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西域史学精粹：丝绸之路研究探索

法国对丝绸之路的研究

布尔努娃

①

什么是法国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呢？这就如同是说：“请您讲一番世界史……请告诉我们法国自1945年以来有关欧亚大陆（再加上与之接壤的非洲一端）的历史研究……在长达20个世纪左右……或者是22个世纪……或者更长……”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于19世纪末顺口讲出了这样一句话，但却无法衡量其造成的影响。也可能是在100年之后，人们对它的重视比该名词的发明者本人赋予它的意义还要大。无论如何，这个名词于今天获得了一种新的发迹。但其确切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否有一种人们可以称之为“丝绸之路研究”的思想类别呢？肯定没有。仅仅是在时间上有些部分、区域和阶段性的想法。是否有一个本身就是完整的“丝路研究”的整体呢？笼统地讲，这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提供其一种含糊的概观，必然是简短的、不完整的、挂一漏万和有所歪曲的，它只能是对这方面工作的一种颇为有用的提纲、一种假定。或者说更应该是一种梦的寄托。

“丝绸之路”是一种形象—口号，一种包罗万象的诗一般的名称，具有浪漫色彩，它成了一个若明若暗的词。正如人们对我们的古典绘画所说的那样：一束光芒照亮了绘画本想突出的意义（如人物画面庞或手臂），从而在明暗交界处暴露出了画面的其他因素。在丝绸之路的情况中，并非所有人都会对明亮部分有同样的看法。

从传统上讲，史学家都把“丝绸之路”视为一片通商路线网。从公元前数世纪开始，它们便经过陆路和海路，把从意大利海岸到中国海岸、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与戈壁“流沙河”的沙漠，以及古大陆的城邦、王国、商业公司、大帝国都联系起来了。在2000多年间，士兵与海员、商旅和教士、学者、工匠、艺术家、奴隶、使节、得胜将军和失败军队，都曾取道这些路线。人们在“丝绸之路”的口号下，提到了他们的全部历史。

法国研究最多的领域过去曾是艺术史和宗教史，而且是根据在法国博物馆和图书馆中保存的特藏来从事研究的。对于佛教（首先是西域的佛教艺术）、回鹘人，笼统地讲是西域诸方面的研究，都在本卷中作了广泛论述，我于此就不再详细阐述了。

法国对于中国政治史的研究仍在继续。我通过文献而多少了解到了一点对于战争、征服、反叛、占领、表示早已化为尘埃的某位君主统治享有盛名的奴役等，那种令人窒息的和单调的重复，这一切使人们今天至少对战争和王宫史不那样感兴趣了，使史学家们感兴趣的主要是在人民生活中缓慢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史。从文字史料中很难清理出这种历史来，我们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其中还应包括科学和技术史的发展。贸易史也应该纳入到这一整套范畴中，包括其生产厂家、中介经纪人及其大掠夺者。贸易史与科学的各个分支都有联系：舆地、运输手段、社会制度、植物学、矿物学、医学、语言学、航海学和古钱币学……

在这个庞大的整体中，许多研究人员小组都曾逐个领域地工作过。我们不能说其中曾有过一种“丝绸之路”的全面协调和全局性的计划。

我当然不会忘记，“丝绸之路”是半个世界。我也不会忘记伊朗、印度、前苏联的亚洲加盟共和国、阿富汗……。但考虑到本卷书主要是有关中国学或汉学的，所以我在下文的简单介绍中，将主要追述有关这一段地域的研究，再从中加入从我们一方开始的事态——与印度的古老关系。

但首先应重提一下，我们法国在1945年经过5年的战争之后，应该是处于一种什么形势。

在1850—1940年，这是法国的印度学和汉学研究取得重大发展的时代。共有三代学者（人们尚未称之为“研究人员”）捧出了某些大明星，通过其时代的教育而共同取得了这些成绩。这些人浸透着拉丁和希腊文化精神。语言、哲学、建筑、雕塑、重要经典文献、古代史，直至时人最为崇仰的道德，他们全部文化的基础都是希腊和罗马的。希腊是他们的文明之母。此外，19世纪也是殖民征服的时代。这种征服的能动性、在中国和日本“开放”之后于世界上确立的新关系，连同我们在印度支那的立足（它使法国人与中国文明的辐射范围建立了接触，成了汉学家们的几种志向之源），这些都是非分明其本质上都是拉丁—希腊学家的法国学者们出现在“丝绸之路”地区的原因。当他们发现犍陀罗（Gandhara）艺术时，希腊的影响便使他们着迷。当有人在吕克昂（Lycée，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办的学校）翻译普鲁塔克（Plutarque）的《名人传》时，为什么不去寻求考证清楚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路线呢？在亚洲留下的任何一点希腊艺术的踪迹、在东部沿海地区发现的罗马钱币、在汉代希腊文和中文文献之间发现的相似性，可能会使他们比对于纯粹中国或印度的资料更感兴趣得多。至少如同东方诸文明本身一样，这些文明与我们文明的古老关系，一样使他们如醉如痴。在19世纪末叶，人们发现有关一种对民族共同起源的研究发展起来了，这就是对于彼此双方到底哪一方更具古老性的假设，于其中将克尔特人（Celtes）、雅利安人（Aryens）、埃及人、希腊人、印度人、中国人和甚至是已失散的以色列部族都混为一谈了（而且是建立在人们当时所有的知识之脆弱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西方人被封闭于其时间短暂、地域狭窄的一种地中海地区历史中，他们当时正在寻找其历史起源与民族身份。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他们甚至认为应该到中亚的史前时代中去寻找这一切……

1945年，我们已经远离这些范围广阔而又风险很大的猜测状态了。印度和中国研究自20世纪初以来就取得了巨大进展。在中国西域的范围内，伯希和曾作出过至关重要的贡献。非常遗憾，他去世太早了。巴黎国立图书馆入藏的数目可观的一批被称为”伯希和特藏”的写本，在战争期间被转移和隐蔽起来过，后来很快又重新供科研人员使用了。对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伯希和特藏的发掘利用，在近80年来一直在持续进行（本卷中已有人介绍了其历史），并且在未来的漫长时期内还将会哺育专家们的良好运气。它们在紧接着战后的时代多少有些沉睡的状态，反映了这个时代全面的困难状况。1945年，法国汉学界有几位大明星。但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研究却处于一种不景气的状态：只有很少的学生、没有出路、教学手段很少、没有高学位的文凭、没有书籍。在1948年，情况依然如此，人们甚至在巴黎买不到一本中文—法文或中文—英文辞典。在这样的条件下，怎能培养出新一代汉学家呢？

在法国的汉学研究中，造成丝绸之路陆路研究主题的这种半死不活状态的另一种原因，仅仅是因为当时的法国人几乎不可能赴西域旅行：战争、革命、封锁边界、缺少资金，这一切都阻挡了他们的道路。由于无法赴实地考察，从而遏制了对研究的选择。我们当时即将开始进入与中国近30年的隔绝状态了。这从本质上就不有利于激励学者们选择自己的志愿。当时不仅无法在当地滞留，甚至也不可能从事语言进修，很少有来自中国的书报杂志，无法通过国际会议而建立接触。在这种漫长的隔离中，丝绸之路就成为一种浪漫主义者的梦，而不再是一种供选择的课题了。

“丝绸之路”的称谓在1945—1960年间这一时代的著作中很少出现。然而，格鲁塞（RenéGrousset）于其《中国通史》（巴黎法雅尔出版社，1942年第4版，学习中国文明课程的学生们的基础教科书）中，加入了共14页的一章《丝绸之路》。正如人所共知的那样，这一内容使他特别感兴趣。由于他主持巴黎的亚洲艺术大博物馆，故其视野中经常看到丝绸之路的艺术形态。格鲁塞于1952年逝世，留下了一批共计1500—2000页的著作。更具体地说，在“丝绸之路”的内容上，大家始终会记得其《沿着佛陀的足迹》（巴黎，普伦出版社1949年版），此书后于1991年由“亚洲文库”书店再版，被恰如其分地收入到《丝绸之路》的丛书中了。

大家本来期望在一部有关贸易通史的基础著作——雅克·拉库尔—加耶（Jacques Lacour-Gayet，斯彼德出版社1953年版）的《贸易史》第3卷中，能发现“丝绸之路”一名。在包括了中国贸易史的这一卷中，作者简单地对与我们本处有关的问题作了一种精辟阐述。但除非是有错误，他一次也未曾使用“丝绸之路”的名词。如果是今天写这样一卷著作，那么该学术称谓至少会于其中出现20次。

此外，我们过去缺乏和现在仍付阙如的，便是为了供不会阅读中文的史学家们使用的一部中国贸易史的较新基础著作的精彩法译本。对于这些古老时代，我们只掌握有某些重要历史著作、断代史的其他典籍的译本，利用了中文原著中某些片断的汉学家们的不完整著作。但很明显，一部贸易史的中文基础著作的完整译本将会很有用处。在这一问题上，大家很希望知道。中国史学家们确实地是在什么时候自己开始使用“丝绸之路”这个外来名词的，它今天在中国出版物中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如果丝绸之路陆路的历史是一种沉寂了数年的内容，那么对东西关系的研究则又是通过海路而面目一新的，当然始终都是根据“罗马世界和东方”的观点而这样研究的。这一次是由一名印度学家让·菲利奥扎（Jean Filliozat）发起的，而且这同一位印度学家后来也热衷于参阅译自梵文的医学文献的龟兹文本，它们也属于伯希和特藏。

法国很久以来就有一种印度学研究的传统，它由于我国在印度的五个机构而得以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的科研人员并未如同他们与中国的关系那样，完全与印度相隔绝，他们在本地治里的存在从未被停止过，出版物的流通当然更未曾停止过了。

菲利奥扎振兴了罗马—东亚关系史研究，将其重点置于印度。他于1956年在本地治里的法国印度学研究所出版了《印度对外关系》一书的第1卷，共包括各有30页的两章：《印度与罗马帝国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中的交流》、《公元3世纪时的婆罗门教在罗马》。第1章涉及物质文化：讲到了从公元前1世纪起由埃及到印度的海上贸易，讨论了各种古文献和考古发现，特别介绍了在本地治里附近的维拉帕特南发现的陶器和罗马的光玉髓雕刻品，此外还有印度支那的奥克—埃奥（Oc—Eo）的考古新发现；第2章专门研究了公元3世纪时的一篇文献，也就是《驳所有邪教异端》，它是长期以来被归于奥利金（Origène）的论战文献，攻击婆罗门教。菲利奥扎讨论了在婆罗门教、《奥义书》（Upanishad）、普罗提诺（Plotin）和基督教……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这一章已经以初稿的形式，于1945年发表在一家宗教史杂志中了。

在分析过去的成见时，菲利奥扎强调了研究古代东西方文明之间关系（并不仅仅是物质文化交流）的必要性，这是由于我们的知识已实现了重大飞跃。作者同时也强调了摒弃这样一种思想的必要性：由于航海知识的状况和基本是不充足的交通手段，这样的关系事实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在某种意义上是要求我们放弃自己的希腊文化中心论。他写道：“有关希腊奇迹的理论很时髦，这和深入研究与东方的关系是对立的。希腊文明中的一切都应该通过一种内部演变来解释。这就是希腊奇迹认为属于西方文化的一切都是无源而骤然自己造就的，没有必要研究属于外国和落后世界的东方思辨。我们有关古代东方的知识，远不如对古典社会研究那样高深。此外，这些知识尚未被置于非东方学家们的能力所及范围之内。如果东方学家们通过他们的古典研究而了解了西方，那么更加严格专业化的古典史语学家们，自己却不拥有充分地调查西方事态的手段。”让·菲利奥扎声称，这个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知识已经大幅度地增长起来了，人们可以对所有这些陈旧思想提出质疑。菲利奥扎此文意味着，19世纪的思想在东方学中却一直延续到1950年。尽管出现了这种新的思想状态，但过去曾使我们牢记于心的问题始终是隐蔽的。希腊古典文化的超前性、新颖性或者至少是混合特征和通过什么影响的问题，西方文明，至少是文化界的文明都是以这种希腊古典文化为基础的，同样也是以基督教为基础的。

由于我们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政治存在（虽然当时已经接近其尾声了），特别是由于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工作，随着从1944年起在奥克—埃奥所从事的考古发掘（见戈岱司和路易·玛莱海自1947年起发表的著作，其著作一直延续到60年代），特别请参阅玛莱海（LouisMalleret）的《湄公河考古》（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1959—1963年版）。在交趾支那（Cochinchine）两岸，开始了文化交流史上的新篇章。在外巴塞河（Transbassac）省的泰国海湾海岸后缩20公里的奥克—埃奥，曾发掘出过金银首饰、出自罗马或受罗马影响的光玉髓的凹雕玉石和罗马钱币，它们都证明了罗马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于这些地区的影响。

所以，正是通过丝路的海？史实以及始终是根据“罗马与东方”的观点，有关东西方古代关系的研究又复兴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西方—东方关系，法国的科研人员在思想上是沿这一方向发展。必须等待另一代人，人们才能从另一端（东方）开始来研究这个问题。

再晚一些时期，菲利奥扎又参与了拉丁文献新译注本的工作，与安德烈（J.André）合作发表了普林尼（Pline）《自然史》或《博物志》的第4卷第2章（有关中亚、东亚和印度的章节）的译本（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这一切都证明了他在40多年间对这些问题的高度关注。

大家还会记得让·巴热（Jean Pages）和安德烈·涅德（AndréNied）的论著：《红海航行路线，中世纪的古迹》（巴黎，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属于法国航海史委员会的研究范畴。这部著作涉及从公元前3世纪到1500年左右的红海航行与贸易（包括对印度的记述），特别提到了由罗马人使用季风的情况；此外还有《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这是有关罗马—东亚贸易的一部重要史料。

巴黎人于1994年得以参观了“辛伯达的相会，海上丝绸之路”的展览会，系由海军博物馆组织。该馆的主任是海军上将弗朗索瓦·贝莱克（Franois Bellec），他本人也是一部有关明代中国航海术著作的作者。一部附有精美插图的漂亮刊本目录使人保持了对这次展览的美好回忆，其中提到了罗盘地图、阿拉伯科学、丝绸、世界的中世纪形象、葡萄牙人、东印度公司等。

“旅行”中的一代人

在20世纪60年代初叶，我们在法—中关系中发现了某种程度的解冻。贸易交流恢复了，然后是法国承认了北京政府，最终是为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明，而设立了一种与英文或德文同水平的大学文凭。所有这一切都为新一代学生展示出了美好前途，他们的人数要多得多，受到的培养也要好得多，很快就为几个人安排了赴中国学习一年。但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却未由此而立即引起巨变。因为近代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意义、对这个新社会的好奇心，已经耗去了青年人的几乎所有精力。事实上，西域始终对我们是封闭的。

正当由于保存在巴黎的搜集品（这些领域中的专家们还将在本卷的其他文章中论述），有关文献和绘画的著作仍在继续问世，在法国社会中也有某种新东西发展起来了：赴远方旅行和在能到达的世界所有部分的文化旅游的方式。

在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家庭留给了青年男女的更大自由、航空的发展和及其价格的跌落、由于对整整一代新人更高水平的教育而扩大了的文化好奇心，这一切都有助于越来越把法国人引向了其国门之外。1965年左右，传入法国的嬉皮士（hippie）运动带来了新的旅行观念。它与对于民族学的一种突然迷恋同时发展，同时又与对西方“消费社会”的摒弃和对前工业化文明的怀旧性留恋有关。

稍后不久，又发展起了新的一类旅行家：受艺术品和风景之美吸引的富裕退休人员。

在这样的背景下，旅游兴旺发展成了一门繁荣产业。旅行社、宾馆业、飞机、车辆、照相工业，一整套模糊经济都奇迹般地发展起来了。这使所有人都受益匪浅，对于被参观的国家来说则是形成了一种很稳定的经济收入。这种远方旅游的文明、精神和社会贡献并不太明显。但若无旅游，这种交流因素就是大部分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了。这一切虽不明显，却很实惠。尽管在知识界很时髦的做法便是对旅游业的危害发动猛烈抨击，这既是出于维护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又是由于保护自然环境问题。尽管旅游在彼此之间带来了金钱关系，但我们觉得一个“具有旅游风气”的社会，要比一个由封闭的小天地组成的世界要好得多。

因此，老老少少的法国人都开始旅行了。只不过是在60年代，丝绸之路陆路都不对我们开放，无论是在中国领土还是在苏联领土上都一样。人们只能赴其西部旅行：叙利亚、伊朗、阿富汗。后来，当这后一些地区封闭时，其东部相反却开放了：从70年代起是苏联中亚部分的开放，中国西域部分从80年代起也开放了。专家们最终可以前往实地考察了。就在同时，在法国大众的思想中，“丝绸之路”的概念完全与“中国西域”的概念等同起来了：西安、敦煌、吐鲁番、喀什。

当时有一种双向潮流的发展。一方面是大学的汉学家，他们与中国的专家们建立了学术联系，组织交流出版物和学术讨论会；另一方面是旅行家，除了普通的旅游者之外，也出现了旅行社的导游（他们本人有时就是年轻的大学教员）；也有职业旅行家：旅行家——作家，旅行家——摄影家，他们以出版其游记或作报告而谋生。他们总共拍摄了多少万幅照片啊!这些人在一个复杂而又难以了解的国家与法国“大众”之间，起了传播媒介作用。

因为现在有一个丝绸之路上的“大众”群，所以虽然世人都使用和滥用了这一名称，但人们还是把什么都归于了它并且错误百出地热衷于有关它的各种广告，因为它可以起“促销”作用。无论如何，这一内容迫使人接受了各种水平参差不齐的著作、文章，报告会和展览，它毕竟证明了这一点。在巴黎，几乎始终都会有一家旅行社组织的“丝绸之路游”，它也证明了这一点。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接二连三地出现的，这是因为此项内容已经广为传播，以至于人们产生了学习它的愿望，学生们也选择它，其中的某些学生还变成了专家……它是一种时髦的现象吗？也可以算吧!但还有更好的时髦。在学术研究之外，丝绸之路的题材哺育着一种高水平的想象，向艺术和灵性、自然之美和有关文明史的研究开放。这是不容忽略的。

法国学者有关丝绸之路的专著

虽然只用唯一的一卷书也很难介绍与“丝绸之路”概念有关的一整套复杂的观点，但某些作者们还是作了尝试。自1963年以来，已出版了数部全面的论著，其对象既有广泛的文化大众（不一定是东方学家），又有学习中国语言和文明、亚洲史、贸易史、丝绸史、文化交流史专业的学生，最后是所有那些关心欧—亚大陆文明事务的人。

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巴黎，阿尔多出版社1963年版，1986和1992年于日内瓦奥利扎纳出版社修订再版，并增加了有关现实情况的一章）。此书有耿昇中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山东出版社出版2003年再版。

西赛尔·伯德利（Cécile Beurdeley）：《丝绸之路，艺术品的大旅行》（1985年瑞士版，由塞伊书店于巴黎发行）。它是有关某些艺术品之间的艺术关系以及它们在丝绸之路沿途的大旅行（其中有许多现藏于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日博物馆），介于希腊时代和15世纪末叶之间。书中附有精美插图。

戴仁（Jean-Pierre Drēge）和埃米尔·比勒（Emile Bührer）：《丝绸之路，风景与传说》（巴黎，艺术图书馆1986年版）是一卷带有豪华插图的书，行文较短，但其中却包括丰富的资料。

雅克·昂克蒂尔（Jacques Anquetil）：《丝绸之路，从亚洲沙漠到西方世界的边缘，22个世纪的历史》（巴黎，拉泰斯出版社1992年版）。此书的特殊之处是其作者（非东方学家）为纺织世家出身，此书有一大部分是讲述丝绸和纺织史的。

佛朗索瓦·贝纳尔（Franois-Bernard）和埃迪特·惠格（Edith Huyghe）：《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和神话》（巴黎，拉封出版社1993年版）。此书覆盖了从亚历山大大帝到1440年之间整个历史阶段。此书有耿昇中译本，喀什维文出版社2006年版。

所有这些著作都附有地图、参考书目、索引、大事年表，从而增大了这些书作为研究基础的意义。

我们应该为阿里·玛扎海里（Aly Mazahéri）的《丝绸之路》（巴黎，纸莎草纸出版社1983年版；耿昇中译本，中华书局1993年初版，1996年再版，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再版），保留一种特殊地位。我认为可以把这名伊朗血统的学者纳入到法国研究人员的行列（他本人可能也不会反对），他逝世于1991年。阿里·玛扎海里先生曾经在法国学习、施教和撰写其全部著作，而且大部分著作都是用法文写成的。这部《丝绸之路》不仅包括将西域君主遣使赴15世纪中国宫廷的出使报告自波斯文译作法文，而且还包括一大批注释，以及波斯文、拉丁文、希腊文和中文等有关丝绸之路的史料。这是作者整整一生耕读的成果，它们使这部著作变得格外宝贵了。(www.xing528.com)

法国学者有关中国西域的专著

自从20世纪60年代解冻以来，特别是自1978—1980年开放以来，在法国汉学研究的这种新发展潮流中，对中国西域的研究也获得了一种新的推动力。我于此就不再列举法国的研究人员——汉学家或其他专家们的大量以中国西域为内容的著作了。

这些著作都已在本卷书的各篇专文中讲到了。博物馆的保管员、大学或国立东方语言学院的教授、国立科研中心的研究人员、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成员、法兰西远东学院和其他机构的成员，他们组成了法国在这一领域中现有的几个研究组。我们可以把雅克·吉埃斯（Jacques Giès）、热拉—贝札尔（Robert Jera-Bezard）、莫尼克·玛雅尔（Monique Maillard）的名字与宗教和佛教艺术联系起来，把戴仁的名字与对纸张和写本历史的研究联系起来，把冯赫伯（Henri—Paul Francfort）的名字与考古学相联系，彼埃·让代尔（Pierre Gentelle）从事舆地学与考古学研究，韩百诗（Louis Hambis）从事历史研究，哈密屯（James Hamilton）从事回鹘民族研究等。我无法于此列举他们全部人的名字了。我还补充说明一下那些过早逝世学者们的遗产——马伯乐与伯希和遗著的出版。

法国学者有关丝绸之路的其他专门著作

如果说法国汉学家们已不再始终都是拉丁—希腊学家了，中世纪学家也并非始终都是东方学家（但他们仅于一生中怎能同时兼作这两种学者呢？）。如果说今天的法国人已不再如同1950年时的情况了，那么在6年的中学中，每周仍有6个小时的拉丁—希腊文课，古典研究也并未消失，但它们都变成专家们的事了。让—诺埃尔·罗伯尔（Jean—No觕l Robert）的《从罗马到中国，恺撒时代的丝绸之路》（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则围绕着公元2世纪时赴中国的一个罗马使节，发挥了主要是对公元2—3世纪时有关罗马对波斯、印度和远东的政策之研究。

我已经提到了佛朗索瓦·贝莱克有关中国明代航海术、戴仁有关纸张史的研究论著，我还应提一下纪可梅（Marie-Claire Quiquemelle）有关泉州港及其与中世纪与中国航海关系的论著。

法国学者对古代丝绸的研究

有关丝和丝绸的著作，无论是从总体来看还是仅在法国，都有大量法文版著作出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丝绸之路的这个专门领域，特别需要提到主持古织物研究会的克莉斯娜·里布（Krishna Riboud）、丝绸史学家和长期在里昂任纺织教授和主持里昂织物史博物馆工作的加布里埃尔·维亚尔（Gabriel Vial），他们合作出版了《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13卷：《吉美博物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织物》（巴黎1970年版）。

巴黎近期的几种有关丝绸之路的展览

1979年，巴黎人得以在国立图书馆参观了一次有关伯希和的展览：《中国和高地亚洲的宝藏，伯希和百年寿诞》；1983年，在巴黎植物园举行了一次敦煌壁画展（还包括其他内容）：《中国，戈壁沙漠的壁画，植物园中的丝绸之路》；1994年，又在航海博物馆举行了上文提到的“辛达伯的相会”展览。所有这些展览都促成刊印出漂亮的带插图的展品目录。请原谅我已经遗忘了对更早期展览的记忆。

法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项目：《丝绸之路——对话的道路》”中的活动

法国以其科学机构、科研人员和专家们，而广泛地参与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7—1988年间发起的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项目：“丝绸之路——对话的道路”的工作，这项计划应该持续到1997年。“在人类的思想中建起保卫和平的防线”、“就在此地和此时”，这就是这项国际大项目的目的。它是以一整套陆路和海路的考察、学术讨论会和报告会、展览、出版物而表现出来的，致力于研究人们通过“丝绸之路”而理解的一切。共有数十名各学科和各国的专家通力协作这项计划，历史、艺术和考古学，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都占据着一种重要地位，法国学者广泛地参与了这项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这一项目的国际委员会主席一职便委托给了法国学者叶利世夫（VadimElisseff）。叶利世夫当时任法国博物馆名誉总监，我们都知道他把一生都奉献于巴黎的亚洲艺术博物馆以及远东的历史和考古学研究。雅克·吉埃斯（Jacques Giès，吉美博物馆）于1990年参加了“中国沙漠之路”的考察，于1995年末在巴黎筹备了一次大型展览“西域—佛陀之地”；佛朗索瓦·贝莱克和于格夫妇都参加了1990—1991年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纪可梅于1991年参加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泉州举办的有关中国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讨论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委员会和辛格一波利尼亚克基金会于1992年在巴黎组织的“丝绸之路，科学与文化问题”的讨论会，共集中了贝莱克、戴仁、叶利世夫、冯赫伯、彼埃·让代尔、雅克·吉埃斯、马儒丹（Michel Mollat du Jourdin）、尼古拉·雷维尔（Nicole Rével）、克莉斯娜·里布等一代名流，这次讨论会的报告，已由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丝绸之路，共同的遗产，多种的成分》，1994年版。

此外，法国专家们共协调了3项国际研究计划。尼古拉·雷维尔参与了“丝绸之路上的史诗”的项目，彼埃·勒比格尔（Pierre Le Bigre）参与了“对沙漠骆驼队客店的研究和保护”，冯赫伯参与了“研究和编制西域原始岩画集”的工作。

多项计划、大批人员、思想的交流窗口，现在集中了许多人力和财力的这一整套科学活动，必然会以出版物（现在已有成熟的丰富收获或准备出版）、电影、广播和电视传播媒体的形式供大众使用，这对所有思想都极其有益。

游　记

游记是否为一种文学体裁呢？忘记这个问题吧!忘记在那些价值大小不等的杂志中发表的大量文章吧!这些来去匆匆的过客那很肤浅的游记，可能会在200年之后作为已消失的事务之证据，而具有某种价值……这些作品自20或30年来都很丰富；我们应该重视认真的、真诚的和知识性的游记。我确实应该说，在丝绸之路的问题上，法国人的贡献是有限的。这丝毫不足为奇，因为我们在长时期内未曾与那里有所接触了。我还应该指出，目前“游记”体裁在我们这里不如在诸如英国文学中那样发达。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司汤达（Stendhal）、梅里美（Mérimée），缘蒂（Pierre Loti）都不屑于这种表述方式。但他们均未曾亲赴丝绸之路。

我们可以牢记安娜·菲利浦（Anne Philipe）的《亚洲的骆驼队，从新疆到克什米尔的亚洲》作为里程碑。这位作者更以其叙述她从北京返回克什米的书（巴黎，朱雅尔出版社1955年皈）而著名，此书恰恰是她于1947年全程穿越历史上的道路之愿望的启迪。我们于此之后便是30年间的一片空白了。菲利浦的著作如此具有可读性，以至于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一册已经破烂不堪，不能再供人翻阅了。

中国从1980年起的开放导致了几部带有华丽插图的真正游记著作的问世，其中的法文著作远不如外国著作的法译本多。不过，我们仅引证克里斯蒂娜·尼尔松（Christine Nilsson）的《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女子》（巴黎，泽利出版社1993年版，全文60页，插图100页）和雅克·朗兹曼（Jacques Lanzman）：《人们永远不能从那里返回的沙漠》（巴黎，橡树出版社1988年版）。雅克·朗兹曼是小说作家和作家——旅行家，他于此书中以照片为据而叙述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31天步行的过程。当然，他活着从那里返回来了。

相反，附有导言、注释、地图和评论的古代游记的再版本，即将在法国遭遇一次奇特的兴旺。

马可·波罗的伟大新时代

仍然是和始终是马可·波罗。在所有读者大众的心目中，什么人的名字能比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更好地象征丝绸之路呢？特别是近20年来，马可·波罗的《世界珍异志》（《寰宇记》）的再版、有关其生平和旅行的著作、各种体裁和为各种年龄的人所写的出版物、电影数目等均与日俱增。我无法对此作出统计，法文作品或译自外国的作品，尤其是译自意大利文或英文著作的数目如此之多。

这次出版浪潮以1954年在意大利发生的一桩重要事件而非常认真地开始的，这就是马可·波罗的700周年寿诞。由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利用这一机会而组织的一次学术讨论会，聚集了多国专家。我可以提到法国方面某些汉学家的名字：白乐日（Etienne Balazs）、戴密微和韩百诗等。这次会议的论文于1957年由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以《极东》的书名而出版。

1955年，韩百诗出版了其《马可·波罗的〈寰宇记〉》，这是现代法文的全译本并附有导言和注释（巴黎，克林西克出版社版）。这部书至今仍是基本著作。1959年，作为遗著而出版了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由韩百诗负责在阿德里安一麦松奈夫书店出版。直到韩百诗的版本之前，其基本著作始终是穆耳（A.C.Moule）和伯希和的那部书，于战前用英文出版。

巴黎国立图书馆（我顺便提一下，它拥有的法文著作，是可能得到的最重要著作之大全）的分类目录，提供了已搜集起来的法文著作、译著和外文著作。以下是有关这位威尼斯旅行家著作的数字：1936—1959年之间的一段时期为21部，1960—1979年间为17部，1980—1993年间为33部（电脑检索目录）。这些数字清楚地表达了对于同一内容的兴趣之发展。

我于此仅提到法文著作，几乎所有的版本都是对原文的删节和现代语言的版本，或者是全面介绍的著作。其中的照片很丰富，或为从古稿本上翻拍的，或者是风景照。我们还可以提到某些高度通俗的普及著作、“连环画”、为儿童写的著作和画册、电影剧本和某些为青年人写的小说。为青年人写的所有著作都是围绕着“伟大的探险、冒险和发现”的思想，而组织起来的。

这些书的质量参差不齐。但很明显，马可·波罗的内容是出版家们的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

我将把两部著作另作别论。其一是戴仁的《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89年版），它是一本巧加压缩的并利用很少的篇幅而提供了大量资料的著作，其中有许多精心选择的插图；另一部是由雅克·海尔（Jacques Heers）所著《马可·波罗传》（巴黎，法雅尔出版社1983年版），这是一部中世纪史的史学家的著作，他不仅注重马可·波罗本人的旅行，而且也关注有关这位旅行家的家庭与血统，同时也注意其游记的历史、此书的形成、其版本、其行文的可能执笔者（比萨人鲁思梯谦）、原文的语言、在华的意大利人等。所有这一切明显都广泛使用了意大利文资料。

我于此放弃了引证40多部其他法国作家的著作，他们都针对这位旅行家而写了一批著作。

其他几种古游记

除了先驱之外，马可·波罗的例证在出版界可以代表任何一种类型。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便开始出版或重版历史上的重要游记，很长时间以来，在某些图书馆之外，已经再也找不到它们了。此外，这类作法在出版界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并非仅仅涉及丝绸之路。这或者是出自最新深入研究的科学版本，或者是简单的再版本，有时还是节本。有关古代游记全面研究的汇辑本刚刚问世。自从梅尔西塞代克·泰夫诺（Melchisédec Thé-venot）17世纪的合集本以来，在法国尚未见过如此的鸿篇巨制。

我引证在与本处有关领域中的著作：

让·保罗·鲁（Jean-Panl Ronx）：《中世纪的探险家》（巴黎法雅尔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一部主要论述1200至1500年之间时期的著作，其副标题就叫做《丝绸之路》。

马儒丹和若翰·德尚热（Jehan Desanges）：《千年之路》（巴黎，纳塘出版社1988年版），其中的丝绸之路特别是由马儒丹对元代与元后时代作了论述，又由德尚热对更古老的时代略作阐述。

马儒丹同样还出版了：《13—15世纪的探险家》（巴黎，拉泰斯出版社1984年版）。

对于文献本身，请参阅：

C.卡普勒（C.Kappler）和R.卡普勒：《鲁布鲁克蒙古帝国游记（1253—1255年）》（巴黎，帕约出版社1985年版）。

德鲁兹（C.Deluz）：《环球游记》（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是1356年左右用法文写成的游记。

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专门的工作成果。

在一种不太科学和振兴一种已失传体裁的版本中，我提一下由巴黎拉封（R.Lafont）出版社推出的“布甘丛书”中的两种文集。这就是由冉明轩（Michel Jan）主持编辑出版的《中亚西藏游记汇编》（1992年），由尼奈特，博特鲁（Ninette Boothroyd）和米里埃尔·德特里（Muriel Détrie）主持编辑出版的《中国游记汇编》（1992年）。这些文集覆盖了古代并直至19世纪。这种文集以其微薄价值，而使读者于自家中有一部亚洲游记经典宝库。但其文不完整，也没有多少注释。

此外还有某些游记集，由马伯乐出版社（已不复存在），腓比斯（Phébus）和其他出版社出版。这股浪潮持续了近20年来，现已开始衰落。

为了结束这篇在书籍中的浏览漫步，以及有关法国专家与大众自“二战”结束以来，对于一个如此广阔、其界限如此含糊不清、与我们本处有关的如此之多方面的（我也抱怨现在的研究多少忽略了诸如古钱币学和古地图学诸方面的）领域之兴趣的简单概述。我于此仅满足于提及一个长期等待的版本，即由布努尔（G.Bounoure）和塞雷（B.Serret）于1922年在美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自一个世纪以来已找不到的著作：《伪托卡利斯泰纳的亚历山大传奇故事》，我们最终有了此书的一种注释法文版。凡是取自历史和传说、舆地学与文学的著作，已经通过各种语言的译本，而自中世纪起就渗透进各民族的想象内容中了。它们又经波斯和蒙古，从法国传到印度尼西亚，什么样的著作可以更好地象征丝绸之路的概念呢？

注释：

①布尔努娃(Lucette Boulnois，1931—2010年)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的研究员，该中心喜马拉雅地区环境、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前任主任。她以研究丝绸之路与藏学(特别是西藏与尼泊尔的关系史)为专长。本文为特邀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