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西域史学精粹》：深入研究中国西域史

法国对中国西域史的研究

罗伯尔·热拉—贝扎尔^①

（Robert Jera-Bezard）

1945年10月，伯希和（Paul Pelliot）逝世，留下了一批无法估量的文献，其中大部分均未刊布。这是他在1906—1909年间赴中国西域探险的长途跋涉中搜集到的。1952年，伯希和的学生之一韩百诗（Louis Hambis）被任命为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巴黎大学）第4系的研究导师。如果说他在这个时期的教学首先是致力于对蒙古和欧亚大陆游牧文明的研究，那么韩百诗心中却始终都惦记着刊行巴黎吉美博物馆所收藏的伯希和档案。1956年举办的一次展览，首次表明了后来于多年间发展起来的一项事业。当时，吉美博物馆的特派员哈干（Joseph Hackin）和菲利蒲·斯泰恩（Philippe Stern）的学生马德玲·阿拉德（Madeleine Hallade）小姐，就已经协助韩百诗，从事一项对这批档案的综合研究工作。由于阿拉德不知疲倦的工作，这种努力于1961—1964年间最终导致出版了《伯希和探险团档案》中的前两卷，即《考古档案》第一和第二卷：《图木舒克》（Toumchouq）的图版卷和文字卷。该卷的第一部分，在介绍了伯希和仓促考察过的喀什（Kashgar，疏勒）地区的几处遗址之后，致力于对于佛刹图木舒克山（Toumchouq tagh）和托乎孜（Toqqouz）寺院的研究，这是伯希和获得重大发现的地方，由伯希和的旅伴之一路易·瓦杨（Louìs Vaìllant）亲手绘制的草图，成了让·布瓦斯里耶（Jean Boìsselìer）整理的内容。它们变得更为清晰易懂和更加接近于指导近代发掘的那些精确标准了。

这部著作的意义之一，便是对于发掘出土的陶土雕塑品的风格作了高度概括的研究。它反映了在20世纪60年代通用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其作者阿拉德首先阐述了为制造塑像而使用的技术：木制骨架，涂以混合有麦秸和植物或动物纤维的粘土，所有这些都在太阳下晒干。但研究的意义就是准确地验证所使用的模具，其中的某些模具已在废墟中发掘出土。这可能是指用于模制面庞、耳朵、饰物或衣物等组成部分，或者是头饰的模具。其后，阿拉德详细地研究佛陀、菩萨、供养人面庞的类型以及衣物、首饰、头饰、动物头颅。现在搜集起来的残件始终被与在印度西北部或西域西部佛教遗址中获得的艺术品进行对照比较。在该书第一卷出版时，人们才开始接触了西域西部地区的发掘成果，它们证明了佛教于兴都库什以北地区的存在。此外，对于印度佛教艺术传统向远东的传播路线，特别是针对魏代（4—6世纪）进行了研究，以对遗址作一种断代的尝试。论述始终以大量极其准确的比较图案的图版为据。这些图版是由阿拉德本人制成的。

对于库车地区诸遗址的研究，是从这套文集的第三卷开始的，它是由马德玲·阿拉德在西蒙娜·高利埃（Simone Gaulìer）和利利雅那·库尔图瓦（Lìlìane Courtoìs）的帮助下完成的。1967年，出版了《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三卷：《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库车，图版卷）。这套文集的第三卷专门涉及了库车地区两个考古遗址上的土木建筑寺庙。如同第一卷一样，这一卷也包括伯希和于考察期间在原地拍摄的照片原版、由伯希和在原址搜集的全部考古文物：建筑用木料、壁画残片、粘土雕塑和金器或金属器皿、陶器，它们现在均收藏在吉美博物馆。同时入藏该馆的还有伯氏所发掘的古建筑平面图。大家知道这种文献对于公元4—7世纪的佛教艺术和建筑具有重要意义。本卷中发表了代表绘画的素描图版。

我们仅仅通过在伯希和探险期间于原地拍摄的照片，才获悉了这类绘画。它们往往都很难研究，而素描图则使它们变得稍微容易看清楚了。从此之后，这种方法便被运用于研究伯希和探险团的一大批代表库车地区壁画的底片上了。在漫长的岁月中，共制造了40多幅图版，特别是涉及了库木吐拉（Qoumtoura）遗址。稍后不久，我再来论述它。

当时在伯希和文献中，又增加了由日本大谷探险团，特别是由格伦维德尔（A.Grünwedel）和勒柯克（Le Coq）率领的德国探险团成员，于同一批遗址中拍摄的照片底版。之后，几个德国人证明了他们与哈特尔（H.H.rtel）教授之间建立起的关系，他当时是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西域特藏（吐鲁番特藏）的负责人。这些交流是在此后的年代中发展中起来的。

我们必须等到1982年，一卷伯希和档案的文字卷才得以出版，这就是《伯希和探险团》第四卷：《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大量比较线图图版是由1968年逝世的马德玲·阿拉德生前准备好的。后来，西蒙那·高利埃承担了文献和保存在吉美博物馆的文物解说目录的撰写工作。

在这些文物中，建筑木材具有一种很大的意义。一些木榫口保存得特别好，从而得以研究其结构。对于在苏巴什（Soubachì）发掘到的带彩绘装饰的骨灰盒的研究，为我们有关前佛教时代的巫教知识，提供了一种新观点。高利埃早在197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阐述过这一内容（高利埃：《从两卷伯希和文献看塔里木盆地末世信仰的图像形态》，载《亚洲艺术》第28卷，1973年，第165—185页）。她在文中强调了舞蹈的重要意义，其中有带假面具的舞伎，利用在塔里木盆地诸王国中庆贺新年的节日机会而表演。此外，其中的某些仪式已在中国的编年史中提及了。

该卷还包括对苏巴什原地拍摄的壁画的介绍。其作者利利雅纳·库尔图瓦对于两间土木建筑大厅墙壁上装饰的全部壁画，作了一种高度概括的风格研究，我们仅仅通过伯希和探险团的照片才了解到这些壁画。代表菩萨的画面都被装饰得很华丽，由许多弟子、神灵、男女王公和乐伎簇拥。画面装在带有植物装饰的宽大框子里。作者特别注重研究首饰，它们在这些画面上极其丰富，而且其制作质量均属上乘。库尔图瓦将此与库车其他遗址上的壁画以及犍陀罗（Gandhāra）和古代阿富汗艺术的资料作了比较。她作为结论，而提议将苏巴什壁画归于公元5世纪中叶或末叶。

1970年，克莉斯娜·里布（Krishna Riboud）和加布里埃尔·维亚尔（Gabriel Vial）联袂推出了《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13卷：《吉美博物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织物》。出自敦煌第156窟〔伯希和编第17（bis）号洞〕的丝棉和麻织物残片，首次被作了科学的研究。不同纺织技术的织物被精心地编目；对完成装饰图案的方法，完全是以示意图的方式介绍的。此外，在可能的情况下，对纺织使用的织机（带梭子的织机或拉式织机）的类别也作了具体解释。这种研究，始终是关心织物的所有研究人员的一种模式，也是了解7—10世纪唐代织物知识的一大贡献。

在次年年初（1971年2月），正如当时任吉美博物馆馆长的让尼娜·奥布瓦耶（Jeannīne Auboyer）所希望的那样，刊布保存在该博物馆的那些来自敦煌的伯希和特藏中的绘画的工作开始了。伯希和本人过去曾亲自要求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Nicole-Vandìer-Nicolas）研究装饰这些幡幢的画。因此，韩百诗和奥布瓦耶便请她完成这部彩画集的出版工作。热拉—贝扎尔（Robert Jera-Bezard）当时负责该特藏的保管工作。他的任务最早是将这些绘画集中起来，负责其编号并建立一套卡片。文献汇集在一起了，于是便决定首先发表解说目录，推迟出版有关对作品风格和图像分析研究的一卷。1974年出版了第1卷，即《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14卷：《吉美博物馆收藏的敦煌幡画》。为了完成这一卷，旺迪埃—尼古拉在其身边集聚了相当数量的合作者，这些人或为吉美博物馆的特派员，诸如热拉—贝扎尔和勒布伦（F.Leblond）那样的人，或者是国立科研中心的研究员，诸如玛雅尔（Monique Maillard）和高利埃等人。他们在数年间与作者合作，以从事对这些珍贵文献的研究。(www.xing528.com)

为了补充这部著作，1976年又出版了图版卷：《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15卷，其中以图版而发表了当时所知的吉美博物馆伯希和特藏中的全部220幅绘画与幢幡。另外6幅三角形幡头与3幅幡于此之后才被发现。6幅三角形幡头（固定在呈细长直角状画之尖顶上的三角形物品）在上角带有一个悬挂东西的环，它是用一块红绸裁成的。所有6幅三角幡头都饰以彩色装潢，上面绘有盘旋的飞鸟，双翅展开形成了一种圆形。这种内容属于盛唐时代装饰宝库的组成部分。我们颇感兴趣地发现，这种图案同样也装饰在一名回鹘高级贵族的衣服上，贵族的图案绘在一幅幡幢中，那是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发掘到的（见热拉—贝扎尔：《伯希和特藏中的6幅未刊布过的丝绸三角形幡幢》，载《罗浮宫和法国博物馆学报》第4卷，1978年，第230—235页）。

在一幅用麻绢制成的幢上，绘有十一头和六臂观音。虽然使用了民间的表达方式，但它仍属于一种早在公元7世纪末就在敦煌定型的图像传统。这幅画像被一条975年的题识所断代（热拉—贝扎尔：《吉美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未刊布过的和已有断代的敦煌幡幢》，载《卢浮宫和法国博物馆学报》第3卷，1983年，第171—177页）。

最后，1994年，雅克·吉埃斯（JacquesGiès）发表了两幅从未发表过的丝幡幢。所有这两幅画均根据传统风格制作、代表10世纪初叶五代时期净土会的大画面。但是，使这些画具有意义的，则是其内容——华严经（Auamasaka Sūtra）经变画：其一为“九会”，其二为《十地品》（一名菩萨生平的10个阶段）。这些图像内容在壁画上是司空见惯的，但这两幅幡却为绢画中绝无仅有的例证（《西域的艺术：吉美博物馆的伯希和特藏》，特别是第1和第2幅图版，第47—62页，东京1994年版）。

从1920年起，伯希和便发表了6卷敦煌石窟的照片。他从当时起就考虑使用他于1908年两次在该遗址逗留期间所作的笔记，以编制对图版的必不可缺的解说。但令人遗憾的是，伯希和未能完成他试图实现的研究和考证的巨大工作。自从伯希和逝世后，这些手稿便保存在吉美博物馆，从未成为任何出版物的内容，虽然在伯希和时代就由吉美博物馆图书馆馆长埃斯特·列维（Esther Levy）负责完成了一份抄件。由于各种原因，对于伯希和“笔记本”的整理出版，却一拖再拖。因此，发表伯希和的敦煌石窟笔记，便成了当务之急。

在未能最终实现这项计划的韩百诗死后，奥布瓦耶将整理和出版原手稿的工作委托给了法兰西学院的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在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的高度关心下，由莫尼克·玛雅尔协助，从1981年起出版了这套6卷本笔记的第1卷：《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11卷《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题识和壁画》，从而使研究人员们得以利用伯希和描述敦煌石窟的文献以及他录自洞壁的题识。正如伯希和笔记本各页原文的影响印件所证明的那样，这些文献都相当难以查阅。1908年拍摄的照片都是该遗址被修葺之前原貌的珍贵资料。在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逝世后，莫尼克·玛雅尔独自于1992年使这项事业圆满结束，她于这一年出版了《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第6卷，也就是最后一卷。

在出版这套笔记的同时，伯希和探险团的文献仍在继续被公布。1987年，出版了《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8卷：《考古文献，库车地区诸遗址，龟兹文题识》。这部著作注意到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它首先包括图片文献和由伯希和于库车地区搜集的测量图原稿（由莫尼克·玛雅尔发表）。此后，便是根据中国考古学家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克孜尔—尕哈（Qyzyl-Qargha）佛教遗址的一篇描述（由晁华山发表）。伯希和在那里搜集了几种绘画碎片和两个粘土泥塑头像。最后是对由伯希和在库车地区拍摄的游人题记和壁画题识的转写文与译文。它们大都是由僧侣们遗留下来的，这些人对于自己经过圣地巡礼一事留下证据颇感兴趣。此外，这些题识之一提供了一个时间——642年。骆驼队的“过所”（带有婆罗谜文字的一札木简），向我们提供了龟兹王国中的商业生活情况。在这些文献中，提到了寄出人和收启人的名字以及骆驼队的组成。这些“过所”中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在一座废塔塔脚下发掘出土的。该塔肯定曾被用于烽燧，它们可被断代为641—644年之间，也就是说，大约为龟兹的最后几位独立国王之一的苏伐叠（Suvar-nadeva）在位的末年。

1965年，韩百诗入选为法兰西学院教授，于该学院执掌西域历史和文明讲座的教席。尽管韩百诗的教学主要是涉及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历史，但他仍在继续主持与伯希和探险团有关的工作和准备其出版物。这就是于1975年3月创设在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内的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的缘起。完全是由于该中心的存在，继续出版伯希和探险团成果才成为可能。如下列著作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5卷：《库木吐拉遗址》（库车地区）。它包括根据伯希和探险团的照片（大部分均未刊）而对该遗址的研究（莫尼克·玛雅尔）。中国考古学家们完成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被作了介绍（晁华山）。该卷中还包括至今尚存在的汉文题识的录文，它们大都被断代于唐朝。其中还补充了伯希和在经过那里时得以释读出来的录文。这部著作如同前几部一样，也包括对由伯希和探险团携归并保存在吉美博物馆的雕塑、绘画和杂物的解说目录。

亚洲研究所的中亚研究中心也出版了与西域社会有关的多种著作。1975年，玛丽—德肋撒·德·玛勒曼（Marie-Thérèse de Mallmann）推出了《佛教密宗图像概论》。她的著作始终为一部对金刚乘（Vajrayana）图像研究的参考著作。1977年，又出版了泽玛里雅莱·塔尔济（ZémaryalaìTarzi）的《巴米羊石窟的建筑与岩壁装饰画》。这两卷著作都论述了巴米扬（Bāmìyān）、卡克拉克（Kakrak）和弗拉迪（Foladì）遗址。它们提供了一种描述和一种解释，从而丰富和补充了我们通过法国阿富汗考古团的哈干、卡尔（J·Carl）和格达尔（Gadard）兄弟们的著作而获知的内容。该中心的成员还在其他出版社出版过相当数量的著作。如1976年，高利埃、玛雅尔和热拉—贝扎尔在布里尔出版社出版的《阿富汗和中亚的佛教》。玛雅尔于1973年发表了其《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亚洲艺术》专刊号，第29卷，1973年。耿昇中译本，中华书局1995年版）。这部著作注意到了中国研究人员和考古学家们的出版物。1983年，同一位作者还推出了《西域的石窟与建筑》一书。这部著作希望对于新疆大绿洲在前伊斯兰教时代的建筑，提供一种鸟瞰图。它论述了建筑式或挖凿式佛寺或阿兰若，同时也讲到了城市、烽燧和乡村小建筑的布置问题。它触及了与使用生土有关的建筑术问题，强调了特殊覆顶类型的存在，如带古老风格的突角拱的脊顶。它广泛地运用了旧照片，而正是这些照片保留下了今天残毁严重的古建筑外貌。

随着伯希和文献出版的结束，法兰西学院认为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再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然而，自1993年以来，由于国立科研中心UPR315自有研究组和新疆考古文物研究所之间的合作，才得以在克里雅河谷北部的喀喇墩遗址上，进行非史前时代的发掘。在那里发掘出土了两座装饰以壁画的佛刹，很可能与米兰（Miran）佛刹是同时代的（约为公元3世纪）。这些前景非常美好的发掘，使人对于丝路南路的佛教艺术耳目一新，对佛教传入新疆的过程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注释：

①罗伯尔·热拉—贝扎尔（Robert Jera-Bezard）是法国著名的西域佛教艺术专家，曾多年在吉美博物馆负责伯希和和西域探险团文物的保管和研究，后任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现已退休。本文为特邀稿。——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