan Tcheredov）。此人携带着一封包括具体建议的信件。对于准噶尔汗来说，这里仅仅是指“投身于沙皇的保护之下”，完全如同土尔扈特汗阿育奇与俄罗斯相联系的方式一样。作为交换，俄国许诺由俄国军队直接援助他对抗清朝军队的进攻。

我于此必须强调这些诺言引起的怀疑。一方面，洪台吉本人始终在思考，捷列朵夫是否确实是以“白沙皇”（亚洲人对于俄国君主的称呼）的名义行事；另一方面，某些俄国史学家们也赞同这种怀疑态度。在这些年间，曾有过一种双重潮流的迹象：俄京的计划更侧重于外交方面和行事谨慎；西伯利亚总督们自己的计划，则更为倾向于采取突然行动并将新领土交给俄罗斯。向洪台吉作出的归附俄罗斯的直接提议，可能仅仅出自西伯利亚当局，正如使俄国军队投入与中国作战的许诺那样。

但策旺阿喇布坦对于成为俄国的附庸，却很不在乎。他还有更大的抱负，特别是从清朝手中重新夺取整个蒙古。他于1718—1719年击退了清朝的攻势（这些攻势是为了力求从他手中收复西藏），但于1720—1721年却轮到策旺·阿喇布坦遭受失败了。

因此，我觉得洪台吉当时的确有把与俄罗斯人的交易延续下去的想法，并且由此而在许诺将投身于俄国“保护”下之前，能获得他所希望的军事援助。

在1721年期间，洪台吉派遣其代言人去拜见西伯利亚总督（捷尔卡斯基，加加林的继任人）和沙皇陛下，通报了一项在下述基础上讨论的建议：人们消除了由于俄罗斯要塞指挥官的错误而出现的某些边境事件，这些俄罗斯军官曾多次伤害或虐待生活在卡尔梅克人领土上的卡尔梅克公民；俄国军队帮助卡尔梅克人对抗清朝人。作为回报，洪台吉允许俄国人于其地域内勘探金属矿，他遣返了自己扣押的俄国战俘。

对于沙皇在1720—1721年的真实意图，我发现在1721年1月19日（旧记时法）的一道谕令中，找到了对此的表述，这道谕令叫做《有关加强雅梅舍夫斯卡雅堡塞并安置居民、与洪台吉媾和并与之维持贸易关系的谕令》。下面就是其全文（其中无分别地使用了雅梅斯卡雅、雅梅舍夫和雅梅舍夫斯卡雅等名称）：

“加固雅梅舍夫斯卡雅工事并在那里安置居民，拆毁其他新城堡，唯有雅梅斯卡雅城堡例外。与洪台吉媾和并与他建立贸易关系，同时既与西宁（Selim）和大明（Daba）等中国城市，又与达赖喇嘛的驻锡之地建立贸易关系。我们并非是为了利润才经商的，而是要与商人同时派遣称职者以研究有关黄金的问题：黄金出产在哪里、储量如何和走哪一条道路。如果有希望的话（即使是很困难也罢），那就要夺取这一地区。”

在数额巨大的诏令集中，这确实是一道最短的或者是最短之一的谕令。但其纲领是什么呢？(www.xing528.com)

当然，它使人重新联想到了沙皇于1715年向布赫霍尔兹中校下达的训令：“当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夺取叶儿羌时……那就应该对它严加设防”等。6年之后，人们又发现了这种再明确不过的意图了，即夺取属于另一个国家的领土。

因此，沙皇丝毫未曾放弃亚洲黄金。尽管遭到了失败，他仍制订了一些新的方案。现在于其计划中有些新因素，也就是指与洪台吉媾和。在额尔齐斯河沿岸建造的各种防御工事（唯有雅梅舍夫斯卡雅例外）的拆毁，应该是为了获得卡尔梅克汗的支持而作出的一种让步，该可汗对于堡塞的这种兴盛状况深感不安。俄国人后来又试图从事贸易和派遣商人，他们与准噶尔人、西宁（Selim和Daba确实是指中国的西宁城，那里距青海湖很近，它是中国汉人、西藏人和蒙古人之间的海关过道与贸易商行聚集地），同时也与“达赖喇嘛的驻锡之地”（也就是拉萨）通商。但这种通商仅仅是一种骗人的幌子，也就是说是“一种掩饰借口”。事实上，这些真真假假的商人，随身携去了一批正在寻求黄金的矿业问题专家。继此之后，他们抛弃了伪装……不折不扣地夺取金矿矿址”。

沙皇是否会将其网撒得更远一些呢？他是否相信能够征服位于距其军事基地有数月旅程之远的领土呢？他是否已放弃了叶儿羌以在第3条战线上（即特鲁赫尼科夫自那里返回的地方）获得亚洲黄金呢？在这道谕令与加加林1714年向沙皇呈递的特鲁赫尼科夫的报告之间，我们确实需要建立某种联系。但加加林刚被处决，或者是即将被处决，沙皇于1712年1月是否还准备使用出自他提供的情报呢？

俄国史学家们并不否认费奥多尔·特鲁赫尼科夫旅行的真实性。尽管其旅行路线不为人所知，而且人们既未掌握其旅行日记，也没有保存下来的书面报告。但人们仍承认，在1713—1714年左右，有一个如此称呼的人物，从托博尔斯克到了西宁。他然后又携带7—8公斤的黄金从那里返回，这是他在青海湖地区以一种颇为优惠的价格采购的。加加林可能把这批黄金送给了沙皇。当这批黄金被藏于彼得一世的艺术品一图片部中时，金属于1725年被熔化，只有900克作为样品而被保存下来了。

据由国务卿（Kabinet Sekretar'）阿列克谢·马卡洛夫（Alexey Makarov）于1725年9月3日致医士长布鲁蒙特罗斯特（Blumentrost）的一封信记载（彼卡尔斯基，1862年，第1卷，第56页），特鲁什尼科夫（Trouchnikov）可能发现了多处矿址，人们在那里于江河中淘金：在库库诺尔（Koukounor，青海湖）湖畔，在自北方或西北方而来，到达西宁城之前不远，处于一个和硕特卡尔梅克部（Kalmyks Khochotes）驻牧地；然后是到在阿勒坛江（Altangoly）畔，阿勒坛江在蒙古语中是“金江”的意思，也就是当地对黄河上游的称呼，位于青海湖的西南；最后是在中国中原的领土上，地处长城以外，距西宁不远。

在第一个地区，他参观了一处有150人劳动的矿点。有人向他断言，一名淘金工在一年内可以淘得20、30或100市两（分别为756、1134和3780克）黄金。在黄河中，始终是卡尔梅克人和唐古特人（Tangoutes）从事淘金。18世纪的唐古特人几乎始终都是意指“西番人”（西藏人）。最后，在中国中原的领土上，则是汉人从事这项经营，他们在那里每年每人向其他国库交纳一个索罗特尼克（4.26克）的黄金。

这些地区之一，也就是在那些唐古特人劳动的地方，可能会有被认为属于达赖喇嘛通商问题的1721年的谕旨，同时又使人联想到了汉人（西宁）与卡尔梅克人（洪台吉）的主要因素。

沙皇很可能是获悉了西藏普遍生产黄金的情况，不仅仅是由特鲁什尼科夫考察过的地方（位于现今中国的青海省，地处西藏的东北），而且在整个西藏地面上都有很多地点有金矿床。西藏向其所有近邻出售黄金，西宁是这种黄金流通的贸易中心之一。西藏的黄金似乎是以一种特别有利可图的价格出售的，由特鲁什尼科夫支付的价格相当于1克黄金兑换5.01克白银的比价，而在18世纪的这前25年中，1克黄金在中国要支付10克白银，而在西方却要支付13或14克。

1721年1月的这道谕令未在有关达赖喇嘛的领土问题上产生军事后果，在青海湖地区也未出现诉诸武力。如果说在一个群山和西藏高原那令人望而却步的环境中（尚且不谈人为的障碍），仍然敢于冒险进行这样一种远征，那么什么样的新囚禁会使那些可怜的俄国士兵们感到惴惴不安呢？沙皇这一次比较谨慎或情报不算太糟，他并未企图着手实施计划中的第2部分。其第1部分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向洪台吉的王国进军的出发基地）已经实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