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西域史学研究成果

法国50年来对西域的研究

韩百诗（LouisHambis）

法国的汉学研究，尤其是在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西域和高地亚洲地区的研究。

在过去的50年中，西域地区是伯希和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他探讨的范围是西域古代史和中古史、塔里木盆地的定居民、突厥时代的敦煌和高地亚洲地带、欧洲与远东的关系、文化交流以及基督宗教的传播等。

他在法兰西学院任教时，主要是研究西域和高地亚洲地区。1921—1922年，他根据汉文本翻译和对音撰写了《元朝秘史》，特别重视蒙古语与突厥语在句法和词汇上的关系。1923年，他继续钻研西藏历史，还打算编写7—8世纪吐蕃王统年表。他研究了匈奴和匈人的问题，是他第一个论证了匈奴即匈人。同年，他还研究了有关中国文化类型和喇嘛教的史料，发现大部分吐蕃赞普的真实姓名和在位年代都需要重新审定。他为了解释中国文献所记述的“月氏”，便前往中国从事实地考察。1925年，他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古学研究，解释了石窟壁画的各种风格及其所描述的题材，并将佛像建筑与有关敦煌历史的汉文史料加以比较。1926年，他研究了元代中国的胡族人，特别是伊斯兰教徒。他的一部分教学时间是用于根据文献和石刻碑铭文献研究蒙古人。1927年，他继续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地位，解读了一件1362年用汉蒙两种文字书写的有关忻都公的铭文（那是伯希和1908年在甘肃发现的）。1928年，他研究了有关中国雕版印刷和排字印刷起源的考古文献，对卡特搜集的材料进行了校对和补充。他还翻译了一些摩尼教文献，特别是一篇于731年译成汉文的资料（原件是由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伯希和把它带回了巴黎，1923年他与沙畹合作翻译发表）。

1929年，伯希和开始注释《马可·波罗游记》（此书是本内迪特在米兰安布罗耶图书馆的拉丁文稿本中发现的）。他还仔细研究了最古老的有关成吉思汗的蒙古文献资料。在1931—1932年，伯希和注释了《前汉书》有关西域的章节，并用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加以注释。在此期间，他继续研究了《元朝秘史》的汉字注音。1933年，他研究了汉代西域，又利用蒙古和波斯语文献校勘了西域有关成吉思汗的汉文史料。在1934—1935年，伯希和写了一篇有关西突厥的汉文史料的评论，并且研究了某些蒙文历史文献。

在1936—1937年，伯希和总结了有关西域历代游牧民族国家的文献。1938年，他注释了《马可·波罗游记》的某些章节，同时还讲授古突厥文和蒙古文史料。他发现马可·波罗的旅游路线有些被歪曲，指出应该更正对三位“波罗”的旅游路线。1938—1939年，伯希和继续研究《马可·波罗游记》，并着重于澄清鲁思梯谦对马可·波罗口述故事的篡改，指出马可·波罗旅游路线的不连贯性是出于鲁思梯谦没有理解其中那些离题的话，或是出于故事与历史事实有明显的矛盾。同年，伯希和研究和译注了有关格萨尔史诗的蒙文本。1939—1940年，他继续研究马可·波罗从塔里木盆地到北京的旅行，特别是根据汉、蒙和波斯文资料解释有关成吉思汗及其与约翰长老关系的章节。1941—1942年，他转而研究关于黠戛斯人的资料、蒙古语及其与古突厥语的同异程度。他晚年研究过居庸关的回鹘文碑文，还研究了某些蒙文资料，包括由图齐在西藏发现的武宗海山诏书印，此外，他对契丹文和约翰长老的事迹等也进行了研究。

伯希和在此后25年间发表的著作，都是他在法兰西学院授课时进行研究或准备进行研究的课题。伯希和也曾向烈维学习过梵文，最早是研究与中印两国关系都很密切的东南亚，1904年就发表了《交广印度两道考》。他曾于1906—1908年在西域东部进行考古探险，从敦煌千佛洞带回了大量文献，此后他的主要研究就转向西域地区，越来越热衷于探讨东西交通史，所以他就开始研究《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域语言方面，1934年，伯希和在《亚细亚学报》发表了《吐火罗语和龟兹语》一文。1936年又在《通报》发表《吐火罗语》一文，重申他的结论：龟兹语就是玄奘所谓的晚期吐火罗语。他还指出，研究公元初期的问题，不要根据希腊和拉丁文，而要根据7—9世纪的资料。

伯希和还精心研究了蒙古与西方的关系。他根据汉文史料、伊斯兰史料和西域史料发表了许多短文，然后扩大发展成书。他的《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便是这样形成的。

他写给亚细亚学会的信件，一般都附有阐述这些论点的文章。如1934年1月12日和2月9日，他写了有关讲授龟兹语和吐火罗语的文章。其他的文章还有：《玄奘〈西域记〉中有关伊朗的记载》（1932年）、《和林》（1925年）、《八思巴字母的起源》（1927年）、《马可·波罗游记的新章节》（1928年）、《吐鲁番地区几个相同的地理名称》（1931年）、《突厥文的汉文标音》（1932年）、《成吉思汗的诞生》（1939年）、《今本〈蒙史秘史〉中的两个错误》（194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他也写了许多有关西域的文章，如《对约翰长老问题的几点看法》，有关蒙古文、突厥文和撒囊彻辰的真实名称问题等论文。

他在《通报》上发表的文章，也多与上述范围相近。例如《库木丹和萨拉格的景教主教区》（25卷）、《鲁布鲁克行记所谓Iascot考》（27卷）、《Seroctan的真名》（29卷）、《西域九讲》（26卷）、《玄奘所谓“千泉”的突厥名称》（27卷）。此外还有如《巴尔托尔德对〈土耳其斯坦〉的注释》（27卷）、《评王国维遗书集》等。

伯希和在西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古突厥史。他认为汉学是研究高地亚洲和西域地区的古突厥所必不可少的领域，所以他就根据汉文史料研究古突厥。他从敦煌弄到了有关10世纪前回鹘突厥的重要文献，并据此研究了阿尔泰语言文献学。除汉学、蒙古学之外，他还大量研究了中世纪西域和高地亚洲地区突厥民族文化史。他首次比较研究了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1925年他在《亚细亚学报》发表《13—14世纪古蒙古语的首音h》，第一次说明了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之间的关系，此文至今仍是研究古代语言共用词汇的最好教材。(www.xing528.com)

在中古回鹘文献（他从敦煌带回的资料有一部分）方面，1930年他在《通报》（27卷）发表了《论乌古斯汗的传说》，晚年他在法兰西学院还曾讲授用藏文拼写的回鹘语佛经写本。他对中世纪突厥问题的论述，观点新颖，惜未完全编目。

在伯希和逝世（1945年）以后，《马可·波罗游记注释》才出版。伯希和后期20多年的研究，都是围绕着《马可·波罗游记》进行的。

在法国，伯希和西域史研究的主要继承人是韩百诗。韩百诗主攻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国的三个帝王（主要依据中文、蒙文和西文的史料），一是研究明代蒙古人的历史（1967年出版了《明代蒙古历史资料》）。此外，韩百诗还研究元代西方旅行家、特别是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行。他还根据稿本史料和苏联考古学资料研究古代中国游牧民族。他在法兰西学院任教时研究了匈人和匈奴的关系、元武宗在西域的作用以及匈人同塞种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伯希和的另一个继承人是鄂法兰夫人。10多年来，她从事关于蒙古社会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最近将发表一部有关中国蒙古史的书目，附注释和评论。

格鲁塞在1941年出版的《草原帝国》一书，也大量使用了伯希和关于古突厥的史料。

在西域史研究方面，还有在巴黎大学讲授蒙古人类学、古典蒙古语和蒙古口语的罗伯特·阿玛咏。她领导着一个研究小组，目前正筹划出版蒙语语法、蒙法辞典，并发行《蒙古研究》杂志（已出多期）。

此外，法国高等实验研究学院第6系设有研究古代和中古突厥语言文献学的研究班。回鹘文专家哈密屯继续发表了敦煌文书，他的《五代时期回鹘史》一书使用了汉文资料，是宝贵的工具书。

法国国立研究中心有一个东方学小组。正在研究土耳其、伊朗、苏联部分地区和中国新疆地区的语言。

伯希和的遗著大都是他的弟子韩百诗整理发表的，《马可·波罗游记注释》就是这样。当时该书版权属于英国的佩尔希瓦尔·达维德，后经戴密微协助，达维德在1953年将有关马可·波罗的资料送回法国，于1959年、1963年和1973年分别出齐3卷。关于出版伯希和考古资料，法国吉美博物馆馆长乔治·萨尔还委托韩百诗等人刊布伯希和从西域带回的考古资料，现在已由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和法兰西学院高地亚洲和西域研究中心资助陆续出版。1961年出版了《伯希和考古文献》第1卷即《敦煌壁画》，其第2卷即《敦煌文献》（1964年），1967年出版的第3卷则为《库车寺院和壁画》。此后出版即不按卷次，现已出版第13卷《敦煌织物》，第14卷《敦煌幡和绘画（文献）》，由热拉—贝扎尔等人协助韩百诗出版，包括存放在吉美博物馆的220幅幡和绘画的图片。

《伯希和考古文献》共计划出版27卷。其余各卷选题是：第4卷《库车寺院（文献）》、第5卷《库车佛窟（图片）》、第6卷《库车佛窟（文献）》、第7卷《库车图片和图案》、第8卷《库车题记》、第9卷《库车绘画》、第10卷《库车敦煌之间》、第11卷《敦煌——地志和题识一》、第12卷《敦煌——地志和题识二》、第16卷《敦煌幡和绘画（题识和地图）》、第17卷《敦煌幡和绘画（图像学论文）》、第18卷《敦煌幡和绘画（风格论文）》、第19卷《敦煌石刻图录》、第20卷《敦煌雕刻》、第21~ 23卷《敦煌壁画（图片）》、第24~26卷《敦煌壁画（文献）》、第27卷《敦煌织品（图片）》。

（摘译自法国《亚细亚学报》1973年第1~4期和1976年出版的《敦煌幡和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