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盖提教授研究匈牙利阿尔泰学的成果

李盖提教授与匈牙利的阿尔泰学研究

鄂法兰（Franoise Aubin）

匈牙利的蒙古学研究大师、科学院院士李盖提（Louis Ligeti，在匈牙利文中作Lajos Ligeti）^①，属于大家只能以最高级形式来形容的学术巨匠之列。法国的东方学家们更有理由来纪念他，他对法国及其语言、文化、学术传统具有发自内心的和永恒的爱慕。为了坚信这一点，只要翻阅一下他那洋洋大观的书目就足够了。除了他在非常年轻的时代写下的两篇德文文章，一、二篇偶然用土耳其文、俄文或汉文发表的文章之外，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或用匈牙利文或用法文写成的。他从28岁起用法文发表的第1篇文章，就使用了一种令人钦佩的明晰和优雅的法文。

在60年代初期，李盖提进入布达佩斯的奥特伏斯·劳兰大学的内陆亚洲研究所（由李盖提于1939年创建）^②，使前来“朝圣”或学习蒙古方言和古典蒙古语的外国学者们，体会到了一种令人不可忘怀的感受。因为在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几乎对外国学者封闭的时代，他们就会非常惊奇地发现，匈牙利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如此生动的和可以接近的真实蒙古语。突然间，波茨坦使他们觉得如同是蒙古大草原，这个非常奇妙的欧洲国家匈牙利，使他们觉得已成为西域的前哨。这股热潮于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已驱使乔玛^③奔赴到了高地亚洲，使他们觉得极为激动人心。但他们同时也发现了自己正在寻求的东西：如同伯希和那样的学术传统，由一种高度准确和对最困难语言运用自如的掌握之最高要求。

李盖提生平的基本线条非常简单，始终都要归纳到他一生中的永远占优势的热情，即追踪在一种语言中，在岁月的流逝过程中，借鉴自另一种语言、亚洲大陆的一端借鉴另一端的文明辞汇，这些辞汇最后传到了匈牙利语这一汇合地。

李盖提于1902年诞生于匈牙利首都以北的诺格拉德，于1924年毕业于布达佩斯大学哲学系。他当时就如同其同学和甚至如同其所有同胞们一样，受匈牙利民族起源之谜的吸引。在非常接近奥匈帝国的时代，这是一个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于中央亚细亚在文化和政治要求的不明确背景下，统一起来的美梦。阿蒂拉及其匈人被如同先祖一样受到崇拜，突厥人和蒙古人被如同近亲一般深受欢迎。这难道不是粉碎德国形式的文化和哈普斯堡专制主义的一种有效手段吗？

在李盖提求学年间，趋向探寻匈牙利人的民族起源问题的阿尔泰研究，在布达佩斯就已经成了他们的重要课题。著名旅行家和东方学家阿尔明·旺贝利（1832—1913）有关匈牙利语（因而也是其民族）的突厥起源论，在1870年左右轰动了舆论界；或者是格波尔·巴兰根据一张150个名词的统计表，而提出的匈奴人蒙古起源论。这些理论都由于约瑟夫·布登斯（1836—1892）、贝尔纳·孟卡西（1860—1937）、约瑟夫·济聂（1857—1943）、佐尔坦·贝保茨（1877—1935）以及其他许多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们，通过更为严肃的比较语言学考证，而被严重地打开了缺口。从此之后便可以肯定，应该从芬兰—乌戈尔方面去寻找其亲缘关系，在匈牙利文辞汇中发现的起源于突厥语，也可能是蒙古语的词汇，是通过借鉴途径传到那里去的。

自1915—1916年以来，在年轻而又多才的朱勒斯·内梅特（1890—1976）的主持下，匈牙利的突厥语教学已经牢固地奠定了基础。但在蒙语、满语、汉语和藏语方面，一切尚完全有待于去开拓。因此，李盖提于1925年来到了巴黎（众所周知，巴黎当时是东方学研究的麦加），以向巴科（1877—1965）学习藏文、向约翰·德尼（1879—1963）学习突厥语（他当时已经向内梅特学习了这种语言），尤其是向最终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伯希和（1878—1945）学习蒙语、满语、汉语和阿尔泰语比较语言，他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伯希和的青睐。

伯希和的影响很快就变得如此深刻，以至于它迅速地与匈牙利固有的传统融汇贯通了。由此而使年轻的李盖提坚信，把民族起源问题作为一种特别中意的研究课题所具有的好处，以及把语言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王牌之优越性。他以在《通报》中发表的两篇文章而结束了客居巴黎的学业。这就是《元文宗的蒙文名字》和《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的希林·丰·康斯塔德的蒙文著作特藏》（载《通报》第27卷，1930年，第57—60和第119—178页）。

李盖提的第2次决定性体验，是在1929—1931年间，从中国的蒙古族人中获得的。他于1928年12月在上海下船登陆并立即客居北京。他首先于1929年冬末前往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原归化城或归绥），并于那里度过了该年的4月和5月，当时正值一场劫掠战争和一场伤害症流行期。他返回北京后立即又于4月间出发前往内蒙古地区的东南部（当时的热河省南部）、张家口、多伦诺尔（或喇嘛庙）、赤峰（或哈达，今乌兰哈达）和朝阳（今辽安省境内）等地，作长时间的考察喇嘛寺。他旅行的这一圈从直线观察不到600公里，与现今中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两端的大草原比较起来，实在微不足道。但他当时是骑马或乘中国式的那种极不方便的车完成这次旅行的，而且又是沿从一座寺院到另一座寺院的崎岖蜿蜒的羊肠小道旅行。在如此混乱的时代，这是一次困难的、甚至是充满危险的冒险，整整占用了他11个月的时间，即从1929年9月—1930年7月间。这样就使他与当地的许多民族广泛接触，因而也学到了东蒙古的多种方言：察哈尔语、喀喇沁语、翁牛特语、敖汉语、土默特语^④。最后，在1930年9月—1931年5月的9个月期间，他继续在北江地区进行方言和民族志调查。他或在诸如巴尔虎旗那样的属于北蒙古的蒙古人中从事考察；或者是在从语言学上来讲是孤立的民族，如达斡尔人^⑤中进行调查。他又一次仍是在特别艰巨的条件下旅行，由于气氛很混乱，再加上那里严重的排外情绪，使得他被迫于1931年7月初，从上海乘船返回欧洲。

他的考察报告已于1933年由乔玛学会在布达佩斯用法文发表：《1928—1931年在中国的蒙古地区旅行考察初步报告》（64页文字和一幅插图），外加在匈牙利报刊中发表的多种游记故事，以及1934年用匈牙利文出版的一部巨作^⑥。这部薄薄的小册子至今仍是蒙古研究的一种必不可缺的经典著作。事实上，作者对他的这些发现的描述，成了作者研究蒙古人伪托历史文献、北京用蒙文出版的某些当时尚很新的历史出版物、喇嘛教经文集、蒙古人中的佛教史原始资料、当时尚未使用过的中国蒙文方言和辞汇起源的基础等。此外，他纠正了其前人的一些错误，证实了一些假设，又提出了其他一些假设，提到了他携往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的原文或抄本著作。他根据汉文史料、直接考察成果以及他必须面对的政治形势的某些印象，而编制的中国蒙古地区各部落联盟、部落和诸旗的详细统计表而补充了其报告。大家面对他在如此不稳定的处境中得以完成的工作的广阔性和可靠性感到惊讶不已。

李盖提以及他后来在布达佩斯创建的学派所偏重的领域，从此之后便确定下来了：如同伯希和那样超越时代观念的语言学，拥有可以追溯到最古老蒙文状态的版本著作和对具有细微差别的方言学论著。

当李盖提于1932年开始在布达佩斯讲授蒙古语时，于其国之外在蒙古方言学领域中有些才华出众的皎皎者：芬兰人兰司铁（1873—1950），年轻的李盖提在出发赴巴黎之前，就已经阅读过他的著作；俄国人符拉季米尔佐夫（1884—1931），他在李盖提从中国归来时去世；尼古拉·鲍培（生于1897年）；比利时人和国际天主教移民委员会成员田清波（1881—1971）。李盖提以及从60年代起他的一批弟子们，后来在东方学的声誉中占据一块完全属于他们的阵地。这些蒙古学的巨匠们，如同各自于其中演奏他们那难以形容的古典音乐乐曲的演奏大师们一样，每个人都有一种与其他人不同的活动方式。这样一来，出自李盖提的一派学者具有独特的新招，我认为可以这样来表达其特征：一种对于拼音符号和对于物质文明术语的小心谨慎、从明显有限的语言学考察，得出能广泛阐明民族起源和文化史的理论性结论的才能。

李盖提于1936—1937年最后一次实地考察是赴阿富汗探险，从而使他可以将该地区的蒙古语（以及突厥语和伊朗语）方言，与他在内蒙古和满洲遇到的同类方言进行比较。后来，他作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的贵宾而于1955年才再次回到蒙古人中考察。当时，实地语言调查再也不是他所关心的事情了，而是成了他培养出来的弟子们的工作。

李盖提事业的成功，可以由他从中国返回后不间断延长的出版物、由他推出的文集、由他支持的机构以及他获得的荣誉的统计表来衡量。他的著作目录在1950年就已经共包括100多种，在他1962年60大寿时已有150多种了。人们利用这后一个机会或后来对他表示的敬意^⑧，说明了他在触及到的最为广泛的领域中，所显示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精湛学识。

如果大家仅限于讲他对蒙古族、满族和藏族的研究（他在匈牙利创建了这些民族语言的教学），那么要列举他完成的成果则太冗长了。无论是在从拓跋语（公元4—5世纪占据了中国北部的鲜卑族的语言）和10—11世纪的契丹语开始的历史方言学方面，还是在近代方言（尤其是达斡尔语和喀喇沁语）方面；无论是在释读和注释古文字（如12世纪的女真小字，13—14世纪的八思巴文和17世纪的满文）方面，还是在用汉文方块字对西域语言的对音以及在喇嘛教的古文字方面，均如此。

他于其1933年的考察报告（第51页）就已经宣布，已编写好的《甘珠尔》（从藏文译作蒙文的108卷佛经）的满文译本目录，最终于10年之后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了^⑨。这部由作者本人根据他得以在内蒙古研究过的文本而编纂的不朽著作，除了提供大藏经中所包括的梵文、藏文和蒙文经目之外，还提供了被从藏文译出或原文就是用蒙文所写的全部题跋。20多年之后，李盖提以一种在他的目录，与保存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的一套蒙文《甘珠尔》目录各卷之间的对照表，而扩大了其第一部著作的用途^⑩。他确实于1934年在巴黎作了短暂停留，其目的是为了将其目录的手稿与巴黎国立图书馆的《甘珠尔》作了一番比较。但我们觉得他后来似乎是在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其笔记手稿了（他1965年在发表于《亚细亚学报》的文章第335页中承认：“近来，我非常高兴地偶然间重新找到了我于1934年对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那一套《甘珠尔》所作的笔记……”）。因此，即使某些如同他那样有条理的大思想家们，也可能会成为使研究者们感到失望的这些麻烦。尽管就我所知，这部目录从未由他从1933年就许诺的一篇标题、人名、地名的索引来补充，即让它成为后期喇嘛教研究可以依靠的坚实基础。这样一来，在法国培养成的一名奥地利血统的东方学者弗里德里奇·比肖夫，便翻译和剖析了由李盖提刊布的蒙古文题跋，这部著作又引起了新的详细考证。

李盖提在他于巴黎居住期间，与伯希和合作工作而对《蒙古秘史》（一部13世纪的历史—史诗性编年史，于14世纪末用汉文方块字对音的形式一直留传到我们手中）的释读，在伯希和的著作中产生了用罗马拼音蒙文复原文本和第1—6卷的法译本（于1949年作为伯希和的遗作而于巴黎出版）；它在李盖提的著作中，却成了对蒙古文本的另一种复原文本（1964和1971年），产生了对《黄金史》（17世纪中叶的史著，用维吾尔—蒙古文注音）中的某些段落的罗马拼音文本，全文转引了一种比用汉文对音本保留下来的文本更为古老的《蒙古秘史》的版本；最后是一种完整的并且加了注释的匈牙利文译本，它成了这位大师于1962年60大寿时的加冕礼。由李盖提刊布的《蒙古秘史》的各种版本，至今仍为必不可缺的参考著作。甚至他的译本也没有过时，只要大家能下功夫地去读一点匈牙利文的话，虽然已由拉什维尔茨出版了较新的英译本（至今已在奥地利的期刊《东方史料》中发表了一些片断，从1971年9月第4期直到1986年第33期连载。大家正在等待一种辑成一本书的新版本）。

由李盖提完成著作的最早版本问世于1948年，它是对16世纪末叶或17世纪初叶的一部手稿的影印本，并附有法文导言。这是他于1930年从喀喇沁人中获得的，即《萨迦格言》（《善说宝藏》）。它是由萨迦班智达于13世纪上半叶编写的一部有关宗教和伦理格言的457首藏文四行诗文集，于15世纪被译作蒙文。蒙古学家们很久以来就清楚地知道，这种藏蒙两种语言的“古典形式”之前的语言状况资料的重要意义，而且它在蒙古草原就如同在西藏高原一样始终都是精炼一种时兴的智慧，它在数世纪期间形成了一种理想的文学样板。但在布达佩斯版本之前，大家只知道收藏在列宁格勒（因而也是不容易得到的）两种抄本。李盖提的版本可以使人对它作认真的研究了。1969年，一名美国藏学家和蒙古学家詹姆斯·波松，翻译了一个很精辟的英译本，并附有对藏文和蒙文本的一种罗马对音本。然而，李盖提仍继续对该文献进行研究以改进其释读文。1964年，他在用罗马对音发表该书的法译本中，附有其辞汇和疏注，以及保存下来的用典型的14世纪发音的蒙古—八思巴文字写成的片断。他利用这一版本而大幅度地修订了特别是由波松在他之前提出的注释（载《中亚学报》，第6卷，第2期，1961年，第85—102页）。他还利用这一机会而强调指出了在17世纪上半叶的标准化或统一化之前的蒙古语中、在山区以反映了口语的文献留传下来和用八思巴文、汉文、阿拉伯文或其他文字记录下来的“中期蒙古语”，与用维吾尔—蒙古文字撰写的书面语言之间所作的区别。他后来为全文确定了一种罗马拼音的读法，首先于1965年发表在一种内部使用的出版物中，波松非常遗憾地没有适时获知这一文本；他接着于1973年又将它发表在一种商业性版本中，附有一篇内容非常充实的法文导言和单独的辞汇表。他还许诺将来再出一个更为完整的考证版本。最后，在李盖提一生的暮年，他又将该文献译成匈牙利文本。

这种持之以恒地趋向一种始终都越来越要求严格的和臻于完善的紧张工作，以及在原文和专门出版物之间的不断反复变化，形成了典型的李盖提工作方式。他将这种方法特别是运用到了对13—16世纪蒙古文文献的注释中了，以试图通过它们以一种更为明显的精确程度，而理解13—14世纪成吉思汗帝国时代口语的最为古老状态。这些作为他授课内容的文献，实际上都首先是作为大学教材的试刊本，由他的内陆亚洲研究所刊印的，以供其学生们使用。它们共包括15本简单的白色封面的册子，各自内含一篇匈牙利文导言和一篇罗马对音文，均自1963年起作为《蒙古语言文化丛书》出版。前6卷是大师本人的作品，余者则是其弟子们的作品。后来，继由学术论文而阐明的观点之后，才出版了最终版本，这一次又附有法文导言，由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社精装出版成一套很精美的作品：《蒙古语言文化丛书》。这套书由他于1971年发起，由他释读《蒙古秘史》的著作而开始，现今已出版或预告出版9种，其中有6种都是由他本人署名出版的。最后，始终是由科学院出版的第3集是索引，它提供了形成上述两集的6卷著作的索引，其中5卷是由李盖提署名的。

在李盖提留下来的大批蒙古语言学论文中，我想作为例证而至少引证其中的一种。这就是有关《清太宗的两块木牌》的一篇论文（《匈牙利东方学报》第8卷，第3期，1958年，第201—239页）。在清初（17世纪上半叶）的两块木牌上，我们读到了几个满文和汉文以及数行蒙古文字，它使持这种证件的人有权使用驿站马。李盖提根据他的习惯而明确具体地确定了围绕着其中所涉及到的文献的历史、文化和语言背景，本文涉及到的是蒙古文在大清最早几位君主宫中的威望问题。他仅用了10页文字就足以能完成对这件物品作物质描述，以及对它所载短文的释读、翻译和疏注了。全文接着便是22页的注释文字，它不仅仅是对文字的注释，而且有时也是真正对文化的短小综述的初探，所以第225—228页注[29]有关16世纪蒙古文学史的注释，阐明了蒙古文学于后一个世纪中，在林丹汗时期的复兴。

李盖提在蒙古学研究中所占的地位，不应使人忘记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突厥学家。他在这一领域中首先关心的也是复原西域方言的古代形式。他主要是通过17世纪之前汉文史料的媒介作用（疏注、多体文字的词书、双体语言的官方文献）而达到了这一目的。

有人指责李盖提（就如过去非难伯希和一样）缺乏使人受约束的历史感。我觉得这似乎不是一种能占得住脚的理由，在李盖提的著作中，完全存在有历史论述，一般均出现在其言简意骇和远见卓识的导言中，有时也出现在注释和结论中。如果大家希望能证明这一点，那就应阅读一下他对《四夷馆的汉文—回鹘文文献》（即《高昌馆课》。——译者）的注释文（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20卷，第3期，第253—306页）。文中阐述了14—16世纪突厥斯坦的政治史，这是他简明扼要阐述的一篇代表作。但如同在李盖提的著作中始终都表现出的那样，对政治、文化或文学史的深入阐述，仅仅在于更快地进入他认为的实质内容，并将之提高一步，这就是语言以及流传语言的文字的发展过程。

李盖提用以飨其读者的作品，是对17世纪之前高地亚洲语言和方言之间，在语音和语义方面都很近似的辞汇的比较表，这并非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思想游戏。它在阿尔泰语理论中就如同在拼板游戏中一样，占据着一席之地。大家知道，这种理论在近一个世纪以来，是前部亚洲和西域语言学专家们主要关心的内容。李盖提于他整整的一生中，在阿尔泰语理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保持了一种前后略不统一和批判性的立场。他的这种在突厥语、蒙古语和满语之间的固有的遗传亲缘关系的看法，是其著作中的一种有益的假设，但尚等待提供证据。因为语音、词法和语义的互相吻合性，只能在以突厥语和蒙古语为一方和满语为另一方之间，才能提到可靠的证实。此外，我们必须在已得到证实的相似性中，将指一种偶然的遗传共性的相似处，与仅仅可靠地表现出了借鉴自接触的相似性，分别开来。李盖提东方学著作中几乎是绝大部分，恰恰就是主攻于这项任务的，他终生矢志不渝地研究中央亚细亚语言的原形。

李盖提最具有独到之处的贡献，是他坚持在一种井井有条的理论中，引入另一种干扰因素，即今已消失的古西伯利亚语言。李盖提早在1950年就于一篇《用汉语对音的高地亚洲的文明辞汇》的哄动一时的文章中，指出了这种重要意义（《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卷，第1期，1950年，第141—185页，第185—188页附有俄文摘要）。

李盖提在25年左右，于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社发起，并有效地组织的一系列出版物，都为匈牙利东方学者，特别是为从事阿尔泰和中央亚细亚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阵地。所以，他与《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这一期刊共命运，从该期刊于1950年创刊直到1970年的第30期，都由他任主编。他几乎每年都为该刊物提供一篇重要论文，从于创刊号中发表的《高地亚洲的文明辞汇》开始，现已出版30卷的《匈牙利东方丛书》，包括了许多他本人分别为作者、主编和合作者之一的文集。由他发起的这一场匈牙利东方学研究运动一直在继续，匈牙利科学院自1983年起，出版了一套用影印或对音转写刊布的稀世文献的新版本，以及注释它们的论著，由布达佩斯大学东亚研究所赞助。这就是《中亚和阿尔泰研究资料丛书》。其标题中使用了3种语言的名词，在这3种情况下都意为“书”，它使人联想到了这套计划所覆盖的文化领域。debther为突厥和蒙古文，debthe为藏文，debtelin为通古斯—满文。

大家已看到，藏文也与有关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和文学的这种观点联系起来了。这种涵义也完全出现在由李盖提指出的范畴内。因为他属于那些在战后和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为维持对19世纪初叶的探险家和藏学家乔玛的纪念，并使以这一光荣的名字命名的学会的复兴，而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之列。他长期任该学会的会长，坚持发行一部袖珍本著作，始终以乔玛为主保人，以用于在匈牙利人中，高水准地普及他们自己的历史，并在不同程度上传播与匈牙利历史相联系的东方历史知识。

众所周知，乔玛以及他到西藏附近的旅行，对于匈牙利人来说，都是与寻找他们自己民族之根的探讨永远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我们就回到了本小传的出发点上了。在李盖提身上，一切都导致通过语言学的媒介作用，而研究民族起源。他的全部著作无论是多么卓有才华的广泛，在结束这位大师的生涯和生命的3部巨著（其中两部合并在一起了）中，都得到了证实其最终的意义。李盖提以从其《匈牙利语的突厥语影响》而开始，便以一些很相似的匈牙利文标题，一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两卷他自30年代初以来就这一问题写的匈牙利文的论文重版文集；另一方面又为我们留下了一大批绝对是权威性的著作，它们总结了他在这一内容上的最后观点以及他整整一生的研究成果。

在他的那部再版文集（这些论文最早主要发表于《匈牙利语言》和《语言学报》）中了，大家可以有幸重新找到一些颇有意义的论文，如有关匈牙利文gyngy（珍珠）的辞源问题，该词可以通过突厥文Yincu（1946年，第1卷，第48—64页）而一直追溯到汉文“珍珠”一词。他通过证明这些辞汇的原形或者绝不是蒙古文，或者在蒙古人于13世纪的入侵之前就已传到突厥语中的借鉴，而驳倒了匈牙利文中直接借鉴蒙古文的理论（1935年，第1卷，第202—283页）。

非马扎尔民族专家的读者，可以通过一部对匈牙利人在这一内容上理论性的简单综述著作，而熟悉匈牙利文中的突厥借鉴词问题。这种综述是由李盖提用法文以其惯用的明确和朴素语言而勾勒的（《匈牙利东方学报》第29卷，第3期，1975年，第279—288页）。如果不考虑在“奥斯曼统治时代”（16—17世纪）向奥斯曼突厥语的借鉴（因为这对于吸引匈牙利古代史的专家们则显得太晚了），那么突厥文对匈牙利文的影响却一直持续了1500多年，源出自各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正如匈牙利人所说的那样，可以追溯到“征服”之前（这就是说在他们于阿尔巴德王朝时代定居于现有的历史边界之内以前）的借鉴，派自生楚瓦什语（楚瓦什语是西突厥语系的一个语种，很早就与普通突厥语或东突厥语分离了）的古代形式，现在世人都认为它们相当确切地反应了古突厥语。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坚信，使用这种楚瓦什语言的民族曾与最早的匈牙利人有所接触，这就是哈扎尔人（可萨突厥人），但也可能存在着曾有过向突厥—不里阿耳语（保加尔语，另一种西突厥语言）的借鉴。它也可能向普通突厥语的所有语言，尤其是向佩切内克语或库曼语（钦察类的另外两种方言）的借鉴，多得使大家无法相信了。然而，历史上也经常出现在语音方而已得到明确证实的相同性，却无法在语义方面得以勾勒出来了，因为我们对古突厥语，尤其是在西突厥语的方言中知识非常不足。

李盖提最后一部有关“征服之前和在阿尔巴德王朝之前的匈牙利语中的突厥语影响”的著作（用匈牙利文写作），试图尽可能准确地确定的正是这些问题。书中的前3章都被运用于分析古突厥语和中期突厥语各类语言，以及在匈牙利语中发现的对应成份的记音之分析。接着，作者在回顾了匈牙利语在与突厥语接触之前向其他语言（特别是伊朗语）的借鉴，研究了借鉴所特有的问题：突厥语在匈牙利语中的反应、匈牙利语迫使向突厥语借鉴内容发生的变化，然后是以表格罗列了所提供的这些借鉴字的意义（例如，大家可以从中发现gyongi一词，即珍珠）。作者接着又对4—9世纪突厥的民族—语言环境之复杂差异性，而根据其历史发展作了描述，附有一些可以帮助显现交流地点以及传播渠道的地图。他然后又根据其辞典学背景，而一方面研究了楚瓦什语，另一方面又研究了中期突厥语的共有语言。他最后又利用这一机会而重新研究了阿尔泰语理论。

从此之后，大家就必须等待我们的匈牙利同事们，为我们分析研究这些沉重的600页登峰造极的最后著作之内容了（谁会这样作呢？），将它译成一种使中等东方学家都可以看得懂的语言，以便能够正确地评价其全部丰富的内容。因此，我让他们负责因我心有余而不足的明确手笔，来追述李盖提教授的生平和著作，详细叙述集于他一人之身的所有荣誉地位。作为纪念，我仅仅提及这些荣誉待遇中的几页：他自从匈牙利科学院于1949年根据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改组，直到1970年始终任该院副院长，然后从1970年到他1976年74岁时彻底退休为止一直参加该科学院的主席团（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科学院院长一职均由精确科学或自然科学家出任）。他曾多次获奖，如印第安纳大学于1968年，因其阿尔泰语的研究成绩，而颁发给他的金质奖章（李盖提当时是第6名获奖人，而且是继他的同胞和长者内梅特之后，内梅特本人于两年前是第4位获奖者）；或者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72年颁布的“友谊奖”。至于他被选为外国科学院通讯院士这种最高荣誉，我仅举出李盖提在感情上非常偏爱的两例：他自1961年以来被吸收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自1967年以来成为法兰西学术院金石和美文字科学院的院士（是否还需要补充说明，他自1929年以来，就是法国亚细亚学会的成员，自1965年以来为该学会的荣誉会员呢？）。

然而，只叙述诸如李盖提教授那样的学者的出版作品及荣誉历程，这尚不能全部叙述他对科学的贡献。远非如此。其事业的伟大意义更应该通过他留下的一派学者来衡量，这一派学者充满了他的思想并已分成了不同的学科。因为李盖提作为科学机构的优秀领导人和推动人，也是一位著名的和一丝不苛的、严厉的教育家。他已准备勇敢地支持他那些处于逆境中的学生们，这种逆境在匈牙利所经过的那些惨淡岁月中，不会不打击其中的某些人。今天在匈牙利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仰仗他的名声的匈牙利血统东方学家之数目，与他在一生中所承担的多学科施教是相一致的。正如我于上文指出的那样，他于1932年在布达佩斯开设了蒙古语和满语课程，一直主持内陆亚洲的讲座（于同一名称的大学研究所中），该讲座是为他而于1939年专设的，直到1974年在他达到大学退休的合法年龄70岁的两年之后。就在同时，他在从1942年起的20多年间，又重建了中国和东亚讲座，该讲座自从1924年由普洛赫尔创建之后，在他之前一直不太景气，于1962年在它的发展高潮中被传给了聪果尔。自从内梅特于1964年秋季退休后，直到苏扎纳·卡库克于1973年春准备接受这一名声赫赫的研究所的领导权之前，李盖提又使该突厥语讲座恢复了生气。这样一来，不仅仅许多匈牙利突厥学家都带有李盖提施教的特征，而且匈牙利的蒙古学家们大部分也都是被公认的突厥学家，而且往往还都是汉学家，尚且不说藏学家和蒙古学家。他们都程度不同地学习了所有这些学科。

我很难用寥寥数语来列举李盖提的主要直传弟子们的专长领域了。因为他们都如同其启蒙导师一样，各自都掌握了几个领域的学问。他们一般在经过专门学习蒙古方言学之后，都能进入如同伯希和风格的那种大东方学领域。内陆亚洲语言和阿尔泰比较语言学的课程，现在经由可以与其师媲美的两位弟子之手而分立门庭了，这就是布达佩斯内陆亚洲研究的卡拉，他特别是由于其最早对乌珠穆沁方言的研究，其次是由于对扎贲特蒙古小部族歌曲的权威性分析（用法文写成，布达佩斯1970年）、对蒙文书籍的文字和技术（用俄文写成，莫斯科1972年）的研究、用古维吾尔文写成的手稿的大量刊本和译文而成名。另一位则活跃在寒格德主持下，刚刚继承了李盖提个人藏书的一个讲座的罗纳—塔斯，他是达尔金方言和蒙语与蒙古语方言古文献（《西藏—蒙古研究》，英文，布达佩斯1966年）、楚瓦什语和曾经影响过匈牙利语的其他突厥语的搜集者，也是善于进行细微推论的阿尔泰比较语言学理论家。希尔达·埃赛迪在教学活动之外，尽管患有一种不治之症的不利条件，还是被人接受为古代和中世纪中亚与东亚的女史学家，沿着由其师传授的原则反向活动：她认为语言学考证仅仅为历史学的一种普通入门手段，有关西域的汉文史料又可以被回头用于澄清中国中原本身的历史。

他还有其他许多博才多艺的学生。如贝斯（原来也叫作李盖提，他只好放弃这一同名）是北蒙古语—布里雅特语和喀尔喀语（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句法专家。罗林斯是民俗学家和卡尔梅克语（蒙古语最西部的一个分支）的专家。卡塔珠木·乌瑞—科哈尔米（她也署名作乌瑞—科哈尔米或仅用她少女时的名字科哈尔米）专门从历史深度来详细描述游牧骑马民族的物质文化。萨尔科齐是非宗教的蒙古前古典和古典文献精心的女翻译家；麦克唐纳·塔塔尔继续在奥斯陆大学研究蒙古人和西伯利亚人中萨满教与民间宗教信仰的表现形式。科尔内利梅尔是满语研究专家。我们尚不要忘记已去世的人：迪奥泽吉（1923—1972）是萨满教有形表现的不知疲倦的发掘者，也是研究西伯利亚诸小部族语言的语言学家。我们还可以发现路易·纳吉（1919—1973）有关东蒙古一种方言的遗作，发表于《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0卷，第3期，1960年，第269—294页。

在西藏学研究领域中，乌瑞自从他于1948年发表其博士论文之后，在中世纪吐蕃的方言学，尤其是其历史编纂学和政治史研究中出了名。他的下一代则由佛教学家特尔捷克代表。至于汉学研究，他们仅仅部分继承了曾由李盖提推动了其发展的这一学科。如果这些研究仍在不同程度上仅局限在语言学方面，以及由聪果尔对有关用汉字对音的数字之汉文文献的释读方面，或者是由埃赛迪对用汉文对音的西域古代职官尊号的释读，或者是由马尔通菲对通过佛经疏注而对汉语历史语音的分析，那么它也扩大到了天朝与“藩部”的关系史，以及诸藩部对汉族文化施加影响的领域了。这是由于埃赛迪在上文已提到的其著作中的部分内容，以及费伦茨先生的努力而造成的。仍是由于埃赛迪，特别是由于精通帝制之前的中国和汉文诗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学院院士托凯的努力，汉学研究直接转向了古代社会生活史。匈牙利当然也有特别是受经济吸引而关心人民中国的专家，如居里查和科尔尼埃等人。

最后，大家于此也不能忘记另一名阿尔泰语研究名流的名字。他是另一个卓有成效的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使用汉文写作的研究员，这就是丹尼斯·赛诺尔。他从1963年起直到最近退休，始终在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主持阿尔泰语和匈牙利语研究的广阔领域。他在1934—1937年间，首先是由李盖提和内梅特学派培养出来的；后来最终被伯希和接受，从1939年起直到他自己在1945年的战争中加入后方的法国军队（伯希正是在这一年去世）为止，一直留在伯希和身旁。赛诺尔与伯希和及李盖提都不同，他将西域的全部历史与比较语言学结合在一起了。他始终对他的第一位先生怀着热情洋溢的敬意。自认为是此人的弟子，始终忠于他的出生祖国并由此而获得了荣誉和名望。

如果不同样也讲一下另外两名与李盖提在50和60年代共同分担这些学科研究的著名大师，那么我也不能结束由于对李盖提的纪念，而导致的这篇对匈牙利阿尔泰研究的简单回顾了。首先是路易·费克特（1891—1969），他身体魁梧而略有驼背，面部削瘦，非常谦虚和羞怯，职业档案员，后来成了奥斯曼史的无可非议的专家，精通突厥人的对外关系和古文字。另一位是李盖提青年时代的突厥研究的辅导教师，也就是内梅特（1890—1976），其名在本篇小传中已多次出现。此人身材矮小，脸带笑容，爱冲动而不善于思考。他充满幽默，就如同满腹经纶一般，思想敏捷而爱开玩笑。这名受人尊敬的大师是一位给人好感和始终都会使人感到惊奇的人。他如同费克特一样受过德国教育，是前期浪漫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爱好者。最喜欢他的读者中，有斯塔埃尔夫人和卞雅闵·康斯坦，他每个星期日上午都在布达佩斯美术馆的德国与法国派绘画面前度过。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任何事务都似乎不会使李盖提从他专心致志的任务中走神。李盖提身体强壮，显得庄重，希望表现得威严，他实际上就如同其著作的形像一样。

东方学界在半个世纪以来，欠下李盖提教授的沉重债务，也并不会因他去世而还清这笔债。他的数卷已准备好发表而未刊行的著作，似乎是落到了其弟子们的身上。我祝愿，始终热爱法国的李盖提的这最后一批思想财富（即使原来是用匈牙利文写的也罢），能为了他的所有崇拜者们的利益而用法文出版。

注释：

①我应重新提一下，本文都将名字放在姓的后面。其中为翻译汉文所采用的对音是英国威妥玛的拼音法。李盖提当时在他的法文出版物中，始终坚持使用那种过去特别由伯希和支持的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古旧对音法。

②布达佩斯的奥特伏斯·劳兰大学在人民政权下，继承了著名的“奥特伏斯学院”。它是于1895年根据巴黎高级师范学院的模式，而由奥特伏斯·劳兰（1848—1919）创建的一个人才辈出的苗圃。劳兰是一名博物学家，曾任教育大臣，是作家和政治家奥特伏斯·约瑟夫（1813—1871）的儿子。约瑟夫也曾首次在1848年的独立战争期间，短期地任教育大臣，后来于1867—1871年间再次出任此职（请参阅罗纳—塔斯于《匈牙利东方学报》第32卷，1978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第262页）。

③有关欧洲第一位藏学家乔玛那浪漫和神秘的伟大的形像（他可能是诞生于1784年，也有人说是1787或1789年，于1842年死于大吉岭），请参阅贝尔纳·勒卡洛斯根据匈牙利著作而写的法文文章：《一名传奇性的语言学家乔玛》，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旧校友会通报》，1984年12月号，第14—21页；同一位作者对这位旅行家、科学家的那圣徒形式和浪漫性的学习与科学传说之分析：《乔玛的各种传记》，载《亚细亚学报》第272卷，第3—4期，1984年，第403—423页。

④大家在玛丽—利斯·贝法和罗伯尔特·哈马咏的《蒙古语言》（载《蒙古研究》，1983年第4期，第121—169页）中，可以总结这些名字拼音得如此差异悬殊的民族，现今居地的统计表，尤其是第126页的察哈尔语、第127页的喀喇沁语、第128页的敖汉语和翁牛特语、第127页的土默特语。卡拉书中的一些小地图用一种很简单的图解方式确定了这些方言的地点，见《一名蒙古说唱艺术人的歌曲》（布达佩斯科学院出版社，1970年，第270—273页）。

⑤上引贝法和哈马咏书，第130页的巴尔虎方言和第133页的达斡尔方言。

⑥《黄神、黄人。在内蒙古喇嘛庙中度过的一年》；布达佩斯匈牙利大学和书籍之友印书局1934年版，共500页，81幅插图。这是为文化大众而写的一部游记，令人遗憾的是它在匈牙利之外很少有反响（我本人也从未见过这本书）。在匈牙利，经选择出的几章已于1955年再版，刊布于有关匈牙利旅行家在全世界旅游的文集中。

⑦请参阅《李盖提教授著作书目》，载《匈牙利东方学报》为该大师60大寿祝寿的专刊号中（第15卷，第1—3期，1962年，第7—13页）。

⑧《匈牙利东方学者向李盖提先生致意》，同上引杂志，第5—6页；桑捷耶夫：《李盖提院士和匈牙利的阿尔泰学研究》，载《亚非民族》，莫斯科1962年版，第5卷，第155—164页。大家还可以参阅在他去世之前不久于蒙古新闻界发表的一篇祝贺文，即由蒙古语言学家乌诺尔巴让于1987年3月28日刊登于《团结报》（第75期），第4页中；丹尼斯·赛诺尔撰写的悼词，载《新文学》第17期，1987年6月，第2—3页。

⑨《刊本蒙文〈甘珠尔〉目录》第1卷《目录》，布达佩斯《匈牙利东方丛书》第3卷，1942—1944年，共4+348页。

⑩《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刊本蒙文〈甘珠尔〉》，载《亚细亚学报》第253卷，第3—4期，第329—339页。(www.xing528.com)

比肖夫：《〈甘珠尔〉及其题跋》，3卷本，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

尤其是请参阅戴琼于《中央亚细亚研究》第6卷，1972年，第505—559页所作的苛刻的、具有独创性而又是吹毛求疵的批评，比肖夫对此作出了一种值得注意而又是适度的批评（《中央亚细亚研究》第8卷，1974年，第574—578页），梅泽哈尔也修正了其中的某些资料（同上杂志，第2卷，1977年，第563—572页）。大家还可以参阅国际天主教移民委员会司律思神父的另外两篇论文，它们补充了比肖夫的译文：《蒙文〈甘珠尔〉简目》（载《华裔学志》第33卷，1977—1978年，第424—430页）和《蒙文〈甘珠尔〉简目中的术语（《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第43卷，第3期，1980年，第520—531页）。我们还应指出，《蒙文甘珠尔》1720年的钦定“红字”本是奉康熙的诏令在1628—1629年版本的基础上出版的，于1973—1979年在印度商业性地重印（新德里《百藏丛刊》版本，作为《印度—亚洲文献》第10卷刊行，共108卷，每卷各有600—800页）。

《蒙古秘史》，先作为《蒙古语言文献》丛刊而试刊，第3卷，1964年，共226页；后来又以法文书目在商业性的《蒙古语言文献丛刊》中刊行，见第1卷，1971年，共265页。

《蒙古秘史、收入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的编年史中的回鹘文文献》，载《蒙古语言文化丛刊》第6卷，1971年，共204页。

《蒙古秘史》，布达佩斯1962年版，共243页，另加3幅插图。

《蒙文〈善说宝藏〉，中期蒙古语文献》第1册，珂罗版重印本并附有导论的藏文—蒙文手稿，布达佩斯乔玛学会版（《匈牙利东方丛书》第6卷）。1948年，共31页导论和124页复制本。李盖提于此将其手稿断代为17世纪初叶，但他于该著最新的罗马拼音版本中，却经过犹豫之后又把它断代为16世纪末。

波松：《善说宝藏》，布卢明顿印第安大学出版社（《乌拉尔和阿尔泰丛书》第92卷），1969年。《用前古典蒙古文和中期蒙古文—八思巴文写成的蒙文〈善说宝藏〉片断》，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7卷，第3期，1964年，第239—292页。

收入了《蒙古语言文化丛刊》第6卷，1965年，第131页。

《科学的宝藏，萨迦班智达的〈善说宝藏〉》，由卡拉翻译，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社（《蒙古语言文化丛刊》第4卷），1973年，共146页。

《科学的宝藏》，匈牙利科学院布达佩斯版（辞汇索引，见《蒙古语言文化丛刊》第4卷），1973年，共342页。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智慧宝藏》，布达佩斯1984年版，153页。

《蒙古语言文化丛刊》包括以下各卷：

第1卷：《蒙古秘史》（见上文注[13]）。

第2卷：《前古典时代文献》（1970年）。

第3卷：《八思巴文文献》（1973年）。

第4卷：《善说宝藏》（见上文注[19]）。

第5卷：曲吉俄赛：《佛陀十二行传》（1974年）。

第6卷：《回鹘文本〈蒙古秘史〉》（见上文注[14]）。

第7卷：《走向光明，由曲吉俄赛翻译的寂天的〈菩提行经〉》（正在准备中，由拉刊布）。

第8卷（2卷本）：《黄金史》译本，罗林斯版本（1982年）。

第9卷（2卷本）：《蒙文本〈维摩诘经〉》，由卡拉刊布（1982年）。

《蒙古文化语言丛刊索引》，前表第2、3、4卷的索引，第7卷的索引正在编写中，由塔塔尔先生刊布。

《匈牙利东方丛书》目录：

第3卷：《刊本蒙文〈丹珠尔〉目录》（请参阅上文注[9]）。

第6卷：《蒙文〈善说宝藏〉》（请参阅前文注[16]）。

第14卷：《蒙古研究》（1970年），为了献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蒙古学家的国际蒙古学代表大会的著作集，其中包括本大师的一篇主要文章：《拓跋语—鲜卑语的一种方言》（第264—308页），它证明了“鲜卑语方言拓跋语代表着一种蒙古方言，与鲜卑语的另一种方言契丹语相似，它们二者都反映了古蒙古语的状态。

第17卷：《突厥研究》（1971年），纪念布达佩斯大学突厥学讲座创设100周年，该讲座于1870年由旺贝利创建。

第20卷：《阿尔泰语言研究》（1975年），1971年在赛格德举行的国际阿尔泰常设会第14届会议论文集。其中有大师的一篇有关于阿尔泰语的著名论文：《阿尔泰语理论和辞汇统计》（第99—115页）。

第23卷：《乔玛讨论会论文集》（1978年），1976年在马特拉弗埃德举行的一次讨论会的论文集。

第29卷：《藏学和佛教学研究》，纪念乔玛诞生200周年讨论会（1984年）论文集，仍由李盖提刊布。

《乔玛小丛书》，由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论文集，在最初几年由李盖提主持。

第1卷（1966年）是有关这套文集的命名问题，根据匈牙利的公众舆论和文献而勾勒乔玛的形像。

第2卷（1966年）。若兹萨于其中根据档案和出版物而研究了奥匈帝国的中国政策，从1869年签订第一项贸易协议直到1912年断绝关系为止。

第3卷是一种从此之后变成了突厥学讲座主持人萨库克的研究文集，研究了在科苏特未刊手稿中的突厥语言（大家可以于《匈牙利东方学报》第22卷，1969年，第1期，第81—105页发现用法文发表的该文的主要内容）。

第4卷在1967年出版时曾哄动一时。因为李盖提的那位已去世的弟子，于文中向匈牙利人揭示了至今尚在他们之中实施的一种西伯利亚形式的萨满教。

我们还应提一下第8卷（1969年），它是由草原史学家泽荣迪所著的研究游牧民族在数世纪期间从东向西大迁移问题的著作。

第12卷（1972年）是由李盖提的另一名弟子乌瑞—科哈尔米所著，研究了骑马民族和骑马游牧民的装备以及与这种装备有关的生活方式。

第16卷（1979年）系由汉学家和阿尔泰学家埃赛迪所著，它是一部有关中国周边地区的游牧民与商贾民的著作。

所有各卷都包括经过深入发掘探讨的书目、注释、索引、地图以及插图。

《匈牙利语的突厥语影响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载《布达佩斯东方学再版丛书》A，第1卷（1977年），共430页；第2卷（1979年），共480页。

前一条注释所引著作的出版家，令人非常遗憾地都忽视了为非内行的人指出他们的再版本图书符号之解答（至少对于第1卷系如此，它是我拥有的唯一一卷）。

布达佩斯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共602页。大家会利用这次出版机会而发现，由李盖提主持或受他启发的所有的出版物（著作或各期期刊）都按法国的方式包括书末目录。

李盖提是自突厥语言学讲座（或研究所）于1870年，由旺贝利（1832—1913）创建以来，第3位实际上的主持人。事实上，在旺贝利于1905年退休时，被指定继承人的突厥学家是约瑟夫·图里（1861—1909），他尚未来得及到任就去世了。这一讲座一直留作空缺，直到年轻的内梅特于1915年准备承担它为止（他于1918年以主讲教授的职称而承担了这一讲座）。他在这一讲座中任职一直到1964年，成功地于同一讲座中不间断地施教半个世纪（请参阅萨库克：《布达佩斯大学突厥语教学100周年纪念》，载李盖提刊行的《突厥学研究》一书，布达佩斯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东方丛书》第17卷，第7—28页。有关内梅特传，见下文注[35]）。有关匈牙利的突厥语出版物，可以参阅诸如《1926—1934年的突厥学和东方学书目》，载《乔玛档案》第1卷，1935年，第1—66页；内梅特：《突厥语和西伯利亚语》，布达佩斯1970年版；卡库克：《1945—1947年匈牙利的突厥学研究》，载《书目》，布达佩斯1981年版。

迪奥泽吉的传略，载《通报》，1974年，第60卷，第4—5期，第328—333页，其中附有其著作目录（由鄂法兰作）；《匈牙利东方学报》第26卷，第2—3期，第377—379页（由克哈尔米作）。

鲁特·麦赛夫：《丹尼尔·赛诺尔著作目录》，布卢明顿（印第安纳）版，载《欧洲语言》（学术书目文献，第9册），1986年，共65页。

可见在上文注[8]中提到了其悼辞，载由国际阿尔泰学会常设局创办的《新文学》第17期，1987年6月，第2—3页。

有关费克特的传记，见《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3卷，第1—2期，1961年，第3—8页）由突厥学家赛莱迪为庆祝他的70大寿而作）；《匈牙利东方学报》第22卷，第3期，1969年，第379—381页（由李盖提撰写的悼辞）。

有关内梅特传，见《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1卷，第1—3期（1960年），第5—9页（由李盖提为其70大寿而作）和第11—28页（由乌瑞编制的他1960年之前的著作目录）；《匈牙利—突厥研究，纪念内梅特研究文集》（布达佩斯奥特伏斯·劳兰大学，1976年）第11—15页（由卡迪—纳吉作）；《匈牙利东方学报》第32卷，第3期，1978年，第261—284页（由罗纳—塔斯撰写的悼辞），它形成了匈牙利突厥学研究的颇有价值的回顾。还可以参阅上引注[30]。

（译自巴黎1988年出版的《亚细亚学报》，第276卷，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