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法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三、法国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法国学者本来并不多用“海上丝绸之路”一词，以至于在诸如伯希和的《交广印度两道考》（1904年）那样重要的海交史著作中，也未见如此提法。

战后法国的东方学家们最早着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是让·菲利奥札（Jean Filliozat，1906—1982）。菲利奥札是法国当代最大的印度学家和梵文学家。他曾先后执掌巴黎东方现代语言学院、高等实验学院、法兰西学院的教席，于1956—1977年间任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他1956年于印度本地治里的法国印度学研究所推出了《印度的对外关系》一书，其中有两章分别论述《公元初期印度与罗马帝国的交流》和《婆罗门教于公元3世纪传入罗马》。前一章论述了埃及与印度自公元3世纪时攻击婆罗门教的一种希腊文献《驳所有异端》。菲利奥札特别强调研究古代东西方文明的关系，尤其是海陆交通史。他详细阐述了在婆罗门教《奥义书》、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传播路线问题。他要求西方学者放弃希腊文化中心论，摒弃过去那种只为寻找希腊—罗马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才研究丝路的旧习。因为这种思想直到1950年仍顽固地支配着希腊—罗马文化传入中国的渠道问题。菲氏与安德烈（J.André）合作翻译了老普林尼（Pline L'Ancien，1923—1979）的《博物志》（《自然史》第6卷有关中亚和印度的部分（1986年），辑录了《从罗马看印度，有关印度的古代拉丁文献》（1986年）。他的全部研究都集中到了海路和陆路丝路课题上了。

《厄立特利亚海航行记》是公元1世纪末前后，出自亚历山大城某商人之后的佚名著作，它是研究罗马与东亚海上交通的重要史料。法国学者让·帕热（Jean Page）和安德烈·尼埃（AndréNied）于1981年出版了一部《古代和中世纪的红海航线》，其中用法文译注了《厄立特利亚海航行记》，为研究古代海上丝路做了重要贡献。

水手辛伯达（Sindbad）的扬帆东航故事是《一千零一夜》中的最诱人、最美好的“一夜”。为了纪念辛伯达东航，1980年11月至1981年7月，阿曼“苏哈尔”号仿古木船远航中国。法国航海博物馆于1994年也组织了一次“辛伯达之相会，海上丝绸之路”的展览。该博物馆的馆长法朗索尼·贝莱克（Fran·ois Bellec）将军本人也曾出版过中国明代航海史的著作。这次展览印制了一本精美纪念册，全面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所运用的罗盘地图、阿拉伯科学、丝绸、中世纪世界形像、葡萄牙人和东印度公司等问题。

法国战后研究海上丝路、南洋史、东南亚与中国关系史的专家之一是龙巴尔（Denys Lombard，1938—1998）教授，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莫里斯·龙巴尔（Maurice Lombard）是一位主治阿拉伯宗教文化史以及穆斯林世界史的著名东方学家。龙巴尔年轻时曾先后投在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的李嘉乐（Alexis Rygaloff，巴黎大学北京汉学所的创始人之一，汉语语言学家）、巴黎大学文学系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法国的中国文化史专家）、伊斯兰学家戴需丹（MichelMollat de Jourdin）等汉学家和东方学家门下，出色地完成了语言学、文献学和历史学的学业，通晓马来—印尼语、柬埔寨语、暹罗语。中法建交后，龙巴尔立即携其夫人先到中国留学，成为20世纪60代首批来华的留学生之一。他后赴印尼深造，学成后任教于法国年鉴派的发源地和大本营——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主持“东南亚的地中海史”讲座。他后来又出任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他的代表作是1991年出版的3卷本《十字路口的爪哇》，此书实际上是他1990年在巴黎第四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作者深受年鉴派巨擘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影响，指出了爪哇在东南亚扮演了一种类似地中海在欧亚大陆交界处所扮演的那种重要角色。他认为印度、中国、伊斯兰教和欧洲列强的势力与影响，都曾聚汇于该地区，从而使爪哇地区成为一个贸易大都会和文化大熔炉。特别是该书的第2卷，重点论述了中国与南洋地区的联系纽带——海上丝绸之路问题。总之，龙巴尔先生的这部著作是研究南洋史及海上丝路的一部重要著作。

此外，龙巴尔于1974年与拉封（P.E.Lafont）合作出版了《东南亚的比较文学》一书，它是第29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的论文集之一。他于1980年又与其夫人苏尔梦（C.Salmon）教授合作出版了《雅加达的华人、庙宇与社团生活》，于1988年与让·奥班（Jean Aubin）共同主编了《13—20世纪印度洋与中国海上的亚洲商人》。他于1993年与尚贝尔—卢瓦尔（Chambert-Loir）、尚比雍（L.Champion）联袂主编了《梦想亚洲，英国—印度、印度支那和印尼—荷兰的殖民地文学研究》，1994年与普塔克（Roderich Ptak）主编《海洋亚洲的形像与现实，1200—1800年的华南与海洋亚洲》等一系列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著作。此外，龙巴尔夫人苏尔梦教授也与人合作，主编出版了一套有关印尼、马来西亚等地汉文碑铭的多卷本巨部资料集。她主编的《群岛》杂志，则是研究南洋历史与现实的一份高水平的专业刊物。龙巴尔与中国学者陈达生合作，于1988年，在由他主编的上引《13—20世纪的印度洋与中国海中的亚洲商人》中发表了《外国人在泉洲海上贸易中的作用》一文。他与其夫人合作，于1969年在《通报》中发表了《望加锡的华人社团》一文。但是，龙巴尔教授于1998年的英年早逝，对这一学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郑和下西洋，始终是西方汉学界关注的重点课题之一。曾3次随郑和下西洋的通译马欢之传世名著《瀛涯胜览》（1416—1451）曾先后被英国米尔斯（J.V.G.Mills）、法国伯希和、荷兰戴闻达（Duyvendak）和美国柔克义（Rockhill）等一代名流全文或部分翻译。同样曾3次随郑和下西洋的明代航海家费信所撰《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戴闻达、伯希和及福嘉第（Focard）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Gaillard）和布尔斯坦（Boorstin）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使用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之《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的泰斗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等著名论文。这是法国学术界最早对海上丝路的研究。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造船厂的一名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代的远航》。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最新的一部有关郑和航海的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著名。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征。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3万余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和穆斯林城市。这次远征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的政策的一次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屈从了中国的朝贡政策，从而保证了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册封。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失去了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大好机会。

作者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各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设法巩固其封建制度，东方哲学仍在主张“养性”，丧失了制海权，便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www.xing528.com)

法国汉学家谭霞客（Jacques Dars）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曾以翻译《水浒传》而享誉学术界。他于1992年在法国经济学出版社推出了其博士论文《10—14世纪的中国航海业》，收入在法国很著名的一套《航海史》丛书中。

作者指出，传统的观念认为，中国人遵照儒家道德而摒弃了海洋。但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教授却强调指出，中国在10—14世纪之间，便以其商船与战船船队而成为历史上的航海强国。

作者作为结论而指出，中国在8—9世纪期间，便进入了各方面深刻变化的时代，其征战的方向主要在中亚。中国在13世纪左右，逐渐变成了一个商业和海洋大国，却又受到了草原社会逐渐蚕食的威胁。由于北方草原民族的不断侵扰，中国的重心从黄河流域，也逐渐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诸省。长江下游和成都盆地变得人口稠密，成了农业和手工业中心。由于农产品的商品化和某些以经商为主的政权的形成，使他们将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了海上。农业、手工业和交通工具的发展，数学、天文学和舆地学知识的进步，测位定向技术的改进，海上联系网络的扩大，特别是造船业的发展，才造成了这种转变。维护这些发展和关系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航海，中国航海术在近4个世纪期保持了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位。其大批江河与海洋运输船队对内确保了前所未有的贸易，对外确保了对东亚的海洋控制权，奢侈品生产大国中国的航海业确保了其财富在日本与印度之间广大地区的流通。中国海军维持了经常处于危险之中的宋王朝，元朝又以海军从事新的开拓，它在中国和远东历史上起了一种决定性作用。中国海军在经济和军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这支军队在亚洲和世界历史上也占有了应得的地位。

法国学者路易·德尔米尼（Louis Dermigny）于1964年推出了一套令人震惊的博士论文《中国与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1719—1833年）》，收入了《港口·道路·贸易丛书》。全书共有5大卷，洋洋洒洒的400余万字，创下了由惟一一名学者独自撰写的博士论文之最（多人合著者除外）。其第一卷是《东印度公司时代》。

该书第2卷是《茶叶时代与中国的债物》。

该书第3卷是《广州与鸦片的时代》。

全书最后是《结论》，讲到了自由贸易、帝国与海洋、贸易结构与背景。

第4卷是有关18世纪广州对外贸易的地图、图表和照片。

第5卷是《夏尔·德·康斯坦中国贸易回忆录》。夏尔·德·贡斯当（Charles de Constant）又被称为“中国人贡斯当”，于1779年，在16岁时便乘船首次赴中国经商，于1780年到达澳门并到达广州。他于1788年返回洛桑后，又于1790年来华。其回忆录一直以手稿保存。德尔米尼先生整理发表了这部手稿。他先长篇介绍了贡斯当。回忆录共分5章：第1章是《了解中国》：商人们的中国、广州和澳门。第2章是《大船的必要性》：船舶与船舱的分配、法国远洋船需要改进的技术、与中国作交易。第3章是《与中国交易的商品》，讲到中国进口的欧洲产品是呢绒、平纹布、羽纱、玻璃、铅制品、乌木、象牙、骨制品、檀香木、香料、棉花、碱等。中国向欧洲出口的商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第4章是《船舱种类》，第5章是《广州的贸易习惯》，这一部分主要是为广州的法国商人提供某种“经商指南”，介绍了中国政府的外贸制度、中国各公司的制度、公司贸易与自由贸易，特别举1786年的中国对外贸易为例，以介绍这一切。第6章是《欧洲人在广州的贸易谈判》，讲到了中国当局制定的制度、欧洲人在华的处境、黄埔港的驶船与停泊、户部的巡视、中国官吏们的勒索、英国人的傲慢与中国人的外债。第7章是《派遣使节和定居计划》，其中讲到了对马戛尔尼使华的看法、公行制度、官吏裁决制、中国人对欧洲人的鄙夷、使节的礼仪、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的计划。后是对中国台湾与澳门的回忆，论述了其物产和外贸、战略地位、欧洲人入居那里的计划、占据澳门的好处等。

总之，由于德尔米尼的这部巨著，内容繁杂而卷帙浩繁，使学者们很难通读一遍，故而尚未充分引起学界的重视。但它的价值与意义，却是难以有人超越的，是20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对外贸易史的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