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西域史学精粹》：钢和泰藏卷杂考

钢和泰藏卷杂考（述要）

哈密屯

俄人钢和泰（A.de.Sta觕l-Holstei）男爵于北京获得的卷子无疑是由敦煌失散出来的。正面是汉文佛经，背面则是藏文与于阗文文书。

于阗文部分共包括4篇文书，第1篇相当简短，有一部分已破碎，不堪卒读；最后一篇为抒情诗，第3篇论述于阗诸使臣的品德才能与慈善行为。

本文研究第2篇和阗文文书，写于某一鸡年第10月12日，即狮子王李圣天（Vi a Sambhava）执政的第14年，可以为公元925年。文书中列举了两份城市名表，第1表系指从于阗到中原河西的主要城市；第2表列举敦煌以西，伊州等疆圉内的许多地名。

从1929年托马斯（F.W.Thomas）与柯诺（Sten Konow）首次发表藏文与和阗文书的考证以来，各家学者们曾多次考释钢和泰藏卷，尤其是注重研究其中的第2篇于阗文文献，如克劳逊（L·M.Clauson）、贝利（H.W.Beiley）、米诺尔斯基（F.W.Minorsky）、亨宁（W.B.Henning）和浦立本（Edwin.G.Pulleyblank）等人。

钢和泰藏卷第2篇写本中的于阗文地名部分如下：

第10行第3个地名：Phimāna kamtha。此城即Phema城，也就是汉籍中的媲摩城。位于于阗以东330里的地方，也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记载的Pem城。在敦煌莫高窟第47号洞中的一篇9世纪左右的题识中，作嫆摩（应读作媲摩）或坎城，此两地均位于于阗地界内。《唐书》将坎城置于于阗以东300里的地方，因此坎城与媲摩城实有区别，并非一地，这一观点与沙畹的设想是相抵触的。坎城可能就是于940年天朝使节们所提及的绀州，位于于阗以西两日行程的地方，可能就是《魏略》中的捍弥和《宋云行纪》中的捍摩。至于媲摩城，似乎应在和阗今城以东95公里处的乌鲁克·泽阿拉特（Ulugh Ziarat），而今和阗城距于阗古城以东10公里，斯坦因在《古代于阗考》中似乎就接受过这种观点。坎城或扞弥/捍摩城肯定与媲摩城相毗邻，可能位于偏北15华里处，即今之乌曾塔地（Uzun Tati）城址。

第11行第1个地名：tsādīka城，此地我们联想罗布淖尔的主城卡克里克（arklik），今称婼羌。唐代谓之石城，至于卡克里克城。斯文·赫定（Sven Hedin）认为arkh是指一种手工纺锤，事实上可能是指一种纺车。但是，我认为它可能是一种简单的民间词源，由现代的词根ark/arkh-的音节末尾再增入一个喉音的形式即源出于此。在当地人的发音中，r逐渐趋向于消失，而元音又倾向于拖长声调，这样就形成了aklik一词。

我认为，实际上很可能正如由米诺尔斯基译注的《世界境域志》所指出的那样，此词在中世纪时作Sārnik/savnik。Sārnik可能是自Sārlik讹变而来，应该重视n/l这种交替变化的形式，正如Nob/Lob之间的互变一样。用来转写Sakgits的sin在古阿拉伯文写本中经常误作in，而后者在《世界境域志》中主要是用来转写的，但有时也用来转写。因此，Sārnik可能代表着Tsārnik（Tsārlik）或arnik（ārlik）的几种形式。

据《世界境域志》记载，在两座中国城市Khathum（Hutm）和Sārnīk（Sāvnik）之间，有一大片沙漠大碛，其广度约三日行程，其长度即从龟兹（Kuā）河沼泽地（罗布淖尔）边缘一直到中国北部沙漠，也就是位于罗布淖尔和敦煌之间的库姆塔克（Qumtagh）沙漠。这里肯定系指罗布淖尔地区的沙漠，正如《世界境域志》所记载的那样，位于东部的戈壁与西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此城位于“龟兹河沼泽地边缘”的一侧，也就是位于罗布淖尔湖头，可能就相当于卡克里克。在《世界境域志》的秦尼斯坦（inistān）志中，称之为“被沙漠环绕的城市”。从卡克里克出发，向西横穿沙漠三日便抵达了米兰（Mīran）古堡遗址，那里位于大沙漠的边缘和“汉地以北”。然而，据《唐书》记载，此地便是七屯城。《世界境域志》中的Khatum/utm应读作ītum，此字与“七屯”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另外，在《世界境域志》的中国志中，我们还可以读到：“utum是一片大碛，只有一座繁华的供像寺庙。”然而，自4世纪以来，米兰城便拥有许多重要佛教建筑，而且在8—9世纪吐蕃占领结束以后一段时间内，此城基本就被遗弃了。

笔者对Tsādika，Sarnik和卡克里克、七屯，itum和米兰之间所进行的比较，尚难以形成定论，有待于发现更为令人信服的证据。

第11行第3个地名：Padaka。托马斯（《德国东方学报》第111卷，第14页）提出了把它考证为Ponak的建议。Ponak位于策勒（Chira）以东。有关这一地区，请参阅斯坦因：《古代于阗考》第458和464页。

第11行第4个地名：Kadakbiskamtha。其本意为“kadak地区中的城市”，即Kadak城。对于贝利先生所提出的有关这一地名的转写形式，我们还可以补充以《世界境域志》中国志中的Kādhākh，此地“位于汉地，但其统治者却来自吐蕃”。

第11—12行之间：nākchitt-pūunāh:chūnu dūrtci draya kamthe。其意为“nākchītt-pū,nah:chūnū和dūrtcī三城”。这些地名写于kadak与ysabadparrūm之下，分别代表着三个城市，即大罗布[Nog（Nob）hed-po]、小罗布[Nog（Nob）huu]和弩支城（Klu-r e），它们均位于罗布淖尔地区。

第11行第7个地名：ysabadparrum,又作ysbadparrūm：此地完全相当于一个吐蕃地名sBal-prom，石泰安（R.A.stein）先生将于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论述此问题。另外，我还想指出在Ysbad和且末或左末之间的相似性。直到唐代，后者一直是今之且末河（rcn，er en）及其附近地区的对音，“且”字的另一种写法为“沮”。Calmadana（玄奘译作折摩驮那）肯定是同一地名经印度语化之后的形式。

今之车尔臣绿洲及其河流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公元77年，汉朝将楼兰的浦昌海（罗布淖尔）地区的名称改为鄯善。因为在汉代一般要用-n来转写-r，所以此地名就是ar an的正常转写法。据3世纪时代的《魏略》记载，当时的且末（车尔臣）也属于鄯善的治辖范围。在斯坦因于米兰古堡发现的8—9世纪的藏文文书中，也记载有Ger-cen-地。11世纪时的喀什噶里（Krari）《突厥语大辞典》中作urān，而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则作Ciarcian。

第12行第1个地名：raurata。此地名肯定与Krorayina和楼兰等地名有关，具体指罗布淖尔地区。

第12行第2个地名：sucan。柯诺将之考订为寿昌，该城位于敦煌西南40多公里。《世界境域志》指出，在Sājū（沙州）和Kadhākh（怯台）之间，有一个叫做Ksān的地方，“这是远离大路的一座城市，全城并不太华丽，其统治者来自吐蕃”。有人试图把Ksān看做是Sūān的讹变写法，也就是寿昌（Sūān）的对音。

第12行第3个地名：ācū。此乃沙州之对音，其治所为敦煌。

第13行第1个地名：ālah。此地名即常乐之对音，属于瓜州治辖的一个城镇。我们在汉籍地志以及敦煌写本中都发现过对此地的记载。

《世界境域志》中把常乐写作Sanglākh（也可能应复原为anglāh?），并认为此地是“沙州的一大村镇，其居民均为偶像崇拜者”。格尔迪齐（Gardizi）在其行纪第92页中，也认为Sanglākh离沙州有3天的行程，而距肃州则有7天之行程。

常乐位于沙州治所以东230里，瓜州治所以西115公里的地方。我认为可以把此城确定在瓜州口附近，也就是说位于敦煌东—东北方向92公里，琐阳城以西50公里地方，瓜州治所就位于那里。

《辛卯侍行记》中把瓜州的古治所置于双塔堡，位于安西以东45公里的地方，并建议将常乐考订为今之踏实，地处安西东南35公里处。向达又把常乐置于破城子旧址，稍靠踏实西北一带。他也参阅了《辛卯侍行记》，但由于疏忽大意误把悬泉镇也置于同一地。

第13行第2个地名：hvintcvin。此地名即悬泉的对音，史料中分别称之为悬泉“驿”、“镇”或“城”，位于敦煌以东145里处，真正的悬泉泉水距敦煌以东130里。

斯坦因认为芦草沟泉即为悬泉，但此地远在敦煌东—东北方向185华里处。另外，在《敦煌录》中也有记载：“贰师泉去沙州城东三程”，翟理斯却译作：贰师泉（悬泉）位于沙州东需要行走3日的地方。“程”字更可能系指“驿站”，而不指行走的天数，况且悬泉确实是自敦煌东行的第3站。今芦草沟的方位与鱼泉驿相符，位于敦煌以东185里和常乐以西45里，悬泉以东40里的地方。

悬泉驿应该是位于今敦煌以西60公里的甜水井子一带。至于悬泉本身，我们应该到西南更远的悬崖一带去寻找。

第13行第3个地名：kuacū，此即汉籍中瓜州之对音。

第13行第4个地名：sīne。汉籍中瓜州治所晋昌之对音。劳榦将此城考证为琐阳遗址是有道理的，而琐阳城遗址又相当于明代的苦峪城，位于安西城东南50公里处。斯坦因在琐阳城附近发掘了一个大型古城址。从瓜州治所到西部的沙州治所为280—300里，而距东部的肃州治所却有480—526里，所以其全部距离应为800里左右。然而，从琐阳城到敦煌有130公里之遥，从琐阳城到肃州则有205公里，所以总共有335公里的距离。由于335公里可以折算为800华里，也就是每2.4华里才合1公里，这就与汉文古籍中所记载相符，尤其是沙州治所与琐阳城遗址之间有312里，而这后一个地点又距肃州治所有492里。玄奘停留过的瓜州距葫芦河以南有50多里，葫芦河今称疏勒河。琐阳城位于此河以南30多公里的地方，也合75华里左右。玄奘所提供的数字仅仅是个约估，或者是瓜州治所古城位于今琐阳城偏北。

第13行第6个地名：tcīdyaim。它可能就是伯希和敦煌写本P.2482号中的“政南”，似乎位于悬泉的东南。因为文书中把政南与雍归置于常乐与悬泉以下，所以前者似乎位于后者境内。

伯希和敦煌写本P.2741号中记载有amdam，似指山南某地。我认为此处系指甘肃西部山岭以南的丘陵地带，但也可能是指一个同名村镇。无论如何，我们也应该把伯希和敦煌写本P. 2482号中的“山南”理解为一特定地区，当然也并不一定是一座城市或村镇。

第13行第7个地名：ūnkū。此地肯定是雍归的对音。在一卷敦煌藏文文书中，把“归”字转写为ku。敦煌写本中也曾提到过雍归镇或雍归城，榆林窟6号洞的一方题识中也对此有所记载。此地位于榆林窟附近，俗称万佛峡，地处安西140里处。向达先生认为可以把雍归镇考订为石包城，位于榆林石窟以南70里的地方。

第14行中第1个地名：kviyi-kye。此乃汉籍中会稽的对音，也是伯希和敦煌写本P.2155号中的一个地名。519年，会稽郡创建于宜禾古堡遗址，位于晋昌县西北。北周武帝年间，会稽一名被迁用到了玉门县，但前者在590年又重新命名为玉门县。10世纪时的会稽似乎在玉门县一侧。

第14行第2个地名：gākman。亨宁先生将之考证为玉门。《世界境域志》中提到过Kūghm.r（应该读作Gūghm.n），它肯定也是指玉门。文中认为此地“拥有许多崇仰偶像的寺庙，风景宜人，位于群山附近，有一尊被居民们所崇拜的神灵”。

上述两地均指玉门县，而不是玉门关。因为前者是一座城池，而后者则是指一边防关卡。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10世纪时在那里曾存在过边卡。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玉门城门距晋昌县以东“二十步”（应为“里”），似乎位于琐阳城以东数公里。在斯坦因的《西域图记》和《亚洲腹地考古记》等书所附的地图中，确实于此标有许多残垣断壁。玉门县属于肃州的管辖范围，位于肃州治所酒泉以西200余里之处。因此，我们应该将此地置于赤金峡附近，即玉门县东南40多公里的地方。

第14行第3个地名：hvedū。基本可以断定，此乃横堆的对音，也是伯希和敦煌P.2482号写本中的瓜州界内一地名。

第14行第4个地名：pumkar（pukar?）。目前尚未能将此地名考证清楚。

第15行第1个地名：sauhī-cū。有人将此地考订成以酒泉为治所的肃州。《世界境域志》中作Sakhjū，而格尔迪齐却作S·khū，也就是Sukhū，概为肃州之对音。“此地与Saūkjū一样，但要更大一些，其治所就是Saukju”。我则倾向于认为Saukjū是Saūjūan（酒泉）的一种不规则的形式，而酒泉恰恰是肃州的治所。《世界境域志》还认为“Saūkju位于吐蕃边界，属汉地管辖，山中出产麝香和牦牛”。

第15第2个地名：Lāh:pūm。此地名尚未曾有人作出过考证，它可能系指一烽燧或烽火台。然而，于阗文中的p可以用来转写汉语中的pf，所以此地名可能带有诸如“禄”或“鹿”这类的字。在肃州与甘州之间的通道中确有许多烽燧，详见《太平寰宇记》卷152。

第15行第3个地名：Kvin-kam。这是建康的对音。《元和郡县图志》中认为建康军创建于695年，位于甘州治所以西200里；同一汉籍中还认为建昌军（应为“建康军”）驻扎于某州治所西北190里处。因此，健康距今之高台县不远，位于甘州西北90公里处。

第15行第4个地名：Lvain-tsvain。它很可能是蓼泉的不太规则的对音，P.2741号伯希和敦煌写本中作dyau-tcvimn。唐代蓼泉守捉位于甘州治所以西120里的地方。

第16行第1个地名：kamaū。此即甘州的对音。《世界境域志》中的khām?ū肯定是指甘州，“此地的一半属于汉人，另一半则属于吐蕃人。因此他们之间不断爆发战争。当地居民都是偶像崇拜者，他们的政府听命于吐蕃可汗”。在khāmū之前而提到的Khālbk则是“一座大城，非常繁华，有许多引人入胜的地方，归汉地管辖”。所以Khālbk只能是甘州治所张掖，这一于阗文本身可能是由于Jānyeg（=ānyeg）或Jāng-yeg（=āngyeg）的讹变结果。我们也应该把穆海勒希勒（Muhalhil）著作中的Sandābil看做是同一个地名，可能应改为angyeg（=āngyeg）。

第16行第2个地名：Laicū。已经有人将此地名考证为凉州。《世界境域志》中的Kūān就是甘州治所姑臧的对音。亨宁先生曾考证过313年的一封粟特文信件中的kcn。《世界境域志》中就对此地名的各种不同形式作了比较，如Kuān、Kujān、Kuaā和噶什噶里地图中的Kūān等。我认为还应该补充马韦齐（Marvazi）所说的Lksin，比鲁尼（Bīrūnī）著作中的Tksin等，它们均位于通向汉地大道中的甘州以东，似乎应改为K··n，即姑臧（Ku an）。

第16行第3个地名：āhvā。有人已经将此地考证为朔方。这是唐代和五代时期黄河河套的一方镇，其治所为灵武或灵州，位于今黄河东岸灵州的西南。《世界境域志》中的Bughūr，格尔迪齐行纪中的B·gh-ūra也应为灵武或灵州的对音。也有可能是更靠南的金城或兰州，此两地均于762年落入了吐蕃人之手。《世界境域志》和《格尔迪齐行纪》中所记载的中国事实，至少也应追溯到这一年之前。在通向中国西北地区沿途的城市中，经过唐朝京师长安（Khumdān）之后和到达姑臧（凉州）之前，还有一个地方叫“Bughūr，唐朝的一大城市，各大城市的许多商人都居住在那里，风景非常宜人”。据格尔迪齐记载，从K·ja（凉州）出发前往长安，在渡过黄河（Riyān）之后，便到达了B·ghūra（朔方）。

我无法理解Bughūr一名的起源，此字可能同阿拉伯文Bugh or，用以指灵武/灵州城。那里在5世纪时有一个城堡叫薄骨律。直到唐代之前，该地还有一个北地郡，但上述地名因在语言方面与Bughūr/Bughōr相差甚远，而无法考虑在内。藏文写本中的一个地名叫'Bug-h-or，完全与此同音。托马斯曾建议把“Bug-hor考订为罗布淖尔，但劳克逊断定“Bug-hor系指建都于鄂尔浑河流域的哈喇巴勒哈逊的北突厥汗国，也就是汉籍中“默啜”的对音，默啜是691—716年执政的突厥可汗。因此，我们是否应该承认西方旅行家们称黄河河套地区为Bugh or的正确性呢？

《世界境域志》中也谈到了Bughūr和Kujān/Ku a。我认为其中所提到的长安河（Khumdān）肯定是指渭河，其中的第二条河只能是指黄河。《世界境域志》中记载说：“另一条河叫做Kisau，由Māisā山发源，流经吐蕃腹地。该河在到达吐蕃—印度边界之前，曾途经许多山峦和耕地，其中也包括上述山脉。此河因穿越无数山丘而开辟了一条水道，一直流至姑藏（Kujān）和Bughùr地带，当它流经中国的Ir和Khūr两省之后，便注入了东海。当这条河流进入Bughùr之后，便被称为'Inàn河”。

在西藏东部的河流中，我没有找到任何与Kisau之发音相似的河名，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做是Mā-ū（Mā-ū）的讹变形式，即玛曲河，也就是流经吐蕃界内的黄河。米诺尔斯基还认为Mānīsā山即南山，实际上应该写作Nāmān。

至于文中提到的两个中国省名Ir和Khūrs，那条江在流经Kuján（姑臧，凉州）和Bughūr（灵州）之后抵达那里，所以它们很可能是汉籍中的陇西和河西的对音，而且还可能是由Lūnē和Khōē讹变而来。《世界境域志》在中国9省名表中也列有Ir和Khūr两个地名，马韦齐书中对它们拼写更不规则。“陇西”指陇山以西，在唐代为陇右方镇，基本相当于今甘肃省青表海省的部分领土。河西意指黄河以西的辽阔地区。

'Inan（格尔迪齐作Qiyan）是中国的一条河名，可能是指黄河。米诺尔斯基曾将之复原为Ghīyān，并认为是“江”字的对音，意指扬子江。

本人同意米诺尔斯基对第3条河流的考证。它系指由塔里木盆地的三四条河流所组成的一条大河，流经罗布淖尔和黄河之间，最后是指注入大洋之前的黄河。中国人曾认为黄河本是塔里木河的延伸，在罗布淖尔沼泽地渗透之后又从东部涌了出来。《世界境域志》中记载说：“另外一条河叫做Thjākh，由Mānīsā的东麓，即大漠边缘一带发源。它流经（？）Jākh、Brīha和Kūskān诸城，继续流向于阗地区，然后又经过了沙州（Sājū）一带，因而形成了一片沼泽地。它又从那里向Ku a边缘地区流动，这样就经过了Kūr'·和Frājakli省，最后注入了东海……此河流达龟兹（Kuā）边缘地区后，人们就称之为龟兹河。在距河中地（TranSoxiane）不远的地方，又发源了3条河流，其中第一条河被称为Samāying-Ghūn，第2条河是Kh·rāyind-Ghūn，第3条河就是Khūlnd-Ghūn。在Ghzā与Klbànk之间，这3条河都汇入了Thjākh江”。

Thjākh江地处龟兹界之外，可能是汉字“弱”的对音，即弱水。如果删去此字头韵字母中的th就形成了Njākh，那就完全符合高本汉所复原的“弱”字在7世纪时的发音。中国在传说中认为，弱水是一条西河。但近代都将之考证为黑水或额济纳河（Etsin Gol）及其支流，这些河流都流经凉肃二州之间的地段。

既然上文已将Mānsā比定为南山，那么该河的发源地就应该是南山东部，位于甘凉二州之南。黑水正是由那里发源，所以此地无论如何也处于吐蕃的东北部。接着下面的一句话是指塔里木盆地，因为其中提到了位于疏勒与于阗之间的Brīha。（？）。Jākh的开头几个字母可能为Mīn-。至于Kūskān这一城名，我们很容易会看出它是Küsn之误，即龟兹的另一名称苦先；或者是Küān，即凉州。

此河从沙州向南流向Ku a（应为Ku an，指凉州），然后又流向Kūr·s（陕西）省，在注入东海之前还要流经Frājaklī。在《世界境域志》中国省份名表中，这后一个地区居第3位，很可能是“关内”的对音。唐代的关内地区包括黄河河套及今陕西省一带。

段末又提到了塔里木盆地及Kuā河，后者似乎是指塔里木河，更具体地说应是龟兹河。在此河以西发源的3条河流中，第一条是Smāyind-ghūn，很可能为《唐书》中的思浑河，即今之阿克苏河。然而，此名也会使人联想到塔里木河（UsmīTrim），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中认为此河从伊斯兰地区流向了回鹘人疆域。第二条河叫做Kh·rāyind-ghūn，相当于白马河，即今之木札提河（Muzart Darya）。第3条河Khulnd（?）-ghūm肯定为开都河（Khaidou Gol），它流经焉耆古城，最后注入博斯腾（Bagra）湖，在流达塔里木河之前又由孔雀河（Kon e Daryā）所延长，唐代称之为淡河。

Ghzā是位于此河下游的一地名，上述三河于那里注入了弱水。《世界境域志》认为此地是从九姓乌古斯疆圉赴吐蕃的边界，位于龟兹河附近。所以我认为它是甘州治所张掖（Jāngyeg=āngyeg）之误。该书在有关吐蕃的一章中还提到Klbank：“Binā和Klbank都是属于吐蕃的两座小城，拥有许多部队、骑士和武器装备”。所以Klbank完全符合766—850年由吐蕃占领的张掖的对音。Bīnā又是弭药（木雅）的对音，此地当时与甘州接壤。原书在对第4条河流的描写中又出现了Tubhat-Khāqàn（吐蕃可汗）堡一名，应该承认它正是指Klbank（张掖）：“从Kisau河分流出一条大河，一直流向了Tubhat-Khāqān堡和Karsāng，在那里利用河水灌溉耕田和牧场”。Kisau河系指黄河上游，或称玛曲河。如果Tubhat-Khāqān指张掖，那么Karsāng就是Kūang（姑臧）。《世界境域志》又说：“Karsāng地属吐蕃。那里有许多进行偶像崇拜的寺庙，人称为大Farkhār”。所以，该书的有关段落摘录自吐蕃占领张掖和凉州时代（8—9世纪）的某部著作。至于第4条河，它也可能是弱水的另一种对音，但很不规则，该河从南山倾泻下来之后流经凉甘二州境内。(www.xing528.com)

第17行第2个地名：Secūbise kha the。这一词组意为“西州诸庄”。西州为唐代所建，地处高昌王国的疆域内。在9—10世纪时，“西州”一名系指中国突厥斯坦东北部的回鹘汗国。

第17行第3个地名：'icū。这是伊州的对音，其治所为哈密（Qamīl,Qomul），汉籍中又称之为伊吾，哈密肯定就是《世界境域志》中Kh·mūd（可能应为Kh·mūl）的对音，“此前拥有草原和牧场，九姓乌古斯人居住在帐篷或毡房中，居民们牧养绵羊”。

第17行第4个地名：kauyāk。它可能是鬼谷的对音，宋朝使节王延德于982年出使高昌时曾路经那里。于阗文中的-an-用作对音时与-ū-相同，在标注外来语中的u或是像ü那样近似u的音素时，于阗文中似乎都不加区别地使用了-au-或-ū-。然而，“鬼谷”中的“鬼”字与“雍归”中的“归”字同音，当时中国西北地区更倾向于读作Ku。“谷”字的读音同“峪”，所以Kanyāk就相当于“鬼谷”。

从纳职或五堡（Lap uq）出发，王延德一直向西前进，沿一条近路而涉大漠，一直抵达泽田（iktim）。鬼谷是他经过五堡后的第一站。

第17行第5个地名：dapcī。托马斯将此地考订为纳职，也就是Lap uq，位于哈密以西60公里的地方。

第18行第1个地名：phūcan。克劳逊将之比定鄯善，也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的Pucian。此城在唐代时被称为蒲章，王延德又称之为宝庄。《世界境域志》有关九姓乌古斯的一章中记载为：“（？）-art为一驿站”，可能原文作Pi ang-art，但论据并不充分。

第18行第2个地名：akāh。托玛斯将之考订为g（?），即楚辉之对音。但笔者认为更可能应该把akāh（应作ak-āh）考订为赤谷。据《唐书》地志记载，赤谷位于罗护（又称纳库或惠井子，位于现今哈密至鄯善县之间的大道上）的西北，相当于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记》中的Jam-bulaq（惠井子）。

第18行第3个地名：tsīrkyep。克劳逊将此考证为色尔奇普（Sirkip），位于今鄯善县与哈喇和卓之间。

第18行第4个地名：'īum。第19行的第2个地名：yūum，写于第19—20行，它肯定是前一个字的另一种拼写法。'I um/yūum正好是突厥文üüm或üm的对音，意为“桑树”。然而，又有一个驿站名叫üjme（=üma）dong，即桑园岭（今之桑树园子），位于托克逊至焉耆大路南部与罗布淖尔大路的交叉点。我认为完全有理由对'I um/yūum和üjme dong进行比较。

《西州图经》称由天山（托克逊）到焉耆（喀喇沙尔）的大道谓银山道，《唐书》地理志中对此也有记载。银山驿位于托克逊/天山西南220里，桑园驿西南30公里的地方。此地今天仍被称为库米什塔克（KümüTagh）。《世界境域志》中记载说：“Kmsighīyā是位于两座山之间的一城镇”。Kmsighīyā一词完全可以改为Kümütagh。

格尔迪齐行纪认为，从Barskhān到inānjkat大道的中途，在Arg之后又提到了Sīkt和Mkmigh-nāthūr，最后是inānjkat（高昌）。Sikt就相当于《世界境域志》中的Stkath，“一个带有三个附村的大镇”。所以可以把Stkath/Sīkat复原为ikath。米诺尔斯基认为后一字在粟特文中意为“三城”，亨宁又将之考订为“张三城”，即《唐书》地志中一守捉的名称，位于今焉耆与桑树园子之间。Mkmīghnāthūr明显是Kmsighīya的一种异体字，也就是Kümütagh（库米什塔克，银山）。其结尾部分-thūr可能代表着下一站的地名，而又错误地同Kümütagh写在一起了。格尔迪齐曾指出：“从Sīka到Mkmighnathūr，从Thūr到inānjkat……”从库米什到高昌之间的主要驿站是天山/托克逊，玄奘译作笃进，无代谓之他古新。

第19行第3个地点：hvetsver。任何人对这一地名都未曾进行过考证。

第19行第4个地名：dūkcū。已有人将之考证为柳中，王延德在高昌行纪中作“六种”，位于吐鲁番东南。这就是《世界境域志》中的Krārkhūn：“Krārkhūn（应读作Lūkjūn）是位于沙漠中央的一村镇，那里很少有供人消遣的地方，居民很稠密”。

第19行第5个地名：ttiyak。此地已被考证为吐峪沟。托马斯认为Ttiyāk则更可能相当于丁谷。《西州图经》把丁谷的石窟寺庙置于柳中县边界，即距北山25里，西州（高昌、哈喇和卓）之东20里处。现在的吐峪沟就位于那里。

第20行第1个地名：tcyyām-tsvain。它肯定是长泉的对音。据《唐书》记载，罗护至北庭（别失八里）的交通要道必经那里。长泉是继赤谷之后的第一站，可能位于今惠泉（Jam-bulaq）一带。

第20行第2个地名：Kauta ai。此名不禁使人想起了Xut'ap'ay城。亚美尼亚国王海屯（Hethum）于1254—1255年的游记中曾提到过此地。此城在《元史》中作古塔巴。它就是位于呼图壁（Khutubai）河畔的呼图壁城，地处迪化（乌鲁木齐）西北，昌吉和马纳斯之间。如果可以解释清楚=b的话，那就可以肯定Kanta ai即Kutabai，也就是古塔巴或今之呼图壁。

《世界境域志》中提到了“一驿站，那里有一条大河，草地资源丰富，此地叫做Mābnh Jrābās”。我曾将这一地名看做是Manas Khūtābai的讹变形式，即玛纳斯·古塔巴。从1261年起，玛纳斯便以一条重要河流和位于此河东岸一座城市的名称而出现，地处距呼图壁城和呼图壁河50多公里的大道上。

第20行第3个地名：Secūmistkamtha。该词组本意为“西州府城”，指高昌。《世界境域志》中记载有“Jinānjkath（inānjkath）这一中国城市，也就是九姓乌古斯的首府。此城具中等规模，为本地区的政府所在地，与汉地边界接壤。每当仲夏盛暑，那里异常炎热，但冬季气候非常宜人”。安部健夫在《西回鹘国史之研究》中认为，当时回鹘国都并不是高昌，而是北庭/别失八里。但我认为回鹘人可能具有双都。

第20行第4个地名：Pamjkamtha。已经有人将此地考证为“五城”，突厥语中叫作别失八里（Be-balīq），而汉籍中却谓之北庭。其城址很可能在古城。正如安部健夫所指出的那样，其名来自五城。

据《世界境域志》记载，在高昌（Jinānjkath/Qo o）附近的天山（Tfqan）之后，共有5座城镇：Kūzār·K、Jmlkath、Panjikath、Bārlugh和Jāmghar。九姓乌古斯的国王夏天居住于潘治肯特（Panjikath）。Panjikath是“五城”的伊兰文写法。Jámghar也曾在《世界境域志》的葛罗禄传中出现过。

《唐书》地志中把耶勒城堡确定在轮台（乌鲁木齐）以东180里处。所以轮台和北庭之间的全部距离为420里。耶勒城位于北庭（古城）以西240里处，今柏杨驿一带。志费尼曾提到过Yarlgh一地，位于别失八里附近，明显就相当于耶勒城。因此，《世界境域志》中的Bārlugh应改为Yarlugh。Yarligh这一突厥文的原意为“君主的命令”，但这里也可能是由yar（沟）和-ligh所组成，意为“沟地”。

《唐书》地志中还记载说，俱六城位于耶勒以西80里和轮台以东180里处，基本就相当于今之阜康城。在海屯行纪中，又把俱六城（Kullug）说成是别失八里以西的第二站。因此，《世界境域志》中的Kūzar·K应为Kōlug（俱六城），由突厥文kl（湖）派生而来。

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于1254—1255年从蒙古返归途中的某些地名可以考证清楚。

Ghumsghur可能代表着Qum-Sngir，被蒙证化为Qum-inggir，也就是横相乙儿的对音，意为“沙漠之角”。在元代，此地位于从哈喇和林（Qara-Qorum）至别失八里的途中，距后一座城市有一星期的行程。伯希和曾建议把Qum-Sngir考订在Dabysten山口以南，布尔根河（Bulgun）的河套处。

Berbale明显是1375年的卡塔尼亚文地图集中的Perbalech。克拉普罗特认为它可能是巴里坤城（Bar-Koul）。但后者的方位太偏了，不可能位于海屯经过的大道上。我认为此地可能为蒲类城，即今古城以东65公里处的木垒。

在别失八里以西，有一个地方叫arhLex/yArhlex，应为Yarhlex，明显是指耶勒城（Yarligh）。

Yengax可能距轮台/乌鲁木齐不远。《世界境域志》中的Tnzāgh（应读作Yngāgh）-art可能就是此地，它“是一座土山和商人的驿站”。

ambalex即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中的Janbalq，回鹘五城之一，为彰八里之对音，位于别失八里以西。此城可能就是唐代的张堡城守捉。据《唐书》记载，它位于轮台以西150里的地方。ambalex或张堡城无疑都位于今吉昌城附近，迪化以西50公里的地方。我们还怀疑海屯行纪中的ambalex是否就相当于钢和泰和阗文卷子中的amil balq，或者是相当于《世界境域志》中J·m·Lkath和Jāmghar。

Xut'ap'ay可能即呼图壁城之对音，位于呼图壁河畔，距昌吉以西35公里。这里很可能就是唐代的乌宰守护，《唐书》中将之置于张堡城以西70里处。

Yangibalex意为“新城”，可能距今玛纳斯河畔的玛纳斯不远。它基本就是唐代青海军的城堡，位于乌宰以西70里和北庭以西700里处。喀什噶里曾提到过回鹘五城之一的Yangbaliq，位于古塔巴以西。在元代的中国地图中称之为仰吉八里。

经过仰吉八里之后就进入了T'urk'asdan，然后又到达了（y）Ergop'rug。据《唐书》记载，在经过清镇军（清海军）之后，渡过叶河就到了叶河守捉，这一守捉可能位于今之乌兰乌苏河（Ulan Ussu）畔，因为在经过70里之后便是黑水守捉，后者相当于今之哈喇乌苏河（Qara Ussu）。我在《世界境域志》中也发现了Ergop'rup一名。

据我所知，Tingabalex一名，在其他地方未曾出现过。

P'lad是元代普剌之对音，位于赛里木湖或色忒库尔湖稍偏东一些的地方。汉人始终称赛里木湖为乳海。

第21行第1个地名：h:nbih:raknāma kamtha。我认为其意可能为“一座叫做Xan Bgrk的城市”，实指别失八里城堡中的“可汗王子城”。在伯希和敦煌写本P.2741号中，“汗”字就被译成于阗文b:n。于阗文中的h完全可以翻译突厥文和汉文中的g，如ūh和uha=üg等。

第21行第2个地名：apar。已经有人将此地考证为沙钵，位于北庭（古城）以西50—60里处，即今之浮远城附近。

第22行第1个地名：yirrūmcin。已经有人将此城考订为乌鲁木齐。参阅《世界境域志》第72页第3条。

第22行第2个地名：camaidbadaik。此字肯定系由aml balq演变而来，与《世界境域志》中的J.m.Lkath为同一地，即天山山后的五镇之一。

第22行第3个地名：argi vābīsākamtha。这一词组的意义是“Argi a人之城”，而Argi a肯定又是Argī（焉耆）的派生词。《世界境域志》中的Arg城肯定也是汉籍中的焉耆，位于今焉耆城偏西一些。

第23行第1个地名：'ermvābisākamtha。其意为“'erma人之城”。贝利先生根据《于阗国史》而认为'erma人系指Guzan人，后者可能为古城（五城，别失八里），但也可能为凉州治所姑臧。如果取其后一种意义，那就是指嗢末人，有时也作浑末。这是一个由吐蕃人所统治的民族，于9—10世纪时居住在凉州地区。10世纪汉文“嗢末”的读音与于阗文'erma可能均源出于藏文呢？

第23行第2个地名：Phalayāk。克劳逊将此地名比定为葡萄沟（Buluyuq/Bulayiq）。

第23行第3个地名：tturpan。此乃吐鲁番之对音。在10世纪中叶的卷回鹘文敦煌写本中（P.2988背），曾经提到过吐鲁番人（turpanli）。

第24行第1个地名：bapan。托马斯已将之比定为无半，玄奘曾认为此地位于高昌与笃进（托克逊）之间。

汉族姓氏与职官尊号

第25—26行：

an系汉姓安的对音，它在敦煌写本中非常常见。

ttumga可能是职官尊号“都衙”的译音。我们在P.3016背和P.2938背敦煌写本中，经常会遇到它，而且是与另一个官号“都头”联合使用。

ā完全是张姓的对音，正如贝利所假设认为的那样。a Tty-khi（P.2741号写本）曾向沙州被困的唐朝使节送过一封信，也很可能是S.367号写本中的张大庆。张大庆曾于886年2月2日抄写过一部有关西域地志和历史的文献，当时他正在被派往灵州和刚刚到达敦煌的节度使帐下听差。

ck肯定是汉姓翟的对音，我们经常会在敦煌写本中遇到该姓氏。高本汉（Karlgren）于1940年在《汉文典》第1124条中，仅认为翟读音为ti，实际上却被经常读作tch，与“宅”同音。

浦立本曾指出，āmi代表着“尚书”，bvāyūm则相当于慕容氏的名字。

在斯坦因Ch.00269号写本第44行以下中，tcirthūi则为汉语职官尊号“节度使”的准确对音，他当时驻守敦煌。同卷敦煌写本第63行中的TtaysiDagyin则很可能是代表“太子特勤”。在P.2741号敦煌写本第25行中，ttumiyi和thimiya很可能应该通过“东使”和“廷使”来解释。

突厥文名词

第31行第3个词：cūnūda完全相当于地名“仲云”，即Pt. 127背和P.o.5正面敦煌写本回鹘文中的ungul，距甘州不足一个月行程的地方。它也酷似于10世纪时依附高昌回鹘人的大小众熨部，位于胡庐碛，其首府为大屯城。“大屯城”也使人联想到了七屯城，应位于罗布淖尔的米兰附近，确实地处金山以东。在这最后一个地区，在石城（arklik）的东南，有一个由康艳典所筑萨毗城。康艳典是于7世纪时前往石城定居的一位萨玛尔罕的粟特人首领。当时吐蕃和吐谷浑人也不断地经由萨毗海。毫无疑问，许多敦煌藏文写本中出现的Tshal-byi，肯定就是指萨毗海。

（译自1958年《通报》第46卷，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