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法国西域学研究先驱

法国的阿尔泰学研究先驱——伯希和

让·德尼（Jean Deny）

像伯希和那样的人一生之事业，是不需要赞扬的。借用修饰词的帮助，对于平庸之人或常人来说是必需的；而对于具有像伯希和那样高素质的人来说，却根本没有必要。

这位学者的活动本身就是栩栩如生的。我只需对此作一番总结就足矣，无需滥用注释。

伯希和的学术活动覆盖了整个中华世界、几乎是整个阿尔泰社会（蒙古和突厥），有时又一直扩大到印度学和伊朗学。

从地理分布的观点来看，我们都知道，伯希和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我们应取“中国”于本世纪初的意义，也就是不仅包括中国中原，也包括其边疆地区，诸如蒙古、新疆和西藏。大家已经看到，我没有提到满洲，伯希和没有重点研究通古斯—满族的历史文明。因为他与其他人一样坚信，阿尔泰语系的三大语族（蒙古、突厥语和通古斯语）之间的亲缘关系，是在首先将突厥语与蒙古语进行比较时，才得以确立的。

因此，伯希和那广阔的活动阵地，主要是游弋在一个广袤的钳形地带内，南部是喜马拉雅山、北部包括阿尔泰山在内的绵绵山脉，其制点高是帕米尔。伯希和的重点便以同一个帕米尔山区为中心，又嵌入了某些较小的钳形地带，包括新疆，其南缘由昆仑山与西藏分隔，但其北部在与蒙古接壤之前又进入了准噶尔盆地的天山。

“新疆”一名本身就颇具特点。它也纳入了汉学家伯希和活动范围，因为它处于伯氏活动的大弓形范围之中心。著名的伯希和探险就发生在那里。这次探险主宰并确定了其全部的学术活动，使之转向了汉族社会的边缘—高地亚洲。

所以我首先应该阐述一下这次探险。

大家都知道，新疆于本世纪初既没有“突厥语”地区，也没有“汉语”地区，主要是由两组绿洲所代表，它们出现在这条后来消逝在沙漠中的塔里木河流域的两岸。其北线自西往东地包括喀什、玛喇尔巴什（巴楚）、乌什—吐鲁番（Utch-Tourfan）、阿克苏、库车、焉耆（喀喇沙尔，Karachahr）和吐鲁番。其南线距离塔里木河要远得多，包括（始终以喀什为出发点）叶儿羌（Yarkend）、于阗和楼兰（位于罗布泊的东北）。几乎是在新疆的最东极和紧傍中国中原最西部的省份甘肃的地方，便是敦煌。我在本篇论述中还将谈到它，它在公元前3世纪时被中国中原王朝作为安全前哨而开拓。因而，中国中原王朝占据敦煌，要比公元1世纪末由班超将军凿空中国突厥斯坦早得多。

北线绿洲相当于中国人公元前126年（张骞通西域）开辟的“丝绸之路”。这条著名的道路“将珍贵织物从中国的内地经突厥斯坦，一直运往推罗（Tyr）和西顿（Sidon），再于那里按照罗马贵妇人的需要而拆除其中的金银线”（伯希和：《高地亚洲》第8页）。人们仅仅是在半个世纪之前，才发现的神奇而又诱人的希腊—伊朗—佛教文明，正是沿这条道路立足和发展起来的。

这些绿洲位于一片沙漠之中，沙漠又时刻都以黄沙覆盖那些艰难地维持灌溉的土地，但这种实际情况却有利于保存文物。人们经常重复这种说法。在此地就如同在埃及一样，沙漠将文物都很好地保存下来了。英国人经常讲“沙埋”（sand-buried），这是他们于1903年采用的一种叫法。斯坦因为其重要著作确定的书名就叫作《沙埋于阗遗址》（Sand-buried ruin of khotan）。

这些城邦并非是一举被发现的。对它们的记忆一直存在于当地民间传说中。旅行家约翰逊（W.H.Johnson）于1865年在额里齐城（Iltchì，即古于阗或今和阗）的游记中写道，他听人说“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流沙曾在24小时内埋没了360个村庄”。同一位旅行家还从探险中带回了某种奇怪的资料：有人告诉他砖茶就出自这些城邦之一（这就是俄国人至今尚称之为Kirpitchnìy tchay者，意为“用太阳晒干的砖茶”。出自一个突厥词kirpitch，意为“用太阳蒸发晒干的砖”）。也曾有人讲到过重4磅的金币，但其发现地点却只为少数严守机密的人知道。

大家还会在考狄和已故的葛兰言教授（主持东方语言学院的远东民族史和地理讲座）的两篇资料丰富的论文中，发现其研究的细节，如《西域的发掘》，载《学者通报》，1910年5—6月号。

我于此仅限于简单地（对于一项如此重要的内容，也可能太简单了）指出这次发现的主要阶段。

早在1870年，印度政府便派遣了由茀赛斯（又叫福西特，Douglas Forsyth）率领的赴叶儿羌的第一个英国探险团。1873年，该探险团再次出发，基本上都是成果甚微。但从此时起，喀什噶尔的名声便响亮起来了。在固勒札（Kouldja，宁远城或今伊宁市）的日耳曼—德国医生雷格尔（Regel）博士，于1879年辨认出了古吐鲁番（Tourfan）的遗址，这是一个自葡萄牙耶稣会士鄂本笃（Beno觘t de Go觕s，17世纪）以来，其他任何欧洲人都未曾进入过的地区。

1890年，英国中尉鲍威尔（Bower）在库车发现了一卷桦树皮写本，系用婆罗谜印度字母书写。它是当时所知的最古老的写本，在此后的几年中，由鲁道尔夫·霍恩尔（A.F.Rudolf Hoernle）刊布。

1892年6月，我们法国亚细亚学会的同事——吕推（Dutreuil de Rhins）的旅伴李默德（Fernand Grenard），曾获得过另一卷更为古老的桦树皮写本。本会前任会长埃米尔·塞纳尔（Emile Sénart）从中辨认出了《法句经》（Dharmapada）的片断。他声称，这是现知第1卷用佉卢文（Kharosthi）写成的文书，最晚也应断代为公元2世纪。同一类写本的另一部分，却落入了俄国驻喀什领事彼得罗夫斯基（N.F.Petrovski）和俄国学者鄂登堡（Sarge Oldenbourg）手中了。

1896年，瑞典人斯文·赫定于其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第二次探险期间，在新疆南部的于阗河（Khotan-darya）与克里雅（Kiriya-darya）河流域之间，发现了一座同名城市的废墟。

在此期间，新疆各种文字的写本之发现与日俱增，其原因就不必说了：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制造膺品人，制造供探险家们使用的写本。他后来被斯坦因所揭露。

到此为止，我只讲到了那些先驱者。第一次大规模的探险是于1898年由圣彼得堡学院组织的，它派遣克莱门茨（Klementz）前往吐鲁番绿洲，后来发表了由他获得的主要成果。

1900年，便是正在拉哈尔学院工作的匈牙利血统的英国人斯坦因博士（后来不久便成为斯坦因勋爵了），他被印度政府派往新疆，经吉尔吉特（Gilgit，大勃律）和洪札（Hounza），翻越了大山，考察了叶尔羌、于阗、丹丹—乌利克（Dandan-Uylik）和尼雅。

已故的席尔宛·烈维于1911年5月11日针对这次探险，在《时代》杂志中写道：“一股强烈的激动情绪撼动了整个学术界。”在大英博物馆展出的斯坦因特藏将热情的参观者从四面八方吸引到了那里。它们使人联想到了一种复合文明：印度、中国、波斯、拜占庭、佛陀、基督、摩尼都在那里留下了其烙印。惊讶激起了一股很强劲的鼓动，刚刚诞生的20世纪便以一种新的征服丰富了人类的历史。

为了阻止这种热情引起的混乱竞争的弊端，当时便组成了一个西域探险国际委员会，总部设在帝俄京师。这项计划是拉德洛夫（WilhelmRedloff）在其同事们的协助下首倡，最终在1902年汉堡举行的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成立。它产生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便是在俄罗斯、法国、荷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家，都以国家委员会的形式成立了分会。俄国委员会特别活跃。我们法国委员会是由塞纳尔、考狄和傅舍（Foucher）等学者组成。

德国富有成果的远征也开始于同一时期。早在1902年，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便向吐鲁番派出了一个考古学家小组，由格伦维德尔（Albert Grünwedel）教授和乔治·胡特（Geory Huth）率领，考察了亦者护古城（Idikout-Chahri）、库木吐拉千佛洞（Ming-Uy de Koumtoura）。1904年，普鲁士皇家探险团，由纪尧姆二世（GuillaumeⅡ）捐赠部分赞助，由勒柯克（von le Coq）率领。他们于1907年初经由印度返回，直值格伦维德尔继续自1905年开始的第3次德国探险。

德国人携归了一批丰富的收获品，包括古物和重要的佛教与摩尼教经文，用不同语言写成。对它们的解读是由许多专家从事的，如富瓦（Foy）、勒柯克、格尔德纳（Geldner）、斯多纳（St? nner）、弗兰格（Franke）、葛玛丽（von Gabain）小姐和特别是米勒（F.W.K.Müller）。米勒考证出了摩尼教经文中的《二宗三际经》（Estranghelo），此文献直到当时为止尚不为人知，系用突厥语或波斯语写成。同一位学者还考证出了用古叙利亚文字母写成的粟特文文献和于阗人（或称印度—斯基泰人、月氏人，这是一个印—欧民族）的文献。

至于日本人一方，他们也派出了日本天皇的内弟大谷光瑞公爵，此人本为日本一座颇具势力的寺院之法王。大谷后来被迫中断其探险使命，由桔瑞超取代。橘瑞超从北京经蒙古和鄂尔浑（Orkhon）、古突厥人的首府而到达新疆（1908年）。

1906年，斯坦因又对新疆作了一次新的探险，由赖·兰姆·辛格（RaiRamSing）陪同，此人是印度测量局的土著地形测量员，他曾为绘制一幅小比例的地图而作过非常重要的测量。

我于此还应该提一下俄国人贝勒佐夫斯基（Berezovski）、鄂登堡（Oldenbourg），特别是科兹洛夫的名字。

“法国不能在放弃自己光荣传统的背景下消逝，或者是始终保持无所作为的状态”（席尔宛·列维语）。于是在1905年，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第二个季度，法国组织了一次远征，其赞助和支持机构分别是法国公共教育部、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本笃·加尔尼埃基金会）、科学院、自然史博物馆、当时由罗朗·波拿巴（Roland Bonaparte）任主席的巴黎地理学会使用奥尔良基金会的拖欠资金、巴黎商业地理学会、科学促进委员会等。这次探险组织的一大部分工作由埃米尔·塞纳尔承担，他当时不仅仅任亚细亚学会的会长，而且也是法属亚洲委员会和我上文已经讲到的国际西域探险委员会法国委员会的主席。伯希和被认为是这项事业的倡导人之一。

大家通过上文的列举，便可以看到那场西域探险运动的轰轰烈烈的规模。这次探险团的团长完全是被指定的。其选择当然落到了我们那位年轻的学者身上了。正如戴密微先生已经指出的那样，他在许多方面已经初露锋芒，并且还曾小试牛刀。我尚能回忆得起来，当他作为普通一兵服兵役时，佩带在其军大衣上的十字勋章，便显示出了某些非常微妙的军事礼仪问题。允许我向你们重提一下，伯希和仅用了两年而不是3年的时间，便获得了东方语言学院的毕业文凭，这是由于当时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给予他的照顾。

伯希和探险团又由两人加盟：路易·瓦杨博士，他是法国殖民地军队的军医，负责地图、天文和自然史工作；夏尔·努埃特则是这次探险中的摄影师。

他们的准备工作持续了一年。我认为，伯希和正是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才学会了俄语。

该探险团于1906年6月15日自巴黎启程，经由莫斯科和鄂伦堡，经过10日的旅行便到达塔什干，即俄属突厥斯坦的首府。伯希和在那里逗留一月有余，利用这一时间来实践东突厥语（türk觘）的运用，因为他当时对于这种语言仅有一种书本知识。除了上述语言之外，当然还有汉语，伯希和还能流利地讲英语。

在安集延离开铁路终点站之后，在稍后的一站奥希（Och），他们组成了一支骆驼队或驮队，因为他们的行李都是在那里集中起来的。他们必须骑马翻越海拔4000米高的达尔迪克—达坂（Taldik-davan）山口。因为探险团只能从喀什开始才能乘马车旅行。当时并不是可以如同1930年雪铁龙（Citro觕n）探险团那样，冒险乘汽车旅行的时代。(www.xing528.com)

这次漫长旅行的路线大体上相当于丝绸之路的走向，即经由塔里木沙漠而达到西安府。

1906年8月，伯希和身居喀什。他的目标是到达一个古王国的首府和敦煌（此两城，再加上一个叫作图木舒克的地方，实际上成了其探险的主要大站）。在库车，他早在巴黎时就知道，应该去找“明屋”（ming-üg，在西突厥语中作binev），也就是“千间房”，在汉语中叫作“千佛洞”。这是一些人工开凿的石窟群，被装饰成佛寺并且具有已被黄沙覆盖的精美壁画。在喀什当地，伯希和失望地获悉，德国人刚不久在库车作了长期发掘，一名俄国人贝勒佐夫斯基此时正在那里。伯希和于是便试图利用当地的资源。在付出了辛苦的活动和多次往来之后，他于9月28日到达帕依纳卜（Paynap），有人在那里向他指出了那些操突厥语的穆斯林阿卜达尔人（abdal），他们的语言中有许多波斯语的借词。李默德先生已经研究过克里雅的50多个家族，并在且末（Tchertchen）又研究过七八个家族，这两个地点均位于塔里木绿洲的北道。Abdal一词曾由土耳其学者穆罕默德·科普陆鲁（Mehmed Kprülü）作过长期研究。此人把他们视为厌^口哒人或白匈奴人（Hephtalites）的后裔，他们也可能是最早的吉普赛人或茨冈人（Tzi-ganes）。

如果人们想到，此文得以在1907年1—7月份的《亚细亚学报》中发表，其写作时间为1906年8月8日，那么大家对于当伯希和希望证明自己的能力时所表现出的敏捷作风，便会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惊讶了。

伯希和离开喀什之后不久，便到达一个叫作图木舒克的村庄，它地处喀什与库车之间、玛喇尔巴什的东北。那里有些古迹，斯文·赫定曾把它们比定为一座穆斯林清真寺的遗址。伯希和撞大运般地考察了它们。非常幸运，伯希和在用其马鞭末梢轻刮地皮时，便扒拉出了一尊明显是希腊—佛教风格的小俑。他于是便在当地雇佣25—30名民工，以从事发掘工作。该僧伽蓝的部分建筑应断代为8世纪，它提供了希腊文化艺术的多种彩塑。这就是该探险团的首次发现。

经过6个星期的工作之后，该探险团便赴库车，并且最终于隆冬季节，具体地说是1907年2月2日到达那里（伯希和于其探险期间经历过-35℃的气温）。在库车以西，有两个石窟群，也是喀什地区最重要的石窟群：克孜尔千佛洞（Kizilming-üy）和库木吐拉千佛洞（Ming-üy de Koumtoura）。由于它们已被格伦维德尔彻底清理过，所以伯希和只满足于拍摄覆盖了洞窟的千年壁画。他这一次不得已而转向了对位于库车之西大旷野中的遗址进行发掘。这就是都勒都尔—阿乎尔（Duldur-魦kur）。其名另一种不同的写法是都勒都尔—奥乎尔（Duldur-Okur），出现在斯文·赫定百万分之一的新地图上；其原文正确的写法应为Duldul-魦kur，其本义为“先知的白色母骡马厩”。其歧义可以通过方言发音的差异来解释。他们清理的另一座寺庙位于库车以北的苏巴什（Soubachi）。这些发掘提供了大批写本，其中大部分都是印度文字婆罗谜文的。此外还有木简、木雕、印章和钱币。

伯希和同样也在海拔4000米高的地方，成功地发掘了天山的两条通道，它们在过去应该是被用于疏勒（喀什）的突厥人与裕勒都斯河（Youldouz）及帖克斯河（TeKès）流域的突厥人之间的交通。

1907年9月，该探险团在炽热的气浪下，到达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他们在那里因兑换钱币的某些问题的纠缠，而耽搁住了。正如我们的这位学者所介绍的那样，在乌鲁木齐，半数居民操突厥语，另外一半讲汉语。在他参观过的当地小学中，也在教授俄语和英语。由于伯希和对这4种语言都很熟悉，所以他那无所不知的学识，使土著民着实吃惊不小。无论如何，这段趣闻轶事也证明，伯希和为了卓有成效地完成其使命，应该是作了什么样的周全准备啊！

9月间，伯希和探险团最终到达了敦煌。伯希和在距敦煌东南2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近500个经过装修的洞子，即沙州“千佛洞”，带有壁画和完好无损的彩塑。从年代上来讲，这些古迹属于6—10世纪。其中最古老者属于北魏时期（据伯希和认为，这是中国西北部的一个突厥血统的信仰佛教和已经汉化的王朝）。

伯希和在敦煌获得了大量珍贵写本，它们形成了其探险中“最精彩部分”，由于嫉妒者和羡慕者的行为，这也是几乎对他造成最大伤害的部分。这里是指著名藏经洞中的整整一座图书馆，它从公元11世纪上半叶便被封闭，由一名王道士于1900年左右发现并开窟。由于这名道人将在该藏经洞中搜集到的绢画慷慨相赠不同官吏，所以这一发现的风声便悄然散播开了，于1905年传到了当时在哈密（Hamì或Koumoul）的德国考古探险家勒柯克耳朵中了。此人意欲刻不容缓地赶往敦煌，但却被格伦维德尔也已经出发探险的消息阻止住了。勒柯克从那里返回了喀什，斯坦因却第一个触及到了藏经洞。藏经洞的每边均有2.5米左右，洞中堆满了写本卷子。斯坦因从中购买了一大批，但在伯希和到达时仍存有15000卷。王道士害怕其同胞们的责难，在放手时表现得态度很强硬。伯希和在对全部写本作了一遍彻底翻阅之后，仅仅带走三分之一略多一点。只是稍后到了1910年，该龛才由中国政府完全搬空。当时共剩下20箱文献，其中许多是7世纪的，都被运往北京了。

正是斯坦因的造访，才被攻击伯希和的那些人所利用了。这就是王道士在事后将比藏经洞中卷子的时间要晚得多的逸散文献也放进了洞子中去了。斯坦因本人非常忠实地指出了由伯希和获得的物品之优胜处或价值，他承认此人在颇有成效地考证写本并评估其价值方面比自己的才能高明得多。伯希和最终战胜了那场由当时的财政部图书馆馆员公开挑起、并由国家图书馆东方稿本部的一名保管员更加隐蔽而阴险地发动的恶意攻击。

伯希和除了搜集到的汉文特藏（我于本文中不再讲它了）之外，还携归1批回鹘文写本、40多卷婆罗谜文写本、100多页同一种文字的贝叶经、两本册子和7种相当大的卷子、一大批藏文卷子等。

1908年5月，在结束了对敦煌石窟的考察之后，伯希和又继续旅行了，而这一部分过程已不属本人报告的主题内容了。

伯希和返归法国后，受到隆重欢迎。

当时的公共教育部长莫里斯·福尔（Maurice Faure）于《官方通报》中，发表了一份为回答国会议员布萨（Bussat）的书面质询而作的解释。据此认为：“由伯希和探险团获得的汉文写本和刊本书籍，已于1910年1月入藏国家图书馆。它共包括明显有别的两部分：1.赠送给国家图书馆的3000种左右的写本卷子；2.3万册左右的汉文刊本书籍，部分赠送，部分是由1910年和1911年的预算而收购得的”。

这份解释正好发表在一个关键时期：攻击伯希和的人在索求由伯希和携归的特藏目录时，表现得过分不择手段了。非常明显，为了完成像考证对古写本那样艰巨的任务，事情绝不会是一蹴而就或轻而易举的。该特藏的目录尚未编完。拉露（M.Lalou）小姐正在从事为藏文写本的编目工作。在那些已故的学者中，烈维、梅耶和高狄奥都使用了伯希和的文献，也都曾向他们的这位青年同事表示过敬意。

早在1914年，克莱芒·于雅尔（Clément Huart）先生便于《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用突厥文和回鹘文写成的两兄弟的佛教故事》一文，它是根据国家图书馆收藏的P.3509号写本而写成的。他曾要求伯希和为此目的而将写本转交给他。同一年，于雅尔同样还于我们的《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叶尔羌的《3种阿拉伯文的公证文书》，它们也出自伯希和特藏。同在1914年的5月，伯希和又开始对于雅尔的著作彻底重作。他这一次于《通报》中以《善恶两王子故事的回鹘文本》为题而撰文。这卷回鹘文写本出自敦煌藏经洞。

此外，由于努埃特和瓦杨的出色工作，伯希和探险团携归数千幅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照片底版，一本共包括800多种植物的植物标本集和200只飞鸟、哺乳动物、昆虫群、颅骨和人体测量值。他们测绘了2000多公里的路线，这些路线由近25个天文观察点相连接，在纬度上不会有400米以上和在经度上不会有1000米以上的可能误差。

法国学术界非常正确地认为，最公正地嘉奖伯希和的办法，就是为他专设一个“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他于1911年获得了这一讲座。人们为此目的而改造了原设的讲座名称“希伯莱、迦勒底、叙利亚语言、历史与文学讲座”。这种做法当然也不会不遇到支持维护事务旧状态者们的一定程度的抵制。

我本人也曾多次试图聆听他的授课。非常遗憾，我一直没有时间。他与其学生们共同学习了汉语、蒙古语、古突厥语，并且还有一些诸如德尼斯·罗斯（Denìs Ross）勋爵、符拉基米尔佐夫（Vladimirtsov）那样的旁听生。他的阐述涉及到了高地亚洲的历史，这部历史的资料、亚洲景教的资料、亚洲基督教的辞汇、摩尼教等。他让人释读了用婆罗谜文或古藏文字母拼写的古突厥文文献，以及用出自1269年由八思巴喇嘛创设的藏文字母拼写的蒙古文文献。

在印—欧语系的领域中，他从事过对于粟特人聚落和月氏或印度—斯基泰人的研究。

伯希和具有一种很正直的性格和高度严谨的科学精神。他对于接受一方面是匈奴人和匈人（Huns）与另一方面是突厥人之间的等同考证，曾经犹豫了很久，但稍后似乎还是承认了这种比定关系。他还认为存在着一种古阿尔泰语或准阿尔泰语（Protoaltaque）。

伯希和的授课因第1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伍，而被打断了。他又重着戎装，显得很合身，又具有人们还能辨认出的那种军人气质。我曾在达达尼尔海峡见到过他，他当时正作为驻扎在英布罗（Imbros）的总司令——杨·哈米尔顿（Yan Hamilton）元帅勋爵参谋部的军官司令部，前往那里进行联络。

尽管伯希和在中国西域、中原问题和远东艺术方面都具有高深的才能，从而使他身兼多种职务，但他仍继续撰写其重要学术著作的工作，诸如一部有关马可·波罗游记的很深入的注释，这个问题始终使他如同中邪一般地着迷。他一直在为此书编定一个新的和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版本。这将是继鲍狄埃（Pauthier）和裕尔—考狄（Yule-Gordier）版本之后的新版本了。他对于那名名震遐迩的旅行家的确切和真实记述之兴趣，始终长盛不衰。

伯希和同样还长时间地为781年西安府的叙利亚—迦勒底碑文写一部很精辟的译注本。该碑发现于1623年或1625年，它阐述了自从第一位景教僧阿罗本于635年到达之后的中国景教史。

伯希和还致力于另一项巨大的艰苦工作，这就是于1369年（在一年期间）写成的《元朝秘史》。现存有该史书的一种俄文译本，由东正教修道院长帕拉迪乌斯（Palladius）出版，载《北京教会著作》丛书第4卷中。这部史书的蒙文本未被保存下来，但汉族学者们复原了其用汉语语音字标注的蒙文语音本。独有伯希和才具有足够的才华来完成这项用心的复原工作，这是以他对于古汉语音韵的精邃知识为基础的。从蒙古语言史的观点来看，这种复原具有极大的意义。尽管一名竞争对手已经提前这样作了，但我们仍希望它能面世。就如同他有关马可·波罗游记的注释一样，后者至少有一部分后来被带到了伦敦。伯希和于其著作中经常征引《元朝秘史》。

伯希和有时也触及有关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问题，但为数很少。他曾让某些近东问题专家来帮助他。

如果于此列举伯希和仔细而又深入地研究辞汇问题，或者是历史—语言学方面的所有具体著作，那就过分冗长了（例如，大家可以参阅其论文：《13和14世纪蒙古语中带有今天已不再发音的字母H的文字》，载《亚细亚学报》中）。

这些主要是发表在《通报》（该杂志也因他去世而失去了其主要推动人）中的文章，全都是文笔累赘，但却清楚而又扎实可靠。由于它们都包含有大量详细资料，所以很难对它们进行概括总结。

这是一颗令人震惊地充实的头脑。我们过去的同事、已故全权公使和马达加斯加与马来语专家费琅（Gabriel Ferrand），在提到伯希和时曾讲过：“每当他阅读完一本书后，整本书便会完完整整地装进其脑袋中。”伯希和听到这一席话后便脸红了。

有人已经指出，伯希和事实上并未留下完整的和已杀青的综合性著作。但我们应将一部博士论文除外。他的一篇文章，也就是那篇名为《蒙古与教廷》者，连载于1922—1932年之间的《基督教东方杂志》中，它以4部分而形成一卷部头很大的著作。

我还可以向你们宣布，伯希和逝世之前不久，曾将一部巨著的手稿委托给了我，其书名为《亚洲论丛》，其中除了序言之外，一切都准备就绪和可以付梓了。你们可以从中发现他在本会议室作过的某些报告，以及其他那些完全未刊的论文。因为我曾告诉他说，我希望让他亲自负责该书的出版。但他却以一种满不在乎的姿态，甚至是一种我认为是有意装成模棱两可的样子而对我说，当他这样作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也可能意指，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已经预见到了自己要度过一段漫长的康复期。

我已经对你们讲过，我将避免作无益的评价。我可能没有恪守诺言，尽管这是迫不得已的。无论如何，请允许我讲一下，我该是在何种程度上分担你们所有的人的悲哀。当然，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是长生不老的，但一个对于我们还很有用的人，为什么会早逝呢？

（译自巴黎亚细亚学会1946年出版的《伯希和》一书，这是德尼先生于1945年11月9日在亚细亚学会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