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维·彼特罗维奇·加加林的责任：法国西域史学精粹

七、马特维·彼特罗维奇·加加林的责任

彼得一世于1717年10月返回俄罗斯之后，便重新专心致力于其亚洲计划。他以与加加林算总账而开始行动，加加林曾使他获得了特别多的资料，曾给他出过特别好的主意，现在却有数百名俄罗斯人作为战俘而被囚，但国库中的黄金却并不比过去多！

彼得一世在此之前似乎就对西伯利亚总督产生过某些不信任。他未曾让该总督独自主持对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的远征，而是让布赫霍尔兹成为这支远征军的将领，这一点似乎让加加林颇感不悦。然而，俄国人在情报资料、物资统筹、辎重供应和后援部队方面，都要依靠加加林。于是便展开了一场调查。此外，还有许多人要指控加加林的罪状：贪污、不忠诚、各种舞弊。例如，他作为西伯利亚收入的包税人，过度地聚敛个人财富。此人几乎成了西伯利亚之“王”。当然，他的跨台也更为彻底。

在这一事件上，我特别掌握有斯特拉伦堡的见证。这名瑞典军队的军官，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斗中成为俄军俘虏，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居住。他于1709—1721年在那里谪居。恰恰是在此期间，他处于了加加林总督权力的管辖之下。

据对待加加林很严厉的斯特拉伦堡的见证资料记载，此人仅以这些含金河流为借口，彻头彻尾地杜撰了一个有关叶儿羌河黄金的虚构神话。他甚至还携住俄京并收藏在彼得大帝的艺术图片博物馆中的黄金，也可能是由他手下的人直接向布哈拉的不同淘金工采购的。“那里有许多条河流，每条河中多少都有些砂金”。斯特拉伦堡写道，当加加林神秘地向沙皇泄露了存在金矿的消息后，便使沙皇坚信金矿距其西伯利亚的总督府不远，并且很容易到达那里，但卡尔梅克人却从不容忍别人掠走他们的这种砂金。因此，他建议先控制该地区，条件是只要沙皇愿意赐予他可供1万左右人马耗用的战争辎重，并允许他随身带去某些甲胄匠和制造火药的工匠。至于大炮，他在西伯利亚尚拥有一批。

据斯特拉伦堡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加加林的诡计，完全是为了获得大量火枪和战争辎重。未经国会的批准，他是无法获得这一切的。他的目的只在于利用反对彼得一世的国内起义（俄国所有人都预料到了这场起义，国内的改革是特别不得人心的），以制造分裂并使自己实际上变成西伯利亚的独立国王。事实上，火枪和弹药的出售是受严格控制的，俄国人希望避免使其中的一部分被间接地和秘密地用来武装其草原上的敌人。

即使人们未曾怀疑西伯利亚总督的独立计划，那也有许多事应归于他的主动努力；或者更应该是归于其消极方面，从而对他作出了重罚。他于1719年被罢官，正如斯特拉伦堡称呼他的那样，这只“老狐狸”曾7次遭拷问并被判刑，最后于1721年被绞死。

但人们始终都未找到黄金。叶儿羌黄金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斯特拉伦堡本人就从未相信过这一切。他于1730年刊印的大鞑靼地图，将1709—1721年所获取的资料也标入其中了（他将这幅地图共修订了3次，而且是瞒着加加林修订的，因为加加林禁止他从事这项工作）。不过这幅地图却丝毫未提及黄金，相反却标出了西域的金矿址。然而，恰恰是斯特拉伦的其他河流中，确有黄金存在，除非它们都是虚构的资源。同样，在青海湖以南的西藏“金国”（Alltounchi），也确有金矿，斯特拉伦堡同样也将一处银矿置于那里。我们在多种文献中都会发现Alltountchi一词，其意义为“金地”或“产金地”。它被用于西藏之后，又使人联想到了Altan、Altoun和Aotyn等词，该词在突厥语和蒙古语中的词义均为“金”。我们也会在“阿尔泰”（Alta）山的名称以及其他许多地名中发现它。那位瑞典作家如此强调以银矿取代金矿，确实是令人惊讶的。因为今天已证明，他在许多矿点上搞错了。

米勒（G.F.Miller）对待加加林要宽容得多（他确实不熟悉此人），他驳斥了斯特拉伦堡的责难。据他认为，加加林获得了皇帝的信任，故不需要使用计谋以获得他希望得到的武器。他没有杜撰有关叶儿羌黄金的故事。在他受到审判期间，曾于1719年1月28日声明说：在他到达托博尔斯克时，曾看到过有人在那里出售黄金，人称之为“叶儿羌金”（Or d'Erket）；有人告诉他说，这是在叶儿羌附近的阿姆河（Amou-Darya，始终是在Darya一词上的混淆，应为叶儿羌河）中淘出来的天然金。他介绍说，为了证实这种说法，他曾找来了一名原籍为叶儿羌本地的土著绅士，此人在卡尔梅克人攻克该城时，曾从那里逃命并避难于托博尔斯克。这名流亡者向他解释过人们是怎样用羊毛毡子和毯子来采集这种黄金的，他于是便购买了这种金子并让人把它带给了沙皇。

斯特拉伦堡对于赫菲尔河（Khefel-Darya，阿姆河的下游，他错误地认为此河也注入到了里海）中存在的黄金之说，同样也持怀疑态度。1737年出版和《大鞑靼游记》同样也是出自流放在西伯利亚的瑞典军官们之手的文献。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有人在全世界公开宣扬说，赫菲尔河中夹裹着黄金。但这是俄国宫廷出于政治原因而散布的一种无稽之谈”（《大鞑靼游记》，1737年，第202页）。这一次，加加林并未受到置疑。(www.xing528.com)

我再回到对他的审判问题上来。1719年1月28日的一道谕令，命令利哈列夫（Likharev）少校，要用一切手段来刺探加加林与布赫霍尔兹中校，有关叶儿羌黄金而讲述过的一切内容、查清这种黄金是否确实存在；加加林是从谁那里获知这种消息的；找到这些人以及所有为他提供信息的人；与这些人一道径直前往俄国人立足的军事要塞，并考察能到达斋桑泊的可能性；如果这一切是可能的话，如果该湖泊的两岸有森林（这对于生存是必不可缺的），那就在那里建筑军镇，在那里驻扎一哨人马。这样做时，还要考察从斋桑泊前往“叶儿羌”（Irket，Yarkand）的道路：该城与湖泊之间有多少距离，是否有到达那里的可能性。另外还要考查清楚，是否根本不存在将斋桑泊与“Darya河”或与咸海连接起来的河流。

利哈列夫同样也必须调查布赫霍尔兹的行为、1716年所发生的情况、卡尔梅克人是怎样夺取雅梅舍夫的等等问题。最后（现在确实是应该想到采取谨慎态度的时间了），又要求他不要冒很大风险地行事，以不损失人员为目的。

利哈列夫于1720年5月抵达托博尔斯克，经过塞米巴拉金斯克（七堡），逐站地驻扎军队。一旦到达斋桑泊，他便设法在那里筑一军镇。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点。俄国远征军于是便乘船到达额尔齐斯河上游，在那里航行12天左右。

就在此时，2万名卡尔梅克人骑兵赶来了，由洪台吉的亲生儿子噶尔丹·策凌（Galdan Tcheren）王公率领。这些人坚信俄罗斯人与清朝结盟以战胜他们，于是便用火枪射击被阻在江上的俄罗斯船只。俄罗斯人又一次被迫撤退，接着是互换代表团和传话人、停战。俄罗斯人表明，他们仅希望找到额尔齐斯河的源头并勘探到金属矿，既不想杀害任何人，也无意滞留于那里。卡尔梅克人自己也只求俄国人尽快撤走，不想给他们制造任何灾难。和平建议、交换礼物，利哈列夫的远征军全都乘船再次沿额尔齐斯河顺流而下，船只的周围由卡尔梅克人包围，卡尔梅克人由于看到了俄国人远去而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俄罗斯人于这一次未遭遇灾难，而仅仅是受到一次新的失败。大家都满足于在额尔齐斯河东岸建立西卡姆诺戈尔斯克（Kamenogorsk）堡，位于塞米巴拉金斯克（七堡）上游192公里处。该河正是于那里自大山一倾而下地流入草原。洪台吉对于利哈列夫的撤退感到了极大宽慰，他释放了加加林的1名使者，此人自1716年起使被准噶尔人扣留。至于利哈列夫，他抱病于1720年10月重返托博尔斯克，然后又于次月从那里返回彼得堡。

可能是出于加加林的错误，沙皇肯定是对准噶尔人的势力极不了解。他怎会不知道，当时已经控制了小布哈拉的洪台吉策旺阿喇布坦还刚刚征服了西藏，并且正与康熙皇帝对峙。卡尔梅克人的军队于1717年12月便夺取了拉萨，抢劫了布达拉的巨大宝库，然后又将西藏的几乎所有寺庙都洗劫一空（唯有扎什伦布寺的宝库例外，那里是一个无法攻克的堡垒）。虽然拉萨的一大部分财富可能未被运到洪台吉的住处，但洪台吉的钱柜中还是藏满了从西藏掠夺的黄金。有关从西藏寺院抢劫的财富之风言风语，在西伯利亚流传了很长时间。难道唯独沙皇会对此一无所知吗？

我补充一点，在1719年，当清朝皇帝在尚未成功地用大军将准噶尔人从西藏驱逐出去的时候，便企图说服洪台吉放弃其征服。但那位大获全胜的将军却回答说，自己已控制了西藏并将继续保持它，甚至还会推进得更远……俄罗斯人以3000—4000人马而企图恫吓的正是准噶尔人，以至于可以让一个外强来开采其矿藏并于他们之中设立城堡和驻军。

这种形势可能于1721年发生了变化。清军经过在西藏的两次战役之后，将准噶尔人从那里驱逐了出去并在那里发号施令。但就在当时，也就是在1720年间，则必须坦率地承认人们大错而特错了。准噶尔人势力强大，俄国特遣队尚远不能进入叶儿羌，沙皇永远不能看到其财政由于某一条河的黄金而得到补给。

然而，沙皇却急需黄金。俄国始终在进行征战。一场“北方之战”连绵持续于1700—1721年，几乎是在彼得大帝执政的整个时期，它都对俄国财政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国家预算持续有赤字亏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24年。尽管政府经常杜撰新税种，如蓄留胡须税、橡木棺材税等；尽管出自国家对食盐、烟草，柏油、钾产品、鱼油、鱼子酱和多种其他产品征收专营税的利润很大，但仍未有充足的银钱入库。国库是一个无法满足的吃人恶魔，完全如同征兵一样。1716年的货币改革、货币成色的下降，都反映了这些在财政上的棘手问题。黄金和白银始终都来自外国。来自西方者，一般都是以钱币的形式出现，人们把所有外国银币都称为Iéfimki，但它们最多的则是来自德国、荷兰、布拉邦特（Brabant）^②。它们被用俄国钱币的币模重新铸造；这些金银也以金银锭的形式来自中国，由通过国家垄断而确保与北京贸易的每年或每3年1次的骆驼队运去。中国的金银被部分地用于支付由国库以毛皮贡（yasak）的名义而搜集的皮货，毛皮贡是西伯利亚附庸民族交纳的贡物。这些皮货形成了俄国对中国的最大宗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