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良古惕与兀剌速惕的历史关系研究

三、帖良古惕

帖良古惕（Tǎlǎngüt）部出现在《元朝秘史》第207节中，而且是与脱斡劣思部同时被提到的。拉施特在其《史集》（译本第1卷，第8、89和92页）也提到了帖良古惕人，而且始终是与兀剌速惕人同时提到的。在《元朝秘史》第239节中，没有出现帖良古惕部的名称，但我却发现列举了失必儿部、客思的音部、巴亦惕部、秃合思部、田列克部、脱额列思部、塔思部、巴只吉惕部等。那珂通世和王国维（考释第66页）都得出结论认为，田列克是帖良古惕部的另一种名称。这种比定事实上似乎是相当可靠的，但还应寻求进一步证实。对于第一点，不存在任何困难，这就是尾音节-üt，即帖良古特部（Tǎlngüt）一名中的复数标志，而田列克（Tnlǎk）则是单数形式。这种形式似乎是由于抄写者的一个错误造成的，因为在原蒙文手稿中只要-L-外面的一笔错误地写在一勾之上，就会形成Tǎnlǎk而不是Tlǎng这种形式，而后者正是Tǎlǎngüt正确的单数形式；另一方面，乌兰巴托本的《蒙古黄金史》（Altan Tobbüi，田清波版本，第1卷，第22页）中确实写作“帖良”（Tǎlǎng），这就证明了我的校正的正确性。贝勒津译本第2卷，第255—256页，又认为Tlngüt是蒙古文dǎlǎng（满文为dǎlǎn，意为“母牛的乳房”）的复数形式。我很难肯定Tǎlǎngüt一名起源于蒙古文。然而，在卡尔梅克文中，telngüd（tǎlǎηggut）就是罕见的telη的复数形式，指紧弓弦时使用的一根用以弯弓的绳子。见兰司铁（Ramstedt）：《卡尔梅克文辞典》第390页。所以，tǎlǎng很可能是一个起源于突厥文的名称。

帖良古惕一名很少出现在14世纪之后的东蒙古文献中。在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施密德译本，第155页）中，提到了一位具有伊斯兰名字的人，施密德译作Teilengud部的阿卜都拉—彻辰（Abdulla-Sǎǎn），他在第373页中又一次使用了此名。但他所使用的原文版本中实际上写作Tǎilǎggūt，肯定是由于把手稿中的-L-上面的一勾误写或误读了，完全如同《蒙古秘史》中对田列克的处理一样。我们应该读作Tǎlǎnggūt（其中的-n-是由-gg-所决定的，因为在第2个-g-之前，-ng-即等于-n-）。事实上，满文译本第69页中写作Telinggus，汉译本卷5，第14页中当然也沿循了这种译法：特凌古斯。我仅仅需要指出其复数形式的不肯定性，Telinggus是经过修改后的复数形式，其单数形式似乎是Tǎlinggü。田清波神父（《鄂尔多斯资料集》第45—46页）在有关特凌古斯（Tǒlǒηgūs）

鄂尔多斯部的注释中指出，Tlnggüs(Telenηgüs)这种形式已由他所掌握的手稿之一所证实，它同样也是一个部族名称的写法，完全如同斡亦剌（Orat）部、奥罕和乃蛮的部族一样。

帖良古惕部当然就是今之特勒乌特人（Teleout，Teleut），我们就是用后一种经发展后的形式称呼他们的。从帖良古惕过渡到特勒乌特的过程，现在尚难以解释，他们至今仍称自己是特伦格特人（Tǎlǎngǎt）或特伦吉特人（Tǎlǎngit）。阿利斯托夫在《札记》（载《活的古代》，896年，第338—342页）中介绍了他们自17世纪以来的历史。作者认为帖良古惕人（及其蒙文复数形式）派生自古汉籍所介绍的特勒部的词干。他挺身而出地抨击通常流行的观点，即那种希望把特勒部看做是鄂尔浑河流域碑铭中所提到的多罗斯（Tlǎs）部。实际上，现在可以肯定，这种考证由于语音方面的原因是不能成立的。阿利斯托夫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那种企图把特勒看做是形成Tǎlǎgüt词干的观点也是不大可能的。汉文中的“特勒”有时也写作“勅勒”，有时还会出现一种谬误形式“铁勒”。换言之，这一汉文对音词代表着Tǎglk的原文形式，由于喉音的脱落，又出现了异体（可能是方言）Tǎlǎk，完全如同在Orlaq>Olaq中的情况一样。唐代或在此之前时代的那些对音，都代表着最古老的同一个名称“狄历”，而“狄历”则又是对音词“丁零”失掉鼻音之后的形式（还有许多完全是同音异义的拼写法），后者至少从公元1世纪时就出现了。

所以，此名必须是在至少在非常古老的时代，以拥有带尾喉音的第一个音节和不带鼻音的第二个音节为前提。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排除将之比定为“帖良古惕”的作法了。

沙畹承认，非常普遍流行的唐代“特勒”，即为鄂尔浑河流域碑铭中的多罗斯的说法（参阅《西突厥史料》第367页）。此外，他还认为（同上引书，第87—88和369页），应该把帖良古惕看做是多览葛部。在沙畹之前，施尔德和夏德就已经表达了这种观点（《暾欲谷碑跋》第133页）。当人们承认特勒就是多罗斯，承认脱额列思和帖良古惕两部族在《元朝秘史》第207节中同时提到，田列克和脱额列思也同时出现在同一部著作的第239节中。在楚河流域的特勒乌特人中，如果脱额列思（Toelǒs）部至今仍是贵族部族的话，有关“狄历”，请参阅《魏书》卷103，第26页；《北史》卷98，第23页和《太平寰宇记》卷194，第4页。有关“丁零”（《史记》卷110，第11页作“丁灵”），请参阅《汉书》卷45，第19页；卷94上，第8页；《后汉书》卷119，第11和12页；卷120，第2、3和10页；《汉书》卷54，第14和19页；卷94上，第8、34和35页；《三国志》卷30，第3、6、29和32页中作“丁令”。大家还可以参阅《梁书》卷54，第43页和《太平寰宇记》卷185，第14页。

那么这种解决办法是非常诱人的（参阅卡拉切夫1896年在《活的古代》第478页中发表的文章。尽管这种比定是完全可以令人接受的，然而却会遇到许多语音学方面的困难。《新唐书》卷217下，第8页中告诉我们，“多览葛亦曰多滥，滨同罗水（Dongra=Tongra，尚无法考证），由其酋俟斤（Erkjn）所辖”。汉文中的“滥”字原则上用以译lam、ram，有时也用来译lum、rum，因为汉文中没有在末尾带有元音和唇尾音的字。从原则上来讲（但确实有许多例外），“葛”字在唐代用以译非腭化的qat、qal或qar，例如Saqal中的-qal。即使暂时不理会腭音化问题，实际上还有一个似乎是难以克服的困难。它出现在双重的不规则中，即用-m来译Tǎlǎngüt中的-ng，用元音-a-来译该词最后一个唇元音。因为Tǎlǎngüt是唯一的一种中世纪形式，而Tǎlǎngǎt或Tǎlǎngit仅仅在近代才出现过。此外，这种比定关系的前提是，从唐代开始，该突厥部族可能是一个由蒙文复数形式结尾的名称而为人所知，虽然严格地来讲，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可能是继承自阿瓦尔人（Avar）的其他“蒙文”复数形式。只要对这些异议尚未能作出回答，那就只能带有很大保留性地欢迎那种把多览葛考证为帖良古惕的作法。

注释：

①参阅《谦河考》，见1956年《亚细亚学报》第235页。

②有关阿八剌忽（Abalaqu）的问题，请参阅《元史》卷14，第8页。其中提到了一个叫做“八剌忽思”的地区，它可能就代表着此名，只要它不是用以指巴尔忽部。巴拉第于1876年在《亚洲皇家学会华北分会会刊》第10卷，第31—32页中就希望把阿八剌忽（他复原为Abalahu）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Barscol联系起来。他还补充说，阿八剌忽作为地名和人名，就相当于近代的布塔（Butha）……有关在齐齐哈尔以北和嫩江两岸的近代布塔的问题，请参阅吉贝尔（Gibert）：《满洲历史地理词典》第102—103页。

③我们仅仅需要牢记，乌斯、合卜合纳思和吉利吉思三部，于1292—1293年迁至了满洲。对于洪钧所作“兀连”这种错误写法，我不知源出何处，但它却产生了恶劣的后果。这种错误的形式是由巴拉第于1871年搜集到的，他早在洪钧之前就从中辨认出了乌梁海人，后面又附有一个错误的复原词Khakas，后者是由比丘林复原的所谓吉利吉斯人的古名，而不是合卜合纳思人。因为在1293年，就把吉利吉思人、乌梁海人和憨合纳思人迁移到了肇州。有人认为正是这些移民在14世纪末离开满洲时便变成了雅库特人（见阿利斯托夫于1896年在《活的古代》第6卷中发表的《札记》第332页）。所有这一切观点都应该抛弃。另外，在乌斯人和居住在一个海岛上的蒙古无连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该岛出现在《三才图会》卷13，第9页一张神秘的名表中。这些人也可能是乌速—达达尔人，如果要把“连”字改作“速”字，那就是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过的水达达人。

④这张名表出现在第57节中，在王国维的版本中，记载于第60页。

⑤参阅伯希和与韩百诗：《圣武亲征录》第23节。《说郛》中写作“乌思”和“憾哈纳斯”，而在那珂通世的版本中却作“儿为思”和“憾哈思”。

⑥贝勒津：译本第3卷（《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第15卷），第14页。

⑦贝勒津：译本第1卷（同上杂志，第5卷），第89页。

⑧贝勒津：译本第1卷，第90页。

⑨王国维为拉施特提供的一种形式为兀儿速惕（Ursut），但这不是那位波斯史学家的写法，继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第398页）之后，他又声称那位波斯史学家曾认为兀儿速惕、帖良古惕和客思的迷诸部，都居住在谦河以东，这实际上并非原文之所言。(www.xing528.com)

⑩令人遗憾的是乌兰巴托的《蒙古黄金史》中没有相对应的记载，至少田清波神父版本第2卷，第22页提供了某些讹变甚重的名字。

见阿布尔—喀齐所发表的原本和译本；德梅松版本第46页中同样也写出兀剌速惕。

参阅布罗凯尔曼：《中古突厥语辞典》第232页。

参阅波塔宁1916年在《活的古代》第25卷，第57、58、62和63页中的解释。

参阅卡昂：《西伯利亚地图》第74页。

参阅波波夫：《蒙古游牧记》第44和45页。

参阅伯希和：《评王国维遗书》，载《通报》第25卷（1929年），第166页。

他们并不像王国维所认为的那样，是黄头回纥人。有关“速里”一名，见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17页注②。

大家还可以参阅钱大昕所制订的世族表，转载《元史新编》卷61，第50页；《三史同名录》卷37，第5页。

见《谦河考》，载1956年《亚细亚学报》，第237页。有关合卜合纳思的问题，请参阅《马政记》（王国维版本）卷50，至元27年（1290年）以下。该部与吉利吉思部同时被提到，但却没有记载乌斯部。

此名在蒙古文中频频出现，但仅仅是在古典蒙文（参阅科瓦尔斯基著作第757页）和近代方言中。在布里雅特语中（参阅西迪丹巴耶夫：《俄蒙辞典》第209页）作Xabxaan和Xabxa，在卡尔梅克（兰司铁：《卡尔梅克文辞典》第173页）中作Xawxab，在鄂尔多斯语（田清波：《鄂尔多斯语辞典》第300页）中作Gawxwa（其意为“陷阱”）。此词还出现在中期突厥文中，在《突厥语大辞典》中作qapqan（波波夫：《蒙古语辞典》第346页）。我们在许多方言中也可以遇到此字：在新疆的突厥语中，肃山茂（Shaw，《辞典》第139页）作qapqan，意为“捕狐狸的笼子”；伯希和在他的补注中还增加了“捕鸟的笼子”之词义；在图瓦语中（帖尔第巴赫：《俄语—突厥语辞典》第209页），可以发现qapqa；在塔塔尔语中（德米特里耶夫：《俄语—塔塔尔语辞典》第2卷，第62页）中作qapqyn，其词义始终如一。兰司铁指出，在科巴伊尔语中作qapqan，而在塔兰奇语中又作qabqu。最后，此词传入了俄语中，作Kapkan，意为“陷阱”。

见阿布尔—喀齐的文本及译本。德梅松文本第46页中作Tlngüt。《元史》（卷100，第4页）有一个对音为“典列”，我们也可以将此看做是帖良古惕的又一种形式。

《成吉思汗实录》第342页，《校正增注元亲征录》第101页。

田清波：《鄂尔多斯辞典》第674页：T'loηgws=T'longs。有关在田清波神父手稿中多次出现的写法，见他所发表的《宝贝数珠史》第2卷，第150页；第3卷，第153页；第4卷，第149页。

有关“特勒”的写法，请参阅：《旧唐书》卷145，第1页。有关“铁勒”，见《新唐书》卷217上，第1页；《旧唐书》卷145（传），第1页；《隋书》卷84，第18页；《北史》卷99；《太平寰宇记》卷198，第1页。有关“勅勒”，见《新唐书》卷217上，第1页（《太平寰宇记》卷194，第94页作“勅勒”）；《魏书》卷103，第26页。有关这一部族，请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87页注③和368页；大家同时还可以参阅夏德：《暾欲谷碑跋》第37和43页。

参阅哈密顿：《五代回鹘史》第1页，其中的注释需要校正。有关各种对音形式，参阅《新唐书》卷217下，第8页，《太平寰宇记》卷198，第7页。有关T?l?ng，同样还可参阅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札记》第142页注①。

（译自《亚细亚学报》第245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