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记：中国新疆至沙州之旅

从新疆到沙州的考察记

伯希和

法文版编者按：本文是伯希和先生于1908年2月3日自沙湾子写给法国地理学会的信。

来自东蒙古的风暴，吹向了被称为喀什的地方，经由库木尔（Qomoul，即哈密）的门户而又吹向了敦煌（沙州）。大风于半途中，在介于苦水（我们地图中的Koufi）和沙泉子之间，突然袭击了我们。在离开哈密时，太阳刚刚使大雪融化。但两天以来，气温不会再上升到–10℃以上了。即使天空没有乌云，气温也在–10℃以下。但当狂风在眼前吹起雪暴时，冰冻比平静时的寒冷更为可怕。我们的车子都发生了故障，一个稍微迟疑一点的人，便会迷路并整夜地徘徊。我们的一匹马被冻死了。我们告别了新疆，同时也告别了光绪三十三年。昨天，为了过新年，我们必须赶去与自己的行李会合；今天，我们必须对行李进行整理。我于是便利用这次被迫停留的机会，而发出了有关我们动向的消息。

本处确实是一个凄凉的地区，是将中国中原与新疆分隔开的荒漠大碛。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寸草不生，人们在那里只能越来越远地望见几簇骆驼刺。那些官办的驿站只拥有二三家客栈，于其已失去了门扉的大门前，我们的旅行火炉不能使温度维持在0℃以上。每个人都随身携带可供10日食用的高粱米、馕和肉。我们必须与那些匈奴人的后裔争吵，才能使他们吝啬地出让几根灌木树枝，以如同麦秸一样地用来烧饭。至于麦秸，在这里却根本没有。人们用芦苇（qamich）喂马。当天气晴朗时，在冬季和刮风时，骑马用6天的时间，便可以从塔城或拜城赶到这里。

当一支吃芦苇的马队经此路到达本处时，我刚刚开始写这封信。我只好中断写信而打听沿途路线。从塔城到沙泉子和从拜城到临夏的路线，在我们的地图上均空缺。我非常高兴地抓住这一机会而填补空白。

我们于乌鲁木齐的长期逗留，以及我们经吐鲁番直到哈密的道路，我于此就不再过多强调了。有关这一问题的许多资料，都已经既呈交给了法属亚洲委员会，又寄给了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了。但我要向你们指出，瓦杨博士对于测绘我们的道路付出了许多辛苦；你们于稍后不久将会看到，甚至在（我不敢说特别是在）沿大道行走时也如此，这不是一项无益的工作。至于我自己，我却致力于确定汉文和突厥文地名。我今天想提醒你们注意的是，恰恰正是地名和路线的问题。

如果你们取来中国新疆地图，特别是俄文的40俄里（verste，每俄里约合1.067公里。——译者）的地图，即每法寸（pouce，约合27.02毫米）相当于40俄里之比例的地图，那么你们就会看到，为了从甘肃西部到哈密，我们可以从东到西地计算4条道路。1.从安西州到哈密的大道。2.从敦煌出发经石板、马莲泉、树筐子、红柳井子（地图上误作Houn-moutchenza，红木井子？），然后到达苦水（地图中作Koufi）。这条车马大道过去曾由普热瓦尔斯基（Prjévals）于1879年，近期由罗伯罗夫斯基（Roborovsk）和科兹洛夫（Kozlov）走过第一段。它稍后在苦水重新离开了大道，以直角而转向西南，后来又经哈剌泊（Qaratal）也到达哈密，此处也由罗伯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考察过。3.另一条小道从敦煌以北的伊尔呼木克（Erkhoumouk）井出发，穿过艾什莫克（Echimok）井、额尔普图（Elepoutou）、嘎顺（Gachoun）、格子烟墩（Geseryandoun）和额铁木儿（Ertemour），然后到达哈剌泊和哈密。4.一条从敦煌出发，经库鲁克塔格山（Qouk-xagh）和阿尔金山（Altyn-tagh）以北。最后一条道从那里分出，沿伯罗春子（Bolot-Chountzi）、泊罗图新（Balotousin）、库库彻儿（Koukoutcher）、噶楚儿（Gachour），嘎斯布拉克（Khachi-boulaki）、位于脱利（Toli）湖以东的脱利，在到达哈密河之前与前一条路会合。

初看起来，大家对于在沙漠的中心地区，于“荒山”（Tchl-t覾gh，觉洛塔格山）和“干山”（Qouroaq-t覾gh，库鲁克塔格山）之间，存在着一个四周有50公里的大湖，感到惊奇。我曾想在哈密对此进行调查，任何人都不知道脱利湖的名称。我与一位今年年长78岁的老猎人重新走了一次嘎斯湖（Qach）之路，此人曾多次充当罗博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的向导，我的疑问却有增无减。今天，我完全能够向你们提供一个答案了：“脱利”湖根本不存在，从安西州和敦煌出发，被认为是通向哈密的4条小道中最西部的两条，也根本不存在。为了从甘肃前往哈密，中国人有时也走从肃州经马鬃山或者是额济纳河山脉的直线道路，如使者王延德便向我们提供了10世纪末时的一个例证。但真正的历史道路却被压缩至两条，其一自敦煌出发，另一条则自安西州出发。在通向罗布泊（Lob）的直线道路存在的漫长时间内，人们都把敦煌作为西行的必经一站，世人也可能是更喜欢经敦煌而赴哈密。但由于沙漠道路的危险，使行人逐渐疏远它时，敦煌就变成了一片偏僻的绿洲，其重要地位丧失殆尽，更捷径的安西州之路于是便变成了行人的首当其选。这条路是于1735年专门修造的，以为前往平定准噶尔的王师运送给养。1762年，乾隆皇帝在敦煌设立安西府，从而使人们再度启用了西道。但从1767年起，行人又返回了东道，一直沿用至今。

对于这条东道诸站，我们不应该持任何怀疑，因为这正是现今道上的站口。但在自敦煌出发的那条道上，又有哪些站程呢？其答案很简单，只要参阅18世纪的汉文著作就足够了，特别是请参阅《西域图志》。从敦煌出发的那条道的头几站，便是由普热瓦尔斯基、罗博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走过的那几站。这条路不是像今天那样到达苦水，而是与那条大道并列而行。换言之，从石板开始，它比从敦煌到苦水的现今道路略微偏西一些，从俄文地图上的土喇（Toura）和巴什—土喇（Bach-Toura）一侧起，经过一个其遗址至今尚为人所熟悉的路程，即“凉苦水”。它基本上是在罗博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走的西道上，到达一个叫作“凉烟墩”的驿站遗址上，然后便到达嘎斯湖（Qach）、喀喇泊（Qara-tal）和哈密。罗博罗夫斯基指出过嘎斯、石板的那些已被遗弃的房子。我参观了嘎斯的那些房子。毫无疑问，它们都不会上溯到18世纪以前。

然而，恰恰正是这两条道路，也就是自安西州出发的那条路和自敦煌出发的另一条路，它们都作为最靠西部的两条小道，而被第二次标注在我们的地图上。这些所谓的羊肠小道，任何欧洲人都未曾走过。有人自认为在中国地图上，更具体地说，可能是在1863年出版的武昌版地图上发现了它们。为了使人确信这种借鉴，我们只要把先由魏格纳（Wegener）于1893年后和由科兹洛夫于1899年翻印的中国地图，与俄文地图进行一番比较，就足够了：地名（唯有在40俄里比例的地图上有些雕版错误）和轮廓曲线都相同。但一处相当简单的评注却发人深省：如果汉文地图上的两条道路都位于世人公认的西部，那么我却于这幅地图中再也找不到历史上的两条大路中的任何一条了。无论是自敦煌出发的古道，还是自安西府出发的新路，都一概找不到了。事实上，武昌的地图（即湖北巡抚胡林翼于同治二年或1863年令人编制的《大清一统舆地图》。——译者）的一种错误百出的图解，助长了俄—德之间有关罗布淖尔的整整一场大辩论。它于此又被我们的地图学家们误读了：这两条道路是两条传统上的路，对其地名的研究便会很好地证明这一点。(www.xing528.com)

有关两条小路中最靠东部的一条，我们确实由北至南地读到额铁木儿（Ertemour）、格子烟墩（Geseryndoun）和嘎顺（Gachoun）。额铁木儿（Eltemour，或者更应该是Ertemour）至今仍是从哈密到安西州第二个大站的突厥文名称（从表象来看，很可能出自蒙古文原形）。Geseryandoun在同一幅地图中是其下一站，它今天叫作烟墩，但18世纪的汉文文献中却赋予了它一个更长的名称“格子烟墩”。最后，Qachoun是一个蒙文词，意为“苦”。始终是在同一幅地图上，这就是下一站汉文名字“苦水”的意义（K'ou-fi是甘肃某些方言中对同一名称的发音，我们没有理由采纳它）。当18世纪的汉文文献讲到“苦水沙漠”时，我们就必须理解作“位于苦水的嘎顺站中央的沙漠”，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地理名词。这就是有关安西道的情况。在西路上，我们又找到了一个Gachoun（俄文地图上的Ghachour的写法系一种雕版错误），这就是“凉苦水”，我上文已在有关从敦煌到哈密的石道问题上提到过它。Khachi-boulaq，或者更应该是“嘎斯布拉克”，则是Qach-boulaq的正规汉文对音，意为“嘎斯泉”，它位于同一条路偏北的地方。Ba-lo-Tou-tsin则相当于我们在18世纪的文献中发现的“博罗图”或“博罗图阿璊”，这是从敦煌到哈密的古道要翻越的山口，与今安西州道上的星星峡位于同一纬度。罗博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正是由于不知道该山口，所以才被迫在苦水重新走上大路。至于其名称，它是蒙文中“青色的”boro（博罗）意思，aman（阿璊）则意为山口。“伯罗春子”（Bolotchountzi）则相当于一个意为“青色的墩子”的蒙文名词，这恰恰正是“青墩峡”的意义。青墩峡位于古道略微偏离敦煌较苦水今道以西的地方，处在石板一带。古汉文地图指出的有关两条路南半部的其他地名，则代表着今天已过时的一种蒙古文地名。我可对于其中的几个地名提出与之相对应的汉文，但由于人们尚不一定能接受这一明显的事实，所以我更愿意对该问题持保留态度。此外，上文提供的例证已经足矣。但如果还存在某种怀疑的话，那么我却能推出最后一种论据。俄文地图将通向多都摩垓（Khadamoutamou）的小路，又与从汉文地图中借鉴来的两条路最偏东部的一条重新联系起来了。此名同样地载于武昌版地图上。但我们可参照与该名为邻而写于原文献中的地名。这就是黑具玛（Qochm覾q）和乌拉台（Oulata）。它们虽未载于俄文地图中，但人们却很熟悉它们。乌拉台位于哈密东北约90公里左右的地方。黑具玛则是将哈密与硕波利（Choploy）分隔开的一个山口的名字，俄文地图中指出了此地，科兹洛夫也曾考察过此地。根据汉文对音的原则，我们由此便会看到，Khadamoutamou在俄文地图上仅出现过两次，这是一个已知名称多都摩垓（Khatoun-tam）的误写形式，地图中载于哈密北部120多公里的地方。然而，确有某些羊肠小道从星星峡和苦水通向多都摩垓。剩下的问题还有脱利湖和脱利井（Toli，在我的对音中作T'o-li）。我在自己现在掌握的18世纪的著作中，尚未遇到过此名。但我既在武昌的地图中，又在1890年左右出版并在1907年由乌鲁木齐重印的新疆地图集中，都可以发现此名。我仅仅需要指出，至少是在这后一种文献（我随身仅携带标注着脱利湖以北的新疆地图）中，脱利湖并未与哈密河分开，或者是如同当地人所说的那样，它并未与Ghol（库勒）相分开。我必须承认，它原来或者是代表着Ghol流入其中的Ghona-nor，或者是Boghaz和Qara-tal地区，它们今天分别具有汉文名称“大南湖”和“小南湖”。T'o-lī一名本身也可能出自蒙文原形。在蒙古地区有多处T'o-li，如在南山。至于脱利井，它肯定就是“柳树泉”，18世纪的著作中将此地作为伊吾和嘎斯—布拉克之间的中间站。至于其现有的对应名称，我始终在“小南湖”（Qara-tal）和吐孜鲁克（Touzlouq）之间犹豫。Touzlouq则更靠近中途，在烽燧和已残损并排成一行的3块小坯之下，似乎确实可以辨认出古代的一个驿站。但哈剌泊（Qaratal，小南湖）则似乎更引人注意。俄文地图把它置于相对更靠近哈密的地方，即位于Ghol的东部分支上。它事实上明显位于两条支流之间的小洲南部，即地处两岸上。从这片有人居住和耕耘的地区出发，人们很容易地便会于一日之内到达嘎斯—布拉克，这也是我自己走过的路。人们于是便不在吐孜鲁克停留了。那里寸草不生，从其名字来看，此地只产盐。最后，Qara-tal本意为“黑柳”，所以它便相当于汉文名称“柳泉”；同时，T'o-li也可能是tal（柳树）的一种近似对音，它是该名词的主要组成部分。

无论这后一个地点到底如何，“脱利”一名、湖泊本身以及从哈密到敦煌两条路，都从我们的地图中消逝了。我非常害怕从“霍尔图博”（Khortoubo，位于哈密西南）到迪海（Dygha，鲁克沁的东南）之间的道路也会如此。

Khortoub仅仅是五堡（Qara-tubé）的一种不正确的复原对音，它在俄文地图上标注在Toghatchi（三堡）的西南，但它事实上几乎位于三堡的正南方，其距离不太远。在Khortoub和Qaratoube之间，还出现了一个地方，叫作五堡，但“五堡”仅仅是Qara-toube的汉文名称。至于从Qara-toube到Dygha之间的道路，在《西域图志》中作了描述，与俄文地图上的细节相同，只不过其中不是意指到达Dygha，而是到达敦（Dhong），也就是在辟展稍东一些的地方。其中完全有可能是与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条“风戈壁”路或“魔鬼谷”相混淆了，仅留在觉罗塔格（Tchl-tagh）山之北。

我从这一切中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我将由猎人向Palvanboulaq和英布拉克（Yan-houlaq、youlgh-houn-boulaq和Quzoumbouraq相比较，其地理方位可能过分偏东了）深入的狭窄地带除外，如果再将由罗伯罗夫斯基和斯文·赫定所作的简单考察排除在外，也可能应将我现在尚缺乏的索斯—诺夫斯基走过的东路除外，那么在觉罗塔格山与库鲁克塔格（Qourouq-tagh）之间，就会延伸着一片未知地，从西到东有300公里左右，从北到南为200公里；那里有一片令人望而生畏的沙漠，可能没有任何人曾在那里生活过，唯有几个欧洲旅行家的勇敢精神才会于某一天进入这片神秘地区。

与我刚才指出的情况相似的一种二分法，也出自对汉文地图的一种误读。这就使我觉得在我们的地图上，从敦煌到罗布泊的路途倍增。我将在有机会时，再回头来论述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人们近来都重视伯罗图增（Balotou-tzin）和脱利湖的历史道路，所以我认为从现在起，在这些错误传播开之前就指出它，一定会大有裨益。

附言：

我们安全无恙地到达了敦煌，我与我的同伴们，于2月12日在安西州南部的深山中兜了一个大圈子后，于2月14日到达了敦煌。我们在新疆的最后一天于星星峡度过，在那里经历了相当可怕的最低气温——–35℃。我们清晨起来时，尽管房间里有火炉子，其温度仍在–16℃。我们后来又遭受了两天风暴的袭击。

但我不相信这一次会告别严酷的寒冬。我昨天对“千佛洞”考察归来时，产生的印象是，我们在这里有足足一个月的工作要做。周围地区还有其他几处不太重要的遗址，有待于去考察。继此之后，我们将出发东行。

（译自1908年6月15日巴黎出版的《地理学报》第1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