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车地区考古探险笔记及法国西域史研究

库车地区考古笔记

伯希和

玛德玲·阿拉德按：

本文献卷（即《伯希和探险团考古档案》第4卷《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巴黎1982年版。——译者），本来应在1967年，继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图版卷（《伯希和探险团考古档案》第3卷，《库车·建筑寺庙》）之后不久就出版，但由于来自各方面的诸多不顺利的条件，未能在韩百诗（Louis Hambis）的预期内问世。韩百诗在1978年去世之前，始终主持着整套《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的出版工作。大部分章节很早就已经完成了，特别是有关保存在吉美博物馆的文献的章节，它们已由玛德玲·阿拉德（Madeleine Hallade）在1968年突然去世之前，作了系统研究，现发表在本书第3和4章（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壁画、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的泥塑与木雕、建筑木材）中。她准备好了全部文献的介绍内容并作了编排，从而使本卷得以完整。利利雅那·库尔图瓦（Liliane Courtois）于1962年为获得卢浮学院的毕业文凭，而提交了有关苏巴什绘画的论文。完全如同在图木舒克卷中的编排一样，韩百诗仍然保留了对两个考古遗址的介绍，但他基本只能部分地完成这项计划。他在有关图木舒克的文字卷中所作的长篇导言（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2卷），介绍了从19世纪末起和在20世纪前1/4年代，派向西域的各不同国家的考古探险团之历史；回顾了伯希和探险团的行进路线，即从1906年9月1日在塔里木盆地的喀什，直到1908年2月到达沙州绿洲，再于同年6月从沙州到达敦煌，此后又穿越了中国内地，次年最终于北京两度停留后的离华归法全过程。

经过在图木舒克的发掘之后，伯希和在库车地区作了停留。他于1907年1月2日到达那里，于同年9月离开，从而使他得以从事多处考察和踏勘，这一次是受中国取经和尚玄奘于630年经过龟兹国时所作的游记之指导。由于它们与唐代龟兹古城相比较的方位，位于一条河（木札提河，渭干河）西部的都勒都尔—阿乎尔建筑大寺，以及位于一条河（库车河）两岸北部的苏巴什宗教双城，所以它们被普遍承认是由玄奘提到的阿奢理贰伽蓝和昭怙釐（Loriot）二伽蓝。在这位法国考古学家经由那里之前，这两个遗址群实际上并未被发掘过。至于那些在山崖上开凿的寺庙，特别是克孜尔和库木吐拉的“明屋”（Ming-o）或千佛洞，由于德国人格伦维德尔和勒柯克等人的发掘工作，以及更为仓促地从事过勘察的日本人的工作，它们已经开始为世人所熟悉了。(www.xing528.com)

这些土木建筑式的佛教设施已在本卷中作了研究。对于第一个僧伽蓝，主要是根据伯希和于其日记中留下来的记载；对于第二个僧伽蓝，主要是通过对平面图和照片资料所作的分析和比较性研究，而完成的。因为伯希和有关苏巴什的发掘日记已经丢失了一大部分。这项工作是由西莫娜·高利埃（Simone Gaulier）完成的（第1章）。在有关遗址的这第一部分，利利雅·库尔图瓦着手完成了一种详细的分析性和比较性研究，又由大量线条图、在苏巴什一幢坍废房子的原地拍摄的壁画所丰富（第2章）。这项工作可以使人得以对那些工程作出一种相对准确的断代，基本上应将此断代为第一种克孜尔风格的末期，出自同一幢房子的其他那些残损甚重的彩色绘画片断，已由古尔图瓦、阿拉德和高利埃等人编目。

在本书论述伯氏携归吉美博物馆特藏的第二部分，阿拉德夫人提供了对于都勒都尔—阿乎尔壁画各残片的研究论文（第3章），它们也显得与附近遗址中的那些壁画具有密切关系，属于古老风格，或者是受唐代风格和大乘佛教新观念的影响而面目一新。虽然始终都受泥塑和干泥技术主宰的塑像中的演变不大明显（第4章），但其他地方的这类风格却始终都比图木舒克少，而且它们仍然与图木舒克的那些具有相似性。我们可以在几颗头颅中区别出一种风格刻板的加工和风化；苏巴什的几件文物体积甚为微小，只是部分地保存下来了，但它们毕竟还证明了这些内容的一种生命力和某种程度的自生性。在两个遗址中都曾存在过小圣像等木雕艺术品，其中有几件物品为我们保存下来了，但却令人遗憾地残损甚重。它们揭示了更多的新颖内容。其外形的某种高超技艺或某种雅致程度，可能应归于印度笈多（Goupta）王朝艺术的影响。出自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建筑木料与在整个地区发现的其他木料均相似。那些装饰性的和带雕刻图案的木护壁板也受到来自西部地区和犍陀罗（Gandh覾ra）艺术的影响，正如在这两个遗址搜集到的全部装饰品残片所证明的那样，无论是泥塑还是木制品，都一样。

那里活动物品的装饰图案大都借鉴自同一批西方和中世纪的原有物：坐椅的脚、栏杆的组成部分等。那里的瓷器基本上也参照了上述原形，肯定是出自一种当地产品，我们今天在整个库车地区还能找到这方面的成分、经模压或粘贴在上面的装饰图案的残片，无论是否上过彩釉都一样。另外，那里还有骨灰瓮、带有“古典化装饰”的油灯（Tchiraghs）。在苏巴什西部大窣堵波脚下发现的骨灰瓮，则是亚伊朗影响浪潮的一种特别明确的证据，这种影响在一个时代不仅主宰着某些美学造像，而且也主宰了一个主要是受佛教浸透的民族之观念与精神。这究竟是外来风俗的传入，还是古老风俗的复活？如果享真福者的宗教最早曾占据过这两个佛教建筑、它们的古籍、寺庙内部的布置或装饰，那么它们的制造以及对它们的解释，便揭示了一种当地产品的标记。后者又将从外部接受的内容与它自己特有的信仰方式结合起来了，其中包括与圣言同时传来的某些天使图像内容，如在苏巴什壁画上出现的对国王眷属女性乐队的和谐处理。

由高利埃编写的描述性目录、伯希和旅行记，尤其是附于由古尔图瓦和阿拉德完成、由布德利（Boudry）补充的研究文章中的大量线条图，都可以使研究人员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批文献，尽管它们是以一种严重残损的状态流传给我们的。这样一来，尽管这两个遗址严重坍废，但它们对于该地区历史的贡献却是不容易忽略的。如果说它们长久以来都是以龟兹王国为代表，以抵御西方（西北印度、犍陀罗、阿富汗、康居的亚伊朗地区以及更远地区）的影响之证据和堡垒，那么一种可能是初唐时期的中原汉地影响那不同程度的突然渗透，则不仅表现在一种汉化风格中，而且也表现在新建筑或者是根据新思想而对旧建筑进行改造的结合中。这就是大乘佛教的思想，我们既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又在苏巴什发现了其踪迹（有关西方极乐世界的彩画片断、一座小寺的千佛装饰、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小佛装饰中的光轮，在苏巴什对于可与吐鲁番古迹相媲美的窣堵波和小寺的修缮等）。如果说龟兹曾为维护其地位而斗争过，那么正如汉文编年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它在诸多世纪期间，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来自中国天朝的巨大帮助。它在7世纪左右曾大幅度地向内地开放，在大约65年间始终为唐朝治理下的四镇之一的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