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西域史学：回鹘文尊号阇梨与都统考

回鹘文尊号阇梨与都统考

哈密屯

从西方学者对用回鹘文写成的古突厥语文献的第一批论著开始，S'Ly这种写法便提出了一个解读和诠释的问题。米勒在其《回鹘文献汇编》（1908年版，第14页）的著作中，首次遇到提及别失八里的“胜光阇梨都统”（SynkqwS'Ly Tutung），此人是把诸多佛经自汉文译作突厥回鹘文的译师。米勒采纳了SsIi这种释读法，认为它是《元史》中对元代畏吾儿人的称呼“萨里”的对音。但到了1913年，马洛夫（参阅拉德洛夫和马洛夫：《金光明经》1—2，载《佛教丛书》第17卷，见第5页注②）指出，应该把米勒的对音Ssli改为Sali。因为在此期间，Slik和Slilark等形式已出现在马洛夫的《回鹘语言文献》（第88号文书）和米勒的《回鹘文献汇编》第2卷（第80页）中。我们同样还在《回鹘语言文献》（第70和113号文书，第122—123、208和250页）中发现了S'ly QutIur Qaya和Sinsun或Qinsun S'IY，同样在《回鹘文献汇编》第2卷（第81和88页）中也发现了Qonimd-du vapsiS'ly和Simandu S'Iy等写法。李盖提以这些例证为基础，便在1961年的一篇论文（《论元代的某些汉文—回鹘文对音》，载《乌拉尔—阿尔泰学报》第33卷，第3—4期，第235页以下）中得出结论认为：“《元史》中的对音‘萨里’应复原为SaIi”。“此名与回鹘文献中的SaIi是分不开的（SIi这种写法是根本经不起一驳的）”。

但在1975年，G.哈发表了他翻译的《回鹘文大型文选刊本片断》（载《古代东方研究》第3卷，第91页以下），这里引证的木刻本在第102行中特别提到了从未听说过的一位汉文—回鹘文大译师的名字，其确切的写法为Synkqw s'Iy tutung，而在每页的汉文编码之上都标有“胜光法师”的名字，他明显就相当于用回鹘文记载的Synkw或Singqo的汉名（参阅哈译书中的第1、11、13、15和17幅图版；葛玛丽：《吐鲁番蒐集品中的刊本著作》，载《普鲁斯皇家科学院会议报告》，1967年，第1期，第19页和第9幅图版）。1976年，齐姆提醒大家注意这些新的事实，并在其《胜光阇黎都统，回鹘文佛教尊号的翻译》（载《阿尔泰论集》第767—775页）中强调了这个问题。此外，在1981年版的《佛寺中的回鹘文免税文书》一书发表的第88号文书（载《古代东方研究》第8卷，第237和263页），也就是TⅡM205（U5317）号中，齐姆还指出了（第251页）S'Iy的其他写法，其中对声母s的发音似乎是毫无疑问的。他利用同一机会还指出，至今所遇到的带有后缀的该词的所有例证，都说明它属于腭音类，因此应该探讨一下作为僧官尊号的SLi和作为专用名词的组成部分“萨里”是否是同一个词。这一问题确实值得提出。尤其是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指Li这种形式，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它指回鹘人中的一种佛教出家人。众所周知，回鹘人的大部分尊号，尤其是僧官尊号均借鉴自外来语，特别是借鉴自汉语。

然而，事实上，在汉文中确实存在着一个佛教僧官尊号“阇梨”，尤其是出现在9—10世纪的敦煌汉文写本中^①，它是“阿阇梨”（梵文ācārya的对音）的常见略译，意为“导师”或“规范师”^②。古汉语“阇梨”在7世纪左右之前应读作dziia-Li，但到后来，在与我们的回鹘文献同时代的晚中期汉语中，带有摩擦音声母的该词则变作带擦辅音声母的ziaLi^③。在古突厥文中没有诸如z-这样的摩擦浊辅音声母，所以“阇梨”当然就作SaLi了。这样一来，古回鹘文献中记载的sIy这一佛教僧官尊号应读作SaLi，系借鉴自汉文的“阇梨”，即原为梵文佛教僧官尊号ācārya（阿阇梨）的略译。

如果说我们知道汉族佛教徒们至少从7—8世纪以来，就经常使用“阇梨”（黎）作为梵文ācārya的对音，但却不大清楚西域操突厥语的佛教徒们是从什么时代开始使用sIi这种形式的。例如，我发现在9—10世纪的敦煌回鹘文写本中，根本就没有此词^④，在各种情况下仍用acari作为尊号“阿阇梨”的对音。事实上，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提到“阇梨”的各种回鹘文写本，那么一般都会认为这些写本既不特别古老，又不很晚，而主要是属于11—13世纪这样一个中间阶段。我在这一方面特别需要引证高昌第3篇庙段柱文的例证，其时代应断为1019年3月12日^⑤。我确实可以于文中第16行发现S（a）Li^⑥这种写法，似乎很可能是指“阇梨”。这是一个其名不堪卒读的尊号，此人“居住在该寺中”。在第18行中又提到一名可能曾以其学问而赞助修庙的Tangrk Iianmatk siA cari，但这后一个人似乎也出现在位于高昌以北几公里处的木头沟发现的《弥勒三弥底经》的TⅢM123B残卷中。我们可以于其中读到^⑦：“……吉祥的高昌道……Samantapupspa^⑧……而在大藏兰若^⑩，于坟墓和森林之中，有40名阇梨，以Tangri Kianpatri K（a）siAcary为其首，都垂顾Bhakta-chinnaka，我Batsin sinqay q（a）ya应世俗兄弟Ma-cor和世俗姊妹To-mis的请求而自愿写这篇经文，请原谅我们！”事实上，对于碑文中的人名，米勒犹豫不决地读作K Lianmati，他认为很可能是Kalyānamati（参阅上引米勒文，第23和28页），但有些字母难以断定，可能就相当于上引提跋中提到的Kiannpatyi，应读作Kiiannpatri，因为回鹘文中的字母P和M在不太清楚的行文中很容易混淆。此人就很可能是普贤菩萨（KaIyānabhadva）。因此，如果《弥勒三弥底经》题跋中提到的那位出身于吐火罗（Ksy即吐火罗文中的Kassi，意指“法师”）的著名阿阇梨Kianpatri和1019年庙柱文中的Kiianpatri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此人在11世纪的20年代左右曾很活跃。本处提到的《弥勒三弥底经》大约也为同一时代，其中记载的回鹘文“阇梨”这一尊号当时就已通用了。借鉴自汉文“阇梨”这一尊号的前面，一般都附有同样也是汉文对音的僧侣名字。它很可能是特别用于指出身于汉族的阇梨，而相当于asaari的尊号则继续用在非汉族的阿阇梨的例证中。《弥勒三弥底经》另一抄件（在高昌与本头沟之间胜金口发现的长卷写本）的题跋，也提供了抄经师的名字信达阇梨（Synt'rsa Ii），他也是一个具有汉名的阇梨，也可能是于11世纪的同一时代从事活动的（参阅上引特金文第23和52—53页）。但我同样还应指出，在上文提到的《弥勒三弥底经》TM205（U5317）的残卷（其时代可能为公元1259年）中，所记载的木头沟阿兰若中的“阇梨”也很晚了（参阅P·齐姆于《古代东方研究》（第8卷，第239页发表的文章）。

现在我再回头来谈汉文—回鹘文大译师胜光法师吧。他可能被认为是汉人或汉人和回鹘人的混血儿，又叫胜光阇梨都统（Singqosa Ii tutung）。他把最重要的佛经自汉文译作回鹘文，如《金光明经》、《玄奘传》和其他著作。为研究这一大批古突厥文经文，最有意义的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为其活动时代断代。我们是否能希望根据某些迹象就断定其年限呢？由于义净于8世纪初叶把《金光明经》译成了汉文，这样就提供了一个下限时间。我们可以认为别失八里胜光法师的译经不可能完成于8世纪中叶之前。然而，在一卷敦煌汉文写本中，提到了唐玄宗（713—756年在位）皇帝在740年左右，建长安开元寺时，曾召对过的某一位胜光法师。不过，740年这一时间似乎太古老了，难以把他看作是指胜光阇梨都统。事实上，此人的故乡为别失八里（位于今新疆古城附近），那里是西回鹘人的都城。他可能是在“十姓回鹘的吉祥国度”中翻译其译经的。我们还知道，如果说回鹘汗国于744年左右在鄂尔浑河流域发祥，那么别失八里地区在8世纪末之前，尚不属于它的疆圉。无论如何，“胜光”一名在当时的汉族佛教徒中绝不罕见，因为在敦煌地区，至少从672年起就有一座胜光寺。译师义净于8世纪初恰恰就选择了“胜光王”一名，作为波斯匿王（Prasenajit）的梵文名字。最后，为了对胜光阇梨都统（胜光法师）的生平和著作断代，我们同样还应考虑其尊号“都统”。

正如米勒先生在《回鹘文献汇编》第14页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回鹘文僧官尊号Tutung（更正确的写法应为Tutug，我为方便起见于此使用了第一种形式）应相当于汉文尊号“都统”。由于柏孜克利克石窟寺中的一幅壁画，这种比定似更为可靠了。壁画中在三位佛教出家人的头顶上部，都有三方题识，其中每次都把他们各自的汉文尊号“都统”译作了回鹘文Tutung。事实上，汉文尊号“都统”似乎是以另一尊号“都僧统”的一种不同缩写形式出现的。该尊号确实是以这两种形式出现在9—10世纪左右的敦煌汉文写本中。从9世纪中叶左右开始，它就是指某一特定地区或邦域僧官阶中的首领。在有关从8世纪末到9世纪中叶，吐蕃占领敦煌之前时代的敦煌及其地区的问题上，我们得以发现与此有关的“都统”、“都僧统”或“僧统”的某些例证。但当时僧官阶中的首领似乎是更多地使用“都教授”或“教授”。虽然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掌握的资料非常贫乏，但“僧统”这一尊号似乎在8世纪的下半叶，才行用于中国中原的某些地区，它可能就是“都僧统”的雏形。

大家从前文所述就会看到，“都僧统”或“都统”尊号仅由中国西北地区操汉语的民族，从9世纪中叶之后用以指佛教僧官阶首领。此外，我们还可以承认，为了使该汉文尊号最终由古突厥文采纳Tutung这种形式，无疑至少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这样一来，我们就回到了10世纪左右。然而，使用得非常频繁的古突厥文“都统”尊号，甚至有时也用以指沙弥们，这就使人联想到该尊号在回鹘人中则倾向于大幅度锐减，这一过程当然也需要一个长短不齐的期限。从各种可能性来看，当时已到了10世纪中叶或末叶。这样一来，为了作一番总结，我们可以认为，“都统”这一僧官尊号从9世纪中叶起，就指中国西北地区汉语居民中佛教僧侣官尊号。该尊号被引入回鹘文中之后就作Tutung，从10世纪初叶左右开始就具有同一意义。但“都统”这一尊号最早是于10世纪下半叶左右，以其更为普遍的荣誉意义，才在回鹘人中得到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在有关“胜光法师”（胜光阇梨都统）的问题上，如果说我们知道由于汉译经的时间之原因，回鹘文译经绝不会早于8世纪中叶；那么由于其“阇梨”和“都统”等僧官尊号的原因，我们还可以认为他不可能生活在10世纪中叶之前，而更可能是公元1000年左右。

从另一方面来看，“胜光法师”（胜光阇梨都统）应诞生于公元1000年之前不久，这仅仅是根据在《金光明经》的回鹘文译本一抄件题跋中，所记载的相当于1022年4月18日这一时间。通过拉克玛蒂在《吐鲁番突厥文献集》第7卷（《普鲁斯科学院会议报告》，1936年，第54和80—81页）对此的研究，我们得知了这一题跋（T·Ⅱ—·R·37）的时间。因为大家可以从中读到：“在吉祥的月份，于希望的日子，在选择的良辰吉时，也就是水狗年，其第5宫带的是火星。3月15日，即猴水年的甲日，在木星之下，在如意星座之下”。因此，这里明显是指任戌（六十甲子中的第59年），该年3月25日是甲申（六十甲子中的第21日），自公元以来，这样的情况只出现过一次，即1022年4月18日。我们觉得这一时间是值得信赖的，尽管抄经师出于对其他的日历或星辰的考虑（他这样做很可能是徒劳无益的），而犯了某些错误。

这样一来，便导致我把11世纪初叶视作胜光阇梨都统译经的最可能的时间，在这个时代，到处都积极从事翻译佛经和建筑新寺庙或寺院，这是那些分别可以断代为983、1008和1019年（参阅前文注⑤）的庙柱文中所持的观点。我们也可能应将此看作是佛教复兴的标志，也就是佛教在西回鹘汗国中心地区的巩固，当时正值该汗国的领土的完整，如同它的存在本身一样，显然受到了由西向东推进的伊斯兰势力的严重威胁。

注释：

①佛教僧官尊号“阇梨”或“阇黎”是“阿阇梨”（梵文ācārya）的省头简称。它至少从7—8世纪起就出现在汉文佛经中了（参阅牧田谛亮：《中国的〈高僧传〉索引》第7卷：《宋高僧传》，京都1978年版，第1129页）。它在敦煌汉文写本中经常出现，因为无需作系统的研究，我顺手就检录了9—10世纪时的许多例证。下面就是其中的一些：

——P.4660正面于卷末在850年之前，提到两例“阇梨”（参阅竺沙雅章：《敦煌的僧官制度》，载《东方学报》，京都版，第31卷，1961年，第145页；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载《汉学研究所文库》第7卷，1952年巴黎版，第21页注释）。

——S.3920背面有“阇黎”一例，其时间为在一乙未年五月，其第1天为辛未日，第12天为丙午日（无疑应为“任午日”），所以就是815年6月22日（参阅上引竺沙书，第191页注[57]）。

——P.3556正面，至少有两例“阇梨”，尤其在卷末是作为一名法律尼享有的尊号，此人是于848年收复敦煌的张义潮一兄弟的儿子。

——S.6604正面有“李教授阇梨”一例。其中时间为某一乙亥年，即795或855等年（参阅翟理斯：《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敦煌汉文写本解析目录》第175页，第569号。他无疑是误读作“李阇梨教授”）。

——S.4664中的“阇梨”两例（参阅上引竺沙雅章书，第195页注[96]）。

——P.3388背有一例“阇梨”，其时间为947年4月2日。

——S.5855中有一例“成子阇梨”（同样也见诸于P.3388背面），其时间为986年（上引竺沙雅章书，第159—160页）。

——在826年的一卷敦煌写本中有“灯阇梨”一例，即P.2343中的第3件文书（参阅：《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巴黎国立图书馆1970年版，第216和364页的有关条目）。

——P.3166背面有沙州“陈阇梨”一例（参阅：同上引书，第3卷，巴黎国立图书馆1983年版，第130页）。

——在S.4362正面的一封书信中有“何阇梨”一例。

此外，我还在S.532正面于964年6月26日的时间以下，发现了“阿阇梨”尊号两例（参阅上引竺沙雅章书，第193页注[37]）。

②请参阅苏慧廉与何东益编辑的《汉文佛教术语辞典》第292—293和463页，有关“阿阇梨”（简称“阇梨”或“阇黎”）这一尊号的汉文对音。在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东京1955年版）第2卷，第809页第41599条目和第763页第41434条目中，也有此对音；在小野玄妙的《佛教大辞典》（1931年东京版）第20页中作ajari，在980页中作jari；在埃德尔的《佛教手册》（东京1904年版）第22页中作atcharyā，阿阇梨）。

③据蒲立本认为，“阇”字的读音在中期汉语（即公元600年左右）作带塞擦声母的dzia，见《论古汉语中的辅音体系》第一部分（载《大亚细亚学报》第9卷，1962年，第124页）。作者于其中指出，据高本汉的《汉文典》（斯德哥尔摩1957年版）来看，jia也就是dzia和dz'ia（第45节第31页）。有关晚中期汉语中从塞擦声母dz-向擦辅音声母过渡的情况，可参阅蒲立本：《晚中期汉语》（载《大亚细亚学报》第15卷，第2期，1970年，第222—223页）；同一作者于《汉唐汉语中的印度辞汇对音》（载《中亚佛教语言》，这是1981年7月2日—5日举行的汉堡讨论会上的发言，1983年威斯巴登版），作者于其中指出了早中期汉语中的dz-向晚中期z的过渡。(www.xing528.com)

④在S.1048背面一篇可能是粟特文的很短的涂鸦式文书中（目前尚未被很好地研究），我于第3行开始处发现了可能为sLy的写法。有关这一文献，请参阅尼古拉·西姆斯—威廉姆斯在《大英博物馆所藏粟特文残卷》（载《印度—伊朗学报》第18卷，1976年，第65页）。

⑤请参阅米勒：《吐鲁番特藏中的庙柱文》（载《普鲁斯科学院会议报告》，1915年，第22页的下）中的这篇庙柱文。有关1019年这一断代，请参阅森安孝夫：《回鹘和敦煌》，载《敦煌的历史》第2卷，收于大东出版社的《敦煌》丛刊中（1980年东京版）第334—335页注[55]以及本人的国家博士论文（打字本）导论部分第22—22页；《敦煌石窟回鹘文献汇编》，巴黎1983年版。

⑥我还检录到了S（a）li（即Sly）这种写法，同样也载于《高昌》（由勒柯克刊布的普鲁斯皇家首次派往吐鲁番探险团发现的文物复制品大本，1913年柏林版）一书第30幅图版右例的一篇题识中。在绘画右部人像一例的题识中，我们确实可以读到“布拉格阇梨都统”等字，但我们觉得柏孜克利克第9窟内这幅壁画中的三身人像，似乎是公元1000年左右的作品（参阅下文注[2]），他们的穿着完全不像佛教僧侣，而更像是仕官。事实上，由于这条题识非常暗淡并被刮掉了一部分，而在另外两个题识框又没有题识，唯有在左部的题识框中写有“TW”，所以我怀疑这里是否是指一条游人题记。

⑦请参阅特金著作《<弥勒三弥底经>中的占卜》（载《柏林吐鲁番文献》第9卷，柏林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册第9和260—261页及图版）；《弥勒三弥底经》影印件第219幅图版（柏林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其中都发表了这条题跋。

⑧我认为第2行中的S'mnt'pwsp肯定是指Samantapus pa寺，虽然特金没有释读出它来。

⑨这一段中的[Ta]Yasang是由齐姆和勒尔波恩复原的。在可能应断代为14世纪的3卷回鹘文写本中，大仓（Taysang或Taydsang）是作为有葡萄园的高昌附近一地名出现的，这3卷写本就是拉德洛夫在《回鹘语言文献》中发表的第2号和第55号文书，由阿拉特在《回鹘文献汇辑》Ⅱ（载《乌拉尔—阿尔泰学报》第36卷，第3—4期，1965年，第266—269页注[3]）中刊布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藏卷。但格伦威德尔在其《关于亦都护城及其附近地区的考古报告》（载《科学知识》第24集，慕尼黑1906年版）中指出（第6、7、49页和图45、46）：“大佛寺大藏经重要遗址”位于古墓葬阿斯塔那中心，地处亦都护王城（即古高昌城）西—西北方面5公里。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一“大藏”就是14世纪Tuysang或Taydsan。当时尚为前伊斯兰化时代，葡萄园可能已扩大到了阿斯塔那古墓葬地区。同样，“太仓”就可以被考证为16世纪初叶的本题跋中所讲的位于墓葬和森林之中的佛教阿兰若（来自梵文āranyāyatana，即“修禅处”）。见贝利：《于阗文献》第6卷，第17页，当时阿斯塔那古墓葬可能尚存在的Taysang或Taydsang一名，可能就相当于汉文中的“大藏”或“大仓”，尤其是因为“藏”和“仓”二字在古突厥文中又是分别以sa和tsa等形式出现的（参阅克洛松：《13世纪之前突厥辞源辞典》第555、556页以及第831页的简释）。在这一方面，我还要指出，在810—826年间于日本修建被称为“大藏寺”的佛寺（望月信亨：《佛教大辞典》，京都1932年版，第3317页）。此外，我还发现，文献中曾提到过敦煌附近的“大仓”（见翟理斯：《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敦煌汉文写本解说目录》第7261条目，第261页对S.1159的注释）。

⑩可参阅齐姆对于把ariri校正为aragi（位于其中）的释读（《佛寺中的回鹘语免税文书》，载《古代东方研究》第8卷，1981年，第247页注[55]；勒尔波恩：《回鹘语辞典》第175、176和189页）。

抄经师的名字Batsin Singayay Q（a）y-a应相当于汉文中诸如“发信”这样的汉僧名字，后面再加一个尊号“新戒”，但Q（a）y-a这种形式仍无人诠释过。有关汉文僧侣尊号“新戒”，请参阅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第5卷，第629页，第13572条目；苏慧廉和何乐益：《汉文佛教术语辞典》第402页。这一尊号确实在敦煌汉文写本中出现过，尤其是947年4月2日的P.388背面和986年7—8月的S.855中，它同样也以回鹘文对音出现在大英博物馆所藏雅尔城的文书or.8212C1061号，其中出现的Buasrtu（Bosartn）Sinqay q（a）y-a中很可能也包括汉文“菩萨”一名（菩萨新戒……）。此卷已由笔者刊布于《突厥学报》第1卷，1969年，第52—56页，但我于文中第50—51页注[18]中的考证需要作彻底修正。此外它还出现在回鹘文本《金光明经》的TM272—81Tla5（U709）中，其中记载有BiIyuqlur cidar sinqqy q（a）y-a，可能指“新戒智达，原籍为Bilayuq”（参阅齐姆：《回鹘辞汇资料》Ⅱ第89—90页）。

对于这一比定，笔者完全同意上引特金先生大作第9页的意见，但在碑铭的断代问题上则持异见。

参阅齐姆：《胜光阇梨都统，回鹘文佛经译师》，载《阿尔泰论集》第767页以下。

米勒：《回鹘文献汇编》第14—15页，他没有辨认出Kitsi或Gitsi是义净的名字；特金：《回鹘文〈金光明经〉中的习悟学说》（载《乌拉尔—阿尔泰学会丛刊》第3卷，1971年威斯巴登版，第11和30—32页）。

这里是指S.3728号敦煌写本，在1957年伦敦出版的翟理斯所编《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敦煌汉文写本解析目录》中，第254页第7511号文书背面开头有一篇20或30行文字的缺断代的文书。但据《关中金石记》卷8第11页记载，皇帝召对胜光法师的时间可能为开元二十八年（704年），该书中引用了1319年的一篇金石文。这是吴其昱博士友好地为我提供的资料。

参阅米勒在《回鹘文汇编》第14页和上引特金文第33页中，曾提及的题跋中的“别失八里胜光阇梨都统”。有关他可能在“十姓回鹘的吉祥之国”准备译经的资料，是由齐姆引证的题跋（上引《胜光阇梨都统，回鹘文译师》第768页）提供的。有关8世纪末前后别失八里的形势，请参阅森安孝夫：《789—792年回鹘吐蕃北庭之争》，载《亚细亚学报》第269卷，第193—205页。

特别是在672年的S.4551号敦煌写本中提到了“胜光寺”一名（见翟理斯：《大英博物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解说目录》第2714号）。

参阅一卷本的《佛教大辞典》（东京1931年版），第845和1395页；上引苏慧廉和何乐益书第266页。

据蒲立本认为（《晚中期汉语》第2部分，载《大亚细亚学报》第15卷，1971年，第151—152页；《汉唐时代汉语中的印度语对音》，载《西域佛教语言研究》，威斯巴登1983年版，第92和93页），汉文中的“都统”可能从古中期汉语（公元600年左右）中的tot'o过渡到了晚中期汉语（公元1000年左右）中的tut'u。然而，“都统”这一尊号似乎仅在10世纪左右才传自古突厥文中，其回鹘文形式似乎更应该读作tutung而不是totong；与totog的情况相反，它肯定是借鉴自汉文“都督”（在古中期汉语中读作to-tok）。

参阅葛玛丽：《高昌，首次赴吐鲁番的普鲁斯皇家探险团重要特藏的复制件》，柏林1913年版，第16幅图版；同一位作者：《在东突厥斯坦寻找希腊遗迹》第21页。左部出家人头上的汉文题识中写有“法惠都统之像”，其回鹘文题识是“这是法惠都统匐的神圣画像”。右部的汉文题识指出那里是“智通都统之像”，而回鹘文中却作“这是智通都统匐的神圣画像”。我们还可以思忖，这里是于回鹘人官阶中相继出任首领的三位都统呢？还是在一个此尊号不再指僧官阶中的最高首领，而仅仅是具有荣誉意义时代被称为“都统”的三位高僧呢？我在这一方面应该指出，右部的僧人智通，也享有与7世纪时把佛经自梵文译作汉文的译经师，那种著名的“阿阇梨”尊号相同的僧官品阶（参阅齐姆：《胜光阇梨都统》，载《阿尔泰论集》第768和772页）；左部的出家人法惠，则与同样也是7世纪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位汉族出家人同名（参阅望月信亨：《佛教大辞典》京都1932年版，第1卷，第807页最后一行；同时也请参阅齐姆《回鹘文辞汇资料》1978—1979年，第85页）。另外，勒柯克把这幅壁画所在伯孜克利克第9号洞断代为9世纪，但似乎没有以任何具体资料为基础（参阅勒柯克：《在东突厥斯坦寻找希腊的遗迹》第74页、同一位作者于《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9年4月第317页、《亚细亚学报》1909年第331页发表的文章）。我甚至想到（而且也得到了这方面的专家莫尼克·玛雅尔夫人的赞同），第9号洞中的服装风格（特别请参阅第30幅图版）如同通行的壁画风格一样（第16—35幅图版），都更可能是属于10世纪下半叶或11世纪初叶的。我还想补充说明，至少用回鹘文作的记音（甚至在题识中也如此）都显得漫不经心，同时又觉得其文字形状（就我力所能及的判断来看）更应该是属于中期（10—11世纪？），而不是属于古期（8—9世纪）或晚期（12—15世纪）。

特别请参阅竺沙雅章那篇资料丰富的论文《敦煌的僧官制度》（载京都《东方学报》第31卷，1961年，第117—198页）。他在第2章（第119—144页）中，根据各种敦煌写本，考证了851—960年相继任都僧统僧官的人。笔者在这些写本中多次发现了“都僧统”的简称“都统”，即870年的P.3720号（上引竺沙雅章文第124页），920年的S.641号（同上引书，第139页），可能为788年的S.2729号（第144页），可能应断代为9世纪前半叶的P.2083号正面第24章开头处（第145页）。

有关“教授”这一尊号，请参阅上引竺沙雅章文第144页以下的第3章。至于吐蕃占领敦煌时代的“都统”尊号，请参阅上文已提到过的两个“僧统”例证（S.2729和P.2038）。此外，在P.4646号中也记有“僧统”一例（戴密微：《吐蕃僧诤记》，收入《汉学研究所文库》第17卷，巴黎1952年版，第33—34页），在P.2807号中载有一例“都番僧统”。

参阅上引竺沙雅章文，第118—119和144页。

有关用“都统”作为沙弥尊号的情况，请参阅瓦克光的打字本博士论文《佛教轨范师和忏悔信仰》，柏林1977年版，第61和174—175页注248；齐姆：《回鹘文租赁文献》，载《古代东方研究》第7卷，1980年，第208页注[61]。正如马恩克（同上引书）和齐姆（同上引文：《关于古回鹘文中的佛教尊号》，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29卷，第2期，1975年，第190页注[14]。我们同样还经常遇到tu或-tu等形式，可能为“都统”的简称。有关相当多见的“都统”例证，请参阅齐姆：《回鹘文辞汇资料》，1977年，第83页；《回鹘文辞汇资料》，1978—1979年，第93页。

齐姆博士向我指出，T·ⅡY·37残页典藏于柏林，现已丢失。但我们掌握有阿拉特所作的对音转写本。

有关这些错误，请参阅路易·巴登：《古人和中世纪的突厥历法》，1972年提交的国家博士论文，已于1974年由黑尔第三大学重印；第339—347页。

（译自1984年《亚细亚学报》第27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