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经济、政治、人员、文化和思想交流的一条大动脉。在海上丝绸之路大举开通之前，陆路丝路东起中国，穿越西域、古印度、阿拉伯—波斯世界，一直通向希腊—罗马社会。丝路输送的并不仅仅是丝绸，而且从时空和交易额方面综合考察，丝路上的丝绸交易所占比例甚小。从狭义上讲，文化交流实际上与物质交流平分秋色，甚至还可能有而过之；从广义上讲，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那样：“丝绸之路是对话之路。”由陆路丝绸之路又衍生出了诸如“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东方丝绸之路”、“朝圣取经之路”、“军事远征之路”、“瓷器之路”、“草原之路”、“皮货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玻璃之路”、“铜器之路”、“琥珀之路”、“麝香之路”、“经书之路”、“沙漠之路”和“骆驼队之路”，甚至还有“和番公主之路”等形形色色的名称。虽然这些耳熟能详的名称之科学性和历史真相，尚有商榷余地，但它们在中外关系史上的作用却不容置疑。
“丝绸之路”的提法，最早是外国人的发明，后来又被中国学者认同和采纳，现已成为一个国际通用学术名词，远远地超越了“路”的地理范畴和“丝绸”的物质范畴。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的是普鲁士舆地学和地质学家、近代地貌学的创始人、旅行家和东方学家李希托芬。他于1860年曾随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在他死后才陆续全部面世的5卷本巨著《中国亲程旅行记》（1877—1912）中，当他谈到中国经西域与希腊—罗马的交通路线时，首次称之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一名便在世界范围内逐渐传开了，而且使用得越来越广泛，其外延也越来越大，其内涵也越来越丰富，甚至成了中西乃至整个中外多领域交流的代名词，成了一种符号。
究竟何谓丝绸之路，不要说在那些学贯中西的外国洋学者之中了，就是在学富五车和满腹经纶的中国学者之中，也争论得十分激烈，甚至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2001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等单位在云南昆明召开了“西北、西南与海上三条丝绸之路比较研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就丝绸之路的确切意义、内涵与外延及其断代，争论得异常激烈。现在笔者简单地向读者们作一介绍。
针对丝绸之路的断代及内涵与外延，山东大学吴士英认为，传统上认为丝路专指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及新疆而通向中亚、西亚、地中海沿岸的商路的定义，应该是不正确的。丝绸之路应为中国古代沟通中外海上和陆上以丝绸贸易为标志的通商路线。丝路不止一条，应为每条丝路确定一个具体而科学的名词。暨南大学王元林认为，地理环境对三条丝路影响很大。海上丝路取代陆路，也正是这种环境发展的必然结果。笔者认为，“丝绸之路”本来是由德国人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首次提出的。在近半个世纪期间一直沉寂无闻，国内外老一辈治中西交通史的学者，从未采用过该词。20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大汉学家以及中国的陈垣、向达、张星烺等国学大师们，也只采用“中西交通史”、“南洋交通史”或“海交史”一类的提法。中国学者大量使用该词，应该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事了，而且来势汹涌，李希托芬对“丝绸之路”有确指，即从长安出发、经西域、古印度、阿拉伯—波斯世界而一直到达希腊—罗马的这条交通大道。“丝路”不宜过分延伸，招致有路无丝的结果，甚至造成如同某些学者戏称的那样：“丝绸之路”实际上变成了“一丝不挂”。“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等，都是晚期的衍生词，它们虽有实用性，但科学性不足。云南大学的姚继德认为，“丝绸之路”中的“丝绸”一词，已不再是中外商业交流史上的商品“丝绸”之狭义，而是一个文化象征符号。所以，丝绸之路是沟通中国与域外交流的一个“交通网络”，它共包括商业、文化与民族迁徙交融这三大功能。它共由西北和西南两个陆地网络、陆海相衔的东北网络与海洋网络4大板块组成。丝路始于先秦，下限为明代。其交通工具包括驼队、马帮和舟楫。丝路研究可成为东方学中的一门新显学——丝路学。将丝绸之路外延扩大的典型例证，是香港学者陈佳荣先生的论文《海陆空之外的新丝绸之路——网络》。敦煌研究院的马德认为，将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从事经济、文化交流的道路，泛称为“丝绸之路”是远远不能说明问题的。丝绸仅仅是经济贸易中的一种商品，代表不了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交流。更何况，有些通商大道上连一片丝绸也未出现过。从学术事业发展的角度来说，观念更新至为重要。这一切都反映了学术界目前在丝路的上至下限、内涵外延问题上的看法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距基本统一的观念尚很遥远，但这并不妨碍目前的学术研究。
“丝绸之路”后来在时空范围内又遭滥用，被涂上了各种色彩，甚至很难对此作出具体限定。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的丝路研究专家布尔努娃（L.Boulnois）夫人正确地指出：“研究丝路史，几乎可以说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欧亚大陆，也涉及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以及鹰洋（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它在时间上已持续了近25个世纪，几乎覆盖了世界五大洲。”丝绸既造就了罗马帝国的繁荣，又似乎成了其毁灭的因素之一。丝绸的输入，造成了罗马追求豪华物与奢侈品的腐败风气，引起银钱大量外流，迫使罗马元老院于公元14或16年颁布反对穿戴丝绸衣物的反奢侈法。最早记载中国丝绸的是拉丁作家克泰夏斯（Ctésias），为公元前4世纪人。丝路研究覆盖了古代四大文明（中国、印度、阿拉伯—波斯和希腊—罗马文明）圈。当然，自丝路开通以来，在中国至罗马的古代交通中，中西绝少有直接来往，中国与西方货物都是由沿途民族逐站地倒运的。当丝绸风靡罗马并成为罗马贵夫人们的时髦追求，从而造成罗马金银大量外流时，罗马人既不知道这种织物的产地，更不懂其生产工艺。这与丝路沿途各民族为保守商业秘密，以赚取巨额利润有关。
古罗马大诗人维吉尔（Virgile，前70—19）于公元前30年代在其《田园诗》（《农事诗》中写道：“赛里斯人（Sêrès，丝国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非常纤细的羊毛。”公元前43—公元18年的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e）于公元前14年出版的《恋情》中写道：“您的秀发如此纤细，以致于不敢梳妆，酷似皮肤黝黑的赛里斯人的面纱一般”。公元前4—公元65年的哲学家塞内卡（Senèque）也提到了“赛里斯的妇女们不用针刺绣，旭日升起处的赛里斯人采集东方树上生长的红罗绮”。公元前58—公元21年之间的斯特拉波（Strabon）于其《舆地书》中提到，赛里斯国的“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奈阿尔科斯（Néarque）说：“人们可以利用这种羊毛纺成漂亮而纤细的织物，马其顿人用来制造座垫和马鞍，这种织物很像是用足丝脱掉的皮织成的赛里斯布一样。”著名的自然史学家老普林尼（Pline L'Ancien，23—79）于其《博物志》（成书于公元77年）中指出：赛里斯人“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以向森林喷水的办法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了特别复杂的劳动，所以罗马的贵夫人们才能够穿上透明的衣裙，而招摇于大庭广众之中……赛里斯人不与别人交往，坐等外人找上门来成交贸易”。公元1世纪的西流士·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25—101）于其《惩罚战争》中仍在老调重弹：“晨曦照耀中的赛里斯人，前往小树木中采摘树枝上的绒毛。”出于商业的利益，西域民族与阿拉伯—波斯人，为垄断丝绸市场，而故意隐瞒丝绸和丝路的真相，从而使丝绸与丝路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莫测的面纱。通过上述例证，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很早就通过丝绸之路而了解了中国丝绸，但却是介于传说与真实之间。西方对于了解和控制运送丝绸的这条大道，始终是迫不及待和馋涎欲滴。
西方早期研究中国的人都是造诣很深的希腊—拉丁学者，而并非是东方学家。他们研究中国主要是为通过探讨中国民族的起源，再逐渐地探讨世界所有民族，特别是他们自己民族的起源、历史沿革和民族属性，由此而冲破基督教的羁绊。因为基督教世界始终认为全部人类历史都记载于《圣经》中了。法国20世纪的著名汉学家马伯乐（Henri-Maspéro，1883—1945）的父亲加斯顿—马伯乐（Gaston-Maspéro，1846—1916）于其《古代东方民族史》（3卷本，1895—1897）中、法国东方学家老德经（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及其子小德经（Louis-Joseph de Guignes，1759—1845）父子的著作中都表现出其为希腊—拉丁文化中心论的典型代表。他们坚持认为中国是埃及人的一块古代殖民地，宣扬中国民族和文明的埃及起源论，他们甚至以《圣经·出埃及记》为基础，声称中国人是由摩西率领其上帝选民战胜法老，离开埃及前往西奈（Sinai，他们认为中国China一词即出于此）而东迁一支的后裔。19世纪末，西方学者又热衷于研究人类的共同起源、东西方古老历史的互相比较问题。他们的注意力便顺理成章地集中到了陆路丝路上了，因为西域始终是民族大迁移的走廊，也是东西方物质文明与思想文明交流的必经之路。在欧亚大陆两极屹立着中国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而古代印度文明、阿拉伯—波斯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等均处在陆路丝路的要道上，是媒介文明。
因此，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片交通路线图，从陆路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途经无数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会的大帝国；来往于这条道路上的有士兵与海员、商队与僧侣、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技艺家、奴婢和使节、得胜之师和败北将军。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便形成了意义模糊的“丝绸之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唐代的景教、元代的方济各会会士）以及西域的宗教——祅教、摩尼教、犹太教等，都是经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中国早期的养蚕术和印刷术、治国良策、伦理道德和自然科学的无数内容，也是经由该路远播他方的。
至于西南丝绸之路，它是将中国西藏文明、巴蜀文明、川滇文明与印度和东南亚印度文化地区联系的纽带，它也是中国的一个出海口，其时间也不算太晚。它有时还充当了将陆路与海上丝路连接起来的另一通道。
欧洲的汉学研究最早是由几个航海大国发起的，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等国。但是法国人很快就成了执欧洲乃至整个国外汉学之牛耳者。法国于1814年12月11日在法兰西学院创设了国外的第一个汉学讲座。汉学从此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西方大学的圣殿（俄国于1851年，荷兰于1875年，英国于1876年，德国于1912年才将汉学列入大学课程），这就是“汉语与鞑靼—满语和文学讲座”，由27岁的少帅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年）执掌教席。雷慕沙于1825—1829年出版的4卷本《亚洲论丛》中，有关高地亚洲语言和历史的精辟论文占有很大分量。其遗作《法显传·佛国记》的译注本于1836年面世，书中几乎荟萃了当时国外有关西域史的全部知识。1906—1908年，伯希和从敦煌和西域劫回6000余卷5—11世纪的汉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吐火罗文、梵文写本与其他大量中世纪文物。它们成了法国研究西域和丝路的珍贵资料。1920年3月，由法国总统和中华民国总统共同赞助，法国汉学研究所利用“庚子赔款”在巴黎创建。该所在长期独立运行后，于1959年划属巴黎大学，1968年最终划归法兰西学院。该所除了从事教学、科研、图书工作之外，自1932年起陆续推出一套代表法国汉学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法国汉学研究所文库》，现已出版名教授们的30余部名著。如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汉文三藏中的500个故事与寓言》（1932年）、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7—1979）的《吐蕃僧诤记》（1952年）和《王梵志诗辑注》（1982年）、石泰安（R.A.Stein，1911—1999）的《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1959年）和《汉藏走廊古部族》（1961年）、哈密屯（J.R.Hamilton，1921—2003）的《五代回鹘史》（1955年）、韩百诗（Lonis Hambis，1906—1978）的《明代蒙古史料集》（1969年）、童丕（Eric Trombert）的《敦煌借贷文书》（1995年）、拉切聂夫斯基（Paul Ratchnevski，1937—1985）的《元典章》译注本（4卷本）、埃狄纳·德·拉·韦西埃尔（Etienne de la Vaissière）的《粟特商人的历史》（2002年）等。它们均为法国研究西域史和丝路史的世界性名著。
1822年，法国亚细亚学会诞生。这是西方成立最早的亚洲研究学术团体，其会刊《亚细亚学报》已出版近300卷，其中西域史与丝路史的文章分量很大。法国著名汉学家和西域史学家雷慕沙于1829—1832年，伯希和于1935—1945年曾出任该学会会长，一大批汉学家曾出任副会长。至于领导过该学会的伊斯兰学家、阿拉伯—波斯学家、突厥学家和印度学家则更大有人在。开办于1889年的吉美博物馆则专门收藏阿富汗以东的西域艺术品和文物。法国《亚细亚丛刊》中，也发现过不少有关丝路的力作。
1898年12月15日，根据法国印度支那总督杜梅的命令，法国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创建，之后这一机构的学术监督权委托给了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一年之后，根据1900年1月20日的决议，该机构易名为法兰西远东学院。该机构曾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先后设置于河内、西贡和巴黎，现在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它又在东方各重要国家或地区设立中心，如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越南、中国（北京、香港、台湾）、日本、韩国等。该机构宗旨是从事考古勘察、搜集搞本著作、保护古迹文物、研究从印度到日本的整个远东亚洲的语言文化遗产与历史文明。它虽然将重点放在南亚和东南亚，但也关注东北亚和西域。三条丝路，特别是西南丝路与海上丝路，便成为其重点研究学科。目前，该院共集中30多名东方学研究员（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古建筑学家、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献学家）。汉学在该学院中占据重要地位。法国20世纪上半叶的主要著名汉学家均出自该院。如马伯乐：《古代中国》，1927年；谢和耐：《中国社会史》，1972年；汪德迈：《王道》，1979—1980年等。
传统汉学从未停止作为法国远东学院科研活动中最繁荣的一个分支。该学院由于在汉学研究中所做出的第一流贡献而驰名。下面就是该院所做出的引人注目的贡献。(www.xing528.com)
在考古学方面。从20世纪初开始，法兰西远东学院便把在中国考古的任务委托给沙畹，也委托给该院第一位公费学生伯希和率领的另一个考察团，这些都成了划时代的事件。沙畹的考察团于1904年在华北活动。他们对汉代墓葬和中世纪佛教雕刻等重要文物进行了系统勘察和研究（这是史无先例的）。1908年赴西域的伯希和考察团在敦煌得以搜集到6000余卷写本，其古老程度均被断代为公元6—11世纪，3/4为汉文卷子，1/4为藏文、突厥文、粟特文和于阗文写本。此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越南境内自汉至唐的所有古汉墓，均由法兰西远东学院作了系统发掘，它们都是中国在该国移民的遗迹。
在史学方面，法国汉学界在此领域中完成的大部分著作，都应归功于法国远东学院的老成员。
在宗教学和哲学方面。继伯希和于20世纪初出版的有关中国的摩尼教和祅教的著作之后，便是马伯乐（佛教传入中国）、戴密微（中国禅宗）与谢和耐（神会禅师语录、寺院经济）等人对佛教的研究。法国远东学院从1962年起又恢复（此后一直在戴路德的主持下继续进行）编写汉日佛教百科全书《法宝义林》。然而，马伯乐缔造了法国汉学最繁荣的分支之一，这就是道教研究。继他之后，在这方面名声赫赫者有石泰安（Rolf Stein）、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和索安士（Anna Seidel），今天又有劳格文（John Lagerwey）和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至于哲学研究，它又由汪德迈有关中国古代法家和马克（Marc Kalinowski）有关汉朝至六朝中国占星术思想的研究所继承和发展。
在语言和文学方面。我们首先应归功于伯希和以其奇迹般的学问而写的语言学著作，主要是历史地理学和中文书目录。我们于其中还可以补充马伯乐有关唐代长安方言那具有创新性的研究（1920年）。稍后于文学史方面，则有吴德明（Yves Hervouet）有关中国西汉时代最大的诗人司马相如生平和著作的重要研究（1964年）；雷威安（AndréLévy）有关中国的通俗文学、特别是有关17世纪传奇小说那数量巨大的著作（1981年），又由其大量译著而使数目剧增，包括七星诗社出版的两卷本《西游记》译本。
在中国遗产保护方面，法国远东学院积极地参与了由伯希和从敦煌携回并入藏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文书的整理编目和研究工作。法国远东学院的一名原成员苏远鸣（Michel Soymié），自1972年以来最终推动了对这批文献中汉文文书进行编目的工作（现今已完成）及与其有关的研究。这是在国家科研中心的一个研究小组的范围内完成的，法国远东学院的成员从未停止过参与其工作：陈祚龙、饶宗颐、戴仁（Jean-Pierre Drège）（一部精辟论著《写本时代的中国图书》的作者，1991年）、郭丽英夫人（一部有关《中国佛教忏悔文》著作的作者，1994年）、王薇（Wang Fran?oise Toutain，她于1992年出版了一部有关地藏菩萨在中国事迹的颇为惹人瞩目的博士论文）。同样，法国远东学院的研究人员们（马克、劳格文和傅飞岚）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由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他也是在法国远东学院的原成员）主持的一项庞大的国际计划，即编写于15世纪中叶形成道藏中的15000部经文的目录。此外，饶宗颐完成了刊布由莫里斯·古兰携回并被断代为623—1119年的388通汉文碑碑铭的拓片，从而使它们得以于1981年问世（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
法国远东学院的台北中心仅仅于1992年11月才开设，但这种常设机构的设立是由法国远东学院的研究人员从1960年起，长期在台湾从事考察之后的结果。
法国远东学院这次于台湾立足，属于1992年7月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签订一项合作协议的范围。除了签订协议的双方之间直接合作之外，该项协议还规定了与台湾的其他科研机构、大学、图书馆、博物馆或者是从事国际科学交流的基金会的学术交流。这种合作首先是包括继续科研、出版和交流的集体计划，从而产生了短期的科研访问、教学、学术讨论会和报告会等学术活动。在它存在的第一年中，台北这个触角便接待了中国大陆、欧洲和北美的许多访问学者、同事和学生。
在香港，法国远东学院在数年前就与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史系合作。因为于1994年在那里设立了一个派出机构，在讲座范围内从事的教学主要是中国宗教史研究。
中国科学史专家马克于1993年继承了人类学家、民间礼仪和中国南方客家民族社团的专家劳格文的教席。
自1994年，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开始常驻北京，以从事宋代经济和历史地理的研究工作。该中心后来又先后由吕敏和华澜等人负责。法国远东学院的一个派出机构同样也设立于福州福建社会科学院的机构内，以与该院的研究人员们合作，从事对于客家族历史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调查。
1989年，由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与荷兰汉学家施莱格尔（又译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1840—1903）联袂创办了东方学刊物《通报》（现已更名为国际汉学学刊）。它当时是欧洲唯一的研究东亚的国际刊物。因为《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创刊于1901年，《德国东方学报》创刊于1912年，法国《亚细亚学报》创刊于1822年。由于先后参与《通报》主编的考狄、施莱格尔、沙畹、伯希和、戴密微、何四维（Hulsewé，1910—1993）均是研究西域史的名家，所以其中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章很多，尤其是在伯希和主持工作期间更为如此。当然，该刊物也广泛地覆盖了历史、语言、宗教、文学、考古、艺术。但直到20世纪前半叶，其重点始终是研究中国与其他地区的关系史。如1893年由梅杰尔发表的《华人在荷属印度的政治地位》、1890年由里亚尔发表的《17世纪出使威尼斯的一个中国使团》、1903年由考狄发表的《法国在王朝复辟时期与安南关系的恢复》等。直到当代，由于英文论文占据了多数，西域的专门刊物越来越多，故《通报》中有关丝路的文章较少了。此外，《通报》也出过不少专刊号，收入了某些有关丝路与西域南海史的论著。
法国从事汉学研究最早的机构还有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巴黎第三大学的突厥学研究所、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国立科研中心与高等实验学院合办的敦煌学研究组（现更名为“中国写本、碑铭和图像文献研究组”）、南特大学的蒙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心、国立科研中心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合作的藏学研究中心、国立科研中心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组、阿拉伯世界、伊朗世界、吉美博物馆、中国新疆考古研究组、罗浮宫学院、喜马拉雅研究中心等。它们都是从事中亚、南亚和丝路研究的机构，形成了法国研究丝路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社会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时期内，虽然法国涌现出一批驰名世界的大汉学家，但法国的丝路学研究的基本形势却不尽如人意：学生人数很少，毕业后就业困难，工具书短缺，特别未设置高学位文凭。20世纪60年代中法建交后，法国大学才为中国语言和文明专业设立与英语或德语同等地位的学位文凭，为培养新一代汉学家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法国收藏有大批中国文献和艺术品，再加上当时呈现的经济繁荣，故形成了旅游业的发展高潮。法国的丝路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长期对外封闭的丝路中国东段向外国游客打开了门户，而过去对外开放的西段（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却由于战乱又同时被封闭了。故原属西段的游客也大举涌入了东段。在此期间，以“丝绸之路”为名的著作大量涌现，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也不乏上乘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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