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西域史学翘楚：伯希和的蒙古学精粹

法国的蒙古学泰斗——伯希和

韩百诗（Louis Hambis）

伯希和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他是继一次短期患病之后逝世的。笔者的意图并非是于此对他进行赞扬，因为其他人早已经捷足先登地这样做了，况且他们也比我更有资格这样做。我仅希望就他在一个特定领域中的学术活动讲几句话，我本人有幸亲自领受到他在此领域中广泛地施展了他的学问和神奇记忆力的全部才能。多年以来，伯希和在有关西域民族和文明，特别是有关阿尔泰民族的研究中，涉猎了最广阔的学科领域。

伯希和在他于1906年出发赴西域探险之前，才开始学习突厥语。他在数月期间便学会了东突厥语。伯希和的旅伴瓦杨博士不久之前还曾对我说过，伯氏与当地居民毫无区别地和很轻松地操突厥语、汉语和俄语交谈，使土著民吃惊不小，对他刮目相看。他于逝世前数月时曾亲口对我叙述过，他是怎样速成地首先是学会了英语、其次是俄语、最后是突厥语这些差异悬殊的语言。他在一年期间学会英语，并同时通过了中学毕业文凭的考试；至于俄语，经过数周紧张的准备工作之后，他出发赴俄罗斯居住数月，回来时便可以流利地讲俄语了。对于我对于这种速成学习非常惊奇，于是便对他说，为了学会差异如此悬殊的语言，必须具备非常杰出的语言天赋。他向我声称，要如此迅速地学会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种错误。他还补充说，为了很好地完成这样一项工作，则必须制订一种个人的方法。他在西域认识到了，使自己学会阿尔泰民族和特别是蒙古民族各种方言的必要性。在他返回欧洲后，发现沙畹于其有关蒙古时代宫廷文件的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沙畹却不懂蒙古语和突厥语。他于是便着手系统地研究这两种语言，特别是研究回鹘语和古蒙古语。

我在此不想再讲他对于某些回鹘文献的研究了，或者是仅简单地论述导致他最终写成《阿尔泰语札记》的那些纯语言学著作了。伯希和在住院之后的几天内，已将他的这部最重要著作的手稿委托给了德尼先生，德尼先生在这方面的才能是毋庸置疑的。此外，德尼先生为纪念我们的这位已故会长，已经在亚细亚学会专门召开的会议上作过报告，详细地提到了这一切。我于此仅限于讲述我本人颇为荣幸地自1928年以来，便在他的指导下工作的领域，我于此是指汉—蒙民族研究的领域。它不仅涉及真正的蒙古人，而且也涉及人们将他们与阿尔泰民族的该支系，互相联系起来的不同民族集团。

伯希和是于1912年左右开始蒙古语研究的。他有一天曾告诉我说，他是怎样购到了一册科瓦列夫斯基（Kowalewski）的蒙古语辞典，他是怎样支付500法郎，使许多人都深感大惑不解。因为他们惊讶地看到，他在支付如此一笔款项而购买一部“蒙古文”辞典时，那该有一颗什么样的“神经错乱的大脑啊！”

伯希和很快就认识到，研究蒙古时代不仅牵涉汉语、蒙古语和回鹘语知识，尚且不讲东亚的主要史料；同时还牵涉有关元蒙时代的所有西方著作的知识，既有欧洲的，又有穆斯林世界的著作。因此，他立即着手工作，并在这时就开始了对文献的考证研究，将它们进行比较，试图用对各种史料的比较来澄清事实。对于深知该问题复杂性的人来说，这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任务。因为人们可以说，直到当时为止，这项工作是以一种不协调和零碎的方式开展的。在有关蒙古语言的问题上，他是通过阅读施密德（Schmidt）那部经典性著作而开始的，他的蒙古语语法辞典与博布罗夫尼科夫（Bobrovnikov）的著作，是当时唯一能得到的著作。他在研究萨囊彻辰（Sanang sˇatchn）的东蒙古史（即《蒙古源流》。——译者）时，将此史书与以《黄金史》（Altan Tobtchi）之名而著称的各种蒙古编年史作了比较，这项工作的成果尚保存在他未发表的笺注文章中。他看到，虽然这些文献对于蒙古学爱好者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它们始终都是些只有微不足道的历史价值的著作。由于他已经知道存在着人们通称为《蒙古秘史》的文献，所以他便着手根据14世纪完成的汉文对音本，而系统地复原蒙文原文献的工作。这个问题要比人们刚开始能够想象的那样，要复杂得多，因为伯希和发现，汉文对音本根据版本和稿本不同而变化无常。大家不仅仅要考虑由对不同写法的系统比较所取得的成果，而且还要从文献内部进行考证，以纠正由对音学家们犯下的纰漏，甚至是由原文的抄写者所犯下的错误。继在乌兰巴托发现的一种蒙文稿本之后，伯希和对过去完成的工作，还必须作重新核定。这部稿本著作就是《黄金史》的手抄本，其中包括《蒙古秘史》原文本的部分篇幅，此文本经常与通过复原而获得的文本差异甚大，由此而出现了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伯希和1920年在他发表于《亚细亚学报》中的《库蛮考》一文中宣称，他打算尽快发表《蒙古秘史》的全文。从他引导我与他共同工作的时候起，他就经常向我讲起可能会发表其文章的问题。他认为自己的整理已经接近于完成，以至于他于1930年委托我编制《蒙古秘史》的辞汇表。尽管许多段文字依然含糊不清，但人们却可以认为其主体著作已完成。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认识到，对文献的内部考证尚没有向前发展多少，他以其惯有的觉悟水平，而重新投入了工作。他着手对整部文献进行修订，大家甚至可以说他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他留下了一部手稿专著以及大量笺注。他还留下了一部译本，可惜只完成了184节，而全书却共包括282节。对《蒙古秘史》的研究和整理一直断断续续地使他忙碌了30多年。这并非是伯希和关心的唯一一部古蒙古文著作。我在伯希和夫人移交给吉美博物馆的文献中，找到了对《华夷异语》某种考证版本的研究内容，这是一部可断代为明初的蒙文—汉文字书，其中的字语均根据与《蒙古秘史》相同的原则而作了对音。继词汇部分之后，他又提到了一部以同样的方式对音的蒙古文献集，附有夹行汉译文。这部字书以及这些文献，标志着一系列字书的出版。虽然它们的时代普遍较晚，但却具有很大的意义。

伯希和的学术活动同样也涉及蒙古碑铭和外交使团问题。他对于已经有人研究过的碑铭的诠释，可以使人作一番即使不是最终性的，至少也是极其深入的总结。他对于那些实际上是未刊碑铭的解读，诸如对于居庸关碑铭的解读，可以使人对它们继续作越来越具体明确的研究。他还携归相当数量的碑铭拓片，它们至今仍存作未刊，或者是只在他于法兰西学院的授课中作过部分探讨。

梵蒂冈蒙古外交文献的发现，又导致伯希和从事对蒙古与教廷关系史的研究。他针对该项内容而作了一次缜密的调查，同时开始在《基督教东方杂志》中发表他已取得的研究成果，致力于稽核人们针对这一问题已经讲过的内容。在1925年左右，他共发表3本小册子。它们向我们提供了贵由（Güyük）皇帝致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国书的译文，以及该皇帝一枚印玺的译文。非常遗憾，他没有时间继续完成这项工作，使之一直留作未完著作状态。更为遗憾的是，他本来应该于此发表波斯伊利汗（Il-Khans）的两封未刊国书，以及同一出处的各种文献。人们同样还会感到遗憾，他未能发表海山（Qaìchan，元武宗）皇帝的一道诏书，它是我们所知的用八思巴文写成的绝无仅有的诏书。然而，这种遗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补救，因为他已经写成了其解读和诠释文。

伯希和有关蒙古人与教廷关系史的探讨，又导致他以一种更为全新的方式研究蒙古人与西方的关系。为了开展研究，他必须重点主攻当时大旅行家们的游记：柏朗嘉宾（Plan de Carpìn）、鲁布鲁克（Rubruck）和马可·波罗。他对马可·波罗的书特别感兴趣，由于他看到，这是有关远东和西域的一座神奇的资料宝藏，所以他在数年间对此进行一种深入的研究。他在法兰西学院授课时，曾公布了某些阶段性成果。这项研究幸运地取得了一大成果：一名赞助文学艺术事业的人帕西瓦尔·大卫（Percìval Davìd）勋爵，曾赞助发表了由我们同事穆尔（Moule）在伦敦编定的马可·波罗的原著行文，同时也请求伯希和先生作诠释和附注。伯希和十分乐意对此作出贡献。该著原文于战前出版。若无这场战争，伯希和的注释本来早就应该出版了，其清样现保存在伯希和夫人手中。我们应该抱有希望，出版家不会再长期耽搁了，而将这些注释提供给那些对于马可·波罗及其著作感兴趣的人利用。伯希和曾向我透露，他有意继马可·波罗游记注释本之后，再出版一部论著，既涉及柏朗嘉宾，又涉及鲁布鲁克。我们于其档案中发现了一札笔记，叫做《柏朗嘉宾札记》，但令人遗憾的却是没有任何关于鲁布鲁克的记载。

我对于伯希和的那些已刊和未刊著作，还有许多话要讲。但我仅想讲一下他有关蒙古学和蒙古史方面学术活动的两种概观。除了在极其五花八门的学术刊物中，特别是在《通报》和《亚细亚学报》中发表的大量文章（其目录尚需要整理成一种真正的书目）之外，他还非常深入地研究了有关蒙古史的穆斯林和汉文史料，其成果已于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中多次作了阐述。他自己还辑录了有关西域诸民族的丰富资料。如果我可以说的话，那么它们至今仍处于未经加工的状态。然而，某些资料，诸如《卡尔梅克史评注》，都可以被毫无困难地发表；其他的资料，诸如他有关西域与远东基督徒的札记，则包括一种丰富的资料宝藏，但尚未达到以一部已成书著作的形式出版。

伯希和同样也将蒙古语和突厥语的研究推向了具有一种很高的科学严谨性的水平，他最重要的结论已经在《亚细亚学报》和《通报》的大量文章中披露了。他继在突厥—蒙古语领域中的研究之后，又推断出了许多极其有意义的结论。其中一大部分已经发表于其《阿尔泰学札记》中了，其剩余部分只能使人对阿尔泰诸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和起源，作出某些颇有吸引力的假设。此外，他还主持编写了有关俄罗斯的古突厥—蒙古民族—可萨人（Khazars）、不里阿耳人（Bulgares）等民族的一部巨著，他于其中讨论了学者们至今所得出的诸多结论。我还发现了有关这种研究的档案，他是在两年前开始这项工作的，但却未能最终完成。

我们怀着非常悲痛的心情，整理了伯希和留下的遗稿。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伯希和夫人，她非常乐意地将其丈夫的所有遗著，都移交给予吉美博士馆，这是伯氏在近45年间积累起来的著作啊！我将于本短文之末列出所有这些文献的目录，它们是这位汉学大师和“阿尔泰学”大师学术活动的结晶。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强调指出伯希和学术活动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方面，我在此是指他的工作方式。我们于其档案遗作或者是其经过系统分类的札记中，找到一种与其工作内容相适宜的工作方式。但所有那些曾向他借阅过这些书籍的人，都会发现有关他从事过研究的书卷，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札记和参照内容。其很少几卷著作就可以成功地形成从事某项科研的基础，他由此便可以在没有任何卡片的情况下，得心应手地参照有关同一内容的所有段落。经过一种流水线式的过程，第一部著作又要参照其图书馆中的多种著作，而这些著作又互相印证并参照其他各卷。如此类推，也可以说是一直到将该项内容的所有资料一网打尽或罄尽为止。由此而编制了一部理想的工具书，而此工具书又由于一批书目，特别是由于他的辞书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例如，利用他使用过的诸多突厥语辞典而形成了唯一一部完整的突厥语辞典，其中附有旁注和修订处，参照了与突厥语近亲的或者是它借鉴了某些辞汇的各种语言的辞典。他对于蒙古文和藏文也采取同样的处理办法，他在此领域中所完成的最成功的一册，便是他彻底重新作过的翟理斯（Giles）的那部人物传记辞典。

这就是说，除了伯希和辑录的文献之外，其藏书室中的浩繁卷帙便形成了极其珍贵的一个整体。我衷心祝愿，在伯希和杰出学术活动中汇集起来的这些珍贵资料，能够在具备全部科学保证的条件下，有朝一日得到集中刊布。

附录伯希和的遗赠著作目录

伯希和夫人慷慨地向吉美博士馆捐赠了伯希和先生的未刊著作和札记。我在埃斯特·莱维（Esther Levy）小姐的帮助下，对它们进行了整理。莱维小姐编制了它们的一份详目。

现在，出版委员会已经组成，我们只等待各种有能力的组织给予资助了。

伯希和所撰稿本著作如下：

——Sur la phonétique du chinois ancien（ancien，E.F.E. O.），46 et34 p，notes，petit format.

《论古法语音韵学》（原作于法兰西远东学院），共46+34页，附注释，小开本。

——Notes sur la géographie ancienne etmoderne du Turkestan chinois（ancien E.F.E.O.），25 et 44 pp.de notes.

《新疆古今地理学札记》（原作于法兰西远东学院），25+44页，附注释。

——Tibet,187 pp.

《西藏》，187页。

——Les routes de la région de Turfan sous les T'ang,168 pp.

《唐代吐鲁番地区的道路》，168页。

——Notice sur Giles,An l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 Art（ancien,non terminé），36 et 13 pp.de notes，petit format.

《有关翟理斯〈中国绘画艺术史概论〉的简介》（旧作，未完），共36+13页，附注释，小开本。

——Les oeuvres de Tchén Tchéng,14 et 4 p.et notes.

《陈诚的著作》，14+4页，附注释。

——Les plus anciennes transcriptions des noms de Mahasthamaprapta et d’

Avalokitesvara,Ⅱpp.（dont 4 de notes）.

《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名称的最古老对音》，11页（其中4页是注释）。

——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300 pp.environ.

《西安府景教碑》，300页左右。(www.xing528.com)

——L'histoire et la géographie anciennes de l'Asie Centrale dans Inner-most Asia,53 et 30 pp.de notes.

《〈亚洲腹地〉一书中的“西域历史和地理”》，正文53页和注释39页。

——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Ⅱ8 et 63 p.de notes.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118+63页，附有注释。

——Quelques noms turcs d'hommes et de peuples…,32p. dont 18 de texte.

《几种人和民族的突厥文名称》，32页，其中18页是正文。

——Sanscrit arya，ouIgour arje,4p.

《梵文arya和回鹘文arje》（均指阿阇黎或尊者、圣者），4页。

——MémorIres sur les coutumes du Cambodge（réédition），200 pp.environ.

《真腊风土记》（再版本），200页左右。

——A propos d'un titre hiong-nou,8 pp.

《论匈奴人的一个尊号》，8页。

——Sur Koutcha,Qarachshar etRauruka,numéroté1-5 et 39-82（manuscrit fragmentaire）.

《龟兹、焉耆和王舍城》，其页码的编号为1—5和39—82页（残缺不全的手稿）。

——Un vocabulaire arabo-mongol et un vocabulaire sino-mongol duⅪⅤe siècle,182 et 96 pp.de notes,plus vocabulaire（la première partie seule est au point）.

《14世纪的一种阿拉伯—蒙古文辞汇和一部汉—蒙文辞汇》，182+96页，附注释，另附辞汇（唯有第一部分已经杀青）。

——Anciennes appellations des mois chez les Mongols,29 p. dont 9 de notes.

《蒙古人中对月份的古称》，29页，其中9页是注释。

——Traduction de Rachid ed-din,105 pp.

拉夫施史的译著，105页。

——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Spuler）,88 et 65 p.notes petit format.

《金帐汗国史札记》（对斯普勒书的评论），共88+65页，其中9页是注释，小开本。

——Khutu and Kindrer topics（suiteàms.De Laufer restéinédit,inachevé）,60 et 28 p.notes.

《Khtut和Kindrertopics总论》（劳佛尔一部未刊稿本的续文，未完），共60+28页，附注释。

——Notes critiques d'histoire kalmouke（Baddeley,1919）, 61 et 85 p.notes,Ⅶtableaux.

《卡尔梅克史评说》（对1919年的巴德利书的评论），61+85页，附注释和7幅图表。

——Mar Yahballaha,Rabban Cauma et les princes Ongut chrétiens（Montgomery,1927）,32 et49 p.de notes.

《摩诃·雅赫钵摩罗诃、拉班·扫玛和信仰基督教的汪古部王公》（蒙哥玛利1927年），32+49页，另附注释。

——Le mongol kagUl-kakUl…;le turc etmongol bogtaq-boqta…,le chinois Kou-kou hatue coiffure des femmesmariées nobles,22 et 12 p.notes.

《蒙古文bgūl-kkul，突厥文和蒙古文bogtaq-boqta……汉文蔻蔻/指已婚贵夫人的高发髻》，共22+12页，附注释。

——Notice sur NOBEL，Kumarajiva,22+7p,notes.

《有关诺贝尔的〈鸠摩罗什〉一书的书评》，22+7页，附注释。

——Sur quelques anciensmissionnaires de Pékin（Planchet）, 29p,dont 5 de notes.

《论在北京的几位原传教士（包世杰）》，29页，其含5页注释。

（译自法国亚细亚学会1946年出版的《伯希和》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