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佛教文献中的吐火罗语写本

西域的吐火罗语写本与佛教文献

彼　诺

我使用“吐火罗语”（tokharien）这一名词，可能会有人担心是指未经清楚考证的、其真实性未得到确信的某种对象。其实，如同其他语言名称一样，由最早的解读者们赋予的此名称，早已经为人们接受。现在根本谈不到改变此名的问题，尽管它尚未从文献中得到证明。“吐火罗语”（tokharien，英文作Tocharian）一名，仅仅是由德国语史学家们虚构的Tocharisch一词的移植。他们坚信自己发现了由古代史学家们提及，并被考证为“印度—斯基泰”（Indo-Scythe）、Tσχαροι（拉丁文作Tochari，梵文作Tukhāra等）人的语言。印度学学家艾米尔·西格（Emil Sieg）和威廉·西格林（WilhelmSiegling）那篇精辟论文（发表在《普鲁士科学院会议纪要》中，1908年）的标题，便是《吐火罗语，印度斯基泰人的语言》。此文的要点，也就是对“吐火罗语”具有印欧语特征的论证，是一项已获一致确认的成果。但此后的发现和研究都表明，该篇名中的所有词汇都令人质疑：1.文献并非是向我们介绍了“唯一的一种语言”，事实是两种（被约定俗成地称为吐火罗A语和吐火罗B语，即甲种吐火罗语和乙种吐火罗语）相差甚殊的语言，分别操这两种语言的对话人不能互相理解。2.“吐火罗语”并非是以某些土著词语为基础，而仅仅是以一部甲种吐火罗语著作的回鹘文（古突厥文）编译文本的跋为依据，此书就是剧本《弥勒会见记》（Maitreyasamiti-Nātaka），由某一位焉耆（Agni）人（Agnide a）圣月（āryacandra）所撰。突厥人称此文献的语言为toxr（twqry tyly）语，即甲种吐火罗语。但该词从未被用于指整个吐火罗的语言圈。3.这里不是指“印度—斯基泰人”的语言。换言之，这就是说它也不是已经伊朗文化的游牧民的语言。这些游牧民自公元前1世纪起便居住在大夏国（Bactriane），属贵霜帝国（Kusāna）缔造者的月氏人。他们的语言是一种伊朗语，此后便被称为大夏语（bactrien），特别是以苏赫·科塔尔（Surkh Kotal）碑铭而为人所熟知。然而，我们不要忘记，这场有关语言名称的论战，使我们了解这些讲话者们以此而自称的术语，也被用于为他们各自的方言命名。我们掌握有“根据耆焉人（ār i）的语言”甲种吐火罗语词组ār i-kntw-ā（甲种吐火罗语作kntu，乙种吐火罗语作kantwo，首先是指舌头，就如同拉丁文中的lingua一样）；以“龟兹的龟兹语”方式所讲的一种语言，则称之为乙种吐火罗语，其中的ku i-pele rekisa，ār i和Ku i,Kuci等词系指焉耆（Agni）和龟兹（Koutcha）国，它们很可能是指掌权的贵族。龟兹王享有用梵文称呼的“龟兹大王”（Kuci-mahārāja）的尊号，它在乙种吐火罗语中的对应词是呈属格的词Ku iūnūn（Ku iūne）orcocepi lānte。事实上，这些地理名称也不完全适宜为两种语言定名，其定位在具体地域上并不太准确。

在印—欧语言的比较语法著作中，吐火罗语最多是以几个词汇的形式出现的，而且它们又都借鉴自稀见的记音书著作，主要是德文教科书中的词汇。由此而产生了这是指一门小语言，甚至是一种残存语言的想法。为了复原这种未经证实的“印—欧语”语言，现在尚没有“小项语言”可供印证。哪怕是在一个长时期内，由丰富的文书提供坚实可靠的文献，并拥有一种古老语史传统，形成了必然会使人比较容易地获得成功的，或者仅仅是容易接触的领域的某些方言分支。任何印—欧语言都应包括一系列不同程度的革新和古老风格的成分。如果人们希望理解语言的演变过程，那么逐渐地，甚至是完全地排除曾作为早期语言体系组成部分之成分的统一和完善过程，同样也是很有意义的。一种语言的古老特征，并非是随着被保存下来的文献之古老程度，甚至也不是随着这些文献的数目而变化的。当然，通过大量文献而使人熟悉的3个最古老的方言组，始终是比较语法的支柱，语言学家必须不断地参照它们。这就是希腊语、印度—伊朗语和安纳托利亚语。但这一切并不会使其他语言被贬至“差额语言”的地位，也就是只能用于确认印—欧语言的一种已经稳定的形象之语言。安纳托利亚语如同吐火罗语一样，于20世纪初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赫梯语（hittite）是继吐火罗语之后数年，才被解读出来的，其最早成果自1915年起开始发表。如果为了重新使用由安东尼·梅耶（Antoine Meillet）于1925年发表的论文之标题，那就可以说，这两个彼此之间互无关系的新语种的发现，足可以证明“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之合理性。由于这种史前的公共语言，是以能够驳倒的假设方法复原的，所以全部语言都可以和能够有助于在所有方面，丰富、明确或修正古印—欧语的名表，即使是部分性地也罢：语音体系、词法、句法、词汇，甚至还包括诗学，都可以通过最古老的文学体裁的历史，而领会其语言形式的美学用法。

由于真正确定了存在着吐火罗语的事实，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把它视为一种辞源学辞书中的语言，摆脱它是一种无文献语言的幻影。从19世纪的最后10年起，尤其是在1900—1915年，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更具体地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中，在位于中国最西端的省份——今新疆（其首府是乌鲁木齐），发现了有关文献。这个地区主要是由操突厥语（维吾尔语）的人口居住，它过去曾被称为“中国的突厥斯坦”。把中国先与伊朗高原，然后又与地中海盆地沟通起来的“丝绸之路”，在该地区分成了绕行大漠戈壁的两个分支（南北两路），它们的东西两极，分别在甘肃的安西（北纬40°32′和东经95°57′）、在行经阿富汗的帕米尔山口之前，于喀什噶尔（今喀什，北纬39°29′和东经76°02′）相汇合。在南部分支（南路）上，唯一的重要中心是于阗（Khotan，今作和田，北纬37°07′和东经79°57′）。它是一个从古代起便以其黄金、玉石资源而著名的王国的首府，也是一个传播佛教的城市。在北部分支（北路）上，有一批城市，过去均为小王国的中心。这些小王国根据时代而分别或独立，或内附于中原天朝，或分辖于不同游牧民族。它们的繁荣是以商队通行路线和佛教设施的威望为基础的。这些通商路线也由寻求佛教原始资料的中国朝山进香（取经）人取道行走，他们前往犍陀罗（Gandhāra）或迦湿弥罗（Cachemire，克什米尔），以寻求大藏经文的最佳写经。在从新疆的西部的疏勒（Kaschgar，喀什）出发的这条北路上，我们相继找到了发现吐火罗语写本的所有遗址，玛喇尔巴什（Maralbaschi，今巴楚，北纬39°44′和东经78°34′）、图木疏克（Toumchouq，Tumuq，位于东北）、龟兹（Koutcha,Kuā，今库车，北纬41°43′和东经82°58′）及其整整一批佛教遗址，主要位于今库车城的西部和北部，特别是克孜尔（Qyzyl,Kizil）的石窟寺；还有焉耆（Agni，今焉耆，北纬42°04′和东经86°34′），又叫喀喇沙尔（Karachahr，Qaraahr），更准确地说是位于该城的西南，位于通向库尔勒（Korla）的道路上，位于雀儿楚克（Chortchouq，or uq，雀离）村北约30公里左右的地方。最后，在吐鲁番盆地（Turfan，今作Turpan，北纬42°55′和东经89°06′），是以火州（Kotcho，Chotscho/Qo o，从前则以高昌名之而为中原人所熟知）古城为中心的诸遗址，古高昌位于今城稍偏东一些的地方。两种吐火罗语是以很不均等的方式划分的。甲（A）种吐火罗语写本出自位于这一线绿洲东部的寺院，主要是在雀儿楚克（雀离大寺），乙（B）种吐火罗语则几乎出自所有遗址，但唯有出自西部者，主要是在库车地区西部遗址中发现者才为人所熟悉。甲种吐火罗语的“东部吐火罗语”（Osttocharisch）和乙种吐火罗语的“西部吐火罗语”（Westtocharisch）等命名，均出于这种认识。但这些术语都过分简单化了，以至于甲（A）和乙（B）这些简称始终为最客观的名称，因为它们是以语言学上的差异为基础的。对于乙种吐火罗语来说，“龟兹语”一词使人在这种语言本身中找到了一种支持。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人们不能以此作为一种专一的命名。这种语言的写本并非仅仅在库车地区发现，而是被发现于整个吐火罗语文化圈内。据我们目前所知，发现吐火罗语写本的遗址，仅限于北纬39°线以北，位于东经76°—90°。但这并不会限制我们预见到，该语言组的口语会有一种更大的扩展。

赴该地区的西方科学考察探险团那令人眼花缭乱和动荡不安的历史，已经有人多次介绍过了。我只需重提几个人的名字：20世纪初叶的考古探险团有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德国人（格伦维德尔，Albert Grünwedel；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俄国人（鄂登堡，Serge Oldenburg）和日本人（由大谷公爵主持）。该地区的黄沙和很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为保存多种语言文字的写本，提供了方便。这些探险团不仅仅携归了写本，而且还有艺术品以及对废墟、建筑寺庙和岩壁洞窟寺的描述，它们使人发现了西城这部分地区，于公元第1个千年纪中，佛教文明的瑰丽多彩。尽管这些发现也丰富了其他宗教（如摩尼教和景教）的知识，但自20世纪初以来，它们使佛教史研究受益特别大，使人们目睹了佛教自贵霜帝国的中心——大夏开始而向东传播的过程。吐火罗语写本形成了这些发现中的一小部分。我举伯希和特藏为例，它是由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从其执行中国突厥斯坦的探险使命（1906—1909年）中携归的，于1910年入藏国家图书馆。其中除了巨大数量的汉文和藏文写本之外，它还不同数量地提供了多种语言文字的写本，它们往往均出自于用吐火罗语撰写的写本相同的遗址，有梵文、粟特文、于阗文（于阗塞语）、图木疏克语、回鹘语等。在数量方面，吐火罗语写本位居梵文写本之后，但却跻身于其他语言写本之前茅^①。同样的情势又出现在被德国称为“吐鲁番特藏”（Turfansammlung）和其他所有特藏品中。与用其他语言写成的写本之特征相比较，吐火罗语写本具有颇受好评的特征。文书的载体说明了文明的交流：除了写于胡杨木简牍上的世俗文书和写于桦树皮上的文书的唯一重要例证（用乙种吐火罗语所写并附有几段梵文文字的度牒）之外，写本的常见载体是纸张，而纸张是中国的发明（公元2世纪左右）。非世俗写本一般都是以“贝叶经”（菩提树叶）式的开本（印度形式的“书”）出现的。根据写在棕榈叶上的文书之模式，呈现斜长形（最常见的是30—40厘米长，宽为10厘米左右），于左侧三分之一处打了一个洞，从洞中穿过一条细绳，钉在保护全部纸叶的两块硬木板之间。在最常见的开本中，每页纸上都带有沿长度方向而书写的数行文字，往往还划有一种横线格，每面4—6行，7行和更多行文字者略微少见一些。一部如此组成的“书”，可以有数十页，甚至是上百页；或者是仅仅抄有同一种文献，或为一组杂文。文献的这种外表特征，证明了印度和中国技术的一种综合，它也出现在梵文和于阗文写本中。其文字出自印度，即自笈多（Gupta）王朝时代以来，便在西域发展起来的一种婆罗谜文（brāhmī），自左至右书写^②。这种文字曾首先用于记载梵文文献；被称为“北突厥斯坦婆罗谜文”的种类，则由佛教的梵文和吐火罗文写本所代表，发现于一批遗址的同一批写经中。为了给吐火罗语中的特有音素记音，其字音表拥有几个额外的缀音（aksara），它具有由其外貌区别开的两个主要类别，其划分似乎是地理性的。这种文字一般均用一种芦苇笔书写，用来抄写吐火罗文和梵文的宗教或文学文献；但它的世俗文书（全部是用乙种吐火罗文书写）却具有一种不规范的外貌，字迹比较潦草，用一种毛笔书写。这里是指一种“草体”，虽然各个单字始终都是分开的。使用于南路的另一种婆罗谜文，则用于为于阗语记音。还有一部分回鹘文写本也使用了北路婆罗谜文，它们适用于为古突厥语记音。北突厥斯坦的婆罗谜文（更具体地说是其西部形式）的使用时间，是由用乙种吐火罗语书写的商队过所提供的。它提到了一名龟兹王，其梵文名字Suvamadeva（苏伐叠）已通过汉文编年史而为人所熟悉，其父的名字苏伐勃（Suvamapuspa）同样也出现在汉文史籍中，也载于梵文和乙种吐火罗写本中。早于1913年的席尔宛·烈维（Sylvain Lévi），以及继他之后的海因里希·吕德尔斯（Heinrich Lüders），都借助于汉文文献记载中的遣使时间进行内在的论证，将这种文字的使用时间断代于公元7世纪上半叶。龟兹人使用了以王号断代的方法，有时候也借用中原地区民间历法中的十二生肖周期纪年，正是由于伯希和探险团在库车地区的一个石窟中发现并拍摄下一方游人题记，开头处保存着这种双重断代法，我才得以确认苏伐叠国王执政于624—646年。当玄奘于630年经过高昌时，他所会见的正是这位国王。在国王薨逝后，其弟何黎布失华（Haripuspa）即位，并于647年年初入朝晋见皇帝。现在尚不可能确定苏伐叠之父苏伐勃执政时间之长短，我们仅仅知道他于618年就已经在位了。但从此之后，龟兹国王的一部分世系年谱便可以确定下来了。苏伐叠与唐朝（618—907年）的太宗大皇帝（626—649年在位）是同时代的人。对于婆罗谜文的古文字学以及北路伽蓝壁画风格的分类问题，我们从此之后便掌握了一种完整的方位标。当我们仅限于写本问题时，我们就可以将商队的大部分过所都断代为相差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推而广之，我们也可以确定大批纸本文书的抄写时间。如果我们上溯得更为古老一些，那么在库车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吐火罗语写本，则都是根据同一种字音表的古老字形写成的，可断代为公元6世纪或5世纪。北路中出自西部（龟兹）和中部（焉耆）的最古老的纸张写本，都被推断为6世纪（至少是6世纪）。它们是用梵文书写，但却与抄在棕榈叶（贝叶）或桦树皮上的文献不同，它们并非是自外地输入，或者是由来自印度西北部的专家们抄写的。而很可能是母语为吐火罗语的皈依了佛教的土著民，于寺院附近根据印度的样本（菩提叶的传统载体）抄于经过发挥的文集中。经文写本的抄写是一种虔诚行为，世俗人以订购一种经文的写经本而引以为荣。继佛教在西域立足后的这几个世纪，我活生生地发现了出现在同一种文字类型中的语言分化。一方面，梵语被确立为西域的宗教语言，这是通过贵霜王朝，特别是受迦腻色迦（Kaniska）国王保护下一个小乘（Hīnayāna）教派——说一切有部派（Sarvāstivādin），而最终使大藏经梵文化的。这一小乘教派在塔里木盆地确立了他们的地位，又由立足于此地的其他教派所延续，特别是法藏部（法护部，Dhamaguptaka）信徒，他们使用了西北部的一种类似普拉克利塔语（prākrit）风格的语言，此语言又被简称为犍陀黎语（犍陀罗语，gāndhārī），并成为国际语言，且不仅仅局限于在宗教文献中使用。事实上，楼兰国（Kroraina，鄯善）的那些经济和行政类型的文献，主要是在于阗以东的尼雅（Niya）和楼兰发现的，它们是用佉卢文（kharosthī，印度西北的文字，由右至左依次书写）书写和用这种普拉克利塔语撰文，这些都被断定为公元3世纪的文献。佉卢文与这种普拉克利塔文相结合，用作国际交流的“自由语言”。它的使用经证实，一直持续到7世纪。除了普拉克利塔文自4世纪起的边缘性运用之外，梵语作为宗教的参照语言已得到普及，是数个西域小邦的公用语言，从而方便了对民族语言的记音。如果我们假设一种外来和固定语言的写经，仅有少数人能够理解，那就必然会被译成吐火罗语，从而使佛法得以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人们最早是从其物质表象上理解这一事件的：使用纸张和运用按照书法方式书写的婆罗谜文字母，既行用于写梵文又用于写方言文字。对文献的分析，使我们得知了佛教适应的文化表象。对于史学家说，吐火罗语文献的重大价值，则在于它们是佛教文化的概念和象征物通行于世整个过程的见证。

我现在来浏览一下已知的吐火罗语写本诸多特藏。我对于自己亲自编目的巴黎国家图书馆伯希和的龟兹语全部写本藏品，则知道得更为明确具体一些。对于其他特藏，则尚未刊布目录，也没有可供参考咨询的目录。因此，我们只要未亲自参阅所有文献，就根本不可能提供一个确切的数字。然而，不同特藏的规模可以被估计出来，只是稍微带点误差。分别由格伦维德尔（AlbertGrünwedel）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率领的4次探险团（1902—1914年）携归的文献，现在典藏于柏林的3个机构，分别处于现已统一的该城西部和东部。1990年9月，我曾从事过对该特藏的编目工作。这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散藏于各机构的写本，现在都保存在原地，即使它们的行政地位将有变化。全部收藏品的主要部分现藏柏林东区的德意志国家图书馆（Unter den Linden），更具体地说是收藏在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内，即古代东方地区历史与考古中央研究所。其残卷的现今分类相当混乱。事实上，现有编号并非始终都与出版物中的编号相吻合；还有待发表，有多种编号的残卷事实上已经刊布；那些暂时被分类为“吐火罗语”的写本，事实上都是用梵语、突厥语或塞语写成的。其分类工作应该彻底重作。残卷的总数大大地超过了由艾米尔·西格（Emil Sieg）和威廉·西格林（WilhelmSiegling）已经刊布的残卷总数（数十个号），也就是包括467页和残页的甲种吐火罗语文书（《吐火罗语文书》第1册，文献，柏林—莱比锡，1921年）和包括633页和残页的乙种吐火罗语文书（《乙种吐火罗语文书》，2卷本，哥廷根1949—1953年版）。此外，我们还特别要加入一卷重要的桦树皮写本残卷，其75种残卷被重新整编为25叶，代表着原始写本的约半数：这是一卷《羯摩说》（《诵念》，Karmavāvanā）经文，更具体地说是乙种吐火罗语的一种度礼仪轨书，其目的是为了向不懂梵文的僧侣们传授^③。人们还注意到了一批很有意义的木简，共有一打左右，其中的某些木简完全是用吐火罗语所撰，有几支简的每一面都载有一种不同的文字，比如用佉卢文为一篇普拉克利特语（犍陀黎语）文献记音，又如用婆罗谜文提供其乙种吐火罗语的译文。然而，我尚未能重新找全此类文献，它们已由数位学者提及，但从未被刊布过。因此，该特藏包括一批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语言价值的未刊文献。我还要指出，在一页很粗糙的纸中，一面包含汉文与回鹘文文献，另一面则是一种用婆罗谜文字母写成的吐火罗语—回鹘语词书。我们应该祝愿最有意义的文献能尽可能快地出版。这些工作由于德国的统一，而应该是变得比较容易了。已经拥有的刊本著作似乎未包括全部资料。在柏林城西部，人们发现一小批未刊写本，被入藏于普鲁士文化藏品国家图书馆：总共有34件文书，被重新分类在10个编号下，至少属于10种不同的写本^④。除了一卷带有甲种吐火罗语注释的梵文写本之外，所有这些写本均是以乙种吐火罗语写成的。由于在原西柏林的印度艺术博物馆收藏了数卷以吐火罗语写成的文书，所以人们可以在收藏处研究它们，洛尔·桑德尔（Lore Sander）夫人完成了对它们的编目：还愿性木简的一面载有虔诚书，其上面是写本；烧陶供像模具、各种木简（其中有些应属于过所、布施物的标签等），包括有吐火罗语释文的绘画残片。在几乎全部写本中，文献都是用乙种吐火罗语写成的，所有这些日常生活用品都证明，文字在吐火罗语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们与伯希和探险团的发掘物一并证明，这种文字的使用并非为抄写经文所专有。我于此再次祝愿发表这些物品的完整目录，并尽快刊布它们。伦敦的特藏是由3种特藏［霍恩尔（Hoernle），斯坦因（Stein）和韦伯—马戛尔尼（Weber-Macartney）］汇集而成，它们以发现者或收购者的名字命名，现入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大家在各分散的刊本中，可以找到乙种吐火罗语写本近320件，这是最重要的文献；大家同时也可以在一部颇有用处，而又并非是完全可靠的未刊博士论文中，找到它们^⑤。两处最小的特藏则是那些出自俄罗斯和日本探险团的物品。在列宁格勒，科学院亚洲研究所共收藏有20多种（？）文书（出自彼得洛维奇和贝勒夫佐斯基的特藏），其中有些文书已被刊布或被人引证过。继管理它们的唯一一名科研人员逝世后，出版工作便受阻。在大谷光瑞公爵主持下的日本探险团，携归了一打左右的吐火罗语写本，其中有些已于1915年影印发表。德国学者们似乎拥有11幅照片，但他们仅发表了唯一的一卷乙种吐火罗语文献（于1953年连同被编号为B204号的柏林残卷一并发表）。整套大谷特藏包括艺术品和各种语言的写本，现在被散藏日本、韩国和中国东北。其中一部分已丢失，现在很难考证尚存在于中国内地的文书。在日本，有一叶纸收藏在京都的龙谷大学图书馆，我于1988年10月在那里研究过它。这是一卷经济文书，我正准确发表一个新的版本。其他的文献，同样也是世俗性的和镌刻在木简上的，均收藏于京都国家博物馆，包括一块完整的木牌（在照片上很容易释读）和残简。在残卷数目上，伯希和龟兹文特藏最为重要，总共有2000件左右。其分类如下：正体字纸卷分为两组，即旧编类组（AS1—19，141件文书的126个编号）和新编组（NS1—508，以及某些附加的残卷，即共有527件文书）。我们还要从中加入一些只有数平方厘米的小残卷，它们也分成两组：一部分被分类在新编之后并被装在小袋子中（新编第NS509—1166号，共有685件文书），其余更小的残卷则粘贴在卡片上（393个号）。旧编主要是由已经刊布的或者是已经被考证出来的写本组成，其分类是由菲利奥札（J. Filliozat）完成的，他和烈维（S.Lévi）曾重新编排过这些已刊文献。然而，那些已由烈维刊布或者仅仅是考证和使用过的文献，都列入新编中了，它们并不表现为一种严密的分类。在许多情况下，新编中的残卷与旧编中的写本有联系。我曾得以对该特藏中或分散在新旧编中、或分散在新编文献之间的散乱残卷，作了准确的拼合。但是，由于该特藏的残缺状态，我很难对已被考证出的如此广泛的文献进行复原。最小的残卷（共千余种，更确切地说是658+393=1051种）上只写有几个字，可以与旧编或新编写本相联系，但很难利用它们。在新编中，我们还必须将40多种使用非正规文字的残卷排除在外。这样一来，特藏中便只剩下600多种文书属于佛教文献。其中只有十分之一略多一些的写本被刊布过。其中很少有完整的纸叶（20多种），现有的其他残卷的篇幅差别很大，只有很少保存完整者。在新编中，大部分残卷都不会超过每叶纸的四分之一大小。尽管赋予了该特藏此种名称，但其中有些写本并非用龟兹语（乙种吐火罗语）书写，而是用甲种吐火罗语所写：一小批纸叶（PK·NS1—6号）属于一种巫术文献。此外，另一卷写本的一份甲种吐火罗语残卷，于数年前在吉美博物馆被发现；虽然它已失去了有关其出处的任何标记，但它肯定应该属于伯希和探险团所获物品的组成部分。巴黎特藏的剩余部分，是由大批纸本和木简的世俗文献组成，它们形成了该特藏与其他重要特藏相比较的新奇特征。这些资料很丰富并且特别是种类纷繁，其中大部分尚未刊布。在纸卷上，我们在DA（都勒都尔—阿乎尔）M507号发掘物品的编号下，现有5张独立的大幅张叶（平均为29厘米×39厘米）和37件卷子，最多的则是在一场火灾中损坏，系由后来粘贴起来的同类纸叶组成。所有文献均以乙种吐火罗语或龟兹语写成，唯有两件汉文文书（第31a—b号）例外。在这一整批中，37件文书是寺院籍账簿。其中最大者（第38号），共包括连接在一起的6叶（69行）；我还发现有关诈骗行为（侵吞款项，债主的控告）的两卷写本，教权被牵涉于其中。这是寺院的一封完整的信函（第32号）；一份长卷（拼合在一起的9叶，共113行），被分成两部分并被编入了两个连续的号（第37+36号），其中包括有关某位普特瓦特（Puttewatte）劣行的诉状。在那些于两面书写的写本中，有两种（第8号和40—42号）于背面载有两种宗教文书，颇为相似地以非规范的方式书写。它们提供了为举行度礼（出家，pravrajyā），即进入修道生活，而念诵的明咒。他们可能是将此用于培养沙弥。无论如何，它们都生动地证明了佛教机构活动的双重面貌：弘扬佛法和经济管理。除了这批文书之外，还有一组叫做“商务信函”的文书，共包括32件，最多的是残卷。木（胡杨木）简资料数量很大，共有208件，分成3大类（A、B和C），再加上几件单独编列的文书。除了7块写有佉卢文字母的木牌（明显是用普拉克利塔字母写成）之外，所有文献均为乙种吐火罗语的：130支木牌（其中12支为完整的简）描述了商队的过所，一张很大的木简文字表加入到了已知的纸本字音表行列中了，一卷写本上部的木板和各种具有经济特征的文献（其中的40多种可以利用的）：一支有关一座寺院粮食登记收账的木牍，用于计算食物的木策；中间穿洞和呈笺状的小木简，最多的是载有一个字并记载一种食物，其目的很可能与向寺院所作的布施有关。我们于这一切之中，还应加入在陶器残片或墙壁饰面上所的题识和游人涂鸦。这些物品的数量为5种，收藏于吉美博物馆。最大数量的题识和游人题记，则出在由伯希和探险团携归的照片上，共计200多块底版，被置于涂明胶的板子上，实际上涉及由该探险团考察过的所有遗址。在这一大批用各种文字和语言所写的文献中，我发现了60多条龟兹文题识和游人题划。我已经刊布了部分世俗文献，即商队的全部过所以及游人题划和题识，以《龟兹文题铭》为题而发表（载《伯希和探险团考古文献》第8卷《库车地区诸遗址》，巴黎1987年版，第59—196页，图版XL—XCVI）。我已准备在一个不太长的期限内，发表所有经济文书；我要修订由烈维和菲利奥札完成的那些有关宗教和医学文献的最早刊本，尤其是有关解读文字的修订。总之，一种新的出版物要体现知识的发展。从50年代起，多种残卷的刊本已由西格的两个弟子瓦尔特·库夫勒尔[Walter Couvreur（Gand）]和维尔纳·托马斯[Werner Thomas（Frankfurt a.M.）]主持编写，但未能出版该特藏的完整刊本，当我于1981年开始负责该特藏时，它连目录都不存在。库夫勒尔尚未将他在很难得到的出版物中披露的考证文，移交给国家图书馆。事实上，自1970年以来，这名比利时学者在该领域中未曾正式发表过任何东西。除了一部分世俗文献之外，我还刊布了数种宗教写本，考证出新的残卷。我现在不能说此项工作将于何时结束，因为它也取决于我本人无法做主的因素^⑥。因为写本的种种脱漏之处，使初读时难以明晰。同时，我用对音转写了该特藏中的大部分文书，我也逐步地配备了必不可缺的工具书，首先是已刊布的乙种吐火罗语所有文献一种《词汇索引》。大家确实应该感到遗憾，这种最完整和最可靠的刊本，即柏林藏写本的刊本，只包括前70件残卷的词汇汇编（于1949年刊布于第1卷中）；563卷其他的写本却未作词汇汇编，因而它实际上是无法使用的。此外，我打算发表这份《词汇索引》，正是由于它，历史学与语言学家们的工作才会拥有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在这些特藏和有些典藏于欧洲和日本图书馆的资料之中，我还应该再增补由中国人发掘到的文献。1928年，一个考古团发掘出几卷写本，其中的4叶账籍已经以真迹影印的形式发表。它们与伯希和龟兹语特藏中的几叶文字属于同一类。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却是具有偶然性，而且时间较晚。在1974年冬季期间，一批农工在他们劳动时，于焉耆（古代作Agni）西南20多公里和雀儿梵克（Chortchouq,or uq）雀离大寺村以北，在已由西方研究员考察和探测过的佛教废墟遗址上，发现了一捆被火烧残的44叶残卷。这是一部《弥勒会见记》（Maitreyasamiti-Nātaka）剧本写本的组成部分。它列入到了65种残卷之中，后者均属于德国考古学家们在同一遗址发掘到的这同一部著作的4种写本。这些残卷被入藏于乌鲁木齐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其刊行则委托给了季羡林教授，他已经发表了不足十分之一的篇幅。因此，那些有组织的发掘，肯定会使人还能得到更多的写本。在已经清理过的遗址上，西方人的发掘持续了很短时间，它们都集中于宗教建筑物中；除了伯希和于一个烽燧（一处关隘正位于那里）脚下发掘到的商队过所之外，已经注录到的文献均非出自民用建筑。人们尚未寻找到龟兹王宫，我们可以想象该建筑物和其他建筑物中收藏有档案。因此，大家不应该认为，吐火罗语文献的编目已经完结。如果我们对现今所掌握的资料作一番总结，那就可以计算到甲种吐火罗语的520叶与残叶，其中保存在柏林的已经发表；乙种吐火罗语写本为3000余件，其中仅有910种左右被刊布。事实上，写本的“拥有量”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因为大部分已刊布的文献都不包括译文，没有注释，也缺词汇。只提及残卷本身，毫不搀入参考资料的习惯作法，已经推广开了。

现在尚不存在（大家清楚地知道出自什么原因）吐火罗语文献的全部目录，它应该囊括所有的特藏，并赋予它们唯一的一种参考体系。我们应该设计一种统一的分类法，它能清查统计已刊布的文献并使人能够搜集未刊文献。即使大部分文献都不能获得一个篇名标题，它们也可以被列入到某一类之中，不过它们至少应该有足够的篇幅。事实上，每个文献种类都包括一种典型的措辞用语，或者是一种可以使人辨认出的写作方式（如散文韵赋的方式）。对于文献的诠释则可以得益于佛教著作的知识。正是由于某些著作的印度文（巴利文或梵文）、汉文或藏文译本的存在，才使人释读出吐火罗语写本。我们现在可以采用佛教文献通用的分类原则。根据由巴利文传统确定的分类法，宗教文献属于佛经三“藏”（Pitaka，箧）：律（Vinaya）、经（Sūtra）和论（Abhidharma）。文献和概念的诸多对应证明，吐火罗佛教是以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的经文为基础的，有时借鉴其对立教派根本说一切有部（Mūlasarvāstivādin）中所熟悉的表达方式。在第2类文献中，我应该指出一种偈句集或颂《法集要颂经》品（Udānavarga），它在塔里木盆地很流行。它就相当于说一切有部信徒（Sarvāstivādin）中的巴利文经文《法句经》（Dhammapada）的文献。我们掌握有双语合璧写本，其中梵文本《法集要颂经》品中的每个偈句之后，都附有吐火罗语的逐字直译。偈句的译文连同以吐火罗语格律而制作的编译文，也都列在完全是用吐火罗语所写的文献中了。对于《法句经》的一种很广泛的诗文性注释，则只见诸吐火罗语（甲种和乙种）中，这就是《无向自说楞伽》（Udānālaūn-kāra），它由某一位法月（Dharmasoma）所著，属于在巴利文中以“注疏”（atthakathā）之名而著称的一种文学体裁；《法集要颂经》品中的偈句，被人根据佛陀说此法的形势而作了阐述，并附有一种逐字的诠释。严格意义上的经文，对于确立吐火罗语著作的教义演变系统非常重要。但它们只提供了佛教的一种局部性的观点，把佛教设想成了一种神职人员的宗教，其意义只被压缩至一种传播文献的作用。人们可能会有一种印象，认为佛教是单一性地通过经书而神奇般的在西域传播。佛教的巨大成功在很大一部分上，应归功于它的诱惑力，因而就是归功于选择了此种教义的土著民的施教才能：为使一种宗教传播开来，则必须有一批渴望信仰它、关心其救度的大众。他们可以通过某些不太严酷的道路，便可以接触庄严的真谛。吐火罗语文献作为其组成部分的这些不规范的文献，恰恰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佛教对社会的冲击，及其作用于意识形态力量上的一种更为明确具体的形象，它在数世纪期间形成了西域诸多民族的文化模式。佛教的造型艺术产品（壁画、雕塑），穿盛装的施主形象，在唐朝宫廷中非常受欣赏的一种龟兹乐的存在，都证明该地区的文明发达而又繁荣。一大部分吐火罗语文献是由准经文（近似经文）和文学文献组成的。特别是那些感化人的故事。它们取得了如此之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品种。其内容借鉴自卷帙浩繁的本生传（Jātakas，佛陀的前世）、譬喻文学或阿波陀那（Avadānas，上师或英雄人物的“业绩”）的文集，同时也借鉴自佛陀生平的传说。这些文献可以与见诸佛教梵文中的大量经集（如《譬喻百集》，Avadāna ataka；《天譬喻》，Divyāvadāna；《本生鬘》，Jākakamālā；《如意鬘喻》，Avadānakalpaltā，等等）相比较，同时也可以与《方广大庄严经》（Lalitavistara，它虽属于大乘宗，但却以一种更加古老的传说为基础）和包括在《大事》（Mahāvastu，大众部的戒律）或包括在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杂事》（Vinatavastu desMūlasarvāstivādin，其中的部分梵文文本保存在吉尔吉特或大勃律的稿本中）的叙事作品相比较。一种颇意义的类似经文是《本生经赞》（Jātakastava），由于一卷敦煌于阗文写本，它才为人所知，它是一种由佛经高度压缩的传说故事的大杂烩，我们掌握有它们的吐火罗语的相同或经发挥过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会成为山崖伽蓝壁画中的造型。事实上，当人们可以在一种印度文本，或者是在一种藏文或汉文文本中找到其参照故事时，便会发现吐火罗文本并非是一种简单的译本。印度灵感的影响也出现在美文学领域中，吐火罗语文学的风格模式也发祥于马鸣（Avaghosa，公元1世纪）菩萨的教派中，该派将诗文作品（kāvya）资料运用于佛法。有人恰恰于近期发表了马鸣的《佛所行赞》或《佛行经》（Buddhacarita）的残卷，并在梵文经文的行间夹印乙种吐火罗语译文。我们已经知道了著名的《孙陀罗杂陀诗》（Saundarananda-Kāvya）的甲种吐火罗语编译本，其中的多种残卷（A89—143号）都提供了梵文著作第5和第6章的戏剧化译本。马鸣教派的一位作家出现在吐火罗语文集中，这就是摩咥里致吒（Mātrceta），其《梵赞》（Buddhastotra）如同《优婆那品》（《乌陀南品》，Udānavarga）和感化人的故事一样流行；现在存有《广赞赞梵赞》（Varnārhavarnastotra）甲种和乙种吐火罗语的双语写本，同时还有甲种吐火罗语的韵体译本；《一百五十赞》（atapa cāatka）或《一个半赞》（Adhyardha ataka），则由乙种吐火罗语等双语写本所代表。这名作家或其他诗人的其他《梵赞》（《佛赞》同样也出现了。吐火罗语史学家们也撰写了合乎《大诗集》（mahākāvya）形式的宗教诗，为每章或每节都使用了不同的韵律。因此，吐火罗语文学完全出自梵文的印度佛教文学。西域的另外一种宗教也在吐火罗语中留下了踪迹，这就是摩尼教。在吐鲁番附近发现的乙种吐火罗语残卷，可能应断代为公元10世纪，其中包括一首对摩尼（Mani）的赞美诗（带有一种古突厥文译文的那种残卷）和对耶稣的一首赞美诗。但其文笔却属佛赞的一种。因此，为了这种宗教的传播，人们似乎是应该兴起居主导地位的宗教文献的文风，它提供了一种必不可缺的中介作用。吐火罗语文献文集还包括专门文献（语法、医学、天文学、巫术等）。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开始学习梵文与吐火罗语做为宗教语言的标准化过程，是同时性的。我们知道乙种吐火罗语的两叶语法著作，它们是有关名词词形变化问题的（B550和551号），其中一叶提供了梵文词形变化表及其在吐火罗语中的对应词；另一叶则用吐火罗语解释了梵文词变格。最后，我已经提到的世俗文献（历史、经济和行政文献）形成了最后一批重要写本。这些不同的种类并非是等同地在两种语言中均有代表：在甲种吐火罗语中，我们唯独发现某些宗教与文学文献，以及极少量的佛律文献；世俗文献仅仅存在于乙种吐火罗语中，大家于其中还可以发现对于律条的注疏和阿毗达摩（论）教理书的大量节录。因此，唯有乙种吐火罗语才显得如同是日常生活和佛教传播中的一种常用语言习惯。此外，我还发现了某些地方性变异和一种语言水平的差异：世俗文献含有比较发达的，或者是更接近口语的形式。在我所知文献的时代，甲种吐火罗语是一种固定的语言，没有变化，其传统由某些著作很工整的抄本而得以保存下来了。对于那些其母语不是吐火罗语的人口来说，吐火罗语可能是已经变成了一种“神圣的语言”（宗教语言）。对事物的这种看法，并未由于甲种吐火罗语抄经师所作的注释和补充的存在，而丧失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证明语言的一种纯书本性的运用。两种语言之间借鉴词语的流通，也证明了这种事实：几乎始终都是甲种吐火罗语在向乙种吐火罗语借鉴，而其词汇属于通用。

由于其地理方位及其对于印度文化的依附性，所以吐火罗语文献的撰写者，就扮演了一种文化和文风形式传播者的角色，使之向东方和北方更远的地方传播，也就是向与汉人和突厥人保持接触的地方传播。我顺便提一下，在操吐火罗语的人与这后一批居民之间，具有史前时代关系的可能性，这些关系通过借鉴词才可以使人觉察到。从另一方面讲，吐火罗语中的一大部分佛教和专业词汇，则借鉴自中期伊朗语（于阗语、粟特语，甚至是大夏语），或者是借鉴自印度世界的语言，首先是借鉴自犍陀罗语，更近期的则是借鉴自佛教梵语。事实上，佛教的传播，便发生在那些在民族学和语言学方面都很混杂的居民中，因而“胡人”（伊朗化和印度化的游牧民）就是佛教和印度文化的传播者。对于佛教于公元初年传入西域一事，人们只能作些臆测。但从包括吐火罗语文献在内的晚期文献中，以及为复原推广善法采用的某些渠道和某些手段中，我们便可能会得出某些论据。最清楚的现象就是一种剧本文学的存在，现在保存下来的最早印度戏剧剧本的灵感来自佛教，它通过3部剧本残卷而终于为人所知，它们写于印度西北部的棕榈叶（贝叶）上，再被运到塔里木盆地，然后又被发现的。这些剧本之一便是马鸣的《舍利佛之所说》（āriputraprakarana），另外两种剧本可能也应归于同一位作家名下，或者是归于同时代的同一文学派别中的人士名下。在那个时代，即公元1世纪，已经定型的印度戏剧结构，在吐火罗语著作中也出现了，它们从佛教传说中吸取其基本剧情。我于题跋中发现一个词nātak，借鉴自梵文词nātaka，指俳优或戏曲（雅剧）。据印度戏剧认为，其主人翁是一位国王，一名圣贤或以人形出现的一尊神祇。在这些佛教著作中，其主要人物始终是菩萨（Bodhisattva），人们简单地以一个借鉴自梵文的词nāyaka（主人翁，世尊）来称呼他。这种情况，尤其是在一种尚未刊布的和颇有意义的乙种吐火罗语文献中出现。一组共12叶和残叶（PK·AS12）属于一种有关菩萨“出家”的剧本，系一部《出城品经》（Abhiniskramanasūtra）的编译本。此外，如同在其他写本中一样，我们还从中发现印度戏剧舞台上的典型人物，即丑角（笑说者，vidūsaka）和女守卫（pratīhārī）。在这些戏剧片断中，人们遇到的某些场面说明，如提到所有人物都于一场戏末出场，或者是提到了表演一种哑剧（abhinaya，无言剧）。“幕间戏”（praveús aka，入）一词同样也无人所熟知。每幕戏都符合某种地点单位，其剧情介绍是于篇首提供的：当一种事件在其他地方展开时，它便由神祇自天际来作描述或评论。行文轮番使用赋或散文段落与不同格律的诗阕。直到现时为止，此类最重要的著作，仍是用甲种吐火罗语写成的《弥勒会见记》的剧本（上文业已提及），共包括27幕，可能共有200多叶，该文献曾以叙事体形式被编译成回鹘文本，完全是以赋（散文）的文体译成。从此之后，我们知道了《弥勒会见记》第一幕（共一篇跋和27幕）的两种文本。其一是吐鲁番文本；另一种则是近期于哈密发现的，它们应该被断代为10或11世纪。这就是佛教借助于吐火罗语的媒介作用，而向突厥人传播的最有意义的例证。它被增加到古突厥语佛教词句的大量借鉴词中，是以甲种吐火罗语作为媒介的。这是继以粟特语为媒介的最古老的借鉴外来语之后的第2次借鉴浪潮。突厥文的评注以及订购写经的突厥人的名字，都出现在吐火罗语写本中了。因此，外来人口都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剧本化文献的威望。但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它可以作为断断续续的对话故事而被简单地阅读和传播。当然还存在着教化人的故事，与宗教剧本之间互相影响的其他例证。事实上，从吐火罗语的观点来看，韵文赋的形式并不仅限于明显的剧本著作，这也是按其印度模式而写成的叙事文学中的情况。我利用这一机会而提醒大家注意，吐火罗语中所使用的韵律是以一种土著规则为基础的，与梵文诗韵律的规则不同（即使“韵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曲牌”，曲律的名称可能是借鉴自梵文），它不允许归结为由其他印—欧语言中所知的模式（吠陀文、伊奥利亚的希腊文诗、古爱尔兰语、斯拉夫语等）。赋的段落和抒情诗的段落的轮番使用是佛本传《譬喻经》文学文本的典型特征，它出现在《大游戏经》（Lalitavistara）和《大事》（Mahāvastu）等经文中。实际上，在寺院围墙内或在一个王宫中表演的佛教戏剧，则是适宜激起信徒们同情和赞叹的传说故事，造成在大庭广众中表演的一种特效效果。然而，将道白的赋文与唱词混合起来的韵赋形式，则是较古老的汉文通俗文学作品的典型特征，这些通俗文学文献已在敦煌写本中出现。它们被称为“变文”。其可以上溯到8世纪中叶的最早例证，都是对佛教故事的演绎。梅维恒（Victor H.Mair）最近从事的研究已证明，这种文学体裁在中国非佛教文学中是史无前例的，系通过西域地区，换言之，也就是以新疆为媒介，自印度传入中国。我在多卷吐火罗语写本中，发现了引入诗阕的程式术语，其中之一在变文的传统程式用语中，具有一种准确的相对应者。这些具有连接功能的程式术语的目的，在于吸引观众的注意，反映了当众道白文的念诵，道白中混合有唱词和模拟表演场面，偶尔也附带表现传说故事中最重要场面之绘画的造型和诠释。只要文献能在不同“表演者”中传播，就足以使人获得舞台表演的要种形式。若分析它们与纯文学性的佛教戏剧的相互影响，那也是很有意义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后者也延续了印度模式。但这其中却有一种重大差异，它与这种戏剧观众的变化有关：根据人物级别和地位（这一切被法典作了规定），而轮番使用梵文和方言的作法，在吐火罗语剧本中必然已经消逝，这种简化是所有观众都能听懂的唯一一种语言的作法，使得佛教戏剧不再是文士们的一种乐趣了，其意识形态和象征性的功能超过了美学的范围。对印度模式的参照，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可避免地会减弱，以至于必须设想一种土著的，却又保持了起源于印度的因素之戏剧形式的发展。吐火罗语文献向我们提供了有关在印度世界和中华世界之间的西域比较文学史的珍贵信息。更进步推而广之地讲，它们孕育着在民间文学和学术性文学之间互相影响的可能性。

吐火罗语研究正处在佛教研究和印—欧语研究的十字路口，而且也确实很少有人触及它。该学科的历史从一开始起便将它与印度学联系起来了。该学科的两名缔造之父是艾米尔·西格（Emil Sieg，1866—1951）和席尔宛·烈维（Sylvain Lévi，1863—1935）他们首先都是印度学家。许多比较语言学家都仅将吐火罗语视为为复原语言形态而使用的一种宝库。但在吐火罗语对语言学研究方面，佛教背景知识获得方面均大有裨益。人们怀疑一名佛教史专家会致力于吐火罗语研究，吐火罗语残存文书明显还不及其他语言的残卷丰富。相反，印—欧语学者应在佛教语史学方面有所造就，以便能够继续刊布和诠释这些残卷。这就是确定已考证字的具体意义，确定词汇源头的先决手段。鉴于我们在吐火罗语词汇方面的知识，再加上从几乎全部文学和宗教文献，都是自梵文翻译或编译而来的这种情况，这一工作还可能变得容易一些。研究佛教概念的原始表达方式得以确立的过程，本身就很有意义，对于揣摩这些语言的历史也很有意义。那些致力于诠释吐火罗语中佛教词汇形成的学者，并不满足于模拟梵文，而是关注于用多种名词术语进行，同时也揭示土著方言的资源所在。我可以取“法”（梵文作dharma-）的基本观念为例，其对应词并不是由词法模拟而产生的，这就是说它是一个意为“支持”、“维持”（梵文作skrdhr-/dhar-）的词根的派生词（行为名词）：请参阅karman-（行为）一词，它是梵文词根kr-（作）的行为名词，在吐火罗语中用yāmor（意为“作”）来翻译，这是以词根yām-的来表示动作的名词。相对应的名词术语，在两种吐火罗语中不同，正如经常出现的那样：在甲种吐火罗语中作mrkampal，在乙种吐火罗语中作pelaikne。虽然它们都包括一种共同的词义单位，即甲种吐火罗语中的pal和乙种吐火罗语中的pele（规则、标准、准则）。甲种吐火罗语中的pal和乙种吐火罗语中的pele这个普通名词，似乎得以提供了梵文中对等词dharma（法），但必须有一个专用术语以指佛陀所说的教“法”。人们为此而使用了一种在吐火罗语中的通行作法，也就是使用同义词或者几乎是同义词的词，它们的并列存在，便形成了对某种特殊概念的一种更为典雅的夸张表达方式。这种二项式的表达方式在两种语言的文献中也是司空见惯的。它可以上溯到一种继承自印—欧诗学的习惯^⑦。颇有意义的是，“名誉”的概念或用乙种吐火罗语中的em-klywe和甲种吐火罗语中的om-klyu这个二项式来表达，意为“名+荣誉”，这两个词分别相当于希腊文的υομα和χλοζ，吠陀文的nāman-和rávas-等，它们通过富有诗意的措辞而结合在一起了（请参阅希腊文óυομχλυτοζ，意为“以名字而负声望”）；吠陀文为nāma rútyam，意为“值得受赞美的名称”之间的结合等^⑧。这种古老的组词方法也用来为佛法服务。乙种吐火罗语字可根据一个连接复合词poeloe-yknoe（标准+规则）来解释。其第2部分容易被考证出来，即处于自由状态的乙种吐火罗语名词yakne，相当于甲种吐火罗语中的wkm，具有同样的意义：“方式”、“规矩”（成为、行为的方式）、“种类”和“品牌”。该词要追溯到公共吐火罗语*knoe（带有乙种吐火罗语中的*w的持续腭音化），直接出自印—欧语*wegh-no-，这是意为“移动、运动、开动”（特别是指乘车而动）^⑨的词根的派生词。请参阅本构干词根，吠陀语的váhati，阿洼尔语作vazaiti，拉丁语作uehō-ere，古斯拉夫语作vez（读作veù），为名词。其中的一部分名词系指运输手段，即使用车辆运输：希腊文作χοζ（车），古德语作wagan（车），古冰岛语作vagn（日耳曼语作*wagnaz<*wogh-no-）和古爱尔兰语作fén（车）（<*we h-no-）；其他的词则指路程、超过的道路，请参阅拉丁文uia（古意大利文词），指“道、路、道路”；哥特语wigs（道路，日耳曼文作*wegaz），德语和英语作weg（道路），即在现代古德语和古英语中分别作weg和way（道路），吐火罗语的词汇表现了这后一组词汇的语义演变：“路程、道路”，由此而衍出的“行走方式、前进方式”的词义（同时请参阅拉丁文uia向“方法”之意义的演变，英文way向“方式”之意义的演变）。在甲种吐火罗语中，pal一词的位置与在乙种吐火罗语pelaikne中的pele相反，在甲种吐火罗语中作mrkam-pal，其第1部分并未以自由状态出现过，但它也拥有一种合乎情理的辞源。如果大家将句子第1部分的尾音-m-分开，那它又重新出现在另一种连接复合词中。在甲种吐火罗语中作arm-pat，在乙种吐火罗语中作ere-pate，意为“形状、外表”（此义已在单一的第1部分中得以证实），即甲种吐火罗语中arm（带有齿鼻音；乙种吐火罗语作ere，并未带齿鼻音）和“美人”（即身材+外貌），人们考证出一种词义单位（词干），它可以上溯到印—欧语词*mrgo-或*mergo-，系词根*mer-（划分、分配）的派生词（请参阅赫梯语mark-），意为“分割、分开”。它提供了许多名词，以指已被划定的“边界”、“领土”（请参阅爱尔兰语mruig，哥特语marka；请参阅古德语marc（h）a，古英文mearc，古法文marc和marche等）和一种标记（由此而产生一种带有标记的物品），最后是指一种货币单位（请参阅古英文marc，中古德文marke）^⑩。“法”的概念适用于行为中或理解中的正确内容，以及已得到明确证实的事务：由佛陀所说之法与外道和错误的观点相对立，并确立了真实与虚妄、公正与不公正之间的界限。因此，我们可以把甲种吐火罗语中mrkampal译作：“正确+标准”。在公共吐火罗语*poeloe与两个不同术语结合在一起指“法”的复合词中，可以使人具体解释该词的含义：在这些复合词的每一种中，都是由于与另一个词的组合，使这种概念的一个方面便被突出来了。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把公共吐火罗语*poeloe的语义确定为“正确的方式”（正确的标准）；该词可以用于指语言学准则（请参阅在本文开头处引证的“龟兹语”ku i觡pele一词）。人们不是更愿意使用复杂的组合，而是将这种形式上溯到最直接的先例词，也就是印-欧语中的*pel-（褶迭）这个词根的*pol-o-一词，其构干派生词以零度*-pl-o-而出现在很著名的拉丁文复合词中：simplus,duplus,这比希腊文-πλζ,δι-πλζ，等经改革后的形式更为近期一些；希腊文πλοζ和δπλοζ，哥特文tweifls等，其意指“怀疑”。意为“褶子”的满级动名词很容易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即按一条线或一种规则等而“定形”。一种类似的演变由该词根的另一个派生词而得以证实，它带有一个齿音后缀，请参阅爱尔兰语中的alt（发音，陈述，行为方式，方式，种类）。甲种吐火罗语pal和乙种吐火罗语pele的这种新辞源，为我们提供了该词词根满级的罕见例证之一。它出现在一个动名词派生词中，属于希腊文τχοζ（分娩，生孩子）一类，希腊文τíχτω的词根*tek及其不定过去时τεχον等为基础。它充实了吐火罗语词法的古老特征形象，这一点往往是通过语音的变质才令人觉察到的。人们为研究这些语言所花费的辛苦并非是无益的。因为在一个仅有少数人研究的领域中，语言学家们知道自己的工作绝不会长时间得不到某种报偿。一个研究两种吐火罗语的小组已经提供了许多新发现，即从有时是决定性的观点上，提供了有利于复原印—欧语言的事实。为提醒起见，我可举动词系列中的中部词形变化中的词尾为例；构干词根的现代时和以s为中缀的不定过去时的结构；在名词系统中，双数的词尾、阴性和中性的后缀、中性和阴性尾音之间的相互影响、活跃的名词（名词和形容词）的一种长词形变化的存在等。当吐火罗语对于根据其他语言所作的假设，而提供一种证实时，往往都是在最古老的水平上这样作；它还显得如同已得到更好证实的语言一样重要。在未刊的残卷中，人们发现了已经为人所知的词根的大量新形式和新词汇；对于刊布文献的重新修订也可以提供有益的详细情节，特别是对于大量词汇意义的详细情节。吐火罗语学任务尚未枯竭，这是很幸运的事。

附录

吐火罗语研究是由少数科研人员从事的，他们的出版物有时难觅芳踪。多种基本著作都不存在于图书馆之外的地方。为了用法文全面介绍这批印—欧语言的资料和问题，我冒昧地参照我的《吐火罗语，导论》一文，载Lalies（《欧苏瓦语言学会论文集》，1985年8月27日—9月1日），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224页。除了根据历史语言学而对语音和词法进行分析之外，这部著作还包括对于资料和历史文化背景的一种综合看法，同时还包括对两种文献的详细研究。其中一种用甲种吐火罗语所写，另一种是用乙种吐火罗语所作。

德文的《教科书》（它实际上无法使人在未有一种教学支持的情况下，来学习这些语言）包括两种语言的唯一一种共同的语法。沃尔夫冈·克劳斯（Wolfgan Krause）和维尔纳·托马斯（Werner Thomas）：《吐火罗语初级读本》第1卷《语法》，第2卷《文献与词汇》，海德尔堡，1960—1964年版。原载该书第1卷卷首的参考书目，又在由托马斯编写的一份出版物分类目录中有所增订：《吐火罗语探索（1960—1984年）》，载《法兰克福和美因河哥德大学约翰·沃尔夫冈科学研究会论集》，斯图加特，1985年版。吐火罗语的任何初学尝试，都应该从学习包括在《初级读本》第2卷中的文献开始，即使是某些刊本文献在具体细节上需要修订也罢。由于缺乏任何辞书，所以多亏了登录在那部德文读本文献之末的词汇表（第75—263页），人们才接触到了两种语言的词汇。幸运的是，它提供了比在这些经过精心选择的片断中存在的词汇中更多的词。但我们应该知道，乙种吐火罗语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词汇尚不为人所知，因为三分之二的写本尚未以一种可以利用的方式刊布。对于柏林收藏的一小部分乙种吐火罗语写本（共70个编号），我们掌握有由艾米尔·西格和威廉·西格林主持编印的刊本第1册中的精彩词汇表：《吐火罗语，乙种语》第1册，《〈无问自说楞伽〉经残卷》，原文，译文和词汇。哥廷根，1949年；非常遗憾，这部已经绝版的出版物，又由托马斯在既无译文又无词汇表的情况下，重新收入其乙种吐火罗语文集新版本的第3卷中；《吐火罗语，乙种语》，第1卷《文献》第1册，文献Bd.1刊布了柏林特藏中的第1—116号残卷，哥廷根，1983年。对于甲种吐火罗语，我们可以使用（但仅仅是作为由E.西格和W.西林格林刊布的柏林藏文献的词汇索引）帕维尔·布哈（Pavel Poucha）那很不完善的字典：《吐火罗语甲种方言语言宝鉴》，布哈拉（Praha），1955年版（同样已经绝版）。

只要语言史学家们的著作尚未对这两种语言提供完整描述，那么诠释它们的历史就依然会非常复杂。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列举出最翔实可靠而又内容丰富的著作；在最“资深”的研究人员中，我将仅仅提到那些已经出版了大量论文的学者：除了两位均为西格学生的W.克劳斯和W.托马斯（后一位主要致力于句法学和文体学研究）之外，人们将会在阅读乔治·S.莱恩（Georges S. Lane）和韦尔纳·温特（WernerWinter）的著作时，颇感受益匪浅，尤其是温特始终不懈地从事此项工作。我们应该知道（但应以一种往往是批判的目光参阅），阿尔伯特—约里斯·冯·温德肯斯（Albert-Joris vonWindekens，1915—1989）的个人著作：《与其他印—欧语言对照的吐火罗语》第1卷：《语音和词汇》，鲁汶，1976年；第2卷，第1册：《名词词法》，1979年；第2卷，第2册：《动词词法》，1982年。尽管这部著作卷帙浩繁，但它仍是建立在不可靠的语音学基础上成书的，也不符合印—欧语言学当今的要求和方法。然而，它可以成为着手于一个棘手领域的出发点。现在，只有少数研究人员从事第一手的吐火罗语研究工作，因此最后提到的那位作者也并非是个例；毕竟那些致力于发表未刊写本的人只能是，也仅仅是屈指可数的少数人。然而，吐火罗语研究的生命力已由于创办了一家致力于该领域研究的期刊而得以证实，这要归功于约伦迪尔·希尔玛松（J?rundur Hilmarsson）的努力，他本人是有极大价值的吐火罗语言学论文集《吐火罗语和印—欧语研究》的作者。自1987年以来，他已出版4个分卷以及《补编系列》的3卷。从此之后，人们便可以于这些书中寻找“最新信息”，以及有关比较语法研究的常用大型期刊、论文集诸卷等各种体裁中发表的论文的参考资料了。(www.xing528.com)

注释：

①当回鹘语或古突厥语与庞大的突厥语族相联系时，粟特语、于阗语（以及与之颇为接近的图木疏克方言）却都是伊朗语，处于中期伊朗语阶段，并属于印—欧语言的另一种语组——印度—伊朗语。尽管吐火罗语在地理上为其近邻，但它却与之不具有任何特殊的亲缘关系。这后一种事实肯定是出自该语言分支的孤立发展，它是印—欧语言领域中现今所知的最东部分支。

②请参看洛尔·桑德尔（Lore Sander）夫人的参考著作：《柏林吐鲁番特藏中的梵文字形古文字学》，载《德语区》增刊号第8卷，威斯巴登，1968年。

③请参阅由克劳斯·T.施密德（Klars T.Schmidt）：《古代东方研究》第15卷，1988年，第310页以下；《从图木疏克语的解读看吐火罗语》，第306—314页。

④由K.T.施密德所作的描述和部分译文（但却无注释），载《德国东方学报》增刊号第5卷，第21期。德国东方学会版（1980年3月24日—29日，柏林），历史卷，由F.斯特帕主编，威斯巴登，1983年，第271—279页。

⑤布鲁姆赫德（J.W.Broomhead）：《英国人霍恩尔的刊本文献，斯坦因和韦伯的龟兹语写本》，语言学类，剑桥，1964年版，两卷本。其中的第2卷包括一份词汇表。作者当时明显自很早以来就放弃了这一研究领域。因此他必须重新着手其著作。无论如何，此书在发表之前，也需要作一次认真的修订。

⑥我利用这一机会向让·菲利奥札致谢，他将其从席尔宛·烈维处得到的札记转交给了我。他在相信我的勤奋好学时，才将档案移交给我。我也向郭恩（Monique Cohen）夫人致谢，她是巴黎国家图书馆写本部东方室主任，始终为我在现场的工作提供方便。事实上，为研究写本，并将它们与其他特藏的写本比较和参照，必不可缺的就是直接接触文献，但我们只掌握有复印件或显微胶卷。

⑦有关在印—欧语言的多种诗歌传统中的二分名词词意群，请参阅沃特金斯（C.Watkins）：《印—欧语言诗歌的概貌》，载《第1个千年纪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年代期间的印—欧语言》，由波洛梅（E.C.Polomé）主编，安阿伯（Ann Arbor）版（《外来语研究》第14卷），1982年，第104—120页，特别是第115页以下。其中未提及吐火罗语，但它反映了同样的文体手法，不过这并非是由于梵文文学的影响。我觉得这种明显的事实比相近语言的一种影响之可能性会更强有力，二项式表达方式同样也出现于其中。在古突厥语文献中，它的存在可能是由于受一种吐火罗语的影响。

⑧在表达方式的这种组合的问题上，请参阅石内德：《印度日耳曼人时代的文学创造和文学语言》，威斯巴登，1976年，第90—93页。

⑨请参阅波科尔尼（J.Pokorny）：《印度日耳曼语词源词典》，伯尔尼，1959年，第1118—1120页。

⑩请参阅《印度日耳曼语词源词典》第738页；辛德勒（J.Schindler）：《语言学会会刊》第67卷，1972年，第34—35页。

请参阅《印度日耳曼语词源词典》，第802—803页；大家还可以参阅旺德里（J.Vendryes）：《古爱尔兰语词源小词典》，巴黎，1959年，第A—63页。

（译自《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1991年报告提要》，1991年1—3月，第1册，博卡尔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