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尼碑文揭示姑臧地名之谜

鲁尼突厥文碑铭中的地名姑臧考

哈密屯

在伊赫·胡硕士（Ikhe Khuchotu）碑^①东侧第10行中，有一个尚未考证出来的地名，写作K n。从克洛松（Gerard Clauson）和特里贾尔斯基（Edward Tryjarski）对这一碑铭的最新研究论文（载《波兰东方学报》第34卷）来看，本文所涉及的那句碑文应解读为：Kindtümn süksüηudi，即“他曾在Kin与一支10万人的部队战斗”。此外，这些作者在其论文第25页中还指出，“第10行碑文是有关一次军事行事的”。因此，这次战斗爆发在710—714年之间，前一个是作者们赋予第6行碑文中提到的夺取阿热（Az）部地域的时间，而后一个则是他们赋予碑文第11行中提到的别失八里（Bebaliq）战役的时间。他们又补充说：“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爆发战争的地点Kcan或Kin却不为人所知。”同样，他们在第16页中又指出：“Kn或Kin明显是一个在其他地方未曾出现过的地名。”然而，这最后一种断言是不确切的，因为姑臧（K··n）这一地名同样也出现在毗伽可汗（BilgQaγan）碑中，况且这也是最早研究伊赫·胡硕士碑铭的学者科特维茨（Kotwicz）和萨莫伊洛维奇（Samoīlovitch）在其著作（见注①）第17页中已经指出的事实。

在毗伽可汗碑上，我们确实在西北角残损相当严重的一行中发现了K·c·n这一地名^②，我们还可以从中读到：////ηüg yo uru süyorip tünli künli yettidüksuβsiz kdim,oraqqa tgiP yuLγa/g///////s k nktgi///...，即“……我率军队在翁金（Kk-ng）^③的泥泞中前进（字面意义为“和稀泥”），日夜兼程，在7个单位的时间内穿过了无水地区。到达盐碱地后，作为战利品（？）……一直到达K··n……”我们从这篇文献中便可以看到，毗伽可汗可能是率一支军队在于都斤（tukn）地区，也就是杭爱（Khanga）山地区南进。他首先沿翁金河前进，然后又以7天7夜而涉过戈壁，即总共经过300~400公里的距离之后，达到了一片盐碱地，可能就是指额济纳河一带。他最后一直到达了姑臧。从碑文的年代顺序来看，这一事件必然发生在前4行中提到的毗伽可汗34岁（717—718年）和后面两行中提到的38岁（722年）之间^④。另外，在提到毗伽可汗的军队抵达姑臧之后的第1行中，也就是南侧第1行，提到了与唐军进行的一场战斗，可汗在这次战斗中可能杀死了17000名骑兵和大量步兵。然而，在718—722年间，对于在突厥人和中原人之间爆发的屈指可数的几次著名战斗，从汉文史料方面来看是720年左右，一方面是在北庭（别失八里）附近，另一方面则是在今甘肃省内的凉州一带^⑤。这次战斗始终是突厥人获胜，别失八里的失败者主要是唐人的盟友巴悉密人（Basmil），而在凉州则是唐朝军队自己遭到了失败，被突厥人大量歼灭。事实上，丝毫不容怀疑，这确实是指凉州战役，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证明，毗伽可汗的军队恰恰在对唐朝发动战争之前，抵达的K··n，就相当于当时突厥人对凉州的称呼。

事实上，自从W.B.亨宁（Henning）先生在其1948年令人难忘的论文《论粟特文字的时代》^⑥发表以来，我们就已经知道粟特人从公元4世纪初叶开始就称凉州为K·c·n。继这一发现之后，笔者本人在1958年的一篇论文《钢和泰藏卷杂考》^⑦中又指出，在10和11世纪穆斯林作家们著作中，出现了一个城名的大食文不同写法，它们都可以归纳为Kuān这种形式，也可能写作Koān更好，它可能就代表着当时从西北部进入中原的异族旅行家们对凉州城的称呼“姑臧”。当然，它与汉人在前汉时代就已经熟悉的凉州城的名称“姑臧”是同一地方。但是，如果大食文中的Koān这种写法，在一般情况下确实相当于中期汉语对姑臧城名的读音（应该为Kuo tsang），那么本文中的k n这种鲁尼突厥文形式以及313年的粟特文形式kc'n更可能是像Kn或Katsān这样的名称，即在第一个音节中带有元音或a。因为从规则来看，尤其是在鲁尼突厥文中，在一个词的第一个音节中应标注圆元音。

但是，对于一方面是在公元4世纪粟特文的音标和公元8世纪突厥文音标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是在10和11世纪穆斯林作者中的不同写法，据我看来，我们可以通过姑臧一名中第一个汉字，从公元初年左右的古汉语到7—11世纪中期汉语中的汉语发音之变化来解释。我们确实可以从浦立本（E·G·Pulleyblank）教授的许多著作中看到，带有本文中的那个“姑”（在中期汉语中的尾音应为-uo）字韵脚的所有字，在古汉语中都应该带有一个尾音-覾譗（譗指一个清喉音）。在古汉语中，它一般都被用来作外来语中长短a的对音。另外，“姑臧”中的“姑”字也曾用来标注（Kandvīpa）中的Ka^⑧，这当然也是有道理的。作为古汉语鼻软腭音尾音-η与另一种语言中鼻齿尾音-n之间对应的例证，我们可以举出在汉代前后的其他许多对音字：敦煌在粟特文中为σrw'n，贵霜为Kuan，咸阳在粟特文和中亚其他语言中为Xumdan，金城在粟特文中为Kmzy（n），柳中在古突厥语中为Lükün^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粟特文中的Kc'n（Katsān或Kaān）和鲁尼突厥文中的Kn（Kcan）都保留了姑臧城名最为古老的发音，在古汉语中译作k覾譗-tsa，它很可能是起源于非汉文^⑩，而穆斯林作者们所写的Koān一类形式，应该是反应中期汉语中姑臧一名的发音。

如果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伊赫·胡硕士碑铭，那就会看得很明显，该碑文第10行中所提到的战斗，就是720年爆发在姑臧，也就是凉州的那次战争。在毗伽可汗碑中，同样也提到了这次战斗。因此，伊赫·胡硕士碑第11和第12行中所指的别失八里战斗以及与唐军进行的战斗，也无疑应与突厥人于720年末对别失八里和唐朝发动的战争联系起来，而不应该是像克洛松与特里贾尔斯基在他们的新作中所建议的那样，是指突厥人于714年对别失八里的唐朝发动的那次不幸的战争。

另外，霍伊图·塔米尔（Xotu Tamir）碑铭中的许多段落（至少是根据一般人所作的释读来看），似乎也与720年的著名战斗有关。突厥人在这次战斗中于北庭取得了战胜唐朝盟友的辉煌胜利。他们在于凉州（姑臧）将唐朝军队彻底歼灭之前，首先将其驱逐出了中国的整个西北走廊。在霍伊图·塔米尔第2碑中，我们确实可以读到：“猴年（720年）九月……日，我们来到了别失八里……”；同样，我们在第10碑中还可以读到：“猴年七月二十日（公元720年8月28日），你出发前往桃花石（TB G= Tab aγ，可能即为拓跋氏）地，这一年（？）九月，我夺取了（YULTM=yolitim？）（Q-o uy？）的奴婢。秋天，在汉地……（？）我消灭了……”然而，据汉文史料记载，北庭之战爆发于开元八年“秋，九月”（公元720年10月6日至11月4日）；同一月，在北庭战斗之后，暾欲谷（Tunyuquq）率其大军向东南沿赤亭[ iktim，位于蒲昌（Pi an）以东40公里处]大道前进，以进犯甘、凉诸州，从那里抢劫了数万羊和马。突厥人和中原人之间最终于720年12月28日在凉州（姑臧）爆发的一场大战，使天朝王师遭到了致使性的失败。《旧唐书》中还补充说：“小杀（ad，指毗伽可汗）大振，尽有默啜（指其前任阿波干可汗）之众。”因此，对于同时代多种不同碑铭中庆贺突厥第二汗国历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我们就丝毫不会感到惊奇了。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篇鲁尼突厥文碑铭——翁金（Qagin）碑，似乎也通过某些详细情节而追述了720年的著名战役。特别是在第9行（右侧第1行）中，我们基本上可以释读出下面的一段话：“我到达了库木尔城（Qumil，哈密），在那里作了停留，夺取了该城。他们的军队来了。我集结了他们的小民（牲畜？），他们的王爷（bgi，巴依）逃走了……汉人……我抓住了，我集结起来了，我挫败了，我驱散了……一直到摧毁……”我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从别失八里到甘州或凉州（如果要通过赤亭之路的话，那就更为如此），由于难以穿越的无垠大漠，几乎必要经过哈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暾欲谷的军队在720年秋季经过了那里，虽然汉文载籍对这一点保持沉默。无论如何，仅就汉文载籍向我们提供的汉文资料来看，除了720年之外，在8世纪的前几个十年中，突厥人没有在哈密地区（也就是伊州境内）发动过特殊的军事行动。

有关翁金碑的断代问题，拉德洛夫曾自信在碑文不同的两处读到，竖此碑而为之纪功的那个人殁于某一个龙年。第一次写作lüi，而第二次则写作lü。由于720年以后的第一个龙年为728年，我们认为在碑文前1/3篇幅中所介绍的这位主角人物的军功，与728年的逝世之间有8年的间隔是正常的。但克洛松先生坚持抱有成见地认为，古突厥文中的“龙”字只能是后部音，因此应写作LW（Lu），而绝不是前部音lü或lüi。因此，他抛弃了拉德洛夫的那些释读法，而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读法。特别是在右侧第4行（全碑文第12行）中，拉德洛夫读作üza tηri QN lüi yiLQa，也就是üztnri Xan lüi yilqa，即“上面是天可汗，龙年……”克洛松毫不怀疑地认为应读作üztaηriqo觡yilqa，即“天在上，羊年……”（据他认为可能为731年）。事实上，他在第187页又写道：位于Q之后的那个字母“更像是O（u）而不是n；其下文含糊不湖，但是完全可以读作?”。可是，我在长期仔细观察了发表于拉德洛夫著作所附图版中的碑文影印件未经描画过的两处痕迹之后，我得出了相反的印象，即认为在Q之后确实是一个N，而不是U。然后就是由拉德洛夫辨认出来的L，后面又接着一个相当模糊的字母。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类似ü的字母，最后是一个类似i的字母。所以，我觉得拉德洛夫所释读的QN lui是很可能的，即使在下列情况下也是可能的；我觉得自己一一考证过的十二地支动物的任何突厥文名称，都不如lui那样与复制件上明显的笔划相符。无论如何，我们也应该排除下列可能性：即无法把由拉德洛夫所释读出的3个字母lui的位置让克洛松所希望的觡一个字母来填补。因此，就这一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等待可能偶然会发现更能说明问题的资料之前，在该碑铭的问题上，我愿意更多地考虑对拉德洛夫的释读所提出的质疑。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更有幸能参阅那些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好的文献。因此，作为翁金碑的一种可能的时间，我仍接受728年这一龙年的断代。

如果确实想承认本处试在鲁尼突厥文碑铭的某些段落，与由汉籍所提供的有关720年战斗的某些资料之间，进行比较的根据，那么我就被迫要指出，现在所掌握的任何这类主要碑铭都不能被看作是早于721年的。事实上，我们知道，薨逝于734年的毗伽可汗的纪功碑的时间为735年，殁于731年的毗伽可汗的幼弟阙特勤（Kl Tegin）的碑为732年。在暾欲谷墓前所坚起的墓碑之墓志铭，肯定也不是在他死前刻写的。但这并不排除暾欲谷本人在临死前一段时间内亲自撰定了自己的碑文。至于伊赫·胡硕士碑，它不仅仅晚于第10~12行所记载的720年的事件，而且肯定也晚于在17行提到的对契丹人（Qitay）和奚人（Tatabi）发动战争的时间，这后一次战役也应该是毗伽可汗碑南侧第2~4行所记述的722—723年的战役。另外，我们已经看到，至少是霍伊图·塔米尔的某些碑文中也载有一个龙年，可能为公元728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不冒很大的误解之危险地得出结论认为，至今所发现的全部鲁尼突厥文碑铭，都是在725—735年间镌刻的。

有关突厥文中采纳汉语“龙”字各种形式的附注：

在中国西北地区，中期汉语中的“龙”字一般在古突厥文中作l或l，正如由笔者本人所刊布的《回鹘文善恶两王子的佛教故事》（1971年巴黎版）第170页注释中所指出的那样。另外，其前部的读法已通过以-ww、-wyw，甚至还包括以-wy结尾的回鹘文的写法而得到了证实。此字可能是大食文中Lwy一字的起源，已出现在拉施特的著作中了（在兀鲁黑·别吉语中，而最常见的则是在察哈台语中）。但是，我在最近发表的两卷不同的回鹘文写本中，发现了一种无可争辩的后部音的形式LwwlwX（= IooIur或IuuIur）。在此条件下，我最终同意了突厥文中的“龙”字（分别对音为Lw、Lww、Lwyw和Lwy）是一个发音特别不稳定的字，这一方面因为它是外来词，读起来酷似突厥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其不太多见的单音节特点。

在向外来语借鉴的突厥语中，元音的变化是不乏其例的，尤其请参阅来自汉文“将军”的sηün和saηun，肃州城的名字的Sügü/Süg i和Suηcnn。或者是一个同样带有非突厥语辅音的借鉴字r、ri、ri、eri、erin等和ariz、araz、iris、ris、uroz等，均来自粟特文rē（ryz/ryj），意为“希望、欢乐、幸福”等。有关在语音结构中的单音节突厥文的元音反复变化的现象，如L，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两个例证：sü之意为“军队”，在回鹘文中写作sw、sww和swy，但从13或14世纪起则出现在后部音中了；s（sü？）之意为“长久、过去”在回鹘文和摩尼教文献中写作swy和sww，它也出现在许多职务中。从14世纪起，它又出现在阿拉伯文中，意为“时间、时期”。

注释：

①至今为止，学术界一共发表了伊赫·胡硕士碑的5个版本：

科特维茨和萨莫伊洛维奇：《在中蒙古伊赫·胡硕士发现的突厥碑铭》，载《波兰东方学报》第4卷，1928年利沃夫出版，第66—107页。

奥尔昆：《突厥碑铭集》，第1卷，1936年伊斯坦布尔版，第135—151页。

马洛夫：《在蒙古和吉尔吉斯发现的古突厥文文献》，195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25—30页。

特金：《鄂尔浑突厥文语法》，载《乌拉尔和阿尔泰丛书》第69页，1968年卢布明顿版，第257—258页和293—295页。

克洛松和特里贾尔斯基：《伊赫·胡霍士碑》，载《波兰东方学报》第34卷（1971年），见第7—33页和第6幅图版。

②参阅汤姆森：《鄂尔浑河流域碑铭释读》第128页中，对毗伽可汗碑中这一行文字的解读；奥尔昆：《突厥碑铭集》第1卷，第68页；特金：《鄂尔浑突厥文语法》第245和278页。

③有关这一句话，请参阅汤姆森于《突厥资料集》（载《芬兰—乌戈尔学会论丛》第37卷，1916年第78—85页的解释；齐格列迪：《总材山、哈拉库姆和翁金》，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5卷，1962年，第55—69页。

④有关这些时间，见马夸特：《论古突厥语碑铭的时间》第22—28和第54页。有关毗伽可汗碑东南角的一行在该文献中的位置，见汤姆森：《鄂尔浑河流域碑铭释读》第87页和《突厥资料集》第81—81页。

⑤见刘茂才在《有关东突厥史的汉文资料》第439页所制订的表，同时也请参阅刘茂才在其著第173—175页对《旧唐书》中有关这些事件记载的译文，在第225—226页对《新唐书》中的有关记载的译文，在第259页对这两部官修断代史的本纪的译文。(www.xing528.com)

⑥《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第12卷（1948年），第609—610页。

⑦《通报》第46卷（1958年），第130页。

⑧参阅浦立本：《古汉语的辅音体系》，载《大亚细亚学报》第9卷（1962年），第1期，第58—144页；第2期（1963年），第206—265页，有关对Kanadvipa的对音，见第214页。

⑨我对于中期汉语和古汉语的发音的复原都是以前引浦立本教授的著作为基础的。有关敦煌和贵霜的对音，还请参阅浦立本教授：《古汉语的辅音体系》第230、228和128页；《汉语和印欧语系》，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66年4月份，第21、22和26页。有关“咸阳”和“金城”的对音，见亨宁：《论古粟特文的时代》第608—610页。有关“柳中”的对音，见哈密屯：《钢和泰藏卷杂志》第142页。

⑩“姑臧”肯定代表着在月氏人（Ywati）统治期间该城名的汉文对音。月氏是一个与吐火罗相近的印欧民族，他们直到汉代始终居住于该地区。参阅浦立本：《汉人和印欧人》第16页和以下有关月氏人的段落。

上引克洛松和特里贾尔斯基文，第25—26页。

霍伊图·塔米尔碑的最早文本是以克莱门茨和拉德洛夫的录文为基础的，载《蒙古古突厥文碑铭》，1895年圣彼得堡版，第260—268页。这些碑文又由奥尔昆重新刊布，虽然存在某些分歧处，但始终都是以克莱门茨的录文为基础的，载《突厥碑铭集》第2卷，第107—117页；随后又由马洛夫刊布于《在蒙古和吉尔吉斯发现的古突厥文文献》第46—54页。这批碑文中的大部分又由格拉诺于1900年就地制作录文，它们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与克莱门茨的录文不同，后来又由阿尔托既未对音转写，又未翻译而刊布于《蒙古古突厥文碑铭资料集》第2卷，第62—76页，摘要发表于《芬兰—乌戈尔学会会刊》第60卷中，1958年赫尔辛基出版。

我于此概述了一下由各种有关突厥的汉文专著以及《新唐书》和《旧唐书》的本纪中所搜集的资料，我们可以在刘茂才的《有关东突厥史的汉文资料》第174—175、225—226以及259页中发现这一切。

另外，根据上文所研究的毗迦可汗碑中的一段文字，我们还获悉在暾欲谷统率下的一支军队从别失八里出发，通过赤亭向东南方向前进，因而肯定也就是向甘州和凉州地区前进。似乎不见诸汉文史料的另外一支突厥军队，在毗迦可汗的统率下，从杭爱山区出发，越过戈壁，直奔南方，他们同样也对凉州附近的唐朝据点发动了进攻。

翁金碑首先由拉德洛夫刊布于《蒙古古突厥文碑铭》第243—256页，后来经多次修改而由奥尔昆（《突厥碑铭集》第1卷，第127—132页）和马洛夫（《在蒙古和吉尔吉斯发现的古突厥文文献》第7—11页）重新刊布。克洛松的译文发表于《翁金碑考》中，载1957年《亚洲皇家学会会刊》第177—192页中，其中包括许多新的解释。我需要指出的是，在奥尔昆和克洛松所刊布的文本中，第9—12行则相当于拉德洛夫和马洛夫文本中的垂直方向的第1—4行。

拉德洛夫释读作qamuq，译作“很多”。但无论是其释读还是翻译，都似乎是不可能的。正如克洛松在其文第186页所指出的那样。克洛松还补充说，这最后一个字母更像是后音L而不是Q。然而，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QamiI在古突厥文中是指今哈密城的名字，位于吐鲁番以东500公里左右的地方，唐代的汉人称该城为伊吾或伊州。

见安部建夫：《西回鹘国史之研究》一书中所附唐代带有路标的该地区地图，1955年东京版，第395、506和564页。

参阅拉德洛夫：《蒙古古突厥文碑铭》第251和252页。作者在第246—247页中，又错误地假设认为这里是指毗迦可汗父亲薨逝的时间。

克洛松：《翁金碑考》第187页。有关古突厥文中“龙”字的发音，见本文末尾的附注。

拉德洛夫：《蒙古古文物图谱》第1分册，图版26，1802年圣彼得堡版；第3分册图版83，1896年圣彼得堡版。

有关这些写法，见哈密屯：《回鹘文本的善恶两王的佛教故事》；沙畹：《突厥干支纪年》，载《通报》第7卷（1906年），第52页；普里察克：《不里阿耳君主名录和原始不里阿耳语》，1955年威斯巴登版，第79—82页；克洛松：《13世纪的突厥文辞源学辞典》，1972年牛津大学版，第763页。巴赞在1963年德黑兰出版的《巴塞纪念文集》中发表了《关于波斯使用的十二地支历突厥文名称的某些问题》一文；作者在第5页为了解释阿拉伯文中的尾音-wy，又提出了其他假设，但我觉得都不能令人信服。

勒赫波恩：《回鹘人祭悼亡灵的仪式》，载《吐鲁蕃文献》第2卷，1971年柏林版，第54页，第1353行。图古切娃：《俄国皇家科学院东方部所藏回鹘文手稿》，载《东方文物》，1969年号，1972年莫斯科版，第325页。

上引巴赞文第4页。李盖提：《明代的一部汉文—维吾尔文辞汇》，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9卷，1966年布达佩斯版，第180页。

克洛松：《13世纪的突厥文辞源学辞典》第840页。一般来说，该字在较古文献中均为后部音，如同在8世纪的碑铭中一样；而在晚期的回鹘和其他语种中，它却为前部音。

在尚未刊布的数卷敦煌写本中，都出现了“肃州”（Sügcü）一名，在由拉德洛夫所发表的《金光明经》回鹘文译本（载《佛教书目》第11卷）第685页，第8行中作Suacu；在由汤姆森发表于1912年《皇家亚洲学会会刊》在第186页中的，于米兰发现的一篇残卷，第14行中作Sua-cu；在由勒柯克发表于《在高昌发现的摩尼教文献》（《载汤姆森纪念文集》，1912年莱比锡版，第148页）中，所发表的高昌回鹘文写本第2页背面第4行中，又作Suacu。

这些写法中有一部分是由克洛松提供的，见《13世纪的突厥文辞源学辞典》第200页；其余来自我个人对敦煌回鹘文写本以及《福乐智慧》研究的结果。

在高昌发现的一卷元代畏吾儿文写本的第2和15行中作Suu-qa，它已由冯家昇和捷尼舍夫发表在《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附控诉主人书》（1958年北京《考古学报》，第117页）中，后又刊布于《吐鲁蕃出土的回鹘文书》，载《东方学问题》，1960年莫斯科版，第146页。这卷文书后来又由山田发表于《大阪大学文学系纪要》第16卷（1972年），第226页中。有关从14世纪开始阿拉伯文中的后部音su的问题，见《突厥语历史辞典》第5卷，1971年安卡拉版，第3605页。有关此字，还可以参阅克洛松：《13世纪的突厥语辞源学辞典》第781页。

《突厥语历史辞典》第5卷，第3561—3562页中关于su（或so）的古老例证。奥斯曼土耳其语中的saat iki suIarinda这类短语的意义为“到两点钟左右，正在两点钟”，很可能是来自波斯文su（一例）。

（原载1974年《通报》第60卷，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