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高地亚洲历史地名变迁

高地亚洲元代历史地名的沿革

韩百诗

在由弗拉基米尔科夫和鲍罗夫卡于1927年，在列宁格勒发表的一部著作集（《北蒙古》第2卷，第36-42页）中，弗拉基米尔科夫发表了一篇有关他于1925年在蒙古地区从事语言调查工作的初步报告。在这些研究中，他试图重新找到一定数量的地名。由于《元朝秘史》才使我们得知在那里曾存在过这样的地名。但他的研究却是徒劳无益的，所以他很快就深信在该史籍中保留下来的大部分地名，目前已经无人知晓了。

大约在同一时代，弗拉基米尔科夫于1929年的《科学院报告》第169-174页中，又发表了一篇论文，涉及了范围更为广泛的内容，篇目叫做《鄂尔浑河流域碑铭中以蒙文保留下来的地名》。他从中一共发现了不足20个名词，其中有10个是地名，其余的是民族名称。地名中主要是指河流的地理名词，如阿鲁河（Aru=Aga）、布哈拉河（Buqaraq）、额尔齐斯（Ertis）、谦河（Km）、鄂尔浑河（Orqun）、土拉河（Turla）和色勒纳河（Sln）等，它们实际上都是高地亚洲一些大江大河的名称。然后是两座山的名称：Altun（ys）系指阿尔金山或阿尔泰山（Alta），Qtüka是于都斤山脉，可能是指抗爱山（Khangai）。此外还有一个地名，即拜城（Ba-balq），它一直沿用至今，在蒙古文中作Baewalxgixure Baebalaq。

元代所使用的地名与河流名称的消失时代，似乎不会越过15世纪。因为我们在明代初期有关蒙古人的载籍中，还可以发现其中的某些地名与河流名称。虽然由弗拉基米尔科夫所指的那些河名和地名，至少从公元9世纪起就开始使用了。然而，我还可以指出，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一直沿用到当代的一个蒙古地名，即海剌儿（Qalar）。此名既指一个地名，又指位于此地附近的一条河流^①。它在《圣武亲征录》第22节和《元史》卷1第8页中，均作“海剌儿”，指一地名；在《元史》卷10第2页和卷15第10页中，它又指同一名称的一条河流；它在《四夷考》（《宝颜堂秘籍》版本）卷5第3页中，也是以同一形式出现的。此外，拉施特在其《史集》与《圣武亲征录》和《元史》相对应的一段文字中，未曾提到“海剌儿”；但他却在有关成吉思汗的幼弟哈撒尔（Qasar）及其儿子们生平历史的一段文字中（原文第2卷第89页，译本第56页），都提到了它，写作Qalar或者是Qalar（原文卷1第3页，译本第3页），即“海剌儿”。

因此，“海剌儿”一名从12世纪起就已经存在了，一直不断地在汉文载籍中反复出现（见甘露德：《满洲历史地理辞典》第198—200页中有关Hailar一条目），一直沿用到当代。在明代，《皇舆考》卷12第38页中的对音，与元代完全相同，也作“海剌儿”；到了清代，对音体系才发生了变化。此地名也见诸《朔漠图》（《皇舆图》卷2）中，在《皇舆通志》卷116第8页中，又提到了“海剌儿千户所”。

事实上，《大清一统志》卷717第7页中，又称之谓“开拉里”；《盛京通志》卷28第7和34页中，持同样的写法；《朔方备乘》卷24第3和4页中的写法也相同，而在同卷第3页有一处又对音作“哈拉尔”；《水道提纲》卷25第4页，也写作“开拉里”；《龙沙纪略》第2页中，也持同样的写法；虽然《黑龙江志稿》卷4第60页所提供的两种对音名称，也出现在《龙沙纪略》中了：“海喇尔”和“哈拉”，但我本人却没有从中找到它。

《黑龙江志稿》在卷3第26页和卷4第52页中转写作“海拉尔”，卷3第26—27页和卷4第53、55和57页等处又转写作“海喇尔”。《黑龙江外记》第1页中写作“海兰儿”和“凯喇尔”。富克斯在《康熙时代的耶稣会士舆图》（1943年北京版，第115页第637条目）中写作“开拉里河”。《东三省政略》在卷1《边务》卷上第5、9、11和14页，卷下第7、9、12、16和33页中均写作“海拉尔”；《黑龙江水道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709页中写作“开拉里”（Kailar）。1760年的《清代一统地图》第84页中写作“海拉尔”。开拉里河沿途并入了许多支流，诸支流均源出于兴安岭，《大清一统志》卷711第10页中就曾提到过该地。最后，海拉尔河也出现在西方的地图上，分别转写作Khalar和Halar等等形式。

然而，只有极少数地名才沿存下来了，因为出于我所不知道的原因^②，元代的许多地名都由其他地名所取代，其时间肯定为明代。因为其中的某些地名，也见诸明代的载籍中，但几乎都是一些河流或湖泊的名称。其中有许多位于东蒙古，而其他（除了由弗拉基米尔科夫所引证的那些之外）则出现在西蒙古。这主要是由形成阿穆尔河上游的湖泊和河流名称组成的第一类地名，可能沿存下来了。其原因是由于它们从唐代以来，就成了相继在中国北部出现的小邦和高地亚洲游牧社会边界地区。

阿穆尔河上游的主要组成水系是克鲁伦河，此河在唐代似乎就以”俱伦水”的名称而出现了（见《新唐书》卷217下，第4页），有时又以其谬误的形式“俱伦山”而出现（《旧唐书》卷199下第1页），这后一个名称应该校正为“俱伦水”，即Külün之对音^③。它实际上是注入了克鲁伦河的一个湖泊的名称，现今被称为呼伦池（Kln-Kln）。然而，我们可以怀疑这里是否是指额尔古纳河（rgn，Arghun），它是呼伦池的源头，向北流去，与石勒喀河（Silka）汇合之后就形成了阿穆尔河（黑龙江）。事实上，“俱伦水”一名曾出现在《室韦传》中。众所周知，室韦部在唐代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与呼伦池之东北隅。因此，”俱伦水”事实上很可能是额尔古纳河而不是克鲁伦河。

克鲁伦河一名仅仅从10世纪起才出现，并一直沿用至今。此河在辽代被称为“胪朐”（《辽史》卷4第5页，卷15第9页，卷37第2页，卷59第1和第3页，卷91第2页，卷93第4页和卷103第2页）。在《契丹国志》卷2第3和5页以及卷40第1页中，此名又转写作“卢沟”。在金代，该河又被对音作“龙驹”（《金史》卷24第10页，卷94第6和13页，卷115第1页，卷132第9页，卷133第8页）。此名也出现在《元史》中，与它的常用对音词同时存在，但却写作“龙居”，见《元史》卷27第10页，卷29第2页和卷122第10页。《大金国志》卷2第3和5页，第40卷第1页的对音法与《契丹国志》完全相同。在元代游记故事的文献中，最为古老的是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1版第13页，其中把克鲁伦何写作“陆局”）和张德辉的《塞北纪行》（《皇朝藩属舆地丛书》版本）第1页中对音作“翕陆连”（Kirüln），后者所附的一条注释指出，“翕陆连”就相当于“胪朐”。在耶律楚材的文献著作集《湛然居士集》（《四部丛刊》版本卷5第11页）中，将上述名称对音作“闾居”。在徐霆对彭大雅的《黑鞑事略》所作的注释（《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1版，第24页）中，此名又写作“泸沟”^④。

《元史》在许多段落中都保留了“胪朐‘这种古老形式，它大部分都使用了元代所采纳并由明代作家们一直沿用到16世纪初叶的对音法。《元史》使用了《实录》^⑤和当代作家们的文献，《元史》卷3第7页，卷25第3页和卷39第3页等处都写作”怯鲁连’（Krüln）；在另外几卷（卷1第16页，卷2第1页，卷12第2页）又写作“怯绿连”^⑥，这后一种对音词似乎是引自《圣武亲征录》。我们还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对音形式：《元史》卷117第4页中作“怯缘怜”，卷131第16页中作“怯吕连”，以上二者是用来翻译同一个名称的。相反，《元史》卷7第17页中的对音名称为“怯鹿难”，一看即知有谬误。在《元史》卷19第3页中又作“怯鲁剌”，这后一个对音词的最后一个方块字是难以解释的，因为al的不同而使“剌”与“怯”是难以调和的，因为支配蒙语的规律就是元音的谐调。对于以“难”字结尾的第一种对音词，我们所面对的可能是一种两个元音的音节融合，这种现象可以通过“怯缘连”与“斡难”（Krüln-Onan）的结合来进行解释，在《元史》卷117第1页中，提到了一种相似而文字有所颠倒的形式，即“斡难怯鲁之地”。它与鲁布卢克游记中所提到的“斡难怯鲁连”（Onankerule）很相似（万嘉德版本第208、243和268页），在最后二段文字中又写作Onankerule。另外，1285年左右成书的《圣武亲征录》在第20、45和48节中，均作“怯绿连”^⑦。

在明代，1240年成书的《元朝秘史》的蒙文本，于1380年左右被用汉字作了对音转写，其中第94、96、98和107节中均写作“客鲁连”（Krül n）。然而，《明史》在许多段落中都保留了另外一种谬误的形式“胪朐”，如卷6第8和9页，卷126第5和18页，卷130第14页，卷133第2页，卷327第2和6页。在后一段文字中，有一条注释又指出，“胪朐”又称为“饮马河”。因此，《明史》卷6第12页，卷146第13页，卷155第6页和卷328第2页中，就是以“饮马河”之名而记载克鲁伦河的。此名同样也出现在《皇舆考》卷12第35页中，其中的一条注释也说明“饮马”河即相当于“胪朐”河。《武备志》卷223第8页和《朔漠图》中则写作“岫具河赐名饮马河”。有关这一名称，请参阅笔者旧作：《明代蒙古史文献》第95页注（160）。《武备志》中的地图引自《广舆图》，并由此而传入到《皇舆考》卷2第46页中。《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也对“饮马”一名作了同样的解释^⑧。

清代的舆地书提供了有关此河的大量资料，并将其名对音作各种形式。《大清一统志》卷544第23-33页中有一条关于该河的简介，其中把河名对音作“克鲁伦”河；在第23页中又认为“胪朐河”即为“克鲁伦河”；但在卷711第10页中又对音作“克勒伦”；这种写法又传到《盛京通志》卷28第8和36页中，还可能写作“克呼伦”。《水道提纲》卷24第3页，卷25第1、2和4页，卷27第1页中均采纳了同一对音法。《朔方备乘》卷24第1页中对音作“喀噜伦”，并且在第1页中补充了在清代各种著作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对音名称：克鲁伦、克鲁连、合缘怜、客鲁连和怯缘怜等。同时，该书还提到了此名一些更为古老的对音形式。它还记载说，《新唐书》卷217下第7页的拔野古（Bayirqu）传中，提到了一条河流，其对音名称为“康干”，可能就是克鲁伦河一名的对音。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作出定论，但很可能应将此名考证为另一条江河的名称（见下文）。《蒙古游牧记》卷9第3、4、5、10、15、18、20、21、23和26页中，均作“喀鲁伦”；在另一段文字中（卷9第9和10页），肯定又以“驴驹”的形式指克鲁伦河，但我不知道这种形式引自何种文献。《龙沙纪略》第2页中写作“克鲁伦”，《黑龙江外记》第3和4页，《黑龙江志稿》卷3第34页，卷4第34、70和第2页中同样也写作“克鲁伦”。《圣武记》卷3第15、16、34、35、40、41和49页中也持同一写法，1760年的《清代一统地图》第85页中也如此。《圣武记》卷4第34页中写作“库伦河”，书中参阅了《水道提纲》，后一部著作又写作“库兰河”。其中出现了某些混淆，类似我们在两《唐书》中所发现的那种混淆，似乎是把“呼伦池”的名字与“河”字结合在一起了。事实上，本处并不是指注入此湖的克鲁河，而是指源出于此湖的额尔古纳河。所以《黑龙江水道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709页）中作“活轮河”。

我还可以指出，图理琛的《异域录》称克鲁伦河（满文对音转写本第70页）为Herulun，在汉译本第76页中作“黑鲁伦”（Kirulun），这种形式不禁使人联想到了《塞北纪行》中的对音。该对音名称同样也出现在附有汉文标注字的地图中，而在附有满文标注字的地图中则作Herulun，我们可以在满文本的《索引》中发现它，参阅了正文中的第17页。由富克斯在《康熙时代的耶稣会士舆图》中所发表的耶稣会士们的地图集里，在《索引》第268、269和270页中写作“客鲁伦”，而在第166页中的第879和880条目中又指出了其满文对音：kerulen-bira。最后，《蒙古源流》卷3第10页和卷4第7页等处，均把萨囊彻辰原书中提到的Krüln（施密德版本，第71、107、139和159页）译音作“克鲁伦”。《东三省政略》卷1的《边务》下中也写作“克鲁伦”（第12页等处）。《皇朝武功纪盛》卷1第17和18页等处，《绥服外蒙古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2帙第7页等处，《征准噶尔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2帙第22、23和24页）中，《西征经略》（同上丛书，第4帙，第705和708页等处）的写法也相同。《蒙古游牧记》卷9第1页写作“噶鲁伦”。这个时代的其他许多汉文、蒙文、俄文和西文载籍中，也都提到了此河的名称，但却是以各种不同的对音形式出现的。

克鲁伦河也注入了呼伦池［Kln-na’ur（nōr）］，再从那里流出来之后便叫做额尔古纳河（rgün，Ergune），而呼伦池在稍靠东部处又吸收了乌尔逊河（Ursi’un’Ursun），后一条河出自捕鱼儿湖（Büyür-no’ur，Buir-nōr），贝尔湖又吸收了自东部流来的哈拉哈河（Qalqa），哈拉哈河又是由许多自兴安岭流下来的小河组成的。

唐代中国人似乎就已经知道了呼伦池。在《旧唐书》卷199下第9和10页中，均称之为“俱输泊”（应为“俱轮泊”），而《新唐书》卷219下第7页的一个相应段落中又两次对音写作“俱伦泊”。在下文不远的地方，我们将会遇到《太平寰宇记》卷199第6页和《唐会要》卷96第8页的一些非常近似的行文，其中均记载为“俱轮泊”。辽代的汉文载籍中似乎没有提到过此湖名，至少从我个人的探讨整理来看是这样的。在金代，对于此湖的所知也并不在太多，除非是《金史》卷94第3页中所提到的“栲栲泺”是此湖名的另一种对音。请参阅《观堂集林》卷15第8页。

在元代初期的游记故事中，似乎也未曾出现过呼伦池一名。其原因很简单，因为克鲁伦河下游地区偏离从中原到哈喇和林以北的交通大道，以及距元帝国各组成部分之间进行交流的大道也太远了。呼伦池这一湖名仅在《元朝秘史》中出现过，在该书第53节中转写作“阔连海子”，《元史》卷29第15页中也作同样的对音。此名没有出现在《圣武亲征录》中，因而也未曾出现在《元史》卷1中。但在拉施特《史集》的3段文字中都曾出现过，卷1原本第3页和译本第3页中作Kk-n覾wūr，贝勒津译文中也将之保留下来了，但它似乎是错误的，应该校正为Kl（n）；卷2原本第89、223页和译本第56、138页中作Kl（n）-Nawr，即“阔连湖”。其中的Kl似乎代表着一种不发音的-n，如同书中多次出现的nara（n）（太阳）和sora（n）（月亮）的情况一般。

在明代，《明史》卷7第9页中提到了该湖，对音作“阔滦”（Kln）。对于该时代的其他史料，请参阅笔者旧作：《明代蒙古史文献》第23页注。这种对音名称也出现在《皇舆考》卷12第46页中，其中的地图转引自《皇御图》（一）《朔漠图》，但有时有讹误。《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中也保留了“阔连”这种写法，它肯定是由于仿古的原因而造成的。

在清代，这一名称曾以多种不同对音形式，而在大量地理文献中出现过。《大清一统志》卷544第23页中写作“呼伦海子”，在同卷第26页中又写作“呼伦湖”；卷71第7-11页中同样也提到了此湖，而且还使用了一个修饰词“池”。《水道提纲》卷24第2页，卷25第3和5页中又写作“枯伦（Külün）”。《朔方备乘》卷24第1-4页又提供了一系列的对音名称，我们在《龙沙纪略》第2页也可以发现它，即“枯伦海子”，在《黑龙江外记》第1-4页中又写作“呼轮”，《黑龙江志稿》卷3第26-27页中作“呼轮诺尔”。《大清一统志》又据此而写作“库楞湖”，但本人没有得到写作“库楞湖”的《朔漠方略》。《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17页第702条目中，写作“枯轮鄂模”（Kulun-Qmo）。《异域录》称此湖（满文对音本第70页）为Hulun-Qmo，而在汉文本第7页中则作“呼伦湖”；满文本《索引》中参阅了正文第17页，作Hulun。《蒙古游牧记》卷9第1页中同样也写作“呼伦”，而第6页中则作“呼伦诺尔”。最后，《蒙古源流》卷3第21页也写作“呼伦”，它相当于萨囊彻辰蒙文版本（施密德译本第87页）中的Kln。《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下第6页中，又重复了由《明史》所采纳的对音法。《黑龙江水道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705和709页)中写作“枯伦鄂模”。《大清一统志》卷711第11页中对此湖作了一条简介，其中把该湖的名称对音作“库楞”。这种对音法又被《盛京通志》卷28第6和8页年转引，而在卷28第36页中又写作“呼伦池”。1760年的《清代一统地图》第84页中又写作“库伦”。在现代的大量西文、蒙文和汉文著作中，也以各种拼写名称来称呼该湖。

呼伦池同样也吸收了乌尔逊河，而乌尔逊河则又源出于捕鱼儿湖（Bügür或Büir，贝尔湖）^⑨。《蒙古秘史》第53页中又称此河为“兀儿失温”（Ursi’un）。甘露德（Gilbert）神父的《满洲历史地理辞典》第690页中提到的另一种写法为“兀儿逊”，但我不知道它自何处而来。通过其对音文来看，它似乎早于15世纪，相当于原文的Ursūn。

清代的地理著作中提供了各种对音法。《水道提纲》卷25第3和4页中写作“乌里顺”，《朔方备乘》卷24第2和3页中写作“鄂尔顺”（Orsūn），同时还举出了另外某些写法，如“鄂尔逊”、“乌顺”和“五顺”等。《蒙古游牧记》卷9第6页中写作“乌尔顺”和“鄂尔顺”。1760年的《清代一统地图》第84页中也写作“乌尔顺”。完全如同《蒙古游牧记》中的写法一样。《黑龙江志稿》卷4第65页持后两种对音法，而卷4第75页则采纳了第2种以及“乌尔繖”，其中最后一个字是错误的，但却出现在《大清一统志》卷711第7、10和11页中。最后，《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30页第1119条中写作“乌里顺”。其实，这是《龙沙纪略》第2页中的写法，而《黑龙江外记》第3-4页中写作“乌尔逊”。《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下第12页中写作“鄂尔逊”。《黑龙江水道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709页）则分别作“乌里顺”和“乌顺”（原文如此）。

贝尔湖的水源是乌尔逊河。早在元代，人们通过《圣武亲征录》第28节，就已经获悉此名了，其中写作“盃儿”（Buir）；我们还可以通过《元朝秘史》而获悉之，后者在第53和176节中写作“捕鱼儿”（Büyür）。

《元史》在有关成吉思汗的相应段落中，似乎没有保留此湖的名字。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保留《元史》卷1第8页的“盃赤列川”这种对音法，因为后者是指一个地名，在《圣武亲征录》第19节中就是以同样的形式出现的，它与贝尔湖没有任何关系。就目前的所知而言，我尚不知道有关这后一个地名的其他记载。另外，拉施特曾多次提到过它，他曾写作（卷1，原本第3、6和123页，译本第3、49和97页；卷2，原本第194、223和229页，译本第120、138和141页）“捕鱼儿诺尔”（Bur-nāwūr）；贝勒津于其书第1卷第123页的注释中认为，D号手稿中作Büyür。

在明代，《明史》中曾多次提到过此湖，如卷3第6页、卷130第19页、卷144第5页、卷146第11页和卷327第4页等，一般均写作“捕鱼儿”。请参阅笔者旧作：《明代蒙古史文献》^牙第15页注。此名也出现在《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中，而且也是以相同的对音形式而出现的。

清代的地理书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对音形式。《大清一统志》卷544第26页中写作“布伊尔湖”，卷711第7、10和11页中又作“布雨尔”。《盛京通志》卷28第6和8页中也记载有同样的形式，但卷28第36页中写作“贝尔池”。另外，《盛京通志》卷28第89页转写作“乌尔^牙”。《水道提纲》卷25第3-4页也具有同样的对音形式，在卷25第3页中又作“布育里”，卷27第4页中作“捕鱼儿”。《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索引》第98页第127条目中作Buir-Omo，用汉文转写出来便为“布育里鄂模”。《朔方备乘》卷24第2和3页中转写作“贝尔”，并且还出现了许多早已为人们知道的拼写法，其中包括我上文已提到的“布雨尔”。《龙沙纪略》第2页中写作“布育里海”。《黑龙江外记》第3、4、6、7和9页中均作“贝尔”，而第1和2页中作“布雨尔”。这后一种史料在第3页中提到了另一种对音形式“乌雨尔”。《蒙古游牧记》卷9第1页中写作“贝尔”，卷9第6和12页中作“诺尔”，它在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以下又引用了《朔漠方略》中的对音，写作“波衣尔”。《蒙古源流》卷3第21页中转写作“贝尔”，萨囊彻辰将此名写作Büir（施密德译文第87页），其中此名又成了一个复合名词，变作了Kl n-Bura，即“呼伦布雨尔”，用以指包括在上述两湖之间的地盘。1760年的《清代一统地图》第84页中也写作“贝尔”。《黑龙江志稿》卷3第26页和27页，卷4第52页中也对音为“贝尔”。《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下中，仅在有关“呼伦贝尔”的总传中提到过它。《黑龙江水道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709页）使用了《水道提纲》中的对音形式。

贝尔湖由哈拉哈河供水，我们可以追踪哈拉哈河自金代以来沿革变迁的踪迹。事实上，《金史》卷94第3页中提到了一条河流，其名曰“哈勒”，它似乎确实是对哈拉哈河不完整的译音。请参阅王国维遗书：《观堂林集》卷15第8页。《圣武亲征录》第27和37节中确实曾提到过此河，写作“合勒哈”。《元朝秘史》第175、176、191、192和208节中也持同样的写法。《元史》卷145第9页似乎也以“罕哈”这种形式而提到了该河，但很难形成定论。因为在这一对音名词之后，还附有一个“哈剌海”，这两种成分很可能应形成同一个复合名称。但经过最后的斟酌之后，我还是认为第一个词组系指哈拉哈河。

此名似乎在明代没有出现过。然而，《皇舆考》卷12第38页中提到了一条河叫做“哈剌哈”，它确实就是注入了贝尔湖的哈拉哈河。《皇舆通志》卷116第8页中，又提到了一条“哈剌哈千户所”。

在清代，许多舆地类著作也都提到过哈拉哈河。《大清一统志》卷711第7页（《盛京通志》卷28第6和35页中都沿袭同样的写法）提到它时，对音作“喀尔喀”，该河在清代的几乎所有地理著作中，也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如《水道提纲》卷25第3页、《朔方备乘》卷24第3页、《龙江纪略》第2页、《蒙古游牧记》卷9第3、6、10和12页、67页，另外还有1760年的《清代一统地图》第84页等处的文献。《黑龙江外记》第4页中写作“噶勒噶”，而在第2和3页中又作“喀尔喀”。《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的《索引》第115页第642条目中写作Kalka-Bira，在汉文中对音则为“喀儿喀”，即《黑龙江水道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卷4第709页）中的写法。

由克鲁伦河形成的这一水系，一方面是哈拉哈河和乌尔逊河，它们又注入了呼伦池；另一方面，它们又自该湖中流出而形成额尔古纳河，在右岸获得了许多支流，我将于下文再论述它。

额尔古纳河在元代之前似乎未以此名出现过。《元朝秘史》在第141、144和182节中对音作“额洏古涅（rgüna）”。《元史》中唯有一次提到过它（卷118第5页），对音作”也里古纳”（rgün）。拉施特在《史集》卷1原本第3页和译本第3页中，均写作rgüna；在卷2原本第89页和译本第56页中；写作rgǖn，均为“额洏古涅”之对音。在明代，《皇舆考》卷12第37页中“阿儿温河”，《明史》卷2第9页、卷126第5页、卷133第133和20页中都写作“阿鲁浑”（Argun）。我在《皇舆通志》卷176第7页也发现了同一形式，而在卷116第8页中却对音作“哈流温千户所”；“哈流温”一名也出现在《广舆图》中的《朔漠图》上，它可能代表着Har’un（？）这样的原形。将这后一个名词考证成鄂尔古纳河（Arghun）的作法是不太可靠的。但在《皇舆通志》中，具有这一名称的“千户所”则出现在另一组地名中，其中列有“海喇儿”千户所、“哈剌哈”千户所和一个“亦迷河”卫。明代的所有地理文献，似乎均自《大明一统志》衍生而来，唯有《广舆图》例外。《大明一统志》卷89第7页在一张有关行政区的名表中，已提到了一个“阿尔温河卫”。它似乎是涉及了额尔古纳河，因为此名出现在另一批行政机构之前，后者之中包括“海剌儿千户所”、“哈喇哈千户所”和“哈流温千户所”。另一方面，《大明一统志》在同一卷下文不远处（第8页），又提到了“兀鲁温河”。在这些与鄂尔浑河很近似的对音名词之间，具有某些联系，但尚十分难以定夺。

在清代，《大清一统志》卷544第23和26页，卷711第8和10页、《水道提纲》卷24第3页和卷25第5页、《朔方备乘》卷24（图）第1页、《黑龙江志稿》卷4第74页、《黑龙江外记》第1、2和4页等处，均写作“额尔古纳”，《盛京通志》卷28第8和36页以及1760年的《清代一统地图》第64页中，其写法也相同。另外，《黑龙江志稿》卷3第26页，卷4第52、59、60、72和80页中均写作“额尔古纳”，这可能是由于后者之中的“讷”字系“纳”字之误。《朔方备乘》卷24第1和第4页中写作“鄂尔古纳”，完全如同《龙沙纪略》第2页中所作的那样。《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索引》第103页第267条目中写作Ergunebira，译作汉文后则为“厄勒古挪河”。最后，《异域录》（满文对音本）第70页中写作Ergune，译作汉文之后则为“额尔古纳”，我们在地图上也可以发现这种对音形式，第17页的满文本《索引》中则作Ergune，《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上第5、13和14页等处，卷Ι下第3、4和5页等处的对音也如同上述之“额尔古纳”，而《圣武记》卷6第4页中又写作“额尔乎纳”（Arguna），《黑龙江水道编》（《小方壶斋舆地丛》第4帙第705和709页）则作“额尔古纳”的水流^⑩。

额尔古纳河在其右岸获得了海拉尔河水的流量，而海拉尔河左岸的主要支流则是亦迷河，有关该河的近代转写法形形色色，差异很大，所以最好保留其古代的汉语对音。额尔古纳河然后又吸收了根河（Kn，Gan/kan）之水，其右岸的主要支流是得尔布尔河（Tülbr）。《大清一统志》卷711第10—11页中一一列举了位于呼伦池和贝尔湖地区以东的所有河流名称。

亦迷河首次出现于《金史》卷94第13页中对音作“移密”，《元史》卷132第9页中作“亦迷”，这种对音法同样也出现在《明史》卷129第4页和卷132第6页中。《皇舆考》卷12第37页写作“依奔”，但它同时又提醒人们注意（卷12第38页），此河名有时也写作“亦迷”。《皇舆通志》卷116第8页提到了“亦迷河卫”，同时也提到了此河的名称（卷116第9页）。《大明一统志》卷89第6页提到了一个“依木卫”，在稍后不远处（同一卷第7页）又提到“亦迷河卫”。最后，在同卷第9页中，又提到了“一迷河”。我上文所引证的地理文献，均自该文献衍生而出。

在清代的地理书中，《大清一统志》卷711第10页称此河为“伊棉”。《水道提纲》卷25第5页中作“衣母”，但在第25卷第4页中又列举了另外两种对音形式“依木”和“伊密”，而在第24卷第4页中还曾写作“伊穆”。现代中国地图中写作“伊敏河”，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5第10页）就将它考证为“亦迷”。《黑龙江外记》第3页中作“伊本”，而在第4页则作“伊密”和“伊木”。《黑龙江志稿》卷4第55页中作“伊棉”，在同卷第62页中又提到“伊敏”。《龙沙纪略》第2页中写作“伊密”，在第2和第5页中又作“伊木”。《盛京通志》卷28第32页中作“伊棉”。我在《黑龙江志稿》卷4第52、55、56、57、60和63页等处又遇到过“依奔”的写法，《朔方备乘》卷24第3页中则又作“衣本”。这最后一种对音名称，则是选用“奔”字进行拼写的起源，但“奔”字实际上仅仅是“本”字之误。由“伊木”开始，我们便会追溯到“亦迷”，因为后者与原形相符。《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60页第700条目和第112页第537条目，都写作“衣本”。《清代一统地图》第84页中写作“依奔”。《异域录》满文转写本第74页中作Ibang，这种形式在原文第18页和对音文第74页注都出现过，汉文本第8页中作“伊邦”。最后，《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下第10、15、16和31页中均写作“伊穆”，而《黑龙江水道编》卷4第709页则作“衣母”。《盛京通志》提到了各种不同的形式，似乎是指某些不同的河流。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它在卷28第32页中写作“伊绵”，并且附有这样一条札记，指出它源出兴安岭，向北流去注入海剌尔；在卷28第8页中又提到一条“伊玛”河，它从兴安岭流出，并向西流之后注入了额尔古纳河。在该书下文不远的地方，又是提到了在其他有关亦米河的文献中所出现的两种形式：其一（卷28第34页）作“伊本”，没有提供具体资料；其二（卷28第35页）写作“伊穆”，并且认为该河向西北流去并注入额尔古纳河。在清代的文献中，似乎出现了许多混乱，笔者无法于此进行探讨，因为我没有掌握具体的地理文献。该书中同样还提供了（卷28第58页）另一条有关“伊密”河的札记，伊密河也应为同一条河。

在元代之前的汉文载籍中，似乎未对根河俄所记载。《圣武亲征录》第22节中对音作“犍”，因此与《元史》卷1第8页中的写法相同。《元史》卷123第2页中又对音作“坚”。《元朝秘史》第141节中写作“刊河”。《元史》卷3第10页中很可能是以“吉河”的形式而提到此河名称的，而且在针对拔都（Bdaü）王子时提到该河的（有关拔都王的情况，请参阅笔者旧作《元史》卷107译注第107页注释）。《明史》卷328第7页中又以“赶”河的名称而提到此河，“干赶”很可能是用字重复。《皇舆通志》卷12第36页中写作“坚”，所以《皇舆通志》卷116第6页中提到了一个“亦迷河卫”，有关这一可能比较古老的形式，上文业已有所论述。

在清代的地理文献中还曾出现过其他对音形式。《大清一统志》卷711第8页写作“根”，《盛京通志》卷28第34页沿袭了这种形式。《水道提纲》卷25第4页同样也写作“根”。《朔方备乘》卷24第1、3和4页也作“根”，这种写法同样也出现在《黑龙江外记》第4页中，在《黑龙江志稿》卷3第27、29页，卷4第52、58、60、78、80、82页中，在《清代一统地图》第64页中都出现了同样的写法。在《耶稣会士舆图》滿文本中的《索引》第115页第649条目中，均写作Kanai-bira，译作汉文则作“喀尔”（原文如此）。《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卷上第17和18页，卷下第6、12、16和18页等处均作“根”，《西征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2帙第31页）也作“根”。

得尔布尔河自元代以来，同样就为人所熟知。《圣武亲征录》第22节（《元史》卷1第8页沿袭了这种写法）写作“秃律别儿”。在元代的其他文献中似乎未曾出现过此名，甚至明代的文献中也不知该地名。然而，《元史》卷118第5页与额尔古纳河并列提到了另一条河，并将其名对音作“迭列木儿”，肯定应该将其中的“木”改正为“不”字。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得到“得尔布尔河”（Dlbür）的变位形式Tülbr。唯有清代的地理文献中才提到过此名。《水道提纲》卷25第5页中写作“忒儿布勒”（Tbül）。《朔方备乘》卷24第4页中持同一写法；但在该书同一卷第4页中又作“得尔布尔”（Drbür）和“得勒布尔”（Dlbür），其换位的对音法与《元史》中的写法相似。《黑龙江外记》第4页中作“特勒布尔”。《龙沙纪略》第2页中写作“特儿布尔”，而《清代一统地图》第64页和《黑龙江志稿》卷4第78和83页均作“特勒布尔”。《盛京通志》卷28第8和34页中的错误拼写法为“特勒古尔”。《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28页第108条目中作Telbur-bir，译作汉文之后为“忒尔布勒”。《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卷下第13页写作“特勒布尔”，而《黑龙江水道编》卷4第709页中却写作“忒儿布勒”。

额尔古纳河然后向东北方向流去，在苏联领土上又获得了石勒喀河注入。而石勒喀河本身又是由音果达河（Ingoda）和鄂嫩河（Onon）汇流而成。石勒河源出距克鲁伦河不远的地方，而克鲁伦河又发源于蒙古领土。在鄂嫩河流域与克鲁伦河河谷之间，有一条乌勒吉河，消失在“巴伦托雷”湖（Barun-torei），也就是西托雷湖。

在元代之前的汉文载籍中，似乎没有出现过鄂嫩河一名。《元朝秘史》第1、24、30和32节等处；《元史》卷1第5、7、12和14页，卷3第2和4页，卷121第1页等处均作“斡难”（Onan）。《明史》卷6第9页，卷146第3页，卷155第6页，卷327第6页等处的写法也相同，但《圣武亲征录》第8、9、18、29、33和40节等处，拉施特《史集》卷1原本第3页（译本第3页）等处均写作ōnan或Onan，也就是“斡难”之对音，卷2原本第168页（译本第103页）中的写法也相同。然而，《元史》卷120第10页中写作“兀难”（Unan），卷119第1页则作“阿难”，也就是“斡难”。我们在明代的载籍中也会发现该河名。《皇舆考》卷7第47页和卷12第37页，也是以“斡难”这一对音名称而出现的；在《广舆图》、《朔漠图》卷2和《四夷图》卷2中也都写作“斡难”。《皇舆通志》卷116第6页中，提到了一个具有此名的“卫”，同时在卷119第2和3页中也提到了该河。

在清代，《大清一统志》卷544第24页中写作“敖嫩”，并且还提到了“鄂诺”和“倭努”等写法。《朔方备乘》卷24第1页，卷25第1和2页同样也对音作“敖嫩”，在卷24第5页中又提到了另一种对音形式“鄂嫩”。《蒙古游牧记》卷9第5、10和20页也写作“敖嫩”。《蒙古源流》卷3第4、11和21页写作“鄂诺”，而卷4第7页则作“鄂嫩”。《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74页第1078条目、第268和269页也都作“敖嫩”。《水道提纲》卷24第1页的写法也相同。相反，《清代一统地图》第65和85页中没有提到此河的名称。(www.xing528.com)

我已经指出过的最后一条河的名称为乌勒吉河。它首次于《金史》卷94第7页中出现过，写作“斡里札”（Olja）。《元朝秘史》第132和133节中又称此河为“浯氻札”（Uija）。此河名既未出现在《圣武亲征录》中，也不见诸《元史》。然而，拉施特《史集》卷2原本第168页和译文第103页中提到了此河，也作“浯氻札”（ūlja）。在明代的《皇舆考》卷12第13页中提到的也可能是此河，但写作“兀察”。清代的舆地书中又以各种不同的名称称呼此河。但《大清一统志》在卷544第23-24页，中似乎没有提到该河；相反，在卷533中称之为“库伦”，地图上标注为“乌尔匝”(Uldza)，卷133第2页中也提到了它。箭内薮五在《蒙古史研究》第555页中，又举出了此河的对音名称为“乌里杂”（Uldza）和“乌尔载”（Uldzai）但他没有提到这些名称的来源，我也无法知道其出处。最后，《圣武记》卷3第31页写作“乌尔匝”，《征准噶尔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2帙第21页）也沿袭了这种写法，其中的-dz-是古蒙文中-j-的现代发音。《读史方舆纪要》卷45第1897-1898页，提到此名时对音作“兀古儿札”（Ugulja），但我不知道其来源如何，它似乎是对Ugulga>U’ulja>ūlja的一种任性和专断的复原法。《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中的《索引》内没有提到此河，在附于该著之后的转载地图4和5中，也没有出现该河名。相反，在《清代一统地图》第65和85页中，此河则以“乌尔再”的形式而出现。

除了这一系列河流名称之外，汉文史籍中还保留下了某些地名，有的是在元代之后不久而出现的，如“彻彻儿”（Ckcr）系指一座小山，“撒里哈”（Sāri-kr）之意为“丘陵河谷”。其中的Sa’ari的本意为“皮”，相当于突厥文中的sarri，“皮革”一词意即由此衍生而来；其中的kr<k’r，却意为“流经的河谷”。另外一个地名具有悠久的历史，这就是杭爱（Qanqrā，Khangai）山脉。

彻彻儿和撒里哈等地还分别在15世纪初叶曾出现过，我们可以认为较晚期的记载均引自这个时代的文献。《圣武亲征录》在第21、24和33节中，以及《元史》卷1第8页中，都将Ckcr对音作“彻彻儿”。在《元史》卷29第16页中，此地名可能是与另一个地名联合使用的，即“彻彻儿火儿火思”；在卷180第3页中同样也与另一个地名联合使用，指一片山脉，即“彻彻里泽剌之山”。拉施特在《史集》卷2原本第197页和译本第122页、原本第204页和译本第126页又向我们证实了这种读法，因为在后一部史籍中也写作C?kc?r。《元朝秘史》在第61、67和94节中均作“扯克彻儿”，而在第142节中又作“彻克彻列”（Ckcr-）。这后一种形式首先完整地出现在《元史》中，但后来又脱落了两个“彻”字之间和偏向左侧的小体字“克”。它后来又出现在明代的文献中。事实上，《明山藏》卷4第24页中又写作相同的形式。此外尚可见《岷峨山人译语》第4页在1388年以下，《明史》卷1下第25页、《殊域周咨录》卷16第22-23页、在1392年下；《皇明融华录类编》卷129第12页以及《明史》卷3第6和14页。在1396年下，都出现过此名。17和18世纪某些蒙古文史籍，如《蒙古黄金史》第28页中写作Cikcr，Oduqat Cikacar Cuqurqu qoyar-un Jaqura Qouggirad-un Dii-Sacan Jolraba，翻译出来即为“出发了，他在扯克彻尔和楚呼尔呼两山之间遇到了弘吉剌特的特薛禅”。此名又于下文在第30页和47页中出现过，但都写作“Cakcar”，而在第89页中又作Cakacar。事实上，《蒙古黄金史》中的这段蒙文文献，仅仅是对音转写本的《元朝秘史》的原蒙文本那已有讹变的蒙文形式，所以它除了向我们提供了该文献的传播史之外，其他一无所益。另外，《蒙古黄金史》（我采纳了鲍登的版本，因为它比较容易找到）在提到扯克彻尔这一山名时，其名称也有所讹变，该文献在口头流传中有误，因为使上述名词变成了一个人名的第2个组成部分。因此，此名曾以Tongqur-Ckicr的形式而出现过，鲍登先生认为应该校勘为Tongsur-Ciugcir，而由贡保耶夫所发表的手稿中的写法为最佳。有关这一问题，请参阅鲍登先生在其著第118页注^④中所作的解释。萨囊彻辰的一批手稿中没有提到此地，但如果晚期史著中根据其中所罗列的各种文献而引用它，那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元朝秘史》而了解撒里客儿，该著在第128、161、177、193、197和280节中均对音作“撒阿里客额尔”，其中的“里”字在右侧又注有一个小小的“舌”字，以表示应该作-ri，如同用-r表示“儿”一般。《圣武亲征录》第4和14节，《元史》卷1第4和7页中均作对音为“萨里”。最后，拉施特《史集》（卷2，原本第148、186和190页，译本第92、115和118页）中都作Sari-Kari-Kahar，即“撒阿里客额儿”之对音。此名可能在当时的文献中也得以保存下来了，例如保存在某些蒙古人的墓志铭中，这些蒙古人的先祖曾是成吉思汗的战友。无论如何，此名也曾出现在明代的史籍中。事实上，明代史籍针对洪武和永乐年间，他们在东蒙古地区亲自统率军队进行战争时，提到了此地。《罪唯录》卷4第24页中作“撒里哈儿”，应改作“撒里客儿”（Sari-Kar）。上述写法借鉴于《万历武功录》卷7第6页中，这后一部著作成书于1612年之前，因为1612年是为其作序的时间。《罪唯录》成书于1655年至1675年。另一方面，1565年的《鸿猷录》在卷8第25页中，将此地对音成“撒里怯儿”。在1431年之前成书的《后北征录》第4页中，也持这种写法。最后，成书于16世纪中叶的《四夷考》（《宝颜堂秘笈》版本卷5第5页）中与《鸿猷录》中的写法一样，都作“撒时怯儿”。此名还出现在《广舆图》（《朔漠图》卷2）以及《皇舆考》第47页中，后者沿袭前者。但此名缺乏任何真实性的传统，仅以一种武断的形式载于这些著作中。

在杭爱山问题上，却更困难一些。因为“杭爱”一名最早与一山脉的名称联合使用，该山脉似乎系指北蒙古的所有大山，但却无法确定其具体方位。人们曾假设认为它们位于“北海”（指贝加尔湖）附近，“杭爱”一名的本义为“沙漠地带”即由此而来。《山海经》（1809年版本）卷11第4页注释中提到了此名，并且写作“瀚海”；《史记》卷110第24页和卷111第12页中提到此地时；也称之为“瀚海。《前汉书》卷55第12页和卷94第21页，《三国志》魏志卷14第9页中均都采纳了这种写法。

《旧唐书》中也多次以同样的对音名称提到该地，如卷4第10页，卷121第1页，卷185上第3页，卷194上第9页，卷194下第1页，卷195第1-2页，卷199第1和4页。《新唐书》卷43下第2页和卷217下第4页中也提到了该地，此外还有卷197第2页，卷215上第10和11页，卷217下第4和9页，卷224上第1页。”翰海”在两段文字中很可能是指贝加尔湖，这就是《旧唐书》卷199第1页和《新唐书》卷217下第4页中记载的情况。

“翰海”一名仅仅出现在元代，用以指从克鲁伦河流域直到阿尔泰山和土瓦山之间的山脉。《元朝秘史》第194节中对音作”康孩”，这两个字在左侧又附有一个小体”中”字，因而就是Qangqai之对音。《圣武亲征录》第37节中对音作”沆海”，这后一种形式又由《元史》卷1第13页所采纳。在《元史》卷17第15页，卷18第2页，卷59第39页，卷119第21和22页，卷128第17页等处，均作”杭海”，在卷168第26页中则作”翰海”。常德的《西使记》第7页（王国维版本）重新使用了古代的拼写法”瀚海”。《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中写作”瀚海”，而在卷117第5页中则认为是指沙漠。

在明代，此名也以同样的写法而出现在《大明一统志》卷89第21页中，对音作”瀚海”。由道安所作的《西游胜览诗》保存在《野获编》（补遣）中，其中在卷4第46页中向我们提供的一种对音形式即”瀚海”。《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中也写作”瀚海”；而在卷117第5页中，它却是指沙漠。

清代的地理文献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而提到过此地。《大清一统志》卷544第1页作”翰海”，而在卷411第1页中又写作”杭海”。《朔方备乘》卷24第2页和《水道提纲》卷27第4页中作”翰海”。在《蒙古游牧记》卷7第1页和卷9第1页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写法。《朔方备乘》卷4第1页中写作”杭爱”，而在卷33第2页中又作”沆海“。《蒙古源流》卷4第2和第6页中均作”杭爱“。《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56页第588条目中，作Hanggai-alin，即”杭爱山“。《异域录》（满文本第17页，对音转写本第70页）中作Hanggai Han Alin，在汉译本第7页中作”杭爱汗山“。事实上，这类文献中有一大批，其中包括《圣武记》卷3第13和16页，《绥服外蒙古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2帙第7页）和《征准噶尔记》（同上引丛书，第2帙第23—24页）等处明显地把Han-hai（瀚海沙漠）与Han-ngai（杭爱山脉）区别开了。

我们可能还会得到一些在西蒙古残存下来的地名与河名，如现代地图中的乌伦古河（Urungu）、乞则里八海（Kizil-bas）和拜达里格河（BaidariK）。事实上，乌伦古河从元代起就出现在汉文载籍中了。《长春真人西游记》第20页（王国维版本）中作“乌伦古”（ürüngü），《西使记》第7页（王国维版本）中作“龙骨”。《元朝秘史》第158节中作“兀泷古”，而在第177节中又作“浯笼古”。此河名似乎没有出现在元代那些常见的典籍中，但却见诸某些作家们的文献著作中，特别是出现在耶律楚才的著作中。在明代，汉文舆地书中没有出现此河名，完全如同由《广舆图》和其他类似载籍所证实的那样。

清代的舆地书也曾多次提到该地，正如伯希和在《圣武亲征录》译注本第1卷第315页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还可以从中增补“畏隆古河”这种形式，后者出现在《耶稣会士舆图》中，该书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75页第1109条目译作满文Oronggu-bira，即“畏隆古河”之对音。此外，在《水道提纲》卷23第3页和《西北诸水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842-843页）中的一条有关札记中，也是这样写的。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种形式“乌隆古”，出现在《准噶尔荡平述略》，见《朔方备乘》卷4第4页；另外一种形式为“乌陇古”载同一合集本卷33第2页中。《圣武记》卷4第6页中的对音写法与在《耶稣会士舆图》中一样，均作“乌隆古”，《皇朝武功纪盛》卷2第8页和《荡平准部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59页）的对音也相同。《西域水道记》中提到了乾隆时代的许多文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884页）在乾隆二十年和二十一年以下，第884页在乾隆二十年和二十二年以下，此名也都是以同样的对音形式而出现的。此外，我还应该补充《清代一统地图》，该著第69页中也使用了同样的转写法。

《元朝秘史》中也提到了乌伦古湖，其中在第158节中写作“乞湿巴失”（Kisil-bas），“湿”字旁也附有一个小体“”字，这就说明应该将之读作-sil；在第177节中作“乞赤巴石”（Kicil-bas），“赤”字旁也附有一个小体“”，因此应该作-cil。《圣武亲征录》第15节中写作“黑辛八石”（Kicil-bas），《元史》卷1第7页中沿袭了这后一种写法，而同一部元代断代史卷149第12页中则写作“乞则里八海”［Kizil-ba（s）］。刘郁的《西使记》（王国维版本）第7页中写作“乞则里八寺”。最后，拉施特《史集》卷2原本第182页和译本第112，卷3原本第159页和译本第107页中作Qizil-bas，也是“乞则里八寺”之对音。

此名不见诸明代的舆地著作，而清代的地理著作却大量记载。《朔方备乘》卷33第3页中提到了此名，但采纳了《圣武亲征录》中的写法。《水道提纲》卷23第3页中写作“奇萨尔巴思鄂模”（Kisal-bas Omo）。《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67页第892条目中作Kisalbas-Omo，即“奇萨尔巴思鄂模”之对音。《西北诸水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842页）中的写法也相同。《西域水道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843页）中写作“噶勒札尔巴什淖尔”，其中在第884页中又提到了另一种写法“赫色勒巴什淖尔”，后一种写法出自于《西域图志》卷25第3页和第14页中的对音法。这种写法同样也传入了《西域同文志》卷上第311页（即第5卷12页）和卷下第77页中（东洋文库版本），其中写作Kesel-basinarur，畏吾儿文为Xizil-basi-nur，即“赫色勒巴什淖尔”之对音，在第72页（大英博物馆藏抄本）中的蒙古文写法与上相同，而畏吾儿文却作Qizil-basi-nur，均为“赫色勒巴什淖尔”之对音。最后，《清代一统地图》第69页中，转写作“和色尔巴斯”。

当代以拜达里格而著称的那条河流的名称，似乎从元代起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我们在《元朝秘史》第159节中，却发现它以其对音名称“巴亦答剌黑别勒赤列”（Bayidaraq-blcir）的形式出现，而在第177节中则作“拜答剌黑别勒赤厅”（Baidaraq-blcir），其中的-a则表示方位与格。这种写法也曾出现在《圣武亲征录》第15和27节中，均作“拜答剌边只儿”［Baidara（q）-Bljiy］。拉施特《史集》卷2（原本第222页，译本第137页）也有此名，事实上应该读作Bāidariq或Báidarq，即“拜答”的对音，第2个名称实际上应读作bèlcir-a，因而也就是“巴亦答剌黑别勒赤列”的对音。这样一来，它就与汉蒙文载籍相吻合了。在明代的汉文地理书中，没有记载这一地段；但清代的地志，却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不同写法。《耶稣会士舆图》中的对音形式为“贝德洛克河”，在满文版中译作Baitarikbira，详见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39页第120和121条目。《水道提纲》卷23第8页中作“贝得勒克”（Baidarak，Baidarik），完全与《西北诸水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843页）中的写法一样。《朔方备乘》卷4第3页中写作“拜达里克”（Baidarik），这种写法也出现在《蒙古游牧记》卷8第8页中，后者同样也写作“拜塔里克”。《圣武记》卷3第26、38、62和63页以及卷4第10页中，也都写作“拜达里克”，完全如同《绥服厄鲁特蒙古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2帙第18页）和《荡平准部记》（同上丛书，第4帙第59页）中的写法一样。

以上就是我对东蒙古克鲁伦河、额尔古纳河和鄂嫩河以及西蒙古3条河流的考证，尚不包括位于额尔古纳—克鲁伦河地区以及杭爱山脉两个地名。这些名称历代沿革，同时也具有多种意义。在具有“瀚海”之意的时候，有时指蒙古和新疆，有时也可能是指贝加尔湖，但最常见的则是指北蒙古的山脉，最后是指这一山脉的西半部，在清代被称为“杭爱山”。

其他河名似乎也值得我们进行这样的研究，无论是色楞格—鄂尔浑—土拉河及其支流，还是额尔齐斯河及其组成部分以及叶尼塞河（谦河）水系，它们都值得进行这样的研究。人们从6世纪开始就，已经知道这后一条河流了（请参阅笔者旧作：《叶尼塞河上游谦河考》，载1956年《亚细亚学报》，见第281页）。同样，我们同样还可以追溯自7世纪以来的翁金河的沿革，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河流。

上述考释仅仅是对一个涉及范围很广的内容进行的梗概性介绍，其中包括高地亚洲及其附近地区的地名、河名和山名。这些名称中有少数可能为突厥文或蒙古文，可以追溯到一个比较古老的时代，当时操其他语言的民族还占据着这些地区。所有的假设都是可能的，但很少能够作出定论。我们似乎应该针对这一研究专题而作出一系列的短篇专著。因为资料非常缺乏，所以根据这些地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沿革，而研究对它们进行解释的可能性。窃以私见，唯有这种办法，才可以使我们具体确定哪些民族相继占领过该地区，本人这里所指的是各民族的统治部族，他们在数世纪以来，一直占据这些辽阔的地区。

注释：

①在辽代（公元10—11世纪），海剌儿河很可能就是《辽史》卷4第5中的“于谐里”这一对音名称。然而，津田左吉在《辽代乌古敌烈考》（载《满洲地理历史研究》第2卷，1916年版，第1—16页）中又认为是指哈拉哈河（Qalqa）。

②某些地名，如蒙古古代君主们的圣山不而罕哈里敦山（Burqan-qaldun，大肯特山），以及成吉思汗的诞生地迭里温孛勒答黑（Dali’un-boldaq）以及其他许多地名，都要受避讳。以至于在元王朝崩溃之后，虽然这类地名中有一部分也在明代的舆地书中被保存下来了，但却不可能确定其具体方位。在地图上标注的都是某些引用地名，没有以任何真实的诠释为根据，其方位也是主观武断地被确定的。

③参阅夏德：《暾欲谷碑跋》，第34页注释，载由W.拉德洛夫所著，载《蒙古的古突厥文碑铭》第2集，1899年圣彼得堡版。

④所有这些不同形式，可能均自《前汉书》卷94上第26页（百衲本）中的“卢朐”衍生而来。颜师古认为它是指一座山的名称，但文献本身难以对此作出定夺。

⑤《元史》中的《本纪》主要是依靠《实录》，元代的《实录》很可能是以蒙古最早几位皇帝传记的蒙文著作为基础的，正如《元史》卷19第7页在1296年下针对太宗、定宗、宪宗和世祖实录的译文所指出的那样。当朝皇帝对该译文提出了上些异议。1303年，《实录》的汉译文本被呈奏皇帝（《元史》卷21第11页）。1304年（卷21第13页），又提到了忽必烈的《实录》。1308年（卷22第25页），皇帝降旨于翰林国史院，令其修顺宗和成宗的《实录》。1311年（卷24第9页），皇帝又降旨修先帝铁穆耳以及同一时代皇后及功臣们的《实录》。

自从忽必烈执政时代（1261年）起，他（《元史》卷4第15页）就诏令修《辽史》和《金史》。1262年（《元史》卷5第7页），皇帝便将《先朝事绩录》交给国史馆。1264年（《元史》卷5第18页），皇帝又诏令修国史和译书。1268年（《元史》卷6第17页），皇帝又诏令作“起居注”。1293年（《元史》卷18第5页），皇帝降旨令翰林院修一部国史；然后在1294年又令修世祖的《实录》（《元史》卷18第5页），此书于1295年由翰林承旨董文用及其他人呈奏御案（《元史》卷18第16页）。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许多有关修纂《实录》的详细情节，所以人称《实录》（卷14第11页）被译成了畏吾儿文（1296年）。只是提到了1348年，才停止了修纂《实录》一类的官方文献或有关皇后、嫔妃及功臣们的传记（卷41第14页），因为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有关这类著作的记载了。

《明史》卷2第4页在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日（1369年5月7日）之下记载道，根据皇帝的诏令已经开始修《元史》，在同年八月癸午日（1369年9月22日），又记载说《元史》已修毕。

在17世纪时，人们还掌握有一部分辽、金二朝的《实录》，因为《千顷堂书目》卷4第6页中还注录出过元代世祖、成宗和武宗的《实录》（参阅《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4第17页）。

⑥“怯缘连”这种对音词也在牙忽都（Yaqudu）的传记中出现过，牙忽都为拔绰［Bc(k)］的孙子，而拔绰又是托雷（Tolui）的儿子。至于“怯吕连”这种转对音，它在《元史》中伯帖木儿（Bai-Tamür）的传记中也曾出现过，《元史》于此可能是引自一篇墓志铭。伯帖木儿是钦差部屈出的次子。事实上，黄晋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第6页中提到了《太傅文安忠宪王家传》，这是一通家族碑文，其中提到了此人及其3位后裔。此人似乎卒于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在至元四年（1338年）受追谥。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他的《神道碑》或其他墓志铭一类的文献中，没有出现对于克鲁伦河的记载。对于后者，我尚不知晓。

⑦克鲁伦河的名称在元代也于拉施特的《史集》中多次出现（见贝勒津版本），如原本卷1第3页，译本第3页；原本第120页和译本第94页等处；在卷2原本第7、18、21、22和146页，译本第5、13、15和91页等处，则以字母换位形式而出现，作Klürn。“克鲁连”一名也经常出现（卷2，原本第7、18和146页等处），然后又与“斡难”（Onan）联合使用，因而就成了OnānūKlürn，它肯定与鲁布鲁克所说的“斡难克鲁连”有关。它指的是包括在这两条河之间的地盘，形成了成吉思汗帝国的最早核心。请参阅卡特勒梅尔：《蒙古史》第116—117页；柔克义：《鲁布鲁克游记》第116页注［1］。这里实际上是指与波斯文献中的伊必儿—失必儿（Ibir-ū-Sibir）相同的一种形式。拉施特《史集》（贝勒津版本，原文第168页和译文第130页）中也作伊必儿—失必儿（Ibir-Sibir）。

⑧《皇舆图》和《朔漠图》卷1以及后期的《皇舆考》卷12第4页中，同样都作“”，它似乎就相当于克鲁伦河，但本人不知其名的起源。

⑨如同在元代一样，我发现过一种写法为“斡难怯鲁连”，在清代的地理书中也曾出现过。《大清一统志》卷71第7和11页中提到了“呼伦布雨尔界”，或者是简称为“呼伦布雨尔”，如卷711第10和11页那样。

⑩这肯定是由于受到了该河俄文名称Arghun的影响之结果。

《辽史》卷32第22页中提到了鄂嫩河流域的一个部族，叫做“斡纳阿剌”和“温纳阿剌”。该对音名称的前一部分“斡纳”很可能应考证成“斡难河”一名。

《读史方舆纪要》卷45第1897页中提到，永乐八年间，在追捕那些外逃者时，皇帝御驾亲征；赶到河边歼灭了他们。元代的后裔本稚失里（Bunyasiri）穷蹩，仑猝率数骑遁去。皇帝赐斡难河名为“元冥河”。《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中，提到了同一事实，但却作“玄冥河”。

《蒙古游牧记》卷9第24页中写作“扯克彻尔”。《皇舆通志》卷119第1和3页，则采纳了明代传统的写法，因为它也引自前几部著作。

我在《北史》卷98第2、5和16页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记载，其史料明显是相同的。

拉施特《史集》卷3原本第4页，译本第3页中，把杭爱山写作Qangāi；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波伊勒译本）第585、609和724页中（据波伊勒的看法）是写作QNTAY或QANTAY的，可复原为Qanghai。

《圣武记》在“瀚海”（指沙漠，见卷3第2、8和11页等处，尤其是第13页）和“杭爱山”（卷3第13、16、31、38、62和67页等处）之间作了明显的区别。

萨囊彻辰（施密德译本）在《蒙古源流》第104页中作Qangrai-qan，而在第96页中又作Qangqai-qaran，均指“杭爱山”。

明代的舆地书有时也会向我们提供某些毫无价值的资料。所以《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提到了东蒙古的地图上的一些地名，如“迭里温孛勒答黑”（Dali'un-boldaq）和“班朱泥”（Baljuni）。前者是成吉思汗的诞生地，后者是一条河名，成吉思汗一旦遇到困境时就撤退到该河畔，此名仅作为元代历史中的著名地名而出现过。我还可以指出西方地图中的一些相似情况，特别是把不里罕哈里敦山（Burqan-qaldnn，大肯特山）说成是克鲁伦河、鄂嫩河和土拉河的发源地，该山脉也出现在维维安等人的世界地图上了。

（译自巴黎1994年出版的《纪念戴密微汉学论文集》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