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与图木舒克考古笔记：法国西域史学精粹

喀什与图木舒克考古笔记（节录）

伯希和

韩百诗按：

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间，在中国新疆地区，曾有过许多零碎却又颇具重大意义的考古发现。继此之后，人们又完成了其他的重大发现，但已经不是出于偶然了，而是要归功于在特别称职的学者们率领下的考古探险团所从事的系统发掘。这些耐心而又成果丰盛的研究，使一种曾受人怀疑过的文明，用某些至少当时仍不为人熟知的语言写成的文献，而重新面世了。

借助于塔里木盆地及其附近地区的地理学知识，印度政府中的英国官员们完成了多次科学考察。沃森（S.H.Wathen）于1834年作了一次赴于阗地区的旅行，并从那里带回了有关该地区的最早概念；稍后，西方利用导致阿古柏伯克叛乱的各种事件之机会，有数个英国探险团前往喀什噶尔：约翰逊（W.H.Johnson）于1865—1866年到达于阗；沙敖（R.B.Shaw）于1870年访问了叶儿羌和喀什；茀赛斯（T.D.Forshth）与其合作者们于同一年考察了喀什地区与塔里木盆地的毗邻地。非常遗憾，尽管茀赛斯的合作者们对于一定数量的考古遗址作了描述，但他们却不知道应将它们归属于哪种文明。就在同时，俄罗斯政府的文武官吏们又从事了多次探险考察，他们主要是涉及了塔里木盆地的南缘与喀什地区。当普热瓦尔斯基（N.M.Prval'skji）最后一次赴藏旅行时，返程时经过了罗布淖尔（Lob-Nor）、且末（Tchertchen）和阿尔金山（Altyn-tagh）山脚下的绿洲，他对这些地区作了描述。1885年，格伦伯切夫斯基（B.L.Gromb觝evski）考察了塔里木盆地的西缘，并从那里携归大批资料。其后于1889—1890年间，佩夫乔夫（M.V.Pev ov）与罗博罗夫斯基（V.I.Roborovski）、博格达诺维奇（K.I.Bogdaroviki）和柯兹洛夫（P.K.Kozlov）的探险，又提供了有关喀什地区、天山南麓、帕米尔以西和叶儿羌河（Yar Knd-darya）上游地区的新资料，然后便转向西藏，那里几乎是所有俄国探险团的最终目的地。

其他旅行家，包括贾斯理（Garey）和达尔格莱斯（Dalgleish），稍后也前往同一地区。鲍尔（Bower）少校利用达尔格莱斯被杀的机会，开始追捕凶手，于1889年在库车以南的沙雅（Shahyar）采购到一卷桦树皮梵文写本。在此后的数年中，吕推（Dutreuil de Rhins）的旅伴李默德（Fernand Grenard）于1891年在于阗采购到一卷《法句经》（Dharmapada）的梵文写本，这是现知最古老的梵文写本之一；他同时还采购到了来自约特干（Yotqan）的几件物品。俄国驻喀什领事彼得罗夫斯基（N.F. Petrovski）于同一时代也获得了一大批文献。继彼得罗夫斯基之后，居住在喀什的英国官员马继业（Macartney）和其他人，也采购到了各种文物。它们形成了一批批搜集品特藏，均被运往欧洲，现以不同的完整程度而被分别收藏在各大博物馆中。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茀赛斯将大批陶器片、玻璃片、瓷器片、希腊—大夏和拜占庭的钱币、佛像、金指环和戒指等物品携归欧洲（请参阅茀赛斯：《流动的戈壁大漠地区的地下古城》第12页）。俄国驻喀什领事的秘书雅·雅·鲁特斯（Ya.Ya.Lyut）也搜集到一大批文物，现藏艾尔米塔日（Ermitage）博物馆（列宁格勒博物馆）。有一名矿业专家贝林格（L.M.Belinke）同样也搜集了各种物品。同时还有俄国驻喀什领事科洛科洛夫（G.Koloklolv），他是彼得罗夫斯基的继任者，曾将其搜集品小特藏赠送给了帝俄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到过喀什的其他英国官吏，包括戈弗雷（Godfrey）上尉和塔尔博（Talbot）上校、传教士韦伯（Weber），都搜集到许多收藏品，它们后来被霍恩勒（Hoemle）于各种出版物中作了研究。东方学家们的注意力被这些发现物吸引过去了。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根据1891年11月28日的会议纪要，向彼得罗夫斯基送交了一份调查提纲，以获取有关喀什地区考古遗址的存在、可以在那里从事搜集的条件等方面的情报。在此后的数年间，彼得罗夫斯基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章，他于其文中强调了对喀什地区考古遗址的研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文·赫定前往塔里木盆地，以从整体上对它进行考察。他利用这一机会而描述了旅行中所遇到的考古遗址，指出这里不仅仅是指穆斯林遗址，而且也是指具有前佛教特征的文明遗迹。他将一大批文物从那里带回到瑞典。

继这些发现之后，并根据由彼得罗夫斯基提供的情报，俄帝科学院和俄国考古学会便意欲组织一个科学考察团，负责考察整个塔里木盆地，其中包括吐鲁番地区。于是，第一个考古探险团于1897年由圣彼得堡科学院委托给了克莱门茨。克氏立即赶往吐鲁番，并从那里满载丰厚收获得意洋洋而归。稍后不久，他发表了其探险团的报告。其成果具有如此之大的意义，以致1899年在罗马召开的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也表达了一种愿望，即希望创建一个国际协会，以从事西域和远东的历史、考古、语言和民族学的考察。该协会的组织工作最终于1902年在汉堡举行的东方学家大会期间完成。它共包括一个总部，即设在圣彼得堡的中央委员会，还有每个国家独立的国家委员会，后者可以决定组织未来的探险团。

斯文·赫定未能等到该协会的最终组成，便于1899—1902年间完成了一次新的旅行，并从那里带回了丰富的文献。迪西（H. H.P.Deasy）上尉也曾前往塔里木盆地的南缘。1900—1901年间，斯坦因被印度政府派往中国新疆，以从事发掘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被黄沙埋没的古建筑。他在于阗，特别是在约特干、拉瓦克（Rawak）和丹丹乌利克（Dandan-ilik）地区，在介于于阗与且末之间一线分布的遗址以及在喀什地区，都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它们证明了前人的发现，并以不容置疑的方式证明了该地区的混合文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斯坦因在再无上策可取的情况下，将该地区命名为Serinde（西域）。时隔不久，由格伦维德尔（Grünwedel）和胡特（Huth）率领的一个德国考古探险团前往吐鲁番，以继续克莱门茨的发掘。该团应该是于1902—1903年间展开了活动，取得了具有巨大意义的成果。就在同时，第一个大谷探险团在渡边哲信和堀贤雄的率领下，也到达了塔里木盆地。

继这些探险团之后便是西域探险的一个新阶段，它具有纯考古学的倾向。勒柯克（Le Coq）和格伦维德尔于1904—1905年率领的德国考古探险团、勒柯克于1905—1907年率领的德国考古探险团，相继到达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大约在同一时代，斯坦因于1906—1908年又作了一次新的探险，致使他一直到达甘肃；贝雷佐夫斯基（Berezovski）则使其考察活动集中于库车及其附近地区。正是在1906—1909年的这几年内，伯希和探险团从喀什出发，沿塔里木河流域前进，然后向北绕了一个急转弯之后，便向敦煌和甘肃前进。时隔不久，一个新的大谷探险团在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率领下，于1908—1909年间踏遍了蒙古和新疆。

这种考察的最后一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15年。奥登堡（Oldenbourg）组织了两次探险考古，于1909—1910年和1914—1915年间分别到达吐鲁番地区和新疆东部；勒柯克率领一个新的考古探险团于同一时期前往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斯坦因于1913—1915年也完成了其最后一次旅行。最后一个日本考古探险团是由吉川小一郎率领，于1911—1914年间经由甘肃、吐鲁番地区向塔里木盆地行进。

自1915年起，诸多事件导致曾组织过所有这些考古探险团的国家，暂停了他们的科考活动。当他们重新对这一切产生兴趣时，中国已经不再接受不受其控制的任何探险活动了。惟有瑞典与中国合作，组织了一次考古，由斯文·赫定主持。他在中国学者的协助下，于1928—1931年间开展了活动。

我们完全应该将伯希和探险团的业绩纳入到这种世界大背景中。该探险团确实是继大批其他探险团之后姗姗来迟，有的探险团（如德国考古探险团）将其研究发展到库车、焉耆（喀喇沙尔）和主要是吐鲁番地区；其他的探险团（如斯坦因探险团）主要是致力于对塔里木盆地南部地区以及更靠东部的敦煌，甚至是甘肃地段的研究，但尚且不包括塔里木北部地区，斯坦因曾在那是搜集到一批丰富的文献。还有一批探险团，如俄国探险团，则主要是在喀什、库车和吐鲁番地区工作，在塔里木盆地以南的研究则比较草率。最后是日本考古探险团，他们曾踏勘了其他人已经勘察过的一大部分地区。因此，最佳地带似乎已经都被考察过了，而且还是以一种过分仓促的速度考察的。但这种现象是可以解释的，因为他们的目的首先在于对遗址编目，并从那里搜集大批可能得到的文献，以使之逃脱遭损的命运。我们还应该补充说明，这个时代的考古学家们的观念，与现代人并不完全相同。

根据国际协会法国委员会主席埃米尔·塞纳尔（Emile Sénart）的建议，在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的赞助下，伯希和被指定率领一个法国西域探险考古团，由其孩提时代的朋友路易·瓦杨博士合作（瓦杨负责测绘、田野、天文观察和自然史工作），由夏尔·努埃特协助（照相资料工作被委托给了此人）。伯希和自己负责考古、历史和语言学方面的工作。事实上，伯希和主要是受历史学、语史学和语言学的吸引。但他必须写一部相当详细的发掘笔记，而且是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该考古探险团于1906年6月15日离开巴黎，于9月1日到达喀什。他们在喀什地区停留近6周，伯希和于此期间考察了已经由格伦维德尔、贝雷佐夫斯基和不同其他考古学家们已经研究过的考古遗址。10月17日，该探险团出发向库车方向前进，伯希和希望在那里能找到一片几乎是处女地的地盘。但他在路途中获悉，格伦维德尔和贝雷佐夫斯基已经捷足先登了。伯希和于是便经由玉代克力克（Ordeklik，野鸭地），他在那里搜集到了几种罕见的考古文物残片，并继续赶路。当他到达玛喇尔巴什稍偏北的图木舒克时，便研究了由斯文·赫定与茀赛斯曾经指出过的遗址，并在那里发现了一座重要寺院城的废墟。该探险团被迫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2月15日，发现了几卷写本，特别是一大批雕像和几件具有重要价值的陶器。

伯希和及其同伴们继续向库车方向赶路，并于1907年1月2日到达那里。他们必须在那里停留到9月3日。德国探险团也离开了该地区，但伯希和一行却在那里遇到了贝雷佐夫斯基，并与此人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伯希和制订的考察提纲如下：考察和研究库木吐拉千佛洞，这些洞窟开凿于俯视木札提河（渭干河）左岸出雀离山口处的山崖上；在都勒都尔——阿乎尔（Douldour-魦qour），那里是木札提河以西平原中的寺窟和建筑式庙宇的遗址；然后前往苏巴什（Soubachī），它是包括数座寺院和许多庙宇的佛教遗址，它们一直延伸到即将流出大山的库车河两岸。这些研究都按既定方案而完成了。该探险团于3月16日至5月22日在库木吐拉滞留，然后前往都勒都尔—阿乎尔。他们在那里完成的发掘，使他们在现场滞留数月期间（4月17日至8月5日），从而得以测绘了一幅平面图，并从那里发掘出了写本、供像遗物和木雕像。该探险团最终前往苏巴什，于6月10日至7月25日逗留于那里，从该遗址发掘出了大批物品，其中包括彩绘木盒、塑像和雕像的大型残片，同时还有多幅意义重大的壁画。在此后的日子里，伯希和及其同伴们考察了位于库车以北的山脉。当伯希和成功地翻越了天山，经塔克拉玛干沙漠从库车到达裕勒都斯后，便在裕勒都斯的吐尔扈特人中度过数日时光，瓦杨博士再次返回库车，他在那里完成了对绿洲的详细测绘。至于努埃特，他前往克孜尔并在那里以尽可能详细的方式拍摄了壁画，这些壁画装饰着在木札提河左岸山崖上开凿的石窟寺。

9月3日，该探险团离开库车。伯希和只身经库尔勒（Kourla）和焉耆（喀喇沙尔），瓦杨博士留在了喀喇沙尔或焉耆，努埃特却向乌鲁木齐前进。伯希和逆喀拉苏（Kara-sou）河谷逆流而上，一直到达托克逊（Toksoun），考察了许多由格伦维德尔已经勘察过的遗址。当伯希和返回喀喇沙尔和乌鲁木齐时，瓦杨博士便前往吐鲁番以研究那里的遗址，并试图了解进行仔细科考的可能性，然后在乌鲁木齐与探险团会合。10月9日，探险团的3名成员都集聚齐了，他们必须在该城一直居住到12月24日。伯希和在乌鲁木齐通过光绪皇帝的堂兄弟澜国公赠送给他的礼物，而证实在敦煌发现了一座被断代为唐代的藏书库（藏经洞），他于是便决定立即前往那里。

伯希和探险团于元月初经由吐鲁番，但未耽搁多久，立即赶往哈密（Hamì，Qomoul），并于元月24日到达那里。他们一行于元月28日再度离开，最终于2月12日到达沙州绿洲。伯希和立即前往敦煌千佛洞。该探险团在那里滞留了4个月，搜集到一批极其丰富的文献。

瓦杨博士测量了沙州绿洲的不同路线，以便绘制一幅地图。他同时也在南部的山中测量，以确定使该绿洲获名（沙州）的沙丘之规模。伯希和开始尽可能全面地研究敦煌遗址。他仔细地研究了每个石窟，记录了壁画、雕塑和法器的详细情节，抄录了题记，并且让努埃特拍摄了数百幅他觉得有价值的一切东西的照片，瓦杨博士同时也测绘了整个石窟群的整体平面图。在一项巨大的工程之外，伯希和经过艰难的谈判之后，又对1900年由一名道士发现的写本作了编目。他在藏经洞中度过3周，阅读文献并精心挑选，以便最终设法买走他觉得最有价值的文书。由此而获得了数千卷汉文和西域各种语言文字的写本。它们都应被断代为一个早于1035年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很可能就是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其中的某些写本应上溯到6世纪，此外还有一大批应断代为唐朝的佛教彩幢和织物。

伯希和探险团于6月8日离开沙州绿洲，于该月30日到甘州。虽然甘肃是一个已被人研究过的地区，但伯希和依然于其旅行的末期，在那里搜集了一大批文献。当他向兰州行进时，瓦杨博士却走上了另一条路，他从7月3日（探险团离开甘州的时间）到7月23日抵达兰州为止，沿途翻过了南山，并分别在西宁和塔尔寺（Goumboum）停留。伯希和先于瓦杨数日到达兰州，并在那里会见了多伦（d'Ollone）考察团成员。多伦从四川出发，经过穿越黄河上游地区之后到达那里。伯希和及其同伴们于8月2日从兰州出发，于该月的22日到达西安并在那里居住一个月。他们一行又于10月初到达河南省的郑州，途经北京前往上海。瓦杨博士首先乘船赴法，携归他们搜集到的一套自然史藏品。努埃特陪同伯希和在南京和无锡拍摄某些特藏的物品之后，于1908年12月也乘船离华，护送80个箱子，其中装满了由探险团发现的或搜集到的文献。伯希和自己前往北京，以向中国学者们通报他所获得的某些写本，后来也乘船离华。经过3年的旅行之后，伯希和终于在1909年10月24日返回巴黎。

在此后的年代中，这批考古文献中的一部分放在罗浮宫展览。该探险团的全部发现物或获得物都曾入藏于那里，现在均入藏于吉美博物馆。同时，所有文字文献都入藏于国家图书馆的稿本陈列馆。面对这一大堆文献，伯希和始终是独自一人在整理。他那语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兴趣，使他首先关心文字文献或文书。因为他可以依靠著名的语言学家和语史学家们的合作，诸如烈维和高狄奥等人，以及那些直接专攻鲜为人知或者是使人感到很陌生的语言文献，诸如粟特语、龟兹语和焉耆语的语言学家们，伯希和本人也从事研究以一种世俗争论激烈的语言写成的文献，他出于谨慎而称之为“东伊朗语”。他正是在这几年间，与高狄奥合作研究了《因缘经》，该经于稍后才被发表；他与沙畹（E.Chavannes）合作而刊布、翻译和注释了一种意义重大的中文摩尼教经文。接着，他又研究了一种自敦煌携归的回鹘文文献。继1914年的战争之后，他开始研究文献，并刊布了其中数量相当大的一部分，并以6卷画册的形式，发表了由他自敦煌携归的大部分照片资料。

事实上，伯希和做得过分仓促了，他发表了他感到具有重大意义的那些文书。这也是他与日本学者羽田亨合作影印发表敦煌汉文写本的原因，他觉得这些文献对于汉文文献研究具有直接的意义。刊布文字文献和考古文物最大的困难是文献的数量庞大，同时又缺乏资深专家。然而，这项工作还是逐渐地组织起来了，尤其是为了研究和刊布文献而组织起了一支队伍。伯希和编制的文献目录可以充作这项工作的基础，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的收藏品被分成了相当数量的特藏。汉文特藏当然是其中数量最大者，也是所需时间最长者，现在仅仅由戴密微（PaulDemìéville）先生主持，即将出版第1卷目录。藏文特藏的目录是由拉露（Marcelle Lalou）小姐于30多年之前就已着手进行，其最后一卷正在出版中。粟特文特藏已由邦文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负责编目和出版。梵文特藏正在编目和出版中，回鹘文特藏的情况也如此。我希望，龟兹文特藏的编目能很快完成。还有其他少数文献是用于阗文写成的，其中大部分已由贝利（H.W.Bailey）发表。这样一来，由伯希和在塔里木盆地和敦煌搜集到的写本而提出的问题，便逐渐地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

如果说伯希和的考古文献未提出如此棘手的问题，那么它们同样也要求在根据能对其分类和诠释，而提供足够保障的背景下刊布。伯希和似乎不太关注这个问题，他坚信刊布文献才具有重大意义，于是时间年复一年地就这样流逝了。在此期间，约瑟夫·哈干（Joseph Hackin）着手研究了自西域携归的某些文献，特别是伯希和让努埃特拍摄了精美照片的壁画。哈干对这一切如痴如醉，以至于他参加了雪铁龙（Citro觕n）车队的探险，从而成了前往那里去的最后一位法国学者。他后来又忙于赴阿富汗考古探险并出版其成果，致使伯希和特藏一直沉睡在吉美博物馆中，除了已经编制的简目之外，尚未有任何系统的整理。

形势迫使我来研究这些文献。面对其巨大数量，我认为，当时必不可缺的工作是无论如何要负责发表它们。哈干与斯泰恩（Ph.Stern）的一名旧弟子——玛德玲·阿拉德（Madeleine Aallade）小姐对这一问题很感兴趣，于是便作出决定。8年以来，我们发现，在前来追随我们的合作者们的帮助下，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法兰西远东学院的赞助下，逐渐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1906年9月

汗宫（Khani，哈诺依）。我将仅仅与伯克在最近的废墟上转一圈。我由此而参观了哈撒塔姆（Hasa-tam，彼得罗夫斯克误写作Hizat-tam，哈撒城墙）和撒尕勒—塔姆（Saqal-tam，撒尕勒城墙，此地在斯坦因的著作中付阙如）。伯克在那里发现3枚钱币，其中一枚的上面还有很清楚的阿拉伯字（在撒尕勒—塔姆）。我们还去参观了最近的鸽子窝（卡普塔尔—哈那，Khaptar-Khona），它只残存有两侧了。我对于该建筑物的矮小感到特别失望，仍觉得其用途尚不清楚。

我们派遣民工前往废墟中寻找陶器、玻璃和钱币。我们缺乏有利条件以在那里从事常规性发掘。此外，大风已经替土著人作了长期“发掘”。瓦杨测绘了平面图，努埃特也测绘了平面图并拍摄了照片。我从撒尕勒—塔姆前往汗—塔姆（Han-tam），在那里附近的一条河床很高并且已经完全干枯的河流之岸边，瓦杨建立了天文观察基地……

……我最终到达炮台山（莫里—提姆，Mori-tim）。斯坦因对它描述得很恰当。在窣堵波（Stūpa，宝塔）和精舍（Vihāra，佛寺）之间，在斯坦因曾作过发掘的一幢房子的废墟上，我发现了陶器碎片和深涂的烧陶窣堵波残片。毫无疑问，它们都是属于一个很早时代的东西了。我的向导并不记得，是否有人偶尔在此处发掘到过钱币。斯坦因很想说的正是该地点，他很可能是犯了错误。这是炮台山侧面的精舍。在彼得罗夫斯基的文章中，却错误地把它说成是在撒尕勒—塔姆（城墙）。

我从那里前往卡普塔尔—哈那（鸽子窝）。彼得罗夫斯基所说的10俄丈（sajene）的高度是错误的，实际上有3.50俄丈（步弓）。至于由他和斯坦因所作的假设，那是以人类骸骨的存在为基础的。我还必须指出，如果我所看到的那种完整的人类骸骨（数目很少，而不是彼得罗夫斯基和斯坦因所看到的大批小残片）的存在，是“无可争议的”。我同时还应假设认为，那里存在着一个遗骸储放处，因为那些龛只能保存骨灰而不是完整的骸骨。我更认为这是一处住鸽子的鸽子窝。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斯坦因在于阗路上看到的鸽子寺，斯坦因于其《沙埋于阗》中讲到了这一切……

……我返回营地之后，民工们也返回来了，并将他们的发现物也带给了我：许多玻璃片、土著人的首饰、汉人和穆斯林们的钱币。这是珍贵的和鲜为人知的物品，彼得罗夫斯基和斯坦因没有找到任何能令人满意的东西。彼得罗夫斯基（斯坦因对此一无所知）仅仅找到了一枚带古阿拉伯文字铭文，而又无法解读的钱币。此外还有漂亮的瓷器残片，它也带有时间因素。

该村的居民们也为我带来了他们先前搜罗的古钱币，以及其他很小的铜制品。我全部收购了它们。我觉得已经再无怀疑了，本城在伊斯兰教时代还曾经繁荣过，仅仅是被萨图克·布格拉汗（Satoq Boghra-Khan）摧毁。

9月25日

我派遣10多名民工前去清理位于炮台山与附属精舍之间的几间小房子。从一开始发掘起，我们便发现了彩色烧陶的残片和一尊巨佛的耳朵，这一切都具有与我们在哈撒墙和撒尕勒墙发掘到的那些差异甚殊的特征。我从炮台山急转向沙山（托帕—提姆，Topa-tim）。罗盘为我明确地指出了东南方向，我觉得其距离似乎为6000米左右。这一方面是从阿图什（Artych）通向克孜勒—布依（Qyzyl-bou）汗渠（Khan-Aryq）的道路。这些道路仅仅在沙山以远地区才分道。此外，还有一条更直接的阿图什之路，它们于途中距炮台山（莫里—塔姆）一公里处与之相交。我们还渡过了一条基本是枯竭的河流，它后来落在了我们的左方。俄文地图对于这些山岭和山脉的标注都很糟糕，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向东侧开放，继炮台山或沙山之后，甚至是向东北方向开放。至于在沙山，我们发现与生坯砖混在一起的，还有大批经烧过的砖、煤渣和木块。在道路的一侧是精舍，另一侧则是由北至南约80米左右，从东至西为65米的遗址。那里有大批陶器、煤岩、泥灰和烧陶的残余。我们的发掘还可能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人们到处都能找到一些东西，因为我们于此特别是在地下发现了一只大口罐，它几乎是完整无损的，这是大家在此地的其他遗址中都能发现的那种陶罐。老伯克捡到一枚很小的铜钱，中间带方孔，上面未题铭文。我在汗宫也拾到过一枚类似的钱币。究竟本地是使用大枚铜钱还是存在着小枚辅币呢？如果伯克确实是于此处捡到了这枚钱币，那么本处的铜币就很可能是在一个较晚的时代被带来的。烧陶的外形使我相信，沙山与炮台山的烧陶，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早于汗宫的残存者……

……我们于傍晚返归。众人为我带来一批玻璃、钱币等。它们均是在白天由15名左右的民工在哈撒—塔姆（哈撒墙）和撒尕勒—塔姆（撒尕勒墙）周围找到的。其中还有烧陶残片、大型佛像的残余。这里没有任何铜钱，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被斯坦因运用到炮台山的资料，事实上肯定是有关哈撒墙和撒尕勒墙的。

9月26日

……9时10分。自汗宫出发，向东南方向行进到9时45分。我们每小时走8公里左右。我们在汗宫（该村庄的最东端）选定一点，位于东北方向29°的角落里。阿瓦提（Awat）在西部111°处。英吾斯塘（Yangstang）在南—东南方向196°处，撒尕勒墙在东北方向350°处。我们于10时4分再度出发，连续横穿一条从阿瓦提到英吉沙尔（Yangi-Chahr，英吉古城）的道路，另一条道路则是到上阿依拉克和玛喇尔巴什（Maralbachi）方向的。10时25分，探险团的车辆在巴楚每小时行走8公里，横穿我们即将前往阿克喀什（Aqqach）的道路。我们越过此地300米，以前往一个沙丘的高处，该沙丘以圆弧形朝背风方向（也就是在东南方）开放。大风的这同一方向是由每簇红景天科植物后面堆积起来的小沙山显示出来的。我们刚刚走过的这条路继续向其切克里克（Tchigchiglik）、克孜尔—布依和拜加鲁德（Pagalud）方向前进。我们即将走的另一条路，始于英吉沙尔和阿瓦提。

汗宫地处北纬33°。其南部最大的村庄是墩库勒（Dongkül），其中心似乎是在161°处。阿克喀什呈东—东北方向289°处；阿瓦提呈西—西南方向，位于117°处；其切克里克呈东南方向，230°。我们在10时45分时再次出发。在该沙丘的北部，地面上又被陶片覆盖。

10时55分。在大道右侧50米处，有一座位于墩库勒和阿克喀什之间的窣堵波废墟。该窣堵波残损严重。这里有一座烽燧（tim），而我的向导却根本不详其名，它是用生坯砌成的，其地基平台从东到西3.20米，从北到南2米。它几乎是位于阿克喀什的正西方，281°，也就是说地处墩库勒的东北，147°。其坍塌物的最高高度为3.70米。此处的坍塌约为2.50~3米。坍塌物周边长14.80米。我们又于11时28分出发，于11时43分到达一个炮台，已经在沙漠中走了约6.5公里左右。在到达炮台之前数百米的地方，地面也开始布满了陶片。我们从这里可以居高临下地眺望整个汗宫平原。该村庄的后部才是汗宫，处于西北56°处。我们夜宿地为60°。墩库勒位于西南140°，阿克喀什位于东方，275°。炮台山（莫里—塔姆）略偏西北，21°，撒尕勒墙在53°处。我们这条路线的道路走向为西南、东北方向，149°。

这些测量是在一个小遗址上完成的，遗址由两堵生坯墙组成，以直角相交。这就是东边和南边的两堵墙，其他的墙都消失了。南墙长2.90米，东墙长6.15米。其最高度为3.45米。东墙呈东北方向，18°，南墙为直角。

在这座小建筑物以北392双步（347角）的地方，有些外表为四边形的遗址，位于被称为托古孜—霍吉拉（Toqqouz-Hodjrah）的地方，意为“九间房”。这是我找到的墩库勒的一个孩子告诉我的名字。我进行观察的小遗址被他称为撒彼勒（Sapil，陶窑）或炮台墙（Pota-tam）。我们在途中最早曾经路过的古烽燧，被他称为恰孜察克（Qazytchaq）。“九间房”的这些遗址已经由土著人作了大量发掘。在那里从事小规模发掘的孩子们，也找到了几块铜片、一块不带文字的中原钱币、一小块钻有小孔的绿松石。在遗址以北，还有些弱小的绿色植物，孩子们在那里放牧牲畜。

院子所有方向都仅有100普通步，它明显是朝东—南走向。在东边一侧，曾有过几间耳室，它们已经被作过大量发掘。墙面是以生土坯砌成的。在院子的中央，还有原住宅的地基。

儿童们告诉我们说，他们进行了发掘，这是由于他们村中的某些人……据说，曾于15天之前在那里发现过烧焦的蛇头形贝币（Ilangbachi），还有5座柴泥和烧陶（yaghountchaq）造成的相当于我们笔记本纸张大小的佛像。正如我后来所知道的那样，1法寸（pouce，约合1/2法尺或27.07毫米。——译者）大小的烧焦的蛇头形贝壳币，其中心部分为白色，四周则被涂上了不同颜色。孩子们也告诉我说，在阿克喀什，确实曾有过第10座炮台或烽燧，被称为克孜勒炮台（Qyzyl-tim）或克孜勒—墩（Qyzyldong）。

……有人告诉我说，在从汗宫到墩库勒之头（Dongkülbachi）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陶器（Sapal），而我们现在却处于墩库勒之尾（Dongkül-ayaqraqa）。这条路与我在从事首次观察时大体上所走方向上的路相分隔，它一直通英乌斯塘和墩库勒之头。

托古孜—霍古拉（九间房）附近的小建筑物被称为Potai，它似乎是指“炮台”的一种不规则的注音。所以，Potai一名于此被用于指克孜察克，尚不足以证明它是一处“炮台”。而不是一座小窣堵波。然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始终是令人质疑的……

9月27日

7点钟于墩库勒起床……8时34分。我们经过阿克喀什的第一批房子。该绿洲以长条形由西南向东北，在两条沙丘线之间延伸……

人们于此仅知道两座炮台或烽燧。一座是克孜勒炮台，另一座则是尕哈（Qagha，Qargha）炮台或烽燧。有人还向我讲到过莫卡炮台或烽燧（Moka-tim，moka，意为梭子），即梭子炮台，但它实际上是炮台山（Mori-tim）的别名；还有人向我讲到过雀离炮台（Tchl-tim，意为沙漠之山），它本来就是沙山（托帕—提姆）。

克孜勒炮台或克孜勒炮台山（Qyzyl-tim）明显是一座生坯窣堵波，它已经坍塌得非常严重，以致仅从土坯砌面东南一侧方能辩认出来。土著人在那里从事了发掘，推倒了该建筑物的一堵体积很可观的墙面。我们在坍塌的建筑中，如同在沙山上一样，发现了骨头和木炭块。窣堵波的周围似乎曾经有25~30米。其坍塌物的最大高度是2.85米。在此处，坍塌物约有3米高。

2时09分，我们带向导再次出发。2时18分，我们来到道路左侧，距坍塌相当严重的一座炮台有500米左右的地方，但它却酷似墩库勒附近的克孜察克。这里究竟是一座炮台还是一座窣堵波呢？我们的向导称之为阔祖察克炮台（Qozoutchaq-tim），它明显与墩库勒为同一地名。但我不懂该词的意义。

3时18分。我们到达尕哈炮台（Qagha-tim，Qargha-tim），此地位于奇卡瓦赫河（Chikawakh）的北岸。

阿克喀什位于西部100°处，克孜勒苏（Qyzyl-sou）紧靠其南部。阿阔斯台（Aqstay）在东部284°处。哈希姆伯克（Hachim Beg）的故乡蓝干（Langar）位于东南252°处。于其东南，自238°处开始便是哈桑库勒（Hazankül），其中心应在南部196°处。南部的其玛（Kima）是180°，在西部，152°处，便是撒其孜利克（Sakizlik）。

尕哈炮台（Qargha-tim）残损严重。西部的坍塌物高2.50米，堆在建筑物的周围。该建筑物在西侧的坍塌物之上矗立有2.5米，西侧的生坯砌墙工程尚依稀可见。我们于此如同在炮台山一样，非常惊奇地发现了将地基部横断面分隔开的柴枝条排层，具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完好保存状态。坍塌物的周围，于其表面最高处的平台，约有40米左右。但我们很难由此而确定窣堵波的规模。在东侧，地面较低，坍塌物长达近5米。我觉得我们于此很可能是发现不了什么东西。那个声称找到了贝壳币的人，可能是从哈撒墙和撒尕勒墙一侧捡到的。

7时15分，我们已置身于阿拉巴什城（Arabach）中央。这条路遍栽杨树、柳树和橄榄树（原文作olivier，即橄榄树。但新疆并没有此树，不知指何种树木。——译者）。我遇到了自己在此地看到的第1座炮台，我不再怀疑自己在汗宫与阿克喀什之间看到的那些烽燧或炮台，事实上均为窣堵波，或者至少是一些比近代官道上的炮台更为古老和具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特征的建筑。

针对我提出的提姆（tim）的问题，人们都回答我说，那里过去确曾有过一座炮台或烽燧，但现在已几乎不存在任何痕迹了，此处只有2~3处炮台，而在道路上却丝毫不存在；虽然从这里要绕行9~12公里，只有一座古窣堵波的遗址，我还是决定应该前往那里去。人们同样还向我证实，在牌祖阿巴特（Pazabad）以远的新城（Yangiabad），可能有一座古炮台或烽燧，并且无论如何也应该有一座古城（Kohne Chahr）。我明天将直到新城（英吉阿巴德），并在那里住宿。如果其周围确有某种有意义的东西，那么我们将于某一天前往那里去。

10月20日

9点6分。我们到达“古城”，其城名叫作蓝干的托波古城（Tope-Chahr de Langar），它位于距大路200米处。

托波古城是一个庞大的四边形城，其两角B和D准确地呈南—北方向。其城墙均以生坯砌成，生坯呈变通的常见体积：高0.09米×宽0.25米×长0.30米。四边形的整个内部都由于耕田而被平整和占据。在与道路成直角的方向和北部的角度为310°。

AB方向，150单步；CB方向，168步；CD方向，170步；DA方向，120步。

AB与北部之角为312°，CB为230°，CD为302°。

二等分线AC，216步。

B角58°，A角42°，D角与北方呈123°。

墙宽为2.80米左右，其高度在C处为3.20米，另加3米多的坍塌物；B处的高度为4.80米，无坍塌物。

在托波古城的东南，我们遥望到一座小炮台，其东部与C成172°角，与B成128°角。

从C开始，在察赫瓦斯提古城（Chakhvasti-Chahr）成122°角。其后面，在同一角度上是巴格—托赫拉（Baghtoghra），察赫瓦斯提古城与B呈168°角，与A呈165°角。

在人们所说的30里左右的地方，与C呈120°角。我辩认出了比沙漠中的其他坟头更为明显的一个小丘。这是一个炮台，其高应为5~6米。它与B呈130°角，与A呈116°角。

在其他方向：库木水渠（Qoum-Aryq），与C呈232°角，与B呈224°角；在阿达拉（Adara），与C呈226°角，与A呈244°角；在巴里英（Baryn），与C呈254°角，与A呈252°角，与B呈210°角。

从C到E的距离为640单步。该炮台是以窣堵波的常用砖砌成的，现已被彻底拆开了。一片直径约17米的圆形平台似乎标志着其原有地基。附近的小丘……有时可能会掩埋着古建筑。E号炮台的外形已不太明显了，岁月的侵蚀和坎土镘的挖掘过分地损坏了它。西侧的一堵直墙或者可能是从窣堵波内部作过装修，或者是后来又将墙面后移过（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坎土镘挖掘的痕迹）。总之，它过去不可能是暴露在窣堵波之外的。

12时，我们到达了炮台，十分明显，它过去曾经非常庞大，但已完全变形了。它所使用的建材是普通生土坯。该炮台已被耕农挖掘过了，他们为从那里取土坯以肥农田。如同在所有的炮台中一样，我在那里只发现了几块木炭。该炮台叫做阔什炮台（Qoch-tim），另又有一座更小和变形更加严重的小炮台（位于西—西南方向10~15米处）。

大炮台的上部土台之直径约14米，坍塌物之上的圆形平台直径约20米，窣堵波的现今高度为4米。

在西部是科克—阿瓦提（Khoch-Awwat），在北部是贝纳姆·约根买什利克（Yogenmechlik），在南部是克恰格利克（Kehiaghlyq），在南—东南方向是阿奇格—蓝干（Aqhiq-Langar），东南是奥斯曼—蓝干（Osman-Langar），东部是英吉阿巴德（Yangiabad新城）。

12时20分，出发。120°。

12时38分，沙丘区。转向东。

12时50分，东—东北方向；1时20分，东北。

1时35分，我们转入自己的宿营地西南约数百米远的地方，以向东北—北方向行进。这是一条在长时间内与大路平行的道路。在北部是从克孜勒苏的彼岸便能很清楚地看到的高山。

1时50分。我们偶然间辩认出了一座生土坯炮台，处于其他小丘的中央。我们把它看成是一座砖砌窣堵波了……在建筑物中有麦秸，但该炮台已被严重拆毁。

4时15分。我们离开了大道并前往东南。4时35分，我们到达了一个被称为“古城”（Chahr）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于坚硬的盐碱土层之上，看到了陶器碎片和骨头。那些很低矮的小丘都系统地向其周边地区开放，或者更应该是向其周边地区扩散，但我无法确定我们在那里会有何种所得。如同平时一样，在这些小丘中有木炭，但那里没有围墙的痕迹。如果我于此使用了“围墙”一词，那么这片湮没在戈壁中的遗址，便正如同我的向导所讲的那样，更应该是斯坦因所使用的那种意义上的耍硬皮地（tati），而不是Chahr（古城）。

总而言之，我们见过多处古遗址，但没有一处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这很可能是在该荒漠（Djangal）中，还有许多未被人发现的有价值的炮台。

经过相继的几段黄沙地、盐碱硬皮地和呼特鲁伯克（Qoutloug Beg）称之为tati（这不是斯坦因所使用的那种意义）的硬土地之后，当我们又渡过了过去曾灌溉过该地区（据我的向导讲是1700年之前）的河流时，我们便最终到达了山之南2~3公里的地方，即陶片（sapal）暗示着曾有古代人类于此栖身的地方。我们似乎应该将大堆被烧毁的遗物归于“两千年”之前的人，即那些“异教徒”（kupir），而那些焚烧物则是冶炼他们从山上带到这里来的铜矿之废渣。我们在10时05分就已经遇到过这类东西，后来在10时25分再次遇到了它们。10时30分，我们遇到了几堵墙壁，然后是一处建筑废墟，呼特鲁伯克称之为“炮台”（Potai），但我不知其性质。该建筑物的土堆并未显示出有过砖，它很可能是一座窣堵波。该“城”仅仅被称为Chahr（古城），但呼特鲁伯克却声称，根据伊玛目贾帕尔·萨迪格（ImamDjaparSadyq，著名伊玛目，其麻札位于于阗）认为，应该称该城为“库普特古城”（Chahr-i-Koupout）。

我们在窣堵波吃午饭，然后于12时10分至12时半之间再次出发。我们很快就遇到一座古宅那相当清楚的围墙，土著人已在那里作了少许发掘。对于土著人的发掘成果，我未能获得准确具体的信息，而这些发掘将建筑用砖都暴露在地面上了。这些砖属于一种特殊类型，是我在新疆从来未曾见过的。这都是经烧制的砖［p（i）chyq kech（i）］，其形状方且表面平，边长0.28米，厚度为0.045米。从房子的基部出现了一堵砖墙，已被彻底发掘。我们在那里的一侧，发现了不少人类遗骸。我们然后便返回玉代克力克（rdeklik，野鸭地）。

总而言之，整个玉代克力克山区，分布在一片宽约20~25公里（也可能是在从汗宫到玛喇尔巴什山脉的整个长度上）的狭长地带上，过去曾有人居住过，而今天却很荒芜并成为沙漠了。但是，到底是什么人和在什么时候曾在这里居住过呢？我非常好奇地想知道，是什么人使用了这些熟砖（经烧制的砖），他们与我至今所见过的任何佛教和伊斯兰教建筑物所使用的砖，都不尽相似。

10月23日

终于在10时左右，我的人员都出发了，而且也绝不会在下午2时之前回来。他们配备有坎土镘以及我们的3把铁铲，但他们更喜欢分散在大平原中被陶片覆盖的整片土地上，因为在玉代克力克（野鸭地）和在汗宫一样，在那里“狩猎”（指考古搜寻）的收获最为丰盛。大风替人类作了发掘。我令人打开了一间老房子，于其中发现了碎玻璃片、与昨天看到的烧制砖属于同一类的方形平砖、一块骨头或带有阿拉伯文字的陶器。在附近地区，人们搜集了许多钱币。毫无疑问，玉代克力克以北的建筑是在穆斯林时代才被遗弃的。

1906年10月29日，到达图木舒克。

我们从很远的地方便辩认出了山上的建筑物，它们从两侧几乎封锁了图木舒克的道路。“图木舒克”（Toumchouq）本意为“鸟喙”或“沙岬角”，它更应该是东南那座小山脉的名称，这条道路即沿此山脉而延伸。我们首先考察的是这些建筑。墙壁一般均以生土坯所彻，土坯很平，一般厚0.09米。那些枝条排地基标志着房屋的底部，在角落里还残存着一定数目的竖柱。这里的陶器碎片相当丰富，如同木炭块一样多；枝条排大部分均以芦苇和麦秸编成。我们很快便发现了带几块绿色釉的烧制砖残片。建筑物规模很大和数目很多，至少从其尚竖立着的墙面来看，它们似乎不会早于穆斯林时代。这也是斯文·赫定的观点。我并不知道相当表面化的发掘痕迹，是否仅仅是土著人探宝的结果；或者前一年在图木舒克停留过两天的德国人，是否从事过某些认真严肃的勘察。然而，在这些遗址中，有几块烧土的残片，人们相信从中辩认出了塑像中衣服褶子的图像，努埃特搜集到了一块似乎带手镯的手腕之造像残片。所以，这一切均不可能是穆斯林们的，因为穆斯林们并不造像。我们将会看到，对于通道另一侧的遗址之踏勘，会向我们提示什么奥秘。在等待期间和从今日起，在一个荒漠地区的现有遗址中，在通道西北的整个平原上都分散地出现了废砖房，它们使人不再怀疑那里在某一特定时代曾有过一座大城。据呼特鲁伯克认为，这就是木喀提尔（Moqatil）的哈尔巴尔（Kharbar）。在玉代克力克流行的传说认为，乌什—吐鲁番（Utch-Tourfan）的人称之为巴尔巴尔（Barbar）。我于此也发现了同样的传说，而且它有时也与哈兹拉特·阿里（Hazrat Ali）的名字相联系。在东南山脉的最末端，努埃特自认为辩认出了一座塔，可能是一座窣堵波，那里的山顶处似乎还确有过某种东西。

10月30日

从一大清早起，我便前往遗址，而努埃特和瓦杨却于同时正用地平经度测量1公里的路程。中国士兵问我是否需要民工，我告诉他说，我今天只限于作一次全面考察，但他却向我推荐两个人，我把他们带走了。我们前往位于通道西北方向的进口处。为了到达那里，我必须穿越一片荒漠地带，那里如同在本地的其他地点一样，有着数量巨大的房屋废墟。其次，一处野外的防御工事，标志着我们已接近大建筑物了。最后，在横穿一处筑有堑壕的四边形营垒时，我登上了两堵大砖墙沿山而上的山巅。山顶有一处烧砖建筑物，筑于8个连续的枝条排地基上。这里到处都有大量的陶片、动物骸骨和木炭，此外还有玻璃碎片。我认为这更应该是穆斯林遗址的典型特征。在研究山上的这些遗址的同时，我又派遣手下的两个人前往平原上寻找钱币。他们告诉我说，可以在那里找到许多古币。

在结束这次简单的踏勘之后，我重新下山并转向该山岬角，再转向其南麓。我们昨天曾自信能在那里看到有建筑物矗立着。我很快就发现了一幢矩形房子，用烧制的平面砖砌成，砖面于其内侧装饰以彩饰（特别是绿色和天蓝色），斯文·赫定已经指出了这一切；再稍远一些便是生坯门的大院落，斯文·赫定同样也对此作过描述。斯文·赫定认为，所有这一切均属于穆斯林时代，我对此不持任何异议。但是，我为了问心无愧，曾前往遗址的最后也就是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在那里又重新不期而遇地发现了陶片，它们似乎标志着衣服的皱褶。我最终还发现了一只几乎是完整手的造像，做工精细，纤细的手指和拇指中紧紧地抓着一件令人遗憾地已残损的物品，从而排除了所有怀疑。我们已不再是处于一片穆斯林圣地，而是已到达佛教的阿兰若中了。我很快就发现了一颗头像，令人遗憾的是它已被砸碎，但它似乎是根据某种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ZeusOliympien）神的典型特征而塑造的佛像。我用自己那哥萨克式的马鞭梢略微扒拉了一下地皮，便立即发现了一个怪模怪样的头像，伸着舌头，是某位护世天王（Lokapala）的头像。这一切已经足够了。我将明天把它发掘出土，我们将清理堆积陶土残片的那堆废渣。在此期间，我又以自己那哥萨克式的马鞭，击中了一条在草丛中游荡的蛇，这件事本来就会使勇敢的人感到欢乐。我叫来了我手下的那些人，他们仅找到了几块玻璃碎片。

有人向我讲到了位于北部的一处炮台，我很想前往那里考察以结束这一天。但经过在沙漠是行走数公里之后，我已清楚地觉得，我的同伴们只是非常含糊地风闻过这种说法，从而使我们很难找到它。我认为最好是另一天再去，于是便返了回来。我对这个幸运的日子感到特别满意，因为我在这一天首次获得了西域佛教艺术的某种很有价值的标本。我特别寄希望于明天，希望不要使我的幻想破灭。

我通知护送我们的中国兵勇说，我共需要15个人。他简单地回答说，马上就下达命令。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敬仰的地区啊！至于我个人，我打算先于我手下的人而出发，到东南方大山的高处，以考察由努埃特遥望到的那座塔。因为它确实是一座塔，周边带有四边形的城堡。土著人告诉我说，这是一座墓的拱顶，类似一种“拱北”（Goumbez，伊斯兰教门宦教主墓地，本意为“圆拱顶建筑”），可以上溯到不少于100年之前。这件事本身并不可能。不过这些资料却使我产生了美好希望，认为我们涉及的不是一幢普通的房子，而是一间带有圆拱的窣堵波。

一名年迈的土著人向我证实了阿克苏古道的存在，它比现今道路稍偏东一些。下面就是他向我指出的各地点，它们与那名兵勇昨天向我介绍的情况不太吻合。其各点如下：玛喇尔巴什、贝赖—塔什（Belai-tach）、托万—搭格（Towan-tagh，或者是Koktchol）、金札克（Kingrak）、依伦多（Irundo）、东札拉（Dongzarat）、都准（Dutchun）、赛阿里格（Saaryq，赛渠）、阿克苏。这条路已经被人使用近一个世纪了。我还获悉，位于艾丁湖之东的色格孜勒克（Sagislik）只有4~5户人家，而提根河（Tchigan-kl，Tchigan-tchl）却有数百户人家。这条古道部分与《西域图志》中的那条路相吻合，而我们又很难将其中的古名与现名作出比定。这幅新疆地图，即使对于上个世纪来说，使用上也存在很大的困难。

在俄文地图上，我们应该指出，在图木舒克以北，人们读作Yady-rtang（英吉吾塘），而不是Djajdy-rtang。在柯坪吾塘（Qalpyn-rtang）附近，Tchon-Kouroum应为Tchon（？）-qaraoul之误。

10月30日

清晨，我的人员都集合起来以前往遗址。我向那名中国兵勇解释说，努埃特先生将提前前往，我自己将稍后再与他们会合。因为我必须在此之前去考察我们在南—西南方向遥望到的那些遗址。立即便有一个骑马的人愿充作我的向导。我们刻不容缓地从图木舒克那相当贫瘠的耕作区出发，穿过了一个半干旱和半沼泽地区，那里玫瑰科植物丛中的直立纺锤形花取代了禾本科的絮团彩斑花。很快又重新是一片沼泽了，并且还有无数的野鸭子，同时也有群体不太大和不太勇猛的天鹅。最后，我们到达了图木舒克一条小山脉的东南端。它在某些地点几乎是垂直地突然下降到了一片辽阔的沼泽湖泊了，它事实上仅为喀什河（Kachgar-Daria）的河流。灌溉图木舒克的吾斯塘（stang，渠）正是从这片巨大水面开始的。在该山脉的山角，我们于东部望见了色格孜勒克，在东南是提根河，西—西南是托万—塔格，西南是其兄弟山科拉普—塔格（Kolap-tagh）。从沼泽地东部的地区出发，我们经北道（又被称为泰拉马—啜利（Tailama-tchl）而到达图木舒克，此河的流程相当短，因为在我的民工中，便有从提根河招募来的人。在东北部及其以远地区，有一行树标志着无人居住的荒漠。

这正是我们从图木舒克看到的宝塔矗立的山角。我从很远的地方便辨认出来了，这不是一座窣堵波，而是一座不太高的四边形塔，属于一种很大的城堡系统。该系统自山的两端始发，一直向其南极发展并延伸了近180米，在暗门处的最大宽度可达75~ 80米。建筑的框架结构是用生土坯砌成的，生土坯一般都有0.09~0.10米高，平摆砌合。某些房间具有一层柴泥粗涂层，其上面又抹了一层石灰。我们搜集了某些陶片和木炭块。房子的芦苇和麦秸地基酷似我们在图木舒克山口所看到的那种。我既没有找到钱币，也没有找到陶土块，只有几块烧制砖。4幅照片提供了有关这个相当可观的炮台的景色。在西南侧，其最典型的特征似乎是一扇朝东南开放的暗道门，它安置在一堵大墙垛中，墙垛向近30米的方向伸展和具有6米厚；与此同时还存在一堵较小的墙垛，由西北偏东南而呈T字形，它向前延伸3.50米，而其宽度则约为2.30米。暗道门有近1.50米宽和2.70米高。

居高临下俯瞰一切的地点，是距东南沙嘴最远一点的矩形塔，在东北和西南方有3.50米，其他各侧都具有4.50米。周围砖地基之上的高度为4米。两侧的一条竖缝标志着一种很狭窄的烟道，可能曾有一根旗杆矗立在那里。

山岩上的砖墙呈东北方向，在西南方达8~10米。

考察结束了，我又大步流星地再次出发，赴山口北方的沙嘴遗址，于10时到达那里。在耐心等待期间，努埃特组织人对于大院子中的主体建筑略作勘察，发掘出土了一块没有任何装饰的粗涂墙皮。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我们可以对建筑物的性质下定论。

我将发现物统统带到了那座假设的窣堵波中，然后又让人就地作了发掘。我们很快就出土了一种混凝土的圆形石板地面；然后是发现了巨块大砖，从而显示了我们曾认为的这里也如同在喀什的红山（Qyzyl-Debe）那样，是一个拱顶的洞。当我们在几块砖之间发现了一个小孩的遗骸时，这种想法便得到了证实。但我很快就从这种最初印象中后退了。这些巨大的和未经烧制的“砖坯”，事实上都是事后被置于窣堵波之下的墓葬的基架。它们在遗体之上要特别砌成双行，以阻止泥土直接掉到遗骸之上。我同样还确认，这些坟墓是在一个相对很晚的时间修造的，裹尸布的保存状态完好无损，尚有些带有油脂的头皮粘贴在头颅骨上。布帛和尸体的这种保存状态，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因为在同一地点发现的佛教时代的芦苇、筷子和绳头等，同时也呈完好无损的保存状态。死者那朝向麦加的脚，也并不能说明他们都是穆斯林。我们分别带回了一颗男人的和一个孩子的头颅骨。但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些坟墓上部的地面上，还有许多佛教残余物。很明显，这些建筑物都是在埋葬尸体之前坍废的。我们也出土了一些浮雕品，穆斯林们于此为其教友们提供了最后一个避难所。有关墓葬的时代，目前尚没有很明确的证据。现今的居民们对于作为大墓葬区的图木舒克遗址的用途，已经没有任何记忆了。我认为，毋庸置疑，我们应将此视为与中世纪房屋同时代的穆斯林们的墓葬，中世纪房屋遗址于山口的东北部特别丰富。

在此期间，我们首先发掘出土了几块骨骸，然后是一个很富表情的老妇人的陶土头颅、一颗骆驼头、一只飞鸟（鸽子？）、某些手脚的造像，最后是与前一位老妇人颇为相似的老妪之陶土头像。这些东西的体积都相当小。我们同时还发掘到一两颗佛陀和菩萨的小头像。但没有任何头像具有我在首次考察时搜集到的那种披长发的佛陀，或作怪相的护世天王的特征。该建筑物已经彻底坍废，其墙基尚未暴露在我们面前，每侧都有10多米。如果它是圆形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是其直径。

我坚决相信，这里曾存在过佛教，到处都能发现其遗迹，而绝非是假设。它以大量雕塑残片那非常明确的方式，而为世俗人所知。在我们于东南方向和中心建筑周围，而发掘出的土堆对面，还有新的地点有待于发掘。这将是明天，也可能是以后几天的工作。

今天，努埃特以18×24的规格，拍摄了带有如同蜂房般小房间的建筑物，它酷似一座穆斯林建筑。

在返回时，小伙子法西尔（Djigit Fasil）告诉我说，他已经打听到了我们于昨天徒劳无益地寻找的炮台。由于它位于北部，处在我们从地平线上遥望到的沙丘以远地带，从而使我们失去了前往那里去的勇气。那里相当遥远，对此，我也最终得到了证实。

11月1日

昨天，气温计下降到了-5℃。

在出发之前，有人为我带来了几件先前于山口北部和西北部废屋中发现的物品：一枚很大的崇宁年间的中国钱币，我在汗宫也发现过一枚，而且由霍恩尔（Hoernle）发表的英国那一套钱币中也拥有这样的一枚，《西域图志》也曾提到过它。所以，它是中世纪在这里流通的一种钱币。此外,那里还有一两枚几乎无法解读的穆斯林钱币、一块玉和几块无多大价值的宝石。在路途中，我们手下的人又搜集到一块紫水晶。

在到达目的地时，民工队长（因为这一次共雇佣15名民工，所以有一名队长主持他们的工作）告诉我说，有个民工知道，在距这里很近的山中，有一尊在山岩上雕刻的大像。我于是便与此人前往那里查看，在紧傍山口城堡的地方，在与另一侧的沟壑等高的位置上，一堵双层防御墙居高临下地鸟瞰一切。我在该山的半山腰东南侧，发现了一尊残损严重的小佛像，双手合十，坐在莲台上。虽然其线条均不太清楚，但某全面形象则具有一种令人完全满意的清晰程度，一个头像光轮和一片圆光，又补充了其身影。

这是图木舒克一处新的佛教遗址。

针对我有关另一尊类似的浅浮雕佛像的问题，有人回答我说，那里有某些以人类手工挖掘的石窟，并且带有某些装饰，但却位于距此很远的西南方。我明天将去考察8个或9个（这对于我来说，没有多大意义）炮台。至于炮台，在我们从叶卡—呼都克（Yekka-Qoudoug）到柯坪（Qalpyn）的道路上，似乎是到处都能遇到。

我令人同时发掘了一个很大的低矮山丘和建筑物背后的两个遗址。在那个大而低的山丘中，很快就发掘到了一批残片。一个泥土工程和石板地面，酷似后山丘的那一个。我们在发掘中又遇到了好几处穆斯林墓葬，特别是其中的一座墓葬不是用弯弓形的砖顶覆盖，而是以一种如同我们在古墓葬中经常看到的那种木桩顶板覆盖着。最后，在该山冈的东南侧，我们发掘出了大塑像的残片，我放下了坎土镘，用刀子敲打，从中取下了一大块，一个保存完好的菩萨头像于另一侧出现。从这一时刻起，新发现便日益增加。大塑像都在那里，但大都坍塌或粉碎了。我甚至觉得那些墙壁（人们今天只能找到某些脱落的片断），似乎遭受过某种火灾的毁灭。这里有时完全是工匠手艺而不是艺术家的创作，而那些陶土也确曾产生过良好效果。

但是，除了供大像的寺庙之外，其他的遗址也向我们提供了一批出乎意料的宝藏。在中心建筑的北部遗址，我们找到了一块透明的石头，它似乎并非是水晶或一枚无法辨认的钱币。但西部遗址却很快就向我们显露出了小像的某些很有价值的残片。我们非常小心翼翼地清理，使我们最终发现了一段栏杆，仍维持原状，可以承负站在上面的两个人；那里同时还有一种大浮雕状的圆形壁饰。最后，我们又发现了一大批中等和体积微小的头像、一颗马头像。总而言之，最奇特的物件最终在那里出现了，特别是一尊长有细髭的佛陀之佛像，另一尊佛像身上披有一块狮子皮，同时又发现了做工很精细的狮子头的残片。

总之，我们对这些宝藏感到困惑不解，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解释这一切。我们仅仅捡拾到供像的头形和几个衣褶、几只手脚的造像片断，就已经装满数箱。无论如何，我们也只好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掘出的一身碎像留在了原地，它显示出了一个衣装华丽的人物像的整个右肋、裸肩，头部已经残缺。努埃特拍摄了它的照片，然后又将地面覆土填平。

我还需要指出，在所有这些雕刻品中，没有一件青铜雕刻。我觉得其结论完全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所面对的是并未被人派作过任何用途的物品，那些毁掉寺庙的人可能是穆斯林，他们并不觉得带走这一切会有什么用途。相反，所有的铜制品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最后，大山可能威胁到了这些建筑。我们曾希望解释中心建筑物的原形，它连同其东门的两根柱子显得很奇特。从斜向横穿两角的大梁之痕迹，可能标志着带小房间的拱顶，就如同在那个独立的小建筑物中一样，但再没有任何装饰的痕迹了。我们在东墙墙脚下进行了发掘，却没有出土任何东西，只有未着色的柴泥抹层。在北墙附近，我们同样也进行了发掘，于墙下发现了一具尸体，其头颅尚稍有油脂，双脚明显向南弯曲，与其上的墙壁在同一方向上。我倾向于相信，这种土砖建筑，和所有那些尚矗立着的墙壁的建筑一样，明显属于穆斯林时代。但在此之前，那里曾有过什么东西呢？也可能是大佛寺的一个内院。

11月2日

今天，正当努埃特监督民工从事发掘时，我带一人前往洞窟。我们于8时20分出发。我们从一开始起就怀疑洞中有图像。9点钟，我们经过图木舒克山口的东沙嘴，朝西—西南方向（从另一侧看是260°）前进。10时，我们以小步跑的速度到达了故城（Khone Chahr），那里有陶器的残存痕迹、炼铁废渣、罐子、木炭和骨骸。这种相当不正规而又略呈矩形的建筑，是一种被安全埋没在黄沙中的城堡（quourghan，库尔干），它只能使人勾勒出其地势，就如同在山口西北方的另一座古城一样。在不经发掘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看出那些墙壁是砖彻的还是土夯的。院落内侧的几个小坟头，可能是穆斯林墓。

10时30分，在沙漠的硬皮地（tali）上，散有大量陶器。在11时15分和直至我们到达拉勒—塔格（Lal-tagh，或者是Leltagh）通道的11时30分，情况依然如此。沙漠于此显得能为探索者提供许多东西。因为仅仅是向地面瞥去几眼，我便搜集到了两块玻璃，还有一个翻边钵瓶边缘，这就是彼得罗夫斯基曾认为是属于佛教（我认为是错误的）的那种大钵瓶。沙丘逐渐地入侵了这片今天已成为沙漠的地面。

在山口的前面及其南麓，有一座距山不远的砖头建筑物，似乎为一座古窣堵波。它用平砖（0.09~0.10米厚）砌成，建筑中混有芦苇，虽然枝条排层并未明显地出现。在那似乎为圆柱形的地方，其直径约为6米。

在不同的高度上和该道路的南部末端，我们还可以看到带有芦苇和木柴枝条排的砖砌建筑。其中的一幢建筑物位于半山麓，这是一种方形塔，如同我们在北麓即将看到的那种一样。

在道路两侧，主要是于其南侧，从山脉中派生出了一个几乎是垂直的山脉小分支（向东倾斜），其顶峰上建有一堵砖墙，宽约为0.80~1米。据我的向导介绍，这些遗址叫作恰尔纳格或恰尔巴格旧城（Kohne-Tcharnagh）。恰尔巴格（Tcharnagh或Tcharbagh）是从玛喇尔巴什到阿克苏大道上的第一站。这些山都叫作拉勒—塔格（疑为喀拉塔格。——译者），无论是在山口的西北还是南部都一样。它在东部与浩古尔—玛札尔—塔格山相连。“狭道”一词于此不会使人误解，它是指一条通道，那里完全没有山，人们可以无障碍地从一片平原进入另一片平原。(www.xing528.com)

在这条通道的南侧，有一个相当大的带有7层枝条排的塔。它以生土坯砌成，但我们从此处到彼处都可以看到熟砖砌墙的痕迹。枝条排的突出部分，几乎可以使人确信它们是一些古建筑檐口。但我觉得这些表面上看来是“檐口”的东西，更可能恰恰是由于砌于枝条排之下的砖残损造成的，那里过去既没有芦苇，也没有木料来支撑。我觉得这些实心塔都是难以理解的。这些孤立得如同是城堡般的塔，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丝毫不明白。这种古代宗教建筑可能是指什么。

12时30分。我们再次向西—西北方向进发，然后又逐渐地转向西北方。从1时45分到2时，我们又一次遇到了陶片。2时05分。此山的海拔高度已经大大降低，我们穿过一条马车无法通行的道路，它直接从玛喇尔巴什到柯坪，并于此翻过大山。这条路可能连马车也无法通行，尤其是在更稍偏北部的地带更为如此。因为大山支脉在距此有数百米远处便结束了。这条路可能迂回了一个大弯子，毫无障碍地转向北方。

在这条山脉完全陷入地平线之下的地方，有一条古老的吾斯塘（大渠），自玛喇尔巴什一侧的喀什河流来。据人们向我讲述的情况来看，此渠流经北部，派生出了两条支流。其一重新流向山脉的北侧并转向图木舒克；其二自平原的另一侧缓缓流动，再次流经该平原的北部，通过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然后便南下流向叶卡乎都克（Yakkaqoudouq）。

很久以来，我对于自己这次远足旅行的成果感到担忧。向导以一种相当自信的眼睛观察所有的断层。最后，他向我承认……他再找不到那个地方了……这一天的时光白白地失去了。

努埃特相反却向我通报了这一天的发现物。他觉得，当我们到达一段因火烧而变成红色并重新由坟墓占据的地段时，B处的大山丘已彻底走完了。I号小庙又提供了一批头像。大家曾试图在A号中心建筑后面多处进行发掘，但未获得重大成果。在L号遗址上，一个废物坑未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在J号遗址上，与中心塔垂直的几堵房墙已被发掘，在那里发现了巨大的卵形饰，与I号小寺庙中的那些很相似。最后，从正前方的N号小建筑中出土了几颗颇有价值的头像和不少雕刻品。一块包括一尊佛像的壁画也出自I号小寺庙。在N号寺庙中，有些壁画残片，绘在软涂层上，在深蓝色的底面上绘有金线，未提供任何具体内容。它们均为碎片，由于过分脆软而无法携归。这个N号寺庙也受到了墓地的侵占。努埃特对我说，他们在那里发现了混合在造像中的绿釉砖残片，与狭道另一侧的遗址上的那块颇为相似。我还在已坍废的和被火焚烧的建筑物一线，搜集到了别外一块砖，介于G和K号遗址之间。但它们是否为晚期被人带到这里来的呢？尽管努埃特作了肯定，但我仍怀疑这些釉砖的佛教起源。

最后，努埃特向我指出，在我曾看到过的山岩中修造的一尊佛像的那座山上，于更靠右部的地方还有其他几尊佛像。

最后是进行测量，这也是我要求努埃特采取的措施，带有小耳室房子的外部体积为10×10米。其烧制砖的体积为0.25×0.25×0.05米。砖墙的厚度为1.25米。墙的最高处高达3.25米。地面与小耳室之间的高度为1.45米。小耳室宽0.20米和高0.30米，其最深处为0.18米。角落里的小耳室不是尖形的，具有0.24米宽、0.30米高和0.13米深。

穆斯林墓中使用的生坯砖体积，一般均为0.48×0.22×0.06米。

中心寺庙在正面和从外部看，则具有4+2.3（门）+3.70米。其深度为10.50米。砖的体积为0.37×0.20×0.06米。墙的厚度为1米，其高度为5.10米。正面一侧两根柱子的直径为0.80米。

努埃特还指出，在前部的N号小寺庙，地面是一种3层厚的碎石路面，灰色的一层厚0.62米，在麦秸层之上还有两层红色碎石。许多砖块的体积为0.255×0.255×0.05米。相当数量的砖头内侧具有了一种浅黄颜色，它既可能是第一次烧制而成，也可能是被火灾熏烧而成。我们于此还发现带有绿珐琅质的方砖，有的地方因火烧而使颜色变蓝了。

11月3日

该过道另一侧的遗址始终使我感到困惑不解。我于是便决定带领3个人前往那里发掘。我们很快就在努埃特曾拾捡到一块装饰有手镯的手腕造像之残片处，又发现了其他的佛像残余，其本身的价值都不大，但其头、臂和底座等都证明，在过道的这一侧曾存在过一个古代僧伽蓝。

所有的物品均出自于A号遗址中的小寺庙，它们是在一个四边形a-b-c-d和另一个四边形l-m-n-o之间的过道中发现的。这片地面已经铺上一种白色细碎石。A-b-c-d的墙壁已坍塌，已几乎要接近地面了。完全如同l-m-n-o的地面一样，内墙外覆盖着一层彩涂层，人们可以从中区别出一种带有花卉的装饰。L-mn-o的墙壁仅从内部抹有一层白色。a-b-c-d墙没有外装饰层，lm-n-o墙没有内部的平涂层。对于a-b-c-d矩形的每侧，其尺度为4.02×4.03米（内）。对于l-m-n-o，m-o那尚未被发现的墙，我们未掌握m的准确角度。l-n明确具有1.60米，n-o延伸1.42米。在n-o和d-c之间的垂直线为1.10米，l-m与a-b之间为1.35米，在a-b与l-n之间也是1.35米。B座房子曾被大火严重烧毁，人们沿这同一座山可以到达F号遗址。发掘出了一面墙，内壁覆盖着绘画，由于火烧而无法分辨了。这面墙向内倾倒。这座建筑无可争辩地是佛教性的。如同附近的一座建筑一样由碎石铺地，我们于其中未发现任何造像。在E处的地面中，我们挖出了大量绿釉彩砖，它们有时也略呈深蓝色。

C处的房子是一处住宅，内部完全空了。我们从中发掘出了残余的3面墙壁。有一根大烟囱倚在g-h墙壁上。该建筑为矩形，每侧均有6米。从h-a点到壁炉烟道的距离是2.35米。从j到k有1.75米，从j到g-h墙壁有1.10米。这幢房子很可能是佛教寺庙。在它的前面却相反，一处带有一堵尚矗立着的生坯墙壁的建筑物，应该是穆斯林清真寺。在D处的发掘未揭示任何新鲜内容。最后，E很可能是一座坍塌严重的古窣堵波，其原有的线条已经无法辨认了，惟有大堆的砖头瓦砾还会使人坚信其最早的用途。

阿克萨卡尔（Aqsaqal，乡长）最初告诉我，后来在村子里又向我证实，通道北侧的遗址有一个具体的名称：“九间房”（托古孜—萨莱，Toqqouze-Sara九僧房），而图木舒克一名更为适宜我所在的遗址。我坚持使用这个地名，正是由于它，我最终也由此而搞清楚了，本处的地名在土著传统中叫作巴尔巴尔（Barbar）。海拔尔（Khaibar）是另一座城市的名称。人们对于它的记忆，有时也与前者相联系，它位于柯坪与乌什—吐鲁番之间，地处山中最神圣的一个麻札的旁边。最后，我询问了巴尔楚克（Bartchouq）一名的起源，它已出现在18世纪的汉文舆地书（《西域图志》）中了，系指玛喇尔巴什地区，而现今的“巴楚”一名（玛喇尔巴什）可能是个派生词。原籍为浩罕（Kokand）的俄国乡长，已在中国新疆生活了20年，非常清楚地了解阿勒迪古城（Alty-Chahr）的传说。据他认为，此地名应为布依楚克（Botchouq），而不是巴尔楚克，这是一个指从南部的麦盖提（Merkat）直到北部的启浪（Tchilang）的地区。

11月4日

努埃特告诉我说，“九间房”（托古孜——萨莱）的发掘工作已经结束，我当然坚持亲自前往那里勘察，同时也想看一下那些新佛像。努埃特向我指出，它们位于大山中我已经知道的那座佛像的旁边。我仅仅带了两个人前去，而瓦杨于此期间和小伙子法西尔一起测绘山坡去了。在M遗址上的发掘出土了一批意义不大的佛像碎片，但我觉得B号大山岗远未被彻底清理，我将自己的人安排在那里。在白天相当晚的时候，我看到露出了一块墙角，其外部装饰以陶土浅浮雕。这是一种室内祭坛，我觉得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图木舒克A号寺庙l-m-o-n的小四边形建筑颇为相似。第1个浅浮雕一旦被发掘出土之后，便向我们显示了站立的瘦骨嶙峋的佛像，虽然它残损严重，其右部有一尊相当于有阇提花（jati）高的婆罗门，扎着绶带，坐在一面很高的长鼓上，佛陀的左部有4名女子。这块浅浮雕位于中心建筑物一侧。该角落东侧的浅浮雕残损甚重，已经不再能显示出人腿的外形来了。但我们完全有理由来清理整个祭坛，我将于明天再返回来考察。我还发现了一两颗颇有价值的头像，以及装饰这座B号寺庙的原大佛像那损坏严重的残块。

11月5日

我必须用刀子亲自清理我发掘到的浅浮雕。因此，直到接到新命令之前，尚没有使用大量民工的劳动。我带来5名民工。其中两人被用于在F号遗址最后面的发掘，那里有几个生石膏的脚线。经发掘只出土了几块被绘成红色和蓝色的脚线、两块带绘画的织物、一把颇具艺术性的扫帚，这一切都可能断代为穆斯林时代。带蜂窝般小房间结构的房子确为穆斯林时代的，因为在东侧还有一处可能是用以环绕门的阿拉伯式的外装饰框。这可能就是导致斯文·赫定声称其门是固定在东面的原因。那些小房子一行接一行地下降，但未显示出一个可能是圆屋顶的起点。在每个角落里和角落的每侧，首先有8间小房，然后是7间，接着是6间，直到一间为止。在任何地方，都未发现只有一间房的层次，而带有两间房的一层保存在东北角。

我向这幢F号房子处派遣了两名民工前往J号以西和J号遗址。在J号遗址以西，已经由努埃特发掘出土了某些与A垂直的几条平行走廊，同时还有几个很大的卵形或馒头形装饰，酷似I号小寺庙中的那一些。我让人主要是重新发掘了J号遗址，但成果不大。我们发现了一批灰堆、一条壁炉烟道、一小段红色丝绸、一小片带有3~4个汉字的纸头。直到现在为止，这是我们于此获得的唯一“写本”，我犹豫不决地说它与寺庙是同时代的。

最后，我将民工们带到了浅浮雕处。我们发现它们的轮廓外形，它们似乎从两侧向更远方向延伸。但我们必须大量清理，才能使努埃特得以拍摄，这种土方工程将会占据明天一整天的大部分时间，而且还是雇用了5名民工。

11月6日

我们在最接近中心建筑的西南侧，共发掘出土4块明显是破碎的浅浮雕，其保存状态还足以使人物塑像具有一种幽雅姿态。但没有必要过分翻动周围的土地，因为震动会使塑像上所有松动的碎块都掉下来。我们要搬走这些浅浮雕吗？我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有两天了。我们没有可用于模塑的生石膏，沙子又支撑不住。在从事任何尝试之前，努埃特都必须拍照。我们于今天做了充分地准备，以便能够在令人满意的条件下拍摄。这是瘦骨嶙峋佛与婆罗门像。第二块浅浮雕代表着坐佛，而两个飞天（Dera）或乐天（Apsara）则于其头上飞翔。这幅画面与我们西方教堂中的多种戴冠者的姿态很相似。第三块浅浮雕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代表着带光轮的佛陀，其左部是一个带光环的年轻妇人，右部是一个同样也带光轮的老妪（可能是摩耶，Maya）。老妪右边是一个肩负难以分辨清楚的重物（可能为一只羔羊）的人物。在此人脚下，又有一名年轻女仆端坐在那里。

在从大寺庙中清理出的杂物中，我们发现了两颗小佛头像，其一为红色陶土。第三个佛头像的体积很小，尚带有蓝色绘画的痕迹，其上面贴了一层金箔。出于一种令人遗憾的坏运气，这个头像被我们的哥萨克人在从遗址往住所中搬运时丢失了。

11月7日

我们继续进行清理。到处都有打穿和推倒了浅浮雕的穆斯林墓。此外，来自东侧的一场大火烧毁了陶土，也可能是腐烂的物体分解自燃。总而言之，人像都如此脆弱，以致人们无法将其粗糙外表清理出来。此外，在一个特定时刻，无论是在东侧还是在南侧，浅浮雕和支撑墙（挡土墙）都消失了，穆斯林墓葬似乎应对这种现象负责。然而，在南侧，我们发现墙壁内陷；与外部浅浮雕平行的地方，还有一面低矮的土坡。上面供有许多小像，其一个底座的下半部依然保留在原地。这堵墙内部地面铺有一种水泥，现在已经很脆了。此外，庙中还保留有一尊巨大的供像，至少3倍于原大，我们已经发掘到其右脚的前部。

11月8日

这个白天的收获确实很大，我们在大山丘的东北角共发掘到3颗死人头颅、4个带有做鬼脸人物的和经烧烤过的徽章。但我们至少还发现了这个东南角，还有昨天于南侧发现的内壁凹陷处的末尾。今天尚不能复原其大致的平面图。努埃特至少拍摄了所残存的浅浮雕。我们还试着在K号遗址中心建筑的前部和左部进行发掘，共出土一只相当大的手臂造像、无法考证出明确内容的壁画残片，尤其是我们未找到其底面的砾石。

11月9日

瓦杨于这一夜进行了两次对掩星的观察，并对时间进行观测。努埃特对发掘物绘制了图版。我独自带领10名民工进行发掘。在大山丘上，我们发现了北部的一系列浅浮雕，残损甚重，但却有一只大象的造像几乎完整无损。大约到了一天之末，我发掘出了北侧的西角，发现了一个凹曲的栏杆，与另一侧的栏杆颇为相似，现在只有待于去彻底清理它了。在北侧的发掘中，我们已经在那里找到了瓦杨所说的徽章，两个分别为小型和中等尺寸的死人头颅，此外还发掘到了另外一颗中型的死人头颅、某些做鬼脸的造像之残余。最后是一颗小丑的头颅，其风格不属于印度，也不属于希腊。尽管我经验很少，但我认为它更会使人联想到古代伊朗艺术。

就在同时，我继续按照上述模式而挖掘K号遗址。K1号遗址已经被作了很深的清理，尚未找到由于火灾而被烧焦的杂物之底层。在a-b，却有一面残存的墙；先是在a-b，然后是在略有凹陷的d-e、b-c和c-f，有些带抹层却无绘画的墙壁。在d-e-fc-，最终到达了硬地面。但在这一地段之前并从e-f一线起，便会发现一块遍是软碎屑的地面，坎土镘挖下去仍挖不到硬地面。在墙上几个内部和趋向于d-e点上，我们相继发现了5枚铜钱，其中两枚尚带有相当清楚的（字迹）……因此，这都是一些汉代的铜钱。我们于同一地点，还出土了一种绿色玻璃珠子。a-d-cb这个四边形，特别是在a-b方向，继续提供了一堵墙或已坍塌的带壁画的天花板之残片。我搜集到了两种残损甚重的头像、人腿和马腿像。这幅壁画的艺术并未达到出自I号小寺庙的小佛头像那样精细程度（而且体积也很大）。最后，在距出土钱币处不远的地方，还发现了铁钉，其中一颗带有环。

经过对K3号遗址的挖掘，虽然在每侧都出土了某些无门无窗的硬墙壁，但它却不具典型特征。它也提供了一两块雕刻物和一种罐子的颈部。另外还有一枚被烧焦的蛇头贝壳币（yilangbachi）。

对K4号遗址的发掘，揭示了一种介于保存完好的四壁之间的房间，既无涂层与绘画，又无门窗。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带有珍珠光泽的珠子，很可能是玻璃珠子。此外还有一个绿色珐琅钵的边缘。由于此处正位于被烧焦的杂物堆中，所以我认为它不可能是穆斯林们留下的残片。

总而言之，今天发现的钱币，又一次提出了该寺庙被毁的时代问题。小寺庙的雕像的风格，以及大土丘上某些造像的帷幔（由努埃特首先拍摄的造像代表着一个女子，其帷幔由呈传统姿态的胯部所支撑），都标志着一个相对古老的时代，我更愿意相信它们是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寺庙建筑。我同时也承认，它们后来又被重新作了装饰和发展，也可能是加入了B号大土丘上印度风格的浅浮雕，并且一直维持到穆斯林时代，穆斯林们可能把它们烧毁了。但是，如果可以肯定该地区在穆斯林时代之前整个中世纪都有人居住，而且穆斯林们于此有圣地，那么这些毁于火的寺庙就很可能是在此之前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本处发现的所有钱币都是汉代的，其毁坏可能要早于唐代。

11月10日

今天，我共带15个民工，以便清理K2号的凹陷形房间。此外，我们带去了一个箱子盖，以将那里的浅浮雕之一取下来。这种做法并未获得完全成功，整块板浮雕被分成几个小块取了下来，因为它是由数块组成的。我们还需要包裹并为所发现的全部物品编号。

内侧带有红色图案的栏杆之长度共计为：（a）0.29+（b）0.14+（c）0.13+（d）0.27米。

在K号遗址一侧，我们还发掘出了相当数量的僧房。其中还有某些小板凳，我尚不知道其用途。在一个堆满垃圾的过道中，我们又发现了纺织的绳子和一把旧扫帚，如同出自F号遗址中的那种纺织绳头与扫帚头。在K2遗址中，当发掘到严重腐蚀的铁块后，我们最终触及了坚硬地面，其中的一块铁片似乎曾是一把锁头。在K1和K3号遗址之间，一间小房中收藏着一躯大塑像的大腿部位；还有一种以陶土塑成并绘有红白相间颜色的大树，我们几乎掌握了其完整图案。在那里也有几种涂成白色和红色的残片，包括一颗狗头。在这个小房间中，于一条烟道之下，有许多杏核。此外还有未作重大艺术加工的一段象牙。最后，K1号遗址继续向我们提供壁画残片，其中包括一条胳膊的造像，穿有青色织物、加工精细和保存状态极好。就在同一地点，还出土了几块墙壁残片绘有带婆罗谜字母的恶刹罗像（Aksara）。对于古文字学者来说，也可能会由此而掌握有关寺院的这部分区域被焚烧的原因。我想说的是，如果那些文字均属于相当晚的时代，那么从在同一地点存在五铢钱的事实中，便得不出任何结论了。

11月11日

我与努埃特共同工作……以整理我们的一套搜集品。我有时也被迫舍弃某些笨重而价值不大的物件，将把它们留在“图木舒克博物馆”中了。

我们完成了对K号遗址瓦砾的清理工作。从其中的K2号遗址中，还清理出了几块壁画（马蹄和一只手臂的造像等）。在重新研究出自1号小寺庙的物品时，我又发现了两块相当大的残片，各自代表着半身人像，残存着带镯子的手臂，手镯上的黄金已变成赭红色，使带镯子的裸臂如襁褓中婴儿的手臂。我同样也清理了O处介于K和B之间的古建筑。我们另外还发现了走廊、方形耳室中提供的几块没有多大意义的残片。数面墙壁上都绘有壁画。我们拾到无法解读并已破碎的中国铜钱，还有一种拿着一枚奇怪徽章的把手。这次发掘还获得了一块加工过的黄金，与昨天发现的那块很相似。在P号遗址处，我们又发现了一排小板凳，其底座分开，面向内院。

11月12日

K2号遗址的房子已被清理，再未提供任何东西。我让人主攻Q号遗址对面一侧。我们发掘出了一排小凳子，以及酷似另一侧的那些底座，其中一个底座上带有供像的组成部分。那里的墙壁上也有绘画。最后，1号小寺庙确实提供了一大批雕像，但清理得很糟糕，我又对它作了彻底清理。但这第二次发掘只能提供某些碎片了，唯有一颗颇有价值的长小胡子男人的头像、一身披袈裟的菩萨小像、一个长鸟喙的人物的奇怪头像（可能为一尊歌乐神或音乐天歌神、Kinnara）。我们在I号墙墙沿下发现了一行外貌相同的生石膏小薄像的存在处，现已完全粉碎了。原来是在一根弯铁棍上塑成的，其外覆盖了一层金箔。清理工作使我们得以沿一行信徒像前进，其中的两个是我们发掘之前几天出土的，明天也可能还会有新的发现。

在R号I的另一侧，我们在一个小房间中发现了一个中心祭坛，其墙壁上绘有壁画，但令人遗憾地严重残损了。此外，其背屏的墙壁前也带有两个底座。在其中之一的对面，有一身小彩像被推翻和打碎。该尊像的装饰并不是雕塑的，而是彩绘的。几块陶土证实了我所提出的假设。根据这种假设来看，主要是手脚之间那明显的偏差及其表面的构成，应该是出自人们观察它们的视角之原因。我们尤其是在浅浮雕上，于I号遗址的坍塌物中，发现了不是属于完整的造像，而肯定是属于浅浮雕的残片。

总而言之，其轮廓逐渐清晰了。尽管穆斯林墓葬造成了某些损坏，它们可能还会值得我们去重新找到部分遗存，这是由于此古庙已变成永远不能铲平的穆斯林大公墓了。事实上，那里从未有穆斯林们居住过。“九间房”或托古孜—萨莱一名，于其最狭窄的意义上，便是指山北的房屋以及同一侧的防御工事。本处是特指名胜古迹（ziarat），也就是麻札（mazar）。中心建筑本身也应为一处墓地，也可能是带小房间的住宅。如果釉砖都被置于佛教遗址中央，那可能是因为它们均出自那些过去比较富丽堂皇，而今已坍塌的穆斯林墓葬。这些穆斯林墓葬可能是在佛寺之后部建造起来的，连接中心麻札的几位教长的墓。

11月13日

在继续清理Q号祭坛（它几乎延伸到了I号寺庙的高度）时，我们发现了一块被烧焦的木板，上面还雕刻有一身人物的站立像、一名菩萨，另外两块同样也被烧焦的木板带有菱形装饰。

R号遗址已被作了彻底清理。它有一间矩形房，而该房间又带有一间同样亦为矩形的小房间，此外还有一条从Q号护坡下去的坡道。

我们的工作同样在I号遗址持续。它证明了该寺庙两侧现有的一行供养人像，是在背屏上，于内侧，由残损严重的其他雕刻所连接。寺庙的前部已坍塌到了山下。在I号寺庙的外墙一线，我们还发现了几个颇有价值的头像：一个梳高髻的女子，一个马头、一个呈佛罗伦萨人气度的人头、一个秃顶的老人像。最后，在这一堆清理物中，有一页纸，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页纸的边角。其两侧均写有婆罗谜文，它逃脱了大火之劫。这是我们于此所获得的第一件此类发现物。

但这一天的最大意义，也可能集中于S号房间了，这个带有壁画的房间如同其他许多房间一样，已经部分坍塌，与混凝土的断裂处相吻合。我们清理出了下部的一个房间，清理出了几个漂亮的头像，房间里主要有装满骨灰的骨灰瓮罐。这些骨灰瓮的形色各异。我们带回了一种骨灰罐，火烧使之产生了一种相当漂亮的绿色。这些罐都装有骨灰，而不是“贵重的”骨头。这一切尚有工作需要去做，不知在已经清理出的某些房间之下，是否还会有其他的下层房间。

11月14日

骨灰瓮的存放处已被清理，但却未发现任何新东西。我们从中仅发现一个出自上一层的佛头像，还有一种带有4个活动小环的金属容器。I号小寺庙已被作了彻底清理，于东南方发现了一道门，也就是说该门朝大祭坛开放。在两侧是5身巨大人像，脚蹬靴子和身穿拖到膝盖的长衫（当人们进入寺庙时，3身像位于大门的左侧，两身位于右侧）。此外，两侧的祈祷者的画像至今尚清晰可见，左侧的祈祷者之像为女子，右部的像则为男子。这种原料已变得极其易脆。保存得最好者，便是形成中心支架的麦秸束。在进门处的左侧角落里，我们发现了一种很薄的金币，没有明显可见的标志并且部分地被氧化。

对于骨灰存放室的情况，我忘记指出了，人们可以通过一种垂直的门窗而进入那里。人们可能是在那里悬挂了一架梯子，从而可以到达一扇今天已被火烧毁的门。从骨灰存放室内打开该门，便会进入那里。这一侧祭坛的界限尚未被彻底搞清楚。我们发掘出了新的建筑物，但只能在稍晚时才能对此表态。

在继续清理大土丘一侧的祭坛后，我们便到达了一处阶梯，于此之外则还必须继续进行寻找。在清理该祭坛时，我们出于一种甚佳的运气，发现了用婆罗谜文写的一小卷写本。其中可能包括发愿文。这是于此地在两天中发现的两种印度文字的样本之一。

我今天还携归了一颗头颅，带有下颌。废墟中始终都有丰富的遗骸，有一名穆斯林恰恰让人埋葬在I号寺庙大门的正中处。

11月15日

这一天几乎完全被用于清理地基上的大祭坛，在一片经过高度夯实并经泼水而硬化的地面上，坎土镘刨下去比刨墓地的砖头还困难。这个大祭坛在整个地基上延伸，将已经发掘出土的两端连接了起来，但我们于此未发现在祭坛本身上的地基墙，它可能已经坍塌了。在祭坛前部不远处，基本上是在中央大墓的中心线附近，还发现了一座穆斯林墓葬。在此墓之旁，有一种粗糙的罐子，其内外均雕刻有事先用墨汁写成的阿拉伯字。它们的解读，可能会使人得出有关墓葬时代的某些结论。

祭坛之后的整片地面都不再有墓葬，而是由僧俗人的住宅所占据了。在小寺庙的后面和附近，我们清理出了住宅的墙壁，还有一条相当结实的铺石甬道。在其下面，就如同在一幢房子的地下室中一样，有一个巨大的普通瓷器罐子，被烧制得很结实，罐子直径为0.915米，高为0.975米。在附近房间的石板铺地面之下，有一个装满垃圾和麦秸灰的地下室。这一切都散发出了一种比废墟上的普通灰尘更加呛人的气味。这是否表明住宅是两个时代的建筑呢？即其一为佛教的，其二为伊斯兰教的。亦或是从佛教时代起，就在废墟之下存在垃圾地下室呢？我现在无法讲清楚这一切。作为征兆，我们发现，这些上层房间的铺石地面，实际上与寺庙中的某些房间的地面无多大差异。从发现物的角度来看，出现在完全靠后部（F）的扫帚，虽然它残损不重，但已完全酷似在寺庙前部那无门无窗的大坑中（K4）发现的带有同样编扎曲颈的扫帚。

在U号地基之祭坛T处的地方，我们在发现被烧焦的佛像残片的同时，也发现了一只铜钵，很易碎且严重氧化。但它却是第一件此类出土物，颇有意义。

11月16日

我们完成了对后部祭坛的清理，然后有10个人在介于C和O号遗址之间一线建筑中工作。在此期间，又有5个人清理了γ和β号房间。继此之后，我在γ号遗址发现了一条阶梯，直通后面的建筑物。它证明了这一整片地区都已经被很好地加高了。γ号地面和β号建筑相反，却在下面并且填满了废弃物。继β号和放罐子的小房间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被粉碎的铜碗。

在G和O之间，我们共清理出了一大批坍塌的建筑。在G和X之间的小过道中，于其下部而不是在整体平面上，我们在坍塌废物之中发掘出了许多纸片，上面有一些我直到现在尚不认识的文字符号。

在X房间一侧，发掘出土了一身大佛的头像，令人遗憾的是它已严重风化并且无法运输。由于我们在那里没有找到该像的任何其他部位，所以该头像很可能是在毁寺时从其他地方搬来的。大家还曾记得，我们在B号土丘上发现了大佛像的一只被分为3大块的右脚前部。佛头已由于使用金箔而变黑，现在尚残存有金箔的痕迹。从与身体分开的头像中，我们联想到毁寺很可能是以砸碎佛像而开始的。在Y号建筑中，有一种木质镶饰品代表着一女子，在被镶入由强力水泥粘结起来的巨块生砖坯砌体的物件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件装满骨灰的骨灰瓮。它共有3个把手，虽然没有珐琅质，但也装饰得相当精致，以至于促使我作为样品而把它带了回来。

我们无望从清理工作得到更重要的收获品。

11月17日

我们在无重大发现的情况下，仍在继续清理X、Y、Z和G号遗址。它们均位于沙丘外麓上，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一面墙以及下面很深地方的一条铺石甬道。在Y号祭坛之后和从寺庙的内侧着眼，铺石甬道会使人窥伺到一片我已经让人清理好的疏松地面。这是一片经过回填泥土与砾石的地面，混合有麦秸段。我们虽无望从中获得巨大发现，但也无权不去试探一下自己的运气。寺庙后部的外貌始终不太明朗。然而，我们在一个δ号遗址上，发掘出土了两堵很高厚的墙，以直角相交，它们可能会有助于掌握这一整套建筑的关键。这一天在未使我们的搜集品更加丰富的情况下，便草草结束了。在5时差1刻钟时，对M号处被烧毁寺庙的清理，则使我们获得了由大火烧残的头颅，其表情相当新奇，并使人产生兴趣。

11月20日

今天，在发掘中未找到任何有意义的物品。唯有在清理X号遗址外部的一种大壕沟时，那里的壁画残片和线角与疏松土壤混合在一起，我们发掘出土了一块玻璃。这样便使人对直到目前于其他地方所发现的玻璃残片之穆斯林起源说，提出了质疑。如果玻璃确实于公元初便被输入西域，那么我们当然会在佛教遗址中断断续续地发现某些样品。此外，这块玻璃可能是在穆斯林们摧毁寺庙时被丢弃在那里的。最后，在一个类似的壕沟中发现了一把扫帚，以及在最遥远处可能为佛寺的建筑中，发现了一把类似扫帚的事实，则为这些壕沟在穆斯林时代的用途问题，提出了某些质疑。

主寺的后部轮廓终于显现出来了，但却是以一种出乎预料的方式出现的。我们发现了一堵高墙，带有如同第一个四方形建筑的祭坛那类的下部祭坛。难道还有另一个大型建筑群吗？

11月21日

我们继续挖掘X号遗址之外的壕沟，但没有意义重大的发现。昨天从那里出土了一块玻璃。由于它不是当着我的面被发现的，所以它也可能并非真正是在此地发掘到的。

带后部祭坛的四边形建筑已几乎被彻底清理，渣土于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炮台”。在该祭坛的后门附近，我们发现了一个带有不太凸显的浅浮雕小头像，它似乎是一颗和尚头。

从昨天开始，我在N处安排了一个人去发掘，自己却用刀找到了许多碎屑。我今天继续这项清理工作，它为我提供了数颗相当有意义的头像。特别是发掘出了一条铺石甬道和一个祭坛（否则就是一堵墙）的轮廓，我们只有等到明天再沿此轮廓而进行发掘了。

11月22日

N号寺庙的祭坛轮廓是指一种浅浮雕的底座。其另一端是两颗狗头，这是在一尊绝无仅有地保存下来的供像两脚之例证。在基本上是对该祭坛轮廓的延伸部分发掘时，我最终找到了一躯相当大的菩萨像，尚保存有头部、上半身和一只臂膀造像的组成部分。

在祭坛后面，我让人在后部一组与小土丘之间进行发掘。我们清理出了一个新的护坡道，它似乎是该侧寺庙的外护坡道。在该护坡道之前的废渣坑中，我们发现了一页纸片，我开始时曾自信从中辨认出了藏文，但它更可能是一种草书婆罗谜文。

11月23日

晚上，努埃特又带回了出自垃圾坑中的带题记的造像残片，同时还有在N处发现的头像。我们还发现了一枚很薄和很脆的钱币，上面没有铭文。我们还找到了一条大过道，似乎是将寺庙的后部一分为二了。

11月24—25日

在最底部甬道的右侧，我们发现了一个大厅，收藏有一个巨大的瓮；于其再靠后部的地方，还有一个新的方形祭坛或台凳，至少其一面保存得很好。

11月28日

我最终返回了遗址。在后甬道左侧的一个祭坛上，我辨认出了整整一套带象头的雕刻装饰，它们似乎是象头神（Ganeξa）的祭坛。我们从此地发掘出了几块壁画残片，其中之一是由努埃特于昨天发现的，带有某些非常清晰可读的字（Aksara），以黑体小字写于白底纸面上。努埃特还于昨天发现了几只凉鞋，它们最终向我们证明了在前部垃圾道中发现的流苏之用途。今天，地面发掘已开始使我们严重受阻，我利用了几乎一整天的时间组织人进行清理。我检验了于数日前发现的头颅骨，其上面仍长有胡须；此外还有相当长的头发，头发似乎被扎成了辫子。我与同伴们的观点相反，我认为这不可能是一名汉人。但我必须指出，本处的穆斯林现今也剃光头。

11月29日

努埃特带回了一批相当有意义的文献。其中的几种草书残卷和婆罗谜文的写本，均出自“炮台”后面的一堆垃圾。也有几根鞋带拴在一种丝绸绦子上，一片黄色丝绸带有树脂。有一个上了珐琅质的陶土假面具，形状奇特，这是至今发现的唯一此类物品，它出自一座完全位于后部和在大甬道左侧的房子（据说是畜棚）中。那里同样还出土了一枚陶土印章，带有柄洞。最后是一枚出自同一地带的铜钱，现在尚可以认出上面“五铢”的铭文。这是一种本处可断代为汉代的新标志，但怎能使人相信这一切呢？在这批废渣垃圾中，我们还发现了大量葡萄籽、桃核或杏核。但也有核桃壳，尽管当地似乎不产核桃。最后还发现了鱼刺。

11月30日

我几乎是在需要清理的那些有碍于我们工作的地面的发掘现场，度过了一整天。然而，我也在两三个更具体的考古遗址上进行勘察。由努埃特清理出来的建筑物在最深处，位于大过道的左侧，此地似乎确为一座马棚。它地处一山坡上，可能是由于山体滑坡的原因。那些仍留在原地的木梁对于研究建筑方式颇具意义（但其烟道在哪里呢？请参阅我上文的介绍）。有一座建筑物于背屏带有一个内祭坛，它被清晰地清理出来了。它的用途令人质疑，但其佛教起源则是不可否认的。然而，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一枚开元时代的铜钱，这是“九间房”（托古孜—萨莱），是8世纪建筑的决定性证据。在位于“炮台”西北角的大垃圾坑中，我们还发掘到了一片纸头，已部分地被虫蛀，上面还载有几个汉文方块字。此外，我们也发现了一颗由绿玻璃制成的大珠子。这就是我们一整天的收获。

12月1日

今天的发掘未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物品。我们仅在昨天已经踏勘过的垃圾坑中，发掘到了一片纸头，两侧已经发白，带有两三个黑墨字。我们还在最底部的一所住宅中，发掘到了一枚很薄的铜钱，它可能是五铢钱。我们在“炮台”后面，又发现了一处新的祭坛，现正在继续对它进行清理，它带有浅浮雕像（做工拙劣，只是用泥塑并上彩），其中的某些具原大规模。此寺庙肯定会使人感到惊讶。

12月2日

今天一整天都被用于清理“炮台”后面的窣堵波。该窣堵波的正面有一种供像装饰，却没有供台，它几乎完全被烧焦并消失了。另外3个侧面装饰则是供在相当高的供台上的佛陀真大像。窣堵波周围的过道外侧，也都带有装饰。佛陀的光轮用绘有似乎是埃及人物外形的装饰，并且带有各种鲜花和飞鸟，其图像似乎证明了一种可能是来自波斯的影响。其颜色相当新鲜，以至可以用照像机很好拍摄这些图案。许多供像均带彩色。我们另外还发现了一身木制小佛像，保存完好，做工精美；另一身更大的木佛像则已被烧焦并腐朽了，带有彩绘，不过我们无法运走它。其他的木制装饰图案同样也涂金。最后是两尊木像，它们同样也带有彩绘和涂金。第二天，我们继续进行清理，特别是对居高临下地俯瞰窣堵波的内墙进行清理。如果该窣堵波尚未被发掘，那么其中可能还收藏有圣物。我想为此目的而试对其中心部进行一次发掘工作。

除了我上文所提到的那一切之外，发现古董的机会仅限于一次，即一块紫色透明石。它似乎为紫水晶，但却无法划破玻璃。此外，还有一枚铜纽扣，中间带有玻璃质那闪光发亮的装饰。

12月3日

今天一整天都被用于清理窣堵波并将其垃圾杂物直接搬运到沟壑中。除了环绕窣堵波的其他带彩绘的柴泥塑像之外，我们再未发现其他新东西。它们的保存状态很糟。其中一件塑像袍子的下摆上，于一个三角形的小框子中，绘有一个双手合十的稚童像，其图像绝对表现出了中国中原绘画中的幼童塑造法。我们于此掌握了一种中介者的角色，它或代表着中国中原对西域的影响（请参阅钱币的例证），或代表着此后改变了中原艺术的西域艺术之撞击。无论如何，这个小型人像需要拍摄，因为它最晚也是10世纪的。我并未由此而希望讲它是非常古老的一类中国中原的写实绘画，它仅仅是工匠们的简单作品。这种中原绘画的气度只能使光轮的宗教性装饰变得光怪陆离了，带有排成圈的长喙鸟。我认为，我们于此又一次遇到了一种全新的文献。

12月4日

我让人于窣堵波背后进行发掘，无重大收获。我们发现了一枚中国铜钱，但仅保留了其下部和左侧。这很可能是第二枚开元通宝，因此它又一次证明了这个窣堵波后部应断代为唐代后期。在我们上文称之为畜棚或马厩的房子一侧，我们也清理出了很厚的一层垃圾和废渣，在那里发现了分别为汉文和婆罗谜文的各一种残卷文书。所谓的马厩应为一幢住宅，因为它带有一条烟道、一条很清楚的长凳和一个房间，烟道上装饰有滑稽图像，与更靠前部的同一平面呈现了同样的布局。

12月6日

数日以来，更确切地说，是自发现绿色彩釉面具以来，我便开始怀疑我们既在图木舒克，又在“九间房”发现的彩釉玻璃方块，到底是否起源于穆斯林的问题了。总而言之，它们确实主要是在墓葬附近发现的，但许多墓葬中却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也未曾在平原中拾捡到过此类物品。即使是在那些肯定是完好无损的墓葬中，我们也未曾发现过任何这类完整的墓砖。被用作骨灰瓮的水壶，以及在垃圾坑中发现的其他瓶钵残片，都证明佛教徒们熟练地专长于烧制这种绿釉砖。最后，其中某些砖也令人不再怀疑有被重新烧过的痕迹了，它或者是将砖原有的绿色改变为暗紫色，或者是浅蓝色。这都是被火烧的结果，我们既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可能性来提出假设，认为一场火灾会烧毁穆斯林们的墓砖。至于这些砖的用途本身，如果它们被用于佛教，那也是我们尚不能决断的内容。在图木舒克，它们主要是在带壁炉房间的最前面才较丰富。在“九间房”或托古孜—萨莱，我们可以在位于最前面的小寺庙中发现这些砖。但它们也散落得到处都是。我设法打开的“九间房”的窣堵波，由一大堆很坚硬的石头所占据，穆斯林们在那里挖掘了多座墓葬（而且它们的遗址还证明，在此时代，巨大的窣堵波也应出现在那里）。但在其最底部，在回填到山崖上的砾石中，我在大批朽木和几种雕像残片（其中包括一只手的造像）中，发现了一块带绿釉的砖。它孤零零地在那里被派作什么用场呢？这本是一个谜。今后经过与其他建筑物比较，可能会解开这个谜。

在出自寺庙不同部位的物品之间，竟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区别。毫无疑问，这应该分别相当于某些完全不同的时代。I号小寺庙那具有希腊气度的陶土器皿，与大土丘山的纯印度式的浅浮雕，并不属于相同的时代。它们特别是与柴泥塑像完全不属于同一时代，这些塑像具有典型的汉地风格，它们装饰着中心窣堵波。该窣堵波标志着一种明显的艺术衰落。这一切并不仅仅表现在雕塑艺术上，而且也表现在绘画中。我们只要将出自小寺庙的那些绘在壁画中的佛头像，或者是将从环绕前院不同殿堂中搜集到的壁画中的其他头残片，与窣堵波中的绘画进行一番比较，那就会对于后者缺乏新颖性和想象力而感到惊讶。更有甚者，窣堵波中的绘画并非是以壁画的形式而绘制，它们带有相当坚实的抹层。它们即使在今天也可以使人满怀希望地认为，前寺中的彩绘碎片会毫无障碍地被运到巴黎。但在柴泥层上堆积的普通画层，稍有风吹便会呈鳞状剥落。

12月8日

今天共有31名民工到遗址上去工作。我们完成了对后部的清理，它向我们提供了一枚无法释读其铭文的铜钱。在最后一个垃圾坑中，又发现了几份汉文和婆罗谜文残卷。我立即让人从大瓮一侧进行清理。那里有一个长台和一个进入寺内的台阶，同时还有一座带有相当大前厅的寺庙。此外还有大型的陶土塑像，我们现在还会发现残损的头颅和手臂造像。这座已完全被火灾烧毁的建筑物，属于环绕前护坡道的寺庙那一类，因而我认为它早于窣堵波。清理工作现在进展很快，很可能会用一两天的工作来完成。

12月9日

对于窣堵波后面的清理仍在继续进行，但却未带来新的重大收获。我们发现了一枚没有可供释读的铭文的铜钱，可能为五铢钱；一台用来加工粮食的石磨。在小土丘一侧，是我们首先清理的地方，但没有发现墙壁。沿进入那里的坡道前进，我们便发现了水泥地面，然后是一条竖直的护坡道，沿寺庙墙壁前进，前有一个进口台阶。在废渣垃圾坑中，我们找到了几尊雕像，已被严重烧焦，如一只鸟，或者是一只兔子等。我下午带一个民工继续清理前部的小寺庙，并在那里的两侧发现了一片未经夯实的土，但在夯层下面却很平整。在坍塌物中有几块残损甚重的头颅骨，其中有一名长小胡子的属有产阶级人士，他戴着一顶前面翘起的和呈中世纪外形的帽子。在那里同时还发现4颗死人的头颅。最后，在非夯实的土层周围没有穆斯林墓，只有一处带绿色彩釉的小方块，我觉得它是支持这种瓷器系佛教起源说的一大严肃论据。

12月10日

我们尚未结束清理。其原因应归咎于经首先发掘的这一土丘（D）。它直到现在，仅向我们提供了几块不能说明任何建筑问题的雕像残片。然而，时至今日，在继续昨天通过进口坡路而开始的清理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祭坛，其三侧均带有浅浮雕，其进口处的方向与B号大土丘的栏杆方向相反。浅浮雕已在大火的作用下坍塌，周围有大量的穆斯林墓葬。但我们还是发现了几块很有价值的残片。此外，在该浅浮雕过道与可能会延长寺庙整体的外部大护坡道部分之间，我们稍后又发掘出了一大批雕像残片，其中有几个尚不失一种真实意义：一个半裸的女子躺在那里并倚在一只肘上。其作工相当拙劣，但它似乎使人联想到了其早期的古典原形。总而言之，我们离开此地的时间，肯定要推迟到星期六，而且还需要考察一下该D号大土丘的发掘完成后，会把我们带往哪里。

12月11日

D号大土丘的浅浮雕过道被墓葬严重损坏，未提供任何东西。相反，在这条走廊与真正的寺庙围墙院落之间，清理工作却提供了大批雕像残片，大部分均已被严重烧坏，但其意义重大，特别是有两三个新头像，具有不同的头戴（其中之一戴着一顶下垂的圆锥形帽子），属于昨天发现的那种长胡子人物的头型。此外，我们还发掘了几堵墙壁、几块泥塑像残片，以及在极其糟糕的抹层上绘制的几块壁画。

我在前部非常意外地发现了（在N号土丘上）一个带有陶土象头的低栏杆，用作位于此地后面的穆斯林墓葬的墙基。非常奇怪的是它未遭受巨大损坏。

今天是大规模发掘的最后一天。我们于此工作的这最后一个时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共获得了50多块新残片，尤其是这些残片提出了一个我暂时无法解释的问题。在I号小寺庙中发现的几件东西，清楚地证明了古典影响。B号土丘提供了纯印度风格的浅浮雕，窣堵波显示出了汉地流派。但那些头戴欧式面具和荒诞头饰的头颅，与这几天在N号之前的寺庙，尤其是在D号土丘上发现的相比，它们似乎摆脱了上述三种分类的经典做法。在哪里能找到与它们相类似的东西呢？怎样确定它们的承袭关系呢？未来可能会告诉我们这一切。

12月12日

这已是发掘工作之末期了。现尚保留下来的5名民工，已不再需要返回D号土丘了。在延长了大象栏杆的N号前部，在努埃特得以拍摄它之前就已经部分坍塌。我找到了坍塌物所倚的墙壁，位于栏杆之上，几乎都是靠墙而存在。现在尚保留有一躯人物像，曾被火烧过并且变得很易碎，它证明该栏杆承负着供像。

受发掘工作的启发，我要指出自己并非只遇到过唯一的一种猕猴的形象。在D号土丘和N号寺庙发现的大象图像，使我怀疑在窣堵波东部祭坛周围奔走的那些大象，证明了该祭坛是供奉象头神的。至于猕猴图像，众所周知，人们在于阗和周围的遗址中曾发现过不少。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那么李默德（Grenard）就曾假设认为，人们在新疆（当时该地区并不存在猕猴）穆斯林古文物上，曾发现过大量猕猴形象，它们派生自古代佛教艺术。因此，理所当然，当我们在图木舒克发现大量大象图像（这种动物同样也不存在于该地区）的同时，我们却未遇到过一种猕猴的形象。

从整体上考虑已获得的成果，对于即将入藏我们博物馆的所有物品之外，据我所知，除了格伦维德尔和贝雷佐夫斯基的偶然性工作之外，这是人们首次完整地清理一个如此古老的佛寺（至少在这些地区如此）。可能是在库车，也可能是在一个像巴尔赫时那样的吉祥时代，它们会提供更完整的成果。

尽管发生过火灾，尽管墓葬严重损坏了墙壁，但我们依然得以发掘清理出了一整套建筑，它们基本上仍然高高地屹立在那里，就如同在提姆加德（Timgad，阿尔及利亚）和庞培城（意大利）于大建筑物之外进行清理时一样。对于这些地区来说，根本不可能在那里建造一条轻便的窄轨铁路（Decanville），所以我们得以发现，仅仅利用坎土镘，便可以翻动巨大的土方。坎土镘代替了我们的镢头和铁铲，只要没有大卵石即可。在松软的土地上，它可以使人减少一半的劳作量。我们从塔什干带来的镢头和铁铲，无多大作用；就如同斯坦因从喀什带来的那些同类工具，对他也无多大用途一样。此外，为了追踪城墙的走向而又不触动它们，地质学家使用的锤子则具有很大的优势。最后，在雕像与浅浮雕的所有角落里，都必须以刀子进行工作。

当地居民看着我们从事发掘，既没有怀疑，也没有特殊兴趣。“九间房”已不会再使他们联想到任何事情了。他们尚不习惯于出售他们的古物，而现在在库车、吐鲁番或于阗，人们却心安理得地这样做了。此地的人并不比喀什人更理解我们研究的目的。

（译自巴黎法兰西学院1964年出版的伯希和探险团考古档案《图木舒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