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研究的重要性及沙畹的西域研究

西域历史文明研究概论

韩百诗

西域不仅是研究欧亚大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研究地中海盆地和西欧定居民族伟大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还是研究伊朗、印度和中国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域地区东起中国的万里长城，西至喀尔巴阡山脉，北至西伯利亚大森林，南至伊朗和西藏高原。在这片辽阔的疆域里，其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汲取了各方面的因素。创造这种文明的诸民族，在历史上都经历过一种错宗复杂的发展过程。

因此，研究西域文明和历史，应根据地点和时代的不同，而依靠多种史料，并在多学科中进行。从17世纪起，荷兰学者维特森（Witsen）就撰写了一本《北方和西方鞑靼史》，1692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当本笃会士蒙特福孔（Montfaucon）得知该书后，又增写了一卷。其主要内容是俄罗斯南部的古代史，于1757年在巴黎出版，其资料来源主要是由皇家文库的舒曼凯尔所提供。1756年，巴黎也曾出版过德经（Joseph Deguines）所著之《匈奴、突厥、蒙古和其他西鞑靼族通史》（简称《北狄通史》）。德经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对突厥人的起源和历史，还必须进行深入研究，这些民族坦率而正直，心地善良，意志坚强。”德经的著作为研究中国北方诸族的历史，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法国的研究是从雷慕沙（Abel-Rémusat）开始的，而德经却为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还翻译了许多有关中国藩部的文献，并对许多史料作了重新诠释。尽管其诠释不太确切，但也为今天对西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虽然德经于1757—1773年在法兰西学院仅仅讲授古叙利亚学，但作为雷慕沙、儒莲和沙畹等大汉学家们开辟了道路。尽管汉学与古叙利亚学之间存在有某种联系，但在伯希和时代却变成了一门全新的学科。若没有汉学研究，对西域史的研究就会失去基础。所以，为了研究西域史，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汉学的诞生、发展和形成独立学科的过程。

在雷慕沙于1814年首创法国汉学讲座时，他将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对元代欧亚大陆的研究。当他在法国国家档案中发现了在波斯的蒙古君主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两封信之后，便特别将注意力集中于14世纪的中国史。他于1822年在巴黎发表了《论基督教国王、法国国王与元朝皇帝的政治关系》一文。后来，雷慕沙的兴趣又转向了佛教，他译注了《佛国记·法显传》，该书于雷慕沙逝世后在巴黎出版。他的学生儒莲的终生主攻方向是汉学研究，但也研究中世纪的西域史。他译注了有关突厥的主要汉文史料，特别是有关东突厥的史料，译文并不太准确，于1864年以《突厥史料》为题发表在《亚细亚学报》中。他也关注佛教，并特别关注那些经由西域赴印度取经进香的中国僧侣们的事迹，曾译注过玄奘的《西域记》，该书是在玄奘归国之后由其弟子于646年撰写成书的。儒莲的译本于1857—1858年在巴黎出版。从1847年起，他又译注了《高昌行记》，这是王延德于981—983年在回鹘人地区的出使报告。儒莲还译注了有关中国西部藩属的其他汉文典籍的片断，并于1864年汇集出版了《亚洲地理学与中印文献学文集》。

沙畹拓展了西域历史和文明的研究领域，他当时就曾在法兰西学院讲授过刚刚在北蒙古地区发掘到的古突厥文碑文，这些碑文完全证实了汉文史料中所记载的事实。他们补充大部分是于18世纪，在叶尼塞河上游发现的碑文中，所记载的珍贵资料。所以，沙畹又部分地继承了儒莲的未竟事业，于1903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其名著《西突厥史料》。他把汉文典籍中的文献与突厥文碑铭文中的文献进行了比较，这些突厥碑铭文当时已由丹麦的语言学家汤姆森和俄国的突厥学家拉德洛夫解读并翻译，从而澄清了突厥古代史中非常模糊的一页。他细心地搜集了所有那些必要的资料。在译注本中介绍了与突厥史有关的中国西部地区的情况。他还特别使用了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世界史料中有关突厥的记载。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研究各个时代的西域史都有效。

但在本世纪初，英国、俄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考古探险团，在西域出人意料的新发现，使沙畹开始转向对中国西部地区的研究。这些地区当时居住着欧洲种民族，他们操印欧语系的语言，人们一般把这一地区称为西域。沙畹不想重蹈前几位汉学家们的故辙，而是大量译注汉文文献。他一口气发表了许多有关西域的论著，如《〈魏略〉西戎传笺注》（1905年）和《〈后汉书〉西域传》（1907年）的译注本。连同他先前的著作，他基本上全面论述了从公元初年至唐末（11世纪）汉籍中所记载的西域史料。他还对此进行了补充，如他曾发表过《东汉时代的三员名将：班超、班勇和梁慬》。

在同一时代，沙畹也从事对蒙古和通古斯民族的研究，译出了他在中国期间搜集到的那些有关蒙古人历史的石刻文献，其研究成果就是他于1905—1908年发表的《元代汉文石刻集》。在此之后，他还研究了蒙古时代以前中国北方的两个非汉族王朝。因此，他写了一些有关宋朝宫廷派向契丹和辽王朝地区使臣们的出使故事，这些故事先于1897—1898年间，以《赴契丹和女真的汉族游客》为题而发表，随后又于1904年发表了《北游记·北辕录》。

沙畹和他的汉学前辈一样，他也注重对佛教的研究，尤其是对赴西天（印度）取经和尚的研究。1894年，他译注了中国高僧义净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第二年，他又与列维合作而发表了《悟空行记》的译注本。这些译著为研究中古世纪的西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既介绍了西域的基本地理概念，也阐述了当时还鲜为人所知的西域种族和语言问题。

沙畹是他以后一代汉学家们的先师，他的弟子们主要是从事汉学研究。伯希和在他的一生中除了一小部分著作之外，全是对西域的研究。此外，他还研究了欧洲中世纪一些大旅行家们所遗留下来的著作。例如，有关十字军东征、西欧君主及教皇与蒙古人关系的著作。所以，他研究的范围也包括离中国遥远的西方。

当伯希和开始其研究工作时，他还生活在印度支那。他当时对于西方与远东关系的概念尚不太明朗，所以他首先开始研究湄公河下游的高棉古国扶南。此外，他还写了一些有关佛教的著作和书评。当他撰写第一部长篇论著《交广印度两道考》的时候，他才初步了解到马可·波罗的著作的重要意义。他后来将毕生的主要精力都用于《马可·波罗游记注释》，此书显示出他才华横溢。他研究了西方通过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世界汲取亚洲传统的过程；考证了马可·波罗所提及的或他个人所遇到的人名，对许多地理名词、专门术语或物产名称都作了专门考证。在撰此著作时，伯希和被迫接触了高地亚洲的蒙古人及其祖先或后裔们的历史。他首先开始解决这些民族中错综复杂的现象，撰写各种专题的短文。但他从未写过综合论述性的长文，因为他认为在对这一领域进行总结时，要避免操之过急。

从19世纪末叶开始，各国考察团对西域的探险为伯希和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他亲自于1906—1909年作了实地考察。他这次考察所获得的大批硕果，丰富了人们对从公元初年到伊斯兰教征服前夕塔里木盆地文明的了解。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有过灿烂的文化，其艺术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它们既有西方的影响，又有汉族的影响，尤其是在汉代和唐代更为如此。但伯希和携归的资料相当晦涩难懂。由于伯希和个人主要是语言学家和文献学家，所以他就首先研究那些稀有文字和古代死文字的文献。如于阗文，伯希和最早曾谨慎地称之为“东伊朗文”；还有用回鹘文转写的藏文文书。他认为那些回鹘文文书和敦煌汉文写本最为重要，其中的龟兹文文书已由列维所解读。粟特文文书先由高狄奥（Gauthiot），后由邦文尼斯特（Benveniste）发表和翻译。

这些文书使伯希和更加注重研究西域定居民族的历史了，这都是一些操印欧语系语言的欧洲人种部族。从唐代起，西域东段受到了信仰佛教的回鹘人的影响，而在西段又受到了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喀喇汗（即黑汗）王朝的影响。伯希和在这方面的论文虽然是大量的，但只发表了其中的一些短文。他在《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中对焉耆和疏勒的考证，便属此类论文。

伯希和有关西域基督教的主要著作未能完成。他原打算在此书中，介绍景教的历史及其从西域传至中国的过程，而且一直要讲到利马窦时代，但他仅仅完成了一份提纲。佐伯好勇在《中国景教的文献及遗物》中使用了这一提纲。伯希和原作中有关西安府大秦景教碑的一章已完成，但碑文中的古叙利亚文尚未全部译出。

伯希和不仅关心古代基督教史，同样也关心方济各会在元代于远东的传教史，以及17—18世纪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史。他在这方面特别注重研究远东耶稣会史及由会士们所出版的中西文著作，因为他特别偏爱书目学。他对17—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交通史的兴趣，使他发表了一篇有关安菲特立特（Amphitrite）号船于1692—1700年首航中国的文章。他也关心欧洲艺术家们在中国宫廷供职的情况，如耶稣会士郎世宁和那些刊刻《中国皇帝得胜图》的会士们。

只要浏览一下伯希和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内容，以及他为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所写的短文，我们就会发现他是一位具有全才的杂家。他在中国印刷术史、唐代吐蕃史、卡尔梅克人史、金帐汗国史、十字军东征史诸方面都有所造就。由于他博览群书和超群的记忆力，所以他不断引经据典地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的论文。

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伯希和基本上是单枪匹马地独自工作。他的许多著作在临终前都未能杀青，因为他总是在陆续的考证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论著。自从伯希和于1945年10月25日去世以来，在他所研究的领域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在对西域的研究，不仅涉及中国和苏联两部分，而且也包括喀尔巴阡山以东、西伯利亚、伊朗和阿富汗、印度大陆的北部、西亚原拜占庭帝国疆土等部分。

当代对西域历史和文明研究的范围之所以这样广阔，是因为西域是欧亚大陆的交界处，欧亚大陆受各种文明的影响，都会在那里得到反映。尽管由于地区和时代不同，各种影响的程度也有所差异，但该地区的文明还是具有自己的独具一格的特点。自从公元初年以来，汉文化对阿尔泰地区，对叶尼塞河上游的欧洲人种都施加了巨大影响。但由于来自西伯利亚的蒙古部族居民的大批涌入，汉族文化和蒙古族文化互相渗透混杂。例如，在当地的匈奴人中，就曾发现过汉人使用的镜子，当时匈奴人从南西伯利亚迁到了今哈萨克斯坦的森林地带，然后又继续西迁。在俄罗斯南部和中欧都发掘出了这种镜子。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中，中国与其西邻可能还存在有其他关系，因为在中国的汉代和西方的5—8世纪，都存在过金银丝嵌花品，这种技术可能是由中国胡族人传向西方，尤其可能是在匈奴和乌桓族西迁之后传去的。在元代或15世纪初期，制造景泰蓝产品的技术传入了中国；有关玻璃制造术是如何通过西域而传入中国一事，至今尚未考证出眉目来。因为中国在很早以前就会制造一种铅质琉璃，我们在西域也发现了这种琉璃，这些琉璃还是硅质的。有关中国丝绸、瓷器和其他手工业产品及其制造技术传入西方的过程，现已考证清楚。在中世纪，西方是通过丝绸之路而获得中国产品和技术信息的。

对于另外一些问题，我们只能假设而不能给予断然答复。例如，我们尚不知道花釉彩瓷是如何从中国传到西方的；我们也不知道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北方与贝加尔湖地区、叶尼塞河流域、乌拉尔地区、卡马河流域和西欧的关系如何。因为这些地区也使用中间穿孔的玉环作殉葬品，而这一切本来是中国人的殡葬风俗。在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欧亚大陆的北部曾崛起过一种伟大文明，而这种文明又对中国北部和欧洲，施加过十分重要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虽然赴西域的各考察团都仅限于来去匆匆、走马观花般地考察。但毕竟他们还是从事了一些发掘，对古代建筑进行了测量和对一些地方进行了考证。我们对于从和阗到塔里木盆地的敦煌一线的文明史，已经知道得很多了，但对于从公元初期到伊斯兰教征服时代，那里人民的物质生活情况，却若明若暗。令人遗憾的是，自从1928—1931年中国和瑞典联合进行考察以来，几十年来再没有在中国的西域地段从事这一工作了。但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由于苏联科学院所组织的考古调查，已取得了许多特别卓著的成果。他们对苏联境内的西伯利亚和中亚部分，全面进行了考察，对所有的发掘物都表列清册。(www.xing528.com)

对苏联的中亚地段的文明的了解可以证实：中亚的苏联部分和中国部分同属一类文化。伊朗、地中海东岸和印度也与中国的文化有密切的联系；草原地区的文明是一个整体，只有某些区域性的差异。草原游牧地区的文化与定居民族的文化，依时代和地区不同而互施影响。同时，由于贸易关系和各民族的迁移，定居民族的文明也对这两类文化施加了影响。

草原地区的欧洲人种，首先是向欧洲和伊朗方面运动，然后又与来自西伯利亚森林的蒙古民族杂居。这些人种后来就不再是真正的欧洲人种，而成为混血人种，即匈人。除了这些人种之外，那些与东亚接壤的高地亚洲地区的人种尚难确定。在此之前，这些地区由阿尔泰人居住，如东部是通古斯人，西部是突厥人，其他地方是蒙古人。我们也可能应把这种人归于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因为考古学家们已经发现，贝加尔湖地区用石片建造的墓葬，完全与易洛魁人的墓葬相似。如果假设这两种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话，那也是毫不足怪的。因为人们已经查清，印第安人是通过西伯利亚和白令海峡而到达北美洲的。

我们现在尚无法研究这些文化的存在，它们相互之间、它们与定居民族伟大文明之间所存在的关系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尚不具备这样的物质条件。另外，要想对我们已知的资料进行总结，还需要长期考证。这些民族的史前史特别漫长，在西伯利亚的某些地区，新石器时代似乎一直延续到18世纪。当匈奴人进入欧洲的时候，他们尚以石头和骨头制箭矢。由于我们缺乏考古和文献方面的资料，所以要完全精通西域史，还有许多复杂的障碍。我们所掌握的主要史料都是汉文文献，印度文献中的记载十分贫乏，伊朗文献中的记载也不太丰富。虽然古代东方和地中海世界向我们提供了某些宝贵资料，但可惜它们都是不连贯的片断。尽管考古学的发现是很多的，但对其进行加工整理并与文献进行比对的工作，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有些资料刚刚被解读、翻译和注释；汉文文献虽是大量的，但很难理解。因为汉文史料中有关西域的记载，大都未被译出和考证过。

如果西域研究在考古学和文献学领域，还有如此严重障碍的话，那么在其他学科中的困难就更不胜枚举了。我们没有可供汉学家们使用的，诸如日本的《大汉和辞典》那样的工具书。如果与中国上古和中世纪的史学家们所拥有的工具书相比较，我们的处境确实不理想。我们现在尚不可能编辑石刻资料，因为这需要积累中国各个时代的汉文、蒙古文、突厥文、满文和古叙利亚文碑文，此外还需要掌握大量的藏文、龟兹文和其他西域印欧语系文字的石刻碑文。对这些碑文进行严格的编目工作还没有着手，甚至大部分考证工作还没有完成。汉文之外的其他碑铭学文献大都是7—8世纪之后，只有印欧语系的文字可能稍古一些。汉代以前西域的或有关西域的汉文碑文也不太多，而且记载的又大都是一些孤立的历史事件。对在西域发现的古钱币的编目和考证，也有待于继续深入地去做。在我们对西域及其毗邻地区的了解还是肤浅和零乱的时候，这些石刻文献和古钱币还会为我们提供意想不到的信息。例如，叶尼塞河流域的突厥碑文很可能是属于骨利干突厥时代的，除了汉文文献和古突厥文碑文之外，我们几乎没有掌握任何有关该部族的史料。但苏联考古学家们所发现的岩画和雕刻作品证明，该部族当时已经具有很发达的文明了。西域的地名确实令人费解，沿用至今的古地名十分稀少。其他许多中国境内和毗邻地区的名称完全是用汉文记载的。例如甘肃省的许多地方就是这样。苏联的考古学者们经过几十年的工作证明，几乎所有的元代（13—14世纪）地名现在都已消失，而元代的地名又是从蒙古人占领之前的地名沿革或演变而来的。在塔里木盆地，大部分原来的印欧语古地名都由突厥语所取代。例如，伯希和曾在新疆图木舒克（Toumchouq）发现了一座寺院，它对解释希腊—佛教和伊朗—佛教艺术在塔里木盆地东段的传播是相当重要的，它现在的名称就是突厥文的，意为“鸟喙”和“岬角”，我们完全无法知道该寺在唐代的名称。苏联的西域地段，也有相类似的情况。

但是，如果认为西域是一个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变幻莫测的不固定社会，那也是不真实的。我们认为对西域史的研究可以分成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应以考古资料为依据，对资料进行初步的解读；第二个阶段又可以分两步走，首先既以考古资料，又以文献资料为基础，然后再过渡到完全以文献为基础的研究阶段。

在编写西域史的时候，考古学占有突出的地位，而通过文献研究历史却是捷径。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我们只能通过考古学才能了解印欧语系的几种语言，如西夏文或其他从花剌子模到吐鲁番和敦煌，甚至到甘肃黑城之间广大地区的其他语言。这主要是依靠写在各种载体（尤其是竹简和木简）上的文献，它们都是在从西藏边界到叶尼塞河流域，从满洲到多瑙河流域发掘出土的。这些文字有时也写在陶瓷或金属容器上；有的还写在位于中国边陲的契丹和西夏国王们的石碑上；还有的刻写在西域基督教徒们的古叙利亚文和突厥文的碑文中。这些碑文大部分是在黄河河套以北发现；在伏尔加河流域也发现了某些蒙古文文献和某些不里阿耳文的碑文；在多瑙河流域也发现过不里阿耳文碑文。

我们已经通过考古学而了解到了西域的寺庙布局和各教派的人数，并且也知道了他们与印度大陆西北部、阿富汗、中国和苏联境内的西域部分的关系。我们也从中发现了佛塔和其他建筑的演变过程，如犍陀罗的寺院设计形式一直传到了吐鲁番，甚至更靠东部的地方。

锡尔河以北地区定居民族的文明情况也如此，无论是在古大宛、楚河和怛罗斯河流域，还是在七河流域都是这样。这些定居民族的文明很可能与粟特人向东北方向的迁移有关系。粟特人最后迁移到了图瓦地区，那里的一座宫殿很可能是在回鹘人时代营建的，酷似古康居和花剌子模的宫殿。我们可以肯定，这种建筑术只是通过定居民族的文明，才能传到那里去。但在西部很远的地方，却也发现了汉人式的建筑。苏联考古学家们认为那是李陵的放逐所，这位汉将于公元前99年被匈奴人俘虏，然后被流放到了这一地区。我们还可以举出有关中国文明向西扩张的其他许多例证，在艺术和技术方面尤为突出。我们也掌握有许多关于西方影响在远东传播的例证。

考古学对研究西域历史和文明，确实是必不可缺的。尤其是我们可以参照文献，而了解每件具体事实。同时，2000年来的汉文文献，对我们的研究更是珍贵而不可缺少。因为只有通过汉文史料，我们才能了解得比较确切一些。每部汉文断代史都对西域定居民族的城市有所记载。有关西域的草原部分，汉文史料中也有大量记载，尤其是北魏与高地亚洲和西伯利亚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在唐代，我们也拥有许多与其他文献相吻合的重要史料，其中最重要的是贾耽的路线图；元代时有许多著名人士和官吏都曾西游，他们的游记故事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资料；明代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代的情况差不多：除了洪武和永乐年间之外，中国的对外关系处于收缩状态。其间虽然也有几部有关西域史的著作，但与其他时代比较则相形见绌。幸亏当时在伊斯兰史料中，记载了某些有关西域使臣及游客的故事。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些史料与考古文献相比较。如果说有关唐代西域定居民族的考古史料特别丰富，那么对这个时代游牧部族的考古研究还仅仅处于草创阶段。当伊斯兰教征服了西域定居民族之后，有关的文献记载就很少了。在游牧民族居住的高地亚洲的情况也是这样，9世纪中叶到13世纪期间，在突厥和回鹘汗国垮台以后，汉文史料中也出现了一段空白。元代史料又重新提到了蒙古各部族的生活，最近苏联和蒙古学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资料。从14世纪起，又出现了间断和空白，一直到18世纪清代为止。

我们发现高地亚洲定居民族的历史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尽管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中有间断的地方。事实上，印欧语系欧洲人种的文化，一直在该地区流行了20多个世纪。如在疏勒地区，这种文化就一直延续到公元10世纪。在西域的东段地区却一直延续到15世纪，即一直到伊斯兰文化取代佛教文化为止。在这一地区，开始是突厥征服者占主导地位，他们后来又与各古代部族融合在一起了。其中一部分人在定居到那里时已成为穆斯林，而另一部分人在信仰了5个世纪之久的佛教之后，才改宗信仰了伊斯兰教。另外，我们在高地亚洲的游牧部族中，发现了一系列名称不同的民族和部族，却又无法确定他们之间存在的关系。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一大重任，就是考证这些部族。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尚不知道“阿尔泰民族”（即突厥蒙古人）究竟包括哪些部族。这些部族在18世纪之前不断进行大迁徙。正是由于这种混乱观念，才使得人们把一些完全不相干的部族都归于“阿尔泰民族”，例如匈奴人的情况即如此。这些部族有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有时又组成松散的联盟；还有些部族组成了一个固定的整体，组织严密，活动能力很强。例如匈奴人和阿哇尔部族，一般只在短时间内保持联盟，联盟时间的长短要看其头人威望的高低。尽管这些游牧部族经历了许多变迁，但他们在思想上总是保持着一种属于同一人种集团的痕迹。这种例证是很多的，热河东北的伯牙兀蒙古部族的一部分，曾在11世纪中叶移居到了突厥地区康里和钦察（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到了12世纪下半叶，他们其中的一部分又回到了蒙古地区。因为在1200年成吉思汗的部队中，就有这个部族的兵士。在16世纪，整个西蒙古部族（即准噶尔蒙古）发生了大分裂，其中的一部分，即土尔扈特或卡尔梅克人，于1616年离开了准噶尔地区，而远迁俄罗斯的伏尔加河下游定居，并于1632年在那里落脚。但由于被沙皇代理人所激怒，他们又于1770年回归准噶尔地区。虽然其中有一部分人受俄国人所胁迫而留居下来，但他们仍与在清朝政府管辖下的那一部分同胞保持着密切关系。在准噶尔的其他部族中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在西域，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索。首先需要知道的是，这些民族究竟在人种学和语言学方面属于什么集团。这是一个杂群民族之间的复杂问题。从6世纪起，便出现了突厥大汗国。至今尚保存着当时的许多文物，所以这个时代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再往前追溯，问题就变得很棘手了。从公元前201年匈奴大帝国的建立到公元552年突厥大汗国建立之间，我们主要是依靠汉文史料的记载而从事研究的。我们首先所关心的是，汉文典籍中所记载的这些部族的分支，及其亲缘关系是否确切。这就产生了另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汉文对音字而知道这些部族的确切名称。时至今日，所有的对音法都是未定的，如对匈奴、鲜卑和乌桓等部族；只有北魏时代的拓跋族才肯定应为西方史料中的“Tabghatch”（桃花石）的译音。乌桓族是否真是“Avar”族呢？对这一切，我们现在尚不能确切地回答。我们希望在不远的未来，当汉代汉语的语音问题考证得与唐代一样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相对正确的译音体系。

高地亚洲民族的人种问题，至今也未完全解决，例如，至今尚未发现过具有遗骸的匈奴人的墓穴。现在对最后的突厥可汗墓地进行了发掘，但也很难确定他们究竟属于哪一个种族集团。这些种族的语言也很难定位。在发现突厥碑铭之前，我们只是依赖汉文史料，其中仅记载了某些人名、专门术语或职官名称。有关这一问题，我们也需要等待将来汉文中使用各种对音的同时代的语音问题考证清楚之后才能解决。西域各部族所使用的许多职官名称和物产等专有名词，有的是从汉语中转引的，有的是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的伊朗语中借鉴来的。在公元前10世纪的时候，这些民族之间就保持着某种关系，后来汉语和伊朗语也从西域各部族的语言中，借鉴了不少新鲜成分。

有关游牧部族的人数问题，除了汉文史料中的记载之外，其余也是一片空白。汉文史料中记载的数字都是约估，但我们可以肯定，除了个别的例外情况，这些部族的人数都不太多。

草原民族的经济几乎是单一的畜牧业和狩猎，有时也从事冶金和木材业，其技术发展也不均衡。欧洲人种，特别是粟特人、阿尔泰人和叶尼塞河上游的民族，都留下了许多有关其艺术和技术史的资料。相反，蒙古人和匈奴人的艺术是很粗糙和低劣的，所以他们要向亚洲和欧洲的定居民族索求食物及其他物品，以对自己贫穷的经济进行补充，而且还是通过贸易和劫掠而获得这类物品的。在高地亚洲，这种经济制度从史前时代一直持续到18世纪。此时最后的游牧部族都分别纳入了沙俄和清朝的版图。

草原地区各部族不仅在经济制度方面与欧亚大陆的定居文明不同，这两种社会还存在有其他的根本性差异。实际上，在18世纪时，定居民族与欧洲的社会制度一样发达，而那些游牧部族却仍停留在史前状态的残余阶段。

这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之处，一直在近30个世纪中支配着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些草原上的驯牧者及森林里的狩猎人，具有明显的军事天赋。在贝加尔湖地区发现的弓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他们的军事组织虽然很原始，但却具有钢铁一般的纪律。成吉思汗就是这一地区的代表人物。定居民族面对他们的入侵是束手无策的。当游牧部族侵占了定居民族的部分领地时，他们又会建立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共处关系。

游牧部族的征服战争，当然会导致某些屠杀和破坏。尤其是空前绝后的蒙古元帝国的征服战争，更为如此。但战后定居民族不但能恢复正常生活，而且还会导致原来那些老死不相往来的地区，发生大量的交换和贸易活动。这种交换关系推动了欧亚大陆文明的发展。唐朝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使中国的布浆纸技术传到西方；在元代的大征服中，中国的刻版印刷术也传至西方。当时远东虽与西部地区进行交流，但尚未与欧洲进行直接交流。这种征服战争推动了文化界的发展。哥伦布就是为了从西方出发，去寻找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才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为了研究西域定居民族的文明，我们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考证工作。这些文明既受希腊化东方的影响，也受伊朗和印度的影响，而在更多的地方则是受中国的影响。在西域的艺术、宗教和其他方面，既有这几个国家的共同影响，又有西域固有的文明特点。

（译自巴黎1960年出版的《韩百诗先生在法兰西学院西域历史和文明讲座开讲仪式中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