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西域历史精华：长安史概要(583—904年)

583—904年的长安史概要

芮沃寿

“使一个城市人口众多和强大的最好办法，是拥有权威和最高权力。因为这样就会自然导致依赖关系，依赖又会导致富裕，富裕就会产生力量”（博特洛：《城市的重要性》，1588年版）。

大都市长安的历史循环是博特洛（Botero）博士论文的一个古典例证。长安城由隋王朝的开国君主所建，他在中华帝国经过4个多世纪的分裂而重新统一之后，将该城作为帝国的中心。该城在作为大唐王朝的权力中心时，日益繁荣和辉煌。当该政权衰败时，该城也黯然失色了。当最后一位唐朝皇帝失败时，其战胜者令放弃该城，农民逐渐又返回了，耕田和安静的村庄又占据了古城遗址。

长安城在它所存在的3个多世纪中，也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壮丽的城市，它是隋唐两代疆域辽阔的大帝国的文化和行政中心。它也曾是整个东亚文明的麦加，其平面图成了附近诸民族建筑自己京都的模式。它的历史和文化生活反映了中国在其最具有创造性的时代之一中，于其文明史上的生命力和富裕程度。如果看到长安作为该帝国的中枢和社会制度中心而发挥功能，我们便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华帝国最伟大时代之一的行政制度的作用。对于该城的研究，同样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位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地区各国首都的情况（就它们各自在自己城市的表现而言）：政权的所在地、变化的动力和创造力的大熔炉。

相继13个世纪以来的作家们，都帮助我们熟悉了长安；在该城生活和工作过的史学家和官吏们，也为我们留下了有关其他人类、风物和制度的资料；唐代的大诗人们也歌颂过这座作为他们的感情中心和伟大抱负所在地的古城；此后历代的文人也都在努力恢复其概貌及功能；当代中日两国的学者们也借助于西方考据学的方法，而恢复该城的平面图及其行政机构所在地；今天的考古学家们，也致力于在新的建筑工程尚未使过去的遗址消失之前，进行发掘和地形测量。我们对他们的感激是无法估量的，笔者下文将从他们的著作中汲取资料。

城市的起源

创建了新的大隋帝国并为该帝国建筑了新京城的混血贵族杨坚，于关中平原登基。那里曾是一片海拔400米高的肥沃平原，也可以说是四面群山环抱。最为古老的汉文典籍中记载了其风景特点。它是在两次著名的事件中成了中国得到统一的发祥地：其一是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周王朝战胜了商王朝；其二是公元前221年时，秦始皇对诸封建王国的征服，从而奠定了统一的中华帝国的基础。汉朝的皇帝们巩固了重新统一的帝国，在他们执政的前两个世纪中，一直将其京都维持于这一平原。在这几个值得纪念的世纪中，黩武君主们的墓葬位于俯瞰该平原的丘陵地带。该平原并不是一块空闲地，不具巴西利亚或堪培拉那样的风景；它是一块有人居住的土地，地面上有建筑，而且在2000多年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

对于隋代的开国君主来说，关中平原既有象征性，也有战略性意义。那里是汉代的京城所在地，而汉代又是在经过秦朝之后长期混乱、入侵和分裂事件的第一个稳定的和统一的帝国，杨坚希望结束那种混乱状态。对于杨坚以及他为了统一大业而谋求支持的那些人来看，汉朝是一个楷模和先导。从战略观点来看，关中平原又占有许多优势：它的保护性山脉、通过渭河（在东部注入了黄河）流域而进入华东平原，而黄河流域又形成了对华南进行开拓的军事行动的天然基础。该平原西界附近又形成了抵御边陲小胡族入侵和确保天朝在西域军事势力的适宜的基地。

杨坚正是在汉代建于渭河南岸的长安古城，宣告了隋代新王朝的开国。当时，即公元580年，汉代的城池已经陈旧和破烂不堪。在数世纪的大分裂中，该城曾作为许多短暂的汉族或胡族小王朝的首府，曾多次遭劫掠、焚烧和重建。

新君主以及支持其事业的铁腕人物们，都胸怀远大的抱负和庞大的计划。如果说关中平原符合他们的战略需要，那么长安城相反却变得很有局限性和微不足道了，因为它变成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地方，受到了被处死者们不安幽灵的萦扰，饱受5个多世纪以来相继发生的挫折、失败和劫掠之折磨。另外，正如一位谋士所指出的那样，该城在800年中持续有人居住，生活用水已腐臭，此地已经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了。据说，新城市的出现正好上应天意，下合民心。

于是隋王朝在汉代古城的东南另选新址。杨坚命令他的一位最能干的和最值得信任的大臣高颎领导一个委员会，负责绘制平面图。主要的制作大匠是宇文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师和建筑师之一。建新都的工程是在由民间提供的役夫的帮助下完成的。皇城很快就完成，紧接着是行政机构城，最后是外廓。高颎有时坐在一棵树下监工，而街道和城墙一直向前延伸，途中吞并了许多村庄。经过9个多月的施工之后，工程进度相当快，完全可以使隋朝皇帝占据新都了。皇帝于583年4月15日冒雨骑马进城，根据它所拥有的采邑而封该城为“大兴城”。

该城的新颖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其名称和城址。它的平面规划中包括有许多显著的改革，代表着中国京城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现在我就列举其中几项革新并指出其起源。首先，这一平面规划摒弃了《周礼》中为皇帝所规定的法规性的原则。《周礼》中指出宫院应位于前方，也就是南部；城市本身应在其后，也就是北部。隋代的制作大匠们违背了这条规则，而是使宫殿背靠北城墙，把行政城和外城置于南部。另外，无论是经典文献还是汉代的先例，都没有规定把行政机构集中到该城的某一部分，而是私人住宅始终都混杂在官方建筑之中。隋王朝的开国君主及其城市设计家们，把所有的国家办事机构都集中到了行政城，既与宫廷又与外城以高大城墙和有禁卫军把守的大门分割开来。

领导这一工程的建筑师、工程师及官吏们，毫无例外的都是混血儿后裔。这些人出生于近期从西域迁来的移民之后，其中之一具有一个琐罗亚斯德教（祅教）教徒的绰号。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曾往来于由在分裂时代统治中国北部的非汉族的君主们所建立的京师。北魏于496年定都的洛阳对他们施加了深刻的影响。洛阳城建于洛水北岸，为了确保交通畅通，其南界没有接受任何官方的或宗教性的建筑，实际需要超过了经典性的规定。这种从功能方面考虑的设计所取得的成就，也给新城的建筑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与西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该地区已消失的城市很可能提供了一种影响新平面图的思想。正如陈寅恪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肯定西域的艺术和建筑传统，曾对一座其规模和豪华都是史无前例的城市产生了影响。

除了外来的影响之外，该城从许多方面来看，无疑都是中原式的：按照四方确定方向、使用城墙内的坊来监视居民；此外还有建筑的风格，场、门、宫的名称等。这些名称中有一些象征着一座中国京城在宇宙间所占的中心方位。所以，东城的中央大门被称作“春明门”，而南城的主要大门又叫作“明德门”。其他名称则代表着建立中国圣人所设想的那种非常有秩序的社会愿望：“道政坊”、“崇仁坊”。该城既是中国式的，也是国际性的。以上就是长安城在鼎盛时期的特点。

公元583年春天，当隋王朝的开国君主定居新都时，所建起来的似乎仅仅是该城的主体。耕田占据了由新城廓并入的土地的大部分，为了使它变成政治和文化的热闹中心，必须采取3项新措施。首先，它应该成为一个统一中国的京师，必须把建都于南京的陈王朝的敌对势力消灭——这一目标于6年之后就实现了；其次，随着隋王朝的权威得到确认，其开国君主就应利用这一机会而吸引居民，否则该城就是一个空壳；再其次，该城与正在开拓中的帝国领土其他部分的交通必须改善，以使该城确实能行使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的功能。

如同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一样，隋王朝的开国者也向那些同意前来新城居住的人，许下了诱惑性的诺言。他在开始时所使用的某些手段，说明了他是以何等热情来增加其居民和建筑数目的。他指出，距宫廷最远的东南面的场地，可以说始终是空的。所以皇帝诏令其儿子们到这一地段来建筑自己的宫，希望以他们的威望和对役仆的需要，而把更多的居民吸引到那里去。隋王朝的开国者和皇后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在城廓之内拥有许多寺院。皇帝同样还向希望在这里建筑的人赐额，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僧侣、仆人、奴婢和工匠吸引到城市里来。一个低贱的平民充满着崇拜和激动心情将自己的府宅作为布施，得到了将此宅改成寺院的皇家赐额。一位官吏将其家的木料运往长安并用于建筑新寺庙。在开始时，大部分寺庙都是由享受皇恩的朝臣、宫廷嫔妃和官吏们所建筑的。稍后，那些通过与宫廷和大官吏们保持贸易关系而致富的巨商富贾，也以其竞争而自鸣得意。这朝君主在最后几年中，于其附近一座山岭之巅俯瞰市容时，共发现了40多座佛寺道观。到处都是一些烘托以鲜艳色彩的富丽堂皇的建筑，高层顶上盖有琉璃瓦；地平线上点点斑斑地出现了多层佛塔的尖顶，上面是金色的顶饰。

随着隋王朝政权的逐渐巩固，有害于城市扩大的障碍都一一被清除了。他们首先开凿了一条与渭河平行的运河，以确保从黄河的航道到京师的长期最佳运输条件。稍后不久，此河在东南岸的杭州与第一条大运河汇合了。他们沿着交通线又建立了一个国库网，以利用改进城市的供应。此外，他们还修建了把京师与帝国各郡的中心和边界联系起来的道路。经过37年的工程，该王朝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而且又有一个新都作为其中心。唐王朝建立了一个更为辽阔的帝国，扩大和装饰了隋朝已经创建的城市，这就是唐代的长安。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该城在这后一个王朝（618—907）期间的轮廓和功能。

该城的轮廓

该城的轮廓由东到西为9570米，而从北到南则为8470米（尚未计算该城东南角的变动）。这一城墙约有6米高，用外加土坯的夯土建成。其底部的平均厚度为4米，在城市的11座大门厚达11~15米，各座门上都有敌楼。一般来说，每座大门都包括三条通道。但南部的正门宽52.5米，共有5条通道。其外城共分成106个场和两个市，它们都分别以城墙为隔，惟有门朝交通主干线开放。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街道可能有150米宽；它们都有沟渠环绕并栽有树。这些交通线中最热闹的一条是中央大街，从右部庄严的明德门一直向北延伸到行政城的中央大门。

那些能出示自己的证明的人，可以通过防守严密的街道之一，而进入行政城的高高围墙内。他在那里可以发现各府、各省、太庙和武卫，它们都排在7条东南大街和3条东西大街上。这一行政城的北城墙由一条宽阔的空地与宫院相分隔。当一位高级官吏穿过这块开阔地之后，就可以接近皇城那雄伟壮观的城门，皇城是由一系列的朝房和上朝殿组成的，其主厅是“太极宫”，天子一般按惯例于每月初一和十五日在那里上朝。在这些召对厅的后面以及东西两侧，便是中书省和其他司曹的办公处，此外还有皇家及其宦官和仆人的住处。

在皇城北墙之外便是皇家的御花园和娱乐处。另外一个宫殿叫“大明宫”，矗立在一块稍有倾斜的地基上，叫作“龙首院”。这一工程由唐太宗皇帝始建于634年，是供其年迈的父亲避暑用的。在那里可以享受到凉爽的空气和俯瞰全城。后来，一位皇帝发现此地很符合他的兴致，于是便决定在那里兴建一套更长的阶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而采取的措施，在长安历史上非常典型。他扣留了所有皇家官吏们一个月的俸禄，强占了15个州的财税收入，利用这几笔收入修建了可能为唐代最豪华的宫殿。这一套建筑从此之后便成了皇家住宅和主持国家事务的中心。

近期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有关大明宫的建筑轮廓、台阶及其豪华程度的丰富详细资料。一条壮观的通道是穿过东北城的住宅区而修成的。高高的城墙包围了两个在两岸拥有砌石坡道的河流为水源的湖泊。三套宫殿由南至北依次排开。这些主体建筑的两侧是许多其他用以工作和娱乐的建筑、行政及其秘书机构、店铺和仓库、位于他们各自花园的娱乐宫、一个箭厅和武卫。其中的主要宫殿之一是义德殿，位于全城的西北部，它成了现代进行发掘和研究的对象。其夯土地基长130.41米，宽77.50米，其宫脊的最高建筑南北和东西各由17行大柱子所支撑。这是举行宴会最好的地方，皇帝曾有一天在中央大厅中与200多名宾客共同欢宴。进入义德殿如同这一套建筑中的其他宫殿一样，一般都是要穿过朝前院开放的一座外门，大门由高墙环绕，两侧相陪以不太长的走廊或凉亭。然后再攀登石阶或斜坡，一直到达用栏杆围绕的高平台，宫殿就屹立在平台上。

由于唐代还没有很多宫殿，所以唐玄宗在713年登基时，就想充分开发他在太子时所生活的那个州。他从一个坊开始，逐渐吞并了其余4个坊的部分地区以及东市的一个角落。这就是“兴庆宫”，玄宗在居住和上朝时，对此宫的偏爱胜于它宫。但这种地点的变化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天子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沿公共大道往来于各宫之间的。726年，在东城区与城廊平行的地方，又建立了一条带廊顶的长走廊，从而排除了这一难题。这样一来，皇帝就可以从中行走而又不受其臣民们视线的亵渎。后来，这条蔽廊一直延伸长到该城的东南角，以便使皇帝可以自由地前往令人心旷神怡的曲江，这是大都一个最负盛名的地方。

城市的组织和功能

城市的管理是根据南北方向中央大街而分成了两个区，一位高级官吏领导着京兆府。该城既没有市长，也没有市议会，更没有法典。它是为了帝国的需要而建立的，其居民都从属于圣上，通过帝国官僚队伍中的一位官吏来管理。至少在唐代前期，其管理制度是非常严格的。任何人都不允许拥有一所朝一条干道街开门的住宅（晚期又允许一些高级人物有所例外）。各城坊的大门在日落时就关闭，任何人在黎明晨鼓敲响之前，都不能从其中出来。骑马的巡逻队沿街巡夜，呼唤着夜间的更数。法律规定，任何平民未经允许而越过城坊、市或宫城的围墙，都要被笞70鞭。东西二市也受到了严密的监视：集市中午开放，日落时关闭城门。皇家的官吏们控制了交易和价格。当粮食供应难以维持时价时，就要上涨，政府会为了使价格下降就向市场抛售存粮。同业商人组成了一些行会，以利于当局的监督。东市共包括220个交易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扩大的和更为宽阔的商业区发展到了东门以外，自洛阳和华东而来的道路就在那里结束。这是市郊，即西方城市发展中的常见特点。

东城则更具有一种住宅区的特征，尤其是在兴庆宫建成之后更为如此。官吏们所喜欢的也正是这一地段。他们尤其是重视东城北部的几个坊，因为那里与宫廷不远，他们每天都必须在清晨五点半参加皇帝的早朝，甚至冬天也是如此。

西城的居民更为多一些，由小市民居住，他们向宫廷和商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大食人的旅行家们介绍说，大官吏家庭的管家和仆人每天清晨都前往那里为其主人采购某些物品。大部分外国人也居住在西城，主要是在西市附近可以发现他们。那里由于从西域和西亚以商队输入商品，使其中相当多的商人都发财致富了。西方宗教的寺庙也都位于西城：摩尼教、祅教和景教。帝国的礼部对这些寺庙实行严格控制，完全如同对佛寺道观的控制一样。当局在东城以及西城维持着高度警惕和时刻不怠的监视。酒馆获得了政府的许可证，邸店和妓院同样也处于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免费的病坊和诊疗所也以合同的方式而交僧侣界控制，如果病人的死亡率低于20%，和尚们就会获得奖励。

城市的保卫和维持秩序的责任，属于京师的部队和皇家禁卫军。这些部队大部分驻扎在行政城和大明宫城墙以外。驻军平均多达10万人，我们发现经常会提到在士兵与平民之间爆发冲突，有时甚至需要皇帝本人亲自来圣裁。

一座已具规模和日益复杂的城市的供应，向帝国政府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在关中平原猖獗一时的饥荒，曾多次迫使帝国的京师、宫廷和行政管理机构长期迁居洛阳。在公元8世纪时，把长安与中国南方和北方产粮区和纺织品生产区联系起来的运河交通网得到了明显改善。同一个时代还出现了政权的地位与复杂性很有规律的增长，后来这种增长又导致了城市居民的增加。杜佑有关742—756年阶段国家财政税状况的阐述，说明了有关粮食和纺织原料纳税的比例，这些都要交给长安的户部，然后再由它进行分配。大而言之，它可以获得每年2500万石粮食中的40%和年收入为2700件纺织产品的48%。这些实物产品要以俸禄或口粮的方式进行再分配。如果再从中补充以贵族地产的收入，那么所有这些进益就形成了城市经济的根本成分。长安就属于玛克斯·韦伯（Max.Weber）称作“消费城市”的典型。

供水形成了第二个问题，城内遍布水井。但它们有时也会被汲干或污染。唐代的一位诗人为我们留下了一首介绍离开一个城坊而到另一个饮水较好的城坊之欢乐的短诗。在城廓下以闸门引导的河流由南至北地流经城市，肯定可以向全市居民大众们供应水的需要。

如果考虑到居民的数量，那我们就可以估计这些供应问题的严重程度了。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对于盛唐期间所作的最佳估计，是内城有100万左右的居民。这就意味着其平均人口密度为每一平方英里32650人，这一数字与罗马和拜占庭在鼎盛时代的人数相差无几。在盛唐时代，因为许多花园、耕田、牧场和私人花园都存在于城墙内，这尚且不包括宫殿和100多个寺院的院落。西城某几个坊的人口密度应该要高得多。这至少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像孟买那样大部分尚在工业化之前，没有摩天大厦时代的一座城市，在1931年的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平均48400人，但在其一个区中的人口密度却高升到72200人（曼哈顿岛既有许多摩天大厦，但也有绿地，其居住密度为每平方英里89096人，白天的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为108000人）。虽然这一情况需要进一步研究，近10000人口这一数字似乎是可能的。(www.xing528.com)

文化生活

城市的文化生活反映了政权的等级，它们控制了经济及其政治制度。政权等级的顶峰是天子，他保护了受到他宠信的艺术、艺术家和宗教。他颁布制约每年节日的历法，他的慷慨大方使得让全城居民感到欢乐的季节性戏剧表演变得可行了。758年的一首诗向我们追述了一次早朝的气氛，这一事件可以确定官吏和居民们的为人处世能影响其生活。上朝的地点是大明宫中的一个大殿：

银烛朝天紫阳花，禁城春色晓苍苍。

千条弱柳垂青琐，百转流莺满建章。

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炉香。

共沐恩波凤池里，朝朝染翰侍君王。

皇家心情的突然变化和所作所为，明显标志着都市的生活。当宫廷举办丧事时，这种生活变得沉闷了，随着单调念经的举丧宗教仪式，各个寺院之间互相呼应，在皇家太庙中举行隆重的仪式，送殡队伍前往渭河彼岸的皇陵并从那里返回。皇帝及其亲信的存在，要由繁重的仪礼和行政任务所限制，而这种任务又是以天子为基础的，因为他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庙宇的中枢。规定严格的祭祀和清晨有规律的早朝、特别召对、召开大臣会议、召对附庸国的进贡使、进献战俘，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活动，一直一成不变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了下来，从而确定了国家上层生活的规律性。

国家的上层集团是由皇家先祖和贵族大氏族的家庭组成，他们主宰了唐朝的政治。他们支配了在服装、车舆、建筑和娱乐方面的方式。他们由于土地收入、俸禄和国家的补助金而养尊处优，这些家庭争相在挥霍浪费中炫耀自己。在建筑和布置寺院、建筑和装饰豪华的住宅方面，争相表现得慷慨大方。好胜竞争之心也表现在布置豪华的庄园方面，花园装饰以奇花异草，遍布人造湖和亭台楼阁。一位大官吏设计了一种凉亭，水从凉亭的楼顶上流了下来，从而胜过了他的对手；一位同时代的人指出，在盛夏酷暑期间，那里也如同秋末一样凉爽。

富豪和权贵们的其他一些消耗时间的手段，使该城变得热闹起来了。城内的马匹不仅仅是一种驮兽，而且还成了一种崇拜的对象。我们知道一些太宗的宠马石像。所有的大家族都以具有精选的良骑而感到自豪。女子如同男子一样，也骑以出色的骏马出行，披挂得非常华丽，甚至那些大僧官也骑马。那里的人狂热地沉湎于玩由西方引入的马球。经常出入剧院主要是上流社会的一种娱乐消遣手段。这个阶层具有广泛的选择：除了各类汉族的乐器和戏剧之外，还有各种异国风调的表演节目。所以，有一个剧院的剧目完全是突厥的。某些受诗人器重的酒馆具有西域或西方的歌妓，向顾客们进斟葡萄酒——一种外来的饮料。富人在自己的府邸中还可以拥有侏儒演员、具有异国情调的乐师、从远处带来的奴婢，或者是鹦鹉、猴子和其他作为玩物的动物。

上层社会过度的纵乐归根结蒂是要敲诈勒索农民。如同时间在前进一样，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诗人白居易曾在其诗《买花》中暗示了这一点，作者于其中描述了他非常喜欢的一次春游：

帝城常欲暮，喧喧车马度。

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

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

灼灼百朵花，戋戋五采素。

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

水酒复去封，移来色如故。

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

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

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这首诗的作者并不属于上流社会，但却属于代表着京师生活和当时文化特点的阶级，也就是那些从各道前来通过科举而寻求功名的人。这是未来的官吏，他们将充任唐帝国政权的2万多个官职，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享有官职的职位所赋予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当他们进城时，一般都居住在崇仁坊。该坊一边处于繁忙的东市之边缘，另一边是位于行政城东南段的考场。当他们为准备应试而疲劳时，在其正南便是著名的平康坊，有三条酒馆和妓院街。

对于这一群人来说，一年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在行政城墙上张贴考试结果的榜文。对于高中者，在该城东南角的一个花园中，为他们举行一次官方盛宴。宴会之后，新中举者便前往距那里不远的佛寺慈恩寺，在其中佛塔之一的墙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这是前程光明的青年人结婚的时令，公园里充满了马匹和官宦人家出嫁小姐的轿子。小姐们步行或骑马四处漫游，在这样的相会之后便会缔结良缘。根据个人运气或影响，一位新科可以被敕封主持京师的某个寺。但是，根据需要，他们常常被遣到各道任职。借为一位同年送行而作的大量的诗，雄辩地说明了在同年之间存在的亲密关系，同时也表现了这次违心地和悲伤地离开的首都，对自己的吸引力。

该城寺庙中的佛教僧侣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他们依靠信徒们的布施和皇家的慷慨大方而生活。他们以多种方式对该城的生活做出了贡献：治理着病坊和诊所，经营着邸店并在寺院中留宿应考的童生。但是，他们在城市范围内所起的主要作用，却是一年到头连续不断地举行宗教仪轨。4月8日要大规模庆祝佛诞纪念日。除了季节性的宗教仪轨之外，再加上常规性的服务，包括殉葬礼轨，为皇家祈福的宗教仪式，求雨、求丰年、为新寺院举行开光仪轨和为寺主及僧统举行度礼。有时当一位大艺术家完成了对一座寺院的装饰之后，也要举行一次隆重的开光仪式。和尚们演出一场化装戏，穿上他们漂亮的袈裟，带上他们丰富的宗教仪轨的象征物，诵读经文和摇晃他们的经轮。

平民的生活在大部分时间内是平谈乏味和受压抑的。小店主、工匠、园丁、马夫、清洁工和所有那些从事仆役性工作的人，都必须纳税和受严格的规章制度的限制。他们的劳动时间特别长，而且所获得的安全、娱乐和免费消遣最少，完全如同安敦时代的罗马平民一样。城市的法典和规章使他们从太阳西落到日出之间被驱逐到了各自的坊里去，他们成了地主、征税人和粗暴的兵痞们纠缠的对象。冬季漫长、凄惨而又寒冷，所以当我们发现春季开始的标志是普遍的欢乐一事，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农历新年要求正式放假，司曹衙门关闭，城门和各坊的门整夜开放，首都的所有居民可以自由地闲逛，参观风景区和寺院，同时还有许多人到城外乡间的草地上吃晚饭。正月十五日是举行大型联欢的机会，也就是上元灯节。公元713年是玄宗皇帝登基的时间，所以大摆排场地庆祝了这一节日。新皇帝令人在标志着开阔地东端的大门以外和皇城以南，建起了一座高达60多米的凉亭一类的建筑，被称为“灯轮”。一共用5万多个灯笼装饰。在建筑物的下面，宫中或城中的美人穿戴自己最为漂亮的服装并佩带首饰，尽情歌舞。节目表演持续三天三夜，新皇帝及其父亲在宫墙以上观望。夏秋两季的节假日标志着平民和贵族们休息的时间，但春节则是一年中最为欢乐和最为著名的节日。

长安城的衰败与末日

在追述本报告开始时所引用的博特洛的话时，我完全有权认为，长安的衰落与唐朝政权的削弱是相吻合的。这实际上也是当时所出现的事实，出于简单的考虑，我将仅仅提及唐朝及某京师长期衰败中的三件事：其一是该城于756年被安禄山叛军所夺取；其二是843—845年大规模的法难；其三是由875年开始的黄巢起义对帝国造成的毁灭。

在长安的历史上，安禄山叛乱的成功和玄宗皇帝756年的出逃，标志着该城繁荣和灿烂文化伟大时代的结束。又过了一段时间，唐王室又重新夺取了此城，挫败了叛乱，然而却再也未能重新恢复它对各道的实际权力。许多道仍控制在藩镇手中，他们截留了纳税产品以供己用，反对恢复中央权力。草原上的小部族威胁着西部边陲，干涉天朝的内部事务。各道交付京都的收入逐年减少，统治集团的自信力及其所拥有的财富也逐年衰落。最为严重的是粮食供应问题，全城大量居民的生活都要依赖于此，但粮食供应经常中断。有几年在关中平原上发生了饥荒，甚至连宫廷中都要定量配给。

随着这种政治与经济衰落的日趋严重，自信力也开始减弱了。人们曾从各方面来为这一长期危机寻求解释。有些人认为其原因在于佛教，他们断定这种外来宗教削弱和败坏了中国文化，其根治良药就在于把那些使人消沉的寄生虫排除于这种文化之外。反对佛教的那些论据具有经济基础，因为寺院和寺庙异乎寻常地富有土地和实物，而政府则面临日益严重的亏空。在843—845年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以便在整个帝国中根除佛教。即使在京师，许多高僧都被迫放弃他们的信仰，寺庙被夷平或没收，铜像或宗教祭器被熔化和改铸成铜币，装饰大寺院墙壁的那些令人惊奇的绘画也被破坏文物者们毁掉或搬走了。这些措施使该城丧失了其一大部分光彩和艺术生活。但它们对于长安城的意义则远远超过了这一切。抑佛的诏令同样也覆盖了摩尼教和祅教等外来宗教，这就是唐朝世界主义结束的标志，也结束了一个全世界各民族、思想和物产在唐朝京师受欢迎的时代。从此之后，长安再也不是世界性的京城之一了，而成了觊觎政权者们进行争夺的一座垂死的城市。

在贪得无厌的藩镇与垂死的中央政府之间的斗争中，农民们受到了不堪忍受的压榨。他们的愤怒又产生了在黄巢领导下的一次大规模的激烈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杀人最多的一次动乱。它破坏了森林和农村，一个又一个地摧毁城市，在生命方面也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长安也没有逃过厄劫。该城于880年落入起义军之手，883年才收复，但在896年又被其他起义军占领，901年再次收复。每当城市易手一次，便会遭受一次劫掠和焚烧。一些可怕的火灾（考古研究已证实了这一点）一一烧毁了宫殿、公共建筑、寺院和其余一切。唐朝最后一位皇帝软弱无能，在突厥人的帮助下于903年返回了已化为废墟的京城，但其维持时间则是屈指可数的。在904年元月间，一位藩镇在黄巢起义期间控制了政权，他迫使唐朝末代皇帝降诏迁都洛阳。于是便夷平了建筑，在河中用筏子把所使用的全部建材都运输到由这一铁腕人物新选择的京师。唐史向我们描述了居民们在一个月间不停啼哭的悲伤。此城被遗弃为废墟，关中平原从此再也没有成为中国的政权中心。

长安城是根据一些强有力人物的命令而于关中平原上建造的。它以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的中枢而得到了充分发展，它的衰落也是随着该帝国的没落而开始的。长安从来也不是一个发展为商业和交通中心的“自然”城市。按照博特洛的说法，“最高的权威和权力”使它成了一座“人口众多和势力强大”的城市。当该政权结束时，平原上的农民便一块一块地开发遗址，把他们的犁铧一直推进到过去城市屹立的地方。

（原载巴黎1974年出版的《献给戴密微先生的汉学论文集》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