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西域史学-于阗王统世系

851—1001年的于阗王统世系

哈密屯

对于从9世纪中叶吐蕃占领期间，到11世纪初期伊斯兰教征服这段时间内的于阗王统世系，我们现在似乎可以整理出其顺序来了。事实上，由于蒲立本（E.G.Pulleyblank）在贝利（H.W. Bailey）的《于阗文文献》第4卷，第179—181页所作的一条注释，我们就可以得知有一种于阗年号是从851年起始的。当时吐蕃对于阗的占领已告结束，这一年号至少共延续了54年之久，即一直到904年，甚至还有可能要推移得更远一些。蒲立本在《大亚细亚杂志》第4卷，第90—97页中，发表了《论钢和泰藏卷的时间》一文。他在文中还确定了另外3个于阗王统年号：912—966年的同庆（thūkhi）年号，其王国叫Via Sambhava，汉籍中一直称他为“李圣天”；967—977（978）年的天尊（thyenatcūn）年号，其国王叫尉迟苏拉（Vi a ura）；978—982年（？）的中兴（Cū-hiūa）年号，其国王叫作尉迟达摩（Vi a Darma）。稍后不久，我于1977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仲云考》一文。在其中第360页注②中，我又特意地指出，天兴（thyina/ thyena/thaina/hī觡a）年间则相当于公元986—999年。时至今日，为了列出完整的于阗王统世系表，我还必须指出另外一个于阗王年号，而它也可能是在于阗陷落于伊斯兰教徒之手以前的最后一个王统年号。

事实确实如此，在由孟列夫为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编目时，在Dx—1400和Dx—2148号^①写本中，曾两次提到过“天寿”二年九月这一时间。在对Dx—1400号写本（参阅：《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1卷，第660页，第1629号）的注记目录中，作者指出这卷写本的撰写时间可能为公元10世纪。人们一般又都把“天寿”这一年号假设为由某一位小摄政王所开元的，或者“天寿”应为“天福”（937年）之误，所以，这一年号事实上并没有被考证清楚。然而，我在伯希和敦煌和阗文写本P.2928号^②的卷首，却发现了如下一个时间：thyaina iva dide ks un a gūha salye rarūye māta dasamye hadai。其意思为：在thyaina譓iva年号、3年、牛年、Raruya月（汉历6月）2日。从语音学来看，和阗文thyaina iva与汉语“天寿”之间存在有明显的一致性。然而，在这样一种于阗王统年号中，既然其第3年为羊年，那么其元年必定就是猪年了。在851—999年之间，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巧合。这就是说，无论是在815—940年，还是在904—912年，甚至是在已知的912—966年、996—977年、978—982（986？）年和986—999年间的各种年号中，从未出现过如此之可能性。因此，于阗年号“天寿”元年是999年，为一猪年。此年也是天兴十四年，即最后一年。为了到达1001年这一牛年，那至少还要延长3年。事实上，因为于阗在此后不久（1006年左右）就落入了从疏勒（今之喀什噶尔）方向蜂拥而来的伊斯兰教徒手中了。所以，“天寿”年号颇似伊斯兰教徒征服该地区之前的最后一个于阗王年号。

下文就是851—1001年间于阗王统世系年号表，对于表中的每一个年号，我都尽力列举自己所知道的大量敦煌写本，把这些写本归于有关的各个时代时，我的把握性程度大小不等^③。

851—904（912？）年。这明显是一位或数位于阗国王所使用过的，而且还是未曾中断过的年号，对于其间的于阗国王，现在尚有待于继续考证。该年号的元年是羊年。以下几卷敦煌于阗文写本似乎就是属于这个时代的：

——斯坦因藏卷S.2469号：这一年号的第24年，为一马年，Hamārriaj月（汉历三月）十日，即公元874年3月31日。写本的正面用汉语书有：“丙戌年五月十四日”，即公元866（？）年6月20日。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71号文书。

——斯文·赫定（Hedin）藏卷第21号（第5行）：同一年号的第32年，第二个Sim……（应读作Ttum（jāra）月（可能意指汉历中的闰七月）二十八日，即公元882年（？）9月14日。

——斯文·赫定藏卷第18号：同一年号的第33年，Ttumjara（汉历七月）二十日，即公元883年9月4日。

——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藏卷Or.11344号（3，b，第10行）：这一年号的第33年，Bramk haysji月（汉历八月）六日，即公元883年9月10日。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5号文书。

——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藏卷Or.11252号，第16行：这一年号的第35年，Mūsaci月（汉历九月）十五日，即公元885年10月26日。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22页，第4号文书，第16页第3行。

——阿克玛Achma藏卷第3行：这一年号的第35年，Skarihveri月（汉历十一月）七日，即公元885年12月21日。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20号文书。

——斯文·赫定藏卷第16号（于阗文与汉文）：这一年号的第35年的各种不同时间，蛇年，介于Skarhvāra月（十一月）二十五日至Rrāhaji月（十二月）之间，也就是介于886年1月3日至2月5日之间。请参阅《于阗文文献集》第4卷，第179—181页。

——斯文·赫定藏卷第15号（于阗文与汉文）：这一年号的第35年，蛇年，Rrāhaji月（汉历十二月）二十一日，即公元886年1月29日。参阅《于阗文文献集》第4卷，第179—181页。

——斯文·赫定藏卷第19号（第17行）：这一年号的第35年，Rrāhaji月（汉历二十月）二十日，即公元886年1月。

——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藏卷Or.11252号，第30行：同一年号的第35年，即公元885—886号；第34行，同一年号的第36年，Rarūya月（汉历六月）十一日，即公元886年7月16日。参阅《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4号文书。

Domoko F.卷子：同一年号的第36年，Ttamjiri月（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即公元886年8月30日。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24号文书。

——斯文·赫定藏卷第20号，第8行：同一年号的第36年，Bramk hysji月（汉历八月）二十日，即公元886年9月21日。

——斯文·赫定藏卷第1号：同一年号的第35年，即公元885—886年。

——斯文·赫定藏卷第13号：同一年号的第35年，即公元885—886年。

——斯文·赫定藏卷第24号（于阗文与汉文）：同一年号的第54年，闰四月（或者是Simjsija年）二月四日，即公元904年5月21日。参阅《于阗文文献集》第4卷，第179—181页。

912—967年。于阗同庆（thūkhī）年号。国王李圣天（Vi a Sambhava）执政，其元年为猴年。

——伯希和敦煌藏卷P.2027号，第14行：同庆六年，即公元917—918年，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49号文书。

——钢和泰（Sta觕l-HoIsfein）藏卷第7行：即位执政的是狮王李胜天（Vi a Sambhata），同庆十四年，鸡年，Kajā月（汉历二月）十二日，即公元925年3月9日。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45号文书。

——斯坦因千佛洞藏卷Ch.00275号写本：同庆三十年，牛年，Hamārija月[汉历三月十五日（？）]，即公元941年4月14日。见《于阗文文献集》第3卷，第6号文书。

967—978年。天尊（thyena/thyain-tcūn）年号。执政君主是尉迟苏拉（Viaūra），其元年是兔年。

——伯希和敦煌藏卷P.5538a号，第80行：天尊四年，马年，元月九日，即公元970年2月17日。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70号文书。

——斯坦因千佛洞藏卷Ch.I.0021b号写本，第44行：执政国王为尉迟苏拉。天尊五年，羊年，Ttaujir月（汉历七月）十七日，即公元971年8月10日。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15号文书。

——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P.4099号，第436—438行。李圣天的继承人尉迟苏拉执政，967—978年。参阅蒲立本：《论钢和泰藏卷的时间》，载《大亚细亚杂志》第4卷，第92页。

——哈尔丁格（Hardinge）藏卷076.7.2号：天尊年间，967—978年。见《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第611号文书。

——贾达喀斯达瓦（Jātakastava）藏卷第5行：“……为大王尉迟苏拉祝福……”。967—978年。

978—982（986？）年：中兴（cū-hina）年号。执政国王是尉迟达摩。该年为虎年。

——斯坦因千佛洞藏卷Ch.1002a号，第20行：其执政君主为菩萨国王尉迟达摩。中兴五年，马年七月，即公元982年7月23至8月21日。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14号文书。

——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藏卷Or.9268号，第1页，第1行：年代不详，八月二十七日，执政国王为于阗王中最为伟大和功业最为显著的尉迟达摩（978—986年执政）年间。参阅下文有关Or.9268（2，a）号写本的介绍，其时间为该年号的第十七年。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3号文书。

986—999年．天兴（thyen/thaina/thyina/hi觡a）年号。国王的名字尚有待于继续考证。这一年号的元年是狗年。

——斯坦因千佛洞藏卷Ch.00269号：牛年（可能为989年）。天兴七年（可能为992年）。参照笔者旧作：《仲云考》，载1977年《亚细亚学报》，第369页。《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61号文书。

——伯希和敦煌藏卷P.3016号汉文写本：天兴七年十一月，即公元992年11月27至12月6日。天兴九年九月，即公元994年10月8日到11月5日。这是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汉文写本中两封公函里所标注的时间。

——伯希和敦煌藏卷P.2958号，第165—167行：甘州和于阗之间断绝关系之后的第10年，蛇年，可能为公元993年。参阅笔者所作《仲云考》，见《亚细亚学报》1977年，第368页。《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63号文书。

——伯希和敦煌藏卷P.2028号写本：天兴九年，马年，Rarūyi月（汉历六月）十九日，即公元994年7月30日。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50号文书。

——斯坦因千佛洞藏卷Ch.0002号汉文写本，第92行：天兴九年，马年，Ttamjera月（汉历七月）十日，即公元994年8月19日。参阅《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附录部分，第385页，第14号文书。

——伯希和敦煌藏卷P.2798号，第213行：天兴九年，马年，Mu觡aji月（汉历十月），即公元994年11月6日。见《于阗文文献集》第3卷，第24号文书。

斯坦因千佛洞藏卷Ch.0048号：羊年，Cūvija月（汉历正月）九日，可能为公元995年2月11日。参阅笔者的论文：《仲云考》，见《亚细亚学报》，1977年，第369页。《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7号文书。

——斯坦因千佛洞藏卷Ch.00272号，第63行：天兴十四年，猪年，Kaja月（汉历二月）二十五日，即公元999年3月15日。《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12号文书。

999—1001（1005？）年。天寿（thyaina-iva）年号。执政君主的名字尚待考证，其元年为一猪年。

——Dx.1400（a）号写本：天寿二年九月，即公元1000年10月1日至29日。这是列宁格勒收藏的一卷敦煌写本中所记载的时间，这卷写本的内容是由张保勋致（于阗？）宫廷的一封汉文书函。张保勋当时任马步都押衙，享有尚书的尊号。请参阅《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写本注记目录》，第1卷，第660页，第1629号写本。(www.xing528.com)

——Dx.21480a号写本：天寿二年九月，即公元1000年10月1日—29日。这是列宁格勒所藏的一卷敦煌写本中所记载的时间，该写本的内容是一位少女致（于阗）宫廷的请愿书。参阅《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写本注记目录》第2卷，第540页，第2920号文书。

——伯希和敦煌藏卷P.2928号：天寿三年，牛年，Rarūya月（汉历六月）十日，即公元1001年7月3日。见《于阗文文献集》第3卷，第41号文书。

其他地方还有大量包括有于阗王统年号的于阗文写本，但由于我的考证把握性不大，故没有搜集列入本表。其中有一些写本也都注有时间，如有关一位于阗王尉迟瓦兰（Vi a Vāham）执政年间的写本，他执政的时间可能至少要达20年之久。他也可能是851—912年间这一整个阶段的执政国王。如果事实确定如此的话，那么，尉迟柯尔达（Vi a Kirrta）和尉迟维克拉姆（Via ViKrram）又是于哪些年代执政呢？前者执政的时间至少为16年，而后者至少也主持朝政达14年之久。如果尉迟桑格拉玛（Via Sangrāma）确实是于天兴年间（我倾向于认为是986—999年）执政，那么，无论是尉迟柯尔达（至少有16年统治），还是尉迟维柯拉姆（至少有14年在位时间）都与999—1005年这段短暂的间隔不相符。最后，我确实也曾发现过一些标有某一个以鸡年为元年和另一个以鼠年为起始的年号，但这两个年号与我表中所列的851—1001年间的任何年号都不相符，因为我们表中所列的年号的元年依次是：羊年、猴年、兔年、虎年、狗年、和猪年。

下面又是一份不太完整的于阗文写本统计表，对于它们的时间，我尚有不同程度的犹豫不定的心情。

——斯文赫定藏卷第26号：七年，Bryamkhyasj月（汉历八月）十四日，其年号是au Viayatt，可能为公元867年9月5日。

——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藏卷Or.6392号：十一年Cvātaja月（汉历正月）八日，其年号是tsi i（本意为“刺史”），可能为公元866年2月21日。参阅《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第1号文书。

——斯文赫定藏卷第29号：十三年，Mū觡amja月（汉历十月）九日，可能为公元863年11月23日。

——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藏卷Or.9268（2）号写本：十七年，Mūdracaja月（汉历九月）十一日，年号是sau Vidyadatti，可能为公元867年10月12日。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3号文书。也请参阅上文所介绍的Or.9268（1）号写本。

——霍恩尔（Hoernle）藏卷第1号：于阗王尉迟瓦兰（Via Vāhām），十七年，Skarhvār月（汉历十一月）五日，即公元867年12月4日。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25号文书。

——霍恩尔第3号藏卷：sau Sacū十七年，Rràha月（汉历十二月）十七日，可能为公元868年1月15日。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27号文书；《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第7号文献，即Or.6395.2号写本。

——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藏卷Or.6399.2号：同一年号的19年，（Bram）khaysja月（汉历八月）二十九日，可能为公元869年10月8日。其年号是Spāta Sìdakā，见《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第9号文书。

——霍恩尔藏卷第7号：于阗王尉迟瓦兰执政的第20年，Cvātaja月（汉历正月）十三日，这是第3位于阗国王，其年号是au Vdyadutt。可能为公元870年2月17日。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30号文书，即Or.6397.1号写本，载《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第10号文书。

——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藏卷Or.6396.1号（第1—9行）：同一年号的第20年，Rrāhaza月（汉历十二月）二十日，可能为公元871年1月14日。其年号是Spāta Sīdaki，载《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见第8号文书。

——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藏Or.6397.2号写本，同一年号的第二十年，Kaji月（汉历二月）十日，相当于公元870年（？）3月15日。其年号为Spāta Sidakio，见《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第11号文书。相当于霍恩尔藏卷第4号，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28号文书。

——斯文·赫定藏卷第4号：au sacū年号的第二十一年，Rarūjya月（汉历六月）十八日，可能为公元871年7月9日。

——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藏卷Or.6393.2号：……譓ā,Kaja月（汉历二月）二十二日，于阗国王尉迟瓦兰执政年间，其年号是au Sanirā。Sìdak可能是指公元872年左右。见《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第3号文书。

——MT Piece X：同一年号的第二十二年，Mūtcaci月（汉历九月）十八日，可能为公元872年10月23日。见《于阗文文献集》第3卷，第91号文书。

——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藏卷Or.6395.1号：二十二年，skarihvāri月（汉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即公元872年12月26日。其年号为Spāta Sīdaki。载《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第6号文书。

——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藏卷Or.6398.2号：五年，Sijsija月（汉历4月）17日，即公元855年5月6日。其年号为au Sāmtatti，spata Malārrjum年号。载《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见第13号文书。

——哈尔丁格（Hardinge）藏卷074.4号：太子执政的元年，其年号为au Hvamdū。载《和阗文文献》第5卷，第590号文书。

——马扎塔格山（Mazar Tagh）出土文书C.0018号：于阗王尉迟柯尔达执政的第四年。Rrāhaja月（汉历十二月）十八日，其年号为tci-se（刺史）āmàca（大相）au Viarka。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44号文书。也请参阅马扎塔格山出土文书b,ii：0065号写本（第2—4号），其中讲的还是尉迟柯尔达国王，而且还是他执政后的第十六年。见《于阗文文献集》第2卷，第43号文书。

——H.143MBD13号文写本：同一年号的第七年，兔年。这一年号的具体时间尚未考定清楚，它可能是从一个鸡年开始的。见《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第89号文书。

——马扎塔格山出土文书b,ii：0067b号：该年号的第15年，羊年，Bramkhamysji。这一年号也有待于考证，其元年是一个鸡年。《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第468号文书。

——和阗文书（10）07.3和08.1号：这一年号的第15年。载《和阗文文献》第5卷，第671—672号文书。

——哈尔丁日藏卷第073号（第1—2行）：第14年，于阗国王中最为笑容可掬和最为神圣的国王。尉迟维克拉姆（Visa Vikrram）执政年代。载《和阗文文献》第5卷，第586和587号文书。

——和阗文书（10）03号：十八年Kaj月（汉历二月）。见《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第663号文书。

——马扎塔格山出土文书b,ii：0064号：同一年号的第十九年，Hamārrija月（汉历3月）2日。载《和阗文文献》第5卷，第664号文书。

——和阗文书（10）04号：这一年号的第二十年，Hadyaji月（汉历五月）二十五日。载《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第664号文书。

——马扎塔格山出土文书aI.0036号：这一年号的第15年，虎年，Rrahāja月（汉历十二月）四日，这一年号尚未曾考证清楚，其元年可能为一个鼠年。

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需要考证。有一卷写本中所标注的时间很奇怪，不但使用了十二生肖，而且还附带地指出了一个由月亮在该年中不同的3天中分别所照耀一次的那个星辰（naksatra）的名字。这里指的是和阗文佛教写本Ch.C.001号，现藏大英博物馆，已由H.W.贝利在5卷本的《于阗文佛教文献》第76和135页中所对音转写，并且发表在《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第368、249和253页中。我在这一长卷的不同地方发现了以下3篇《跋》，并且大致地翻译了一下，因为我的和阗文水平有限：

第197—198行（参阅《和阗文文献》第5卷，第376页：sahaicsalya puhye māsti padauysye hadaiādra naksatra vi sacu kithaāmuspüra dāe。解读出来便是：“兔年5月1日，在naksatra Ardr执政年间，因为他居住在沙州（敦煌城），他全文抄完了（这一文献）”。

第847—848行（《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第252页）：ssuttrpūhye māsti 20mye hadai sacūkithiāna purvābhadriva naksa' tra vsvhadāsarvākāra dāe：“这卷经文，5月20日，他住在沙州城，正值naksatraiPūrvabadrapadā执政年间，中午的时候，他最终完成了（抄写）”^⑤。

第1103—1104行（参阅《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第255页）：sahaici salya dasamye māsti 8 hadai pūrvabhadriva naksa'ttra vi sacūāna dāse，其意义大概为：“兔年，2月8日，在由naksatra purvabhadrapada执政年间，他住在沙州城，完成了（抄写）”。

在851—1001年间，一共有12个兔年，分别为859、871、883、895、907、919、931、943、655、967、979和991年。我认为，即使不考虑其他的汉历时间，那也可以在印度有关星辰记载的史料中发现一个，甚至是三个真实的时间。比亚尔（RogerBillard）先生曾自报奋勇地表示愿意从事这一考证。他声称：据他自己所知，只要所有的解读都是完全正确的话，这里应该是指公元883或943年，按照古罗马儒略历法，则分别是883年的6月9日（星期日）、6月28日（星期五），或者是公元943年6月6日（星期二）、6月25日（星期日）、11月8日（星期三）。他坚持认为，这一问题堪称一个特别微妙的问题，这里仅仅是一种合理的猜测，但尚未形成定论。如果我敢于冒昧地再向前推进一步，把猜测变成在883和943年这两年之间行选择的话，那么我则更为倾向于认为那些在沙州（敦煌）的于阗人抄写了这一佛教长卷文书，其时间为943年，特别是因为当时在于阗和沙州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特别稳定和友好的关系^⑥。

最后，我提醒大家注意杜德桥（G.Dudbridge）和埃默瑞克（R.E.Emmerick）所著：《论伯希和敦煌藏文Pt.0821号写本》，发在《伊朗学研究》杂志，第7卷，1978年，第2期。在本文已附印的时候，我才收到了这篇大作。该文最后有关Ch.C.001号写本的评注清楚地说明，他也倾向于选择943年，而不是883年。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窥见，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0821号应该是与Ch.C.001号写本是于同一个兔年而作。

注释：

①这里是指《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1卷，1963年莫斯科版，第660页，第1629号；第2卷，1967年莫斯科版，第50页，第2920号。

②参阅H.W.贝利：《于阗文文献集》第3卷，1965和1969年剑桥大学版，第105页，第41号文书。

③参阅H.W.贝利于《于阗文文献集》第1—5卷中的转写，这5卷文献分别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45、1554、1965（第1—3卷于1969年再版）、1961和1963年版。大家也请参阅《于阗文佛教文献集》，1951年由伦敦外方出版社刊行。在其中所引年出用的斯文·赫定的藏卷中，没有提到任何参考资料。这批藏卷都转写和发表在《于阗文文献集》第4卷之中了。在大家所引斯文·赫定的文献中，也没有提供参考资料，这些资料的转写文都搜集在《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中了。

④有关尉迟桑格拉玛的生平，请参阅H.W.贝利：《于阗文文献集》第4卷，第8页；《Via Sangrāma考》，载《大亚细亚学报》第7卷，第11—24页。

⑤第1061行（《于阗文文献集》第5卷，第42页中，在一篇《跋》中没有提到“星辰”（naksatra）：“兔年九月十五日，他住在沙州，最后完成了（抄写）。”

⑥有关当时于阗、沙州和中国天朝之间互相往来的关系问题，请参阅笔者旧作：《五代回鹘史》第134—136页；有关当时于阗王朝与沙州之间的联姻关系问题，请参阅E.G.蒲立本：《论钢和泰藏卷中的时间》，见《大亚细亚学报》第4卷，第93页。

（译自巴黎—日内瓦1979年出版的《敦煌学论文集》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