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模仿与恶俗化现象及其影响

当代艺术中的模仿和恶俗化倾向

当代艺术的模仿化、低俗化是一个中国当代艺术成长中的语言形式问题，除了它自身是一个文化生态问题，与他的成长体制有直接关系，同时也应该将其看作中国现代艺术一百年学习西方艺术的一部分。

语言模仿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非西方的民族国家在民族危机时对自身的语言创造缺乏自信，将西方语言看作是一个普适性的现代性形式，作为艺术创造必经的学习过程；另一个是在从传统衰败转向现代化的激进时期，要求一个临时性的现成形式；中国当代艺术的低俗化则是艺术商业化的一个普遍现象，市场和大众传播使一些水准低劣但具有强劲的社会需求的当代艺术，产生了趣味恶俗和低劣仿造的现象。

何多苓　青春　150×186cm　油画　1984

当代艺术的语言模仿几乎是贯穿当代艺术三十年的一个主要现象，比如七十年代末的伤痕美术何多苓对美国乡土画家怀斯，八十年初罗中立对美国超级写实主义画家克洛斯，八五新潮对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等西方先锋派，九十年代初新生代刘小东对美国画家佛洛伊德及方力钧对德国新表现主义伊门道夫，70后对德国画家里希特当代艺术的语言形式几乎是一部模仿史。

刘小东　违章　180×240cm　油画　1996

当代艺术的模仿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语言形式的直接模仿，像何多苓、罗中立的绘画语言不仅使用了怀斯、克洛斯的图像风格，甚至构图、笔触、人物姿态都直接的模仿，只是将其中的西方的人物和环境置换成了中国图像；第二个阶段是不再直接照搬国外的具体图像形态，在形象、笔触等语言形态上有所改变，如方力钧、刘小东以及70后对里希特的摄影绘画、日本卡通艺术的半模仿半改造，或者在图像上均是中国的素材，但在从素材向形式转换的方法上使用了西方波普艺术、观念艺术的语言模式，如王广义的“大批判”将安迪•沃霍尔使用广告色的丝网图像再现明星和商品的形象转换方式，置换为毛泽东、工农兵等中国著名的文革图像；隋建国的“中山装”借用了奥登伯格的将原日常物品放大成纪念碑的巨型体量；刘大鸿、王兴伟、石兴宁等模仿美国画家马克·坦西将不同时空的人物和场景组合在一个画面上的图像拼贴的后现代方法。也有一些装置艺术、抽象雕塑模仿日本的“物派”的语言形态。

谢南星　令人讨厌的语言图像之三油画　150×190cm　1998

沈娜　不要哭　油画　160×130cm　2006

隋建国　衣钵　雕塑　2003(www.xing528.com)

当代艺术花了近三十年时间，对西方语言从后现代主义、观念艺术、波普艺术、新媒体艺术、摄影绘画、新表现主义、超级写实主义以及日本的卡通艺术、“物派”都学习了一遍，从直接照搬语言形式到半模仿半改造，从图像模仿到语言方法和观念的借用，基本上完成了向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学习。

对西方艺术的图像和语言方法的模仿或半模仿半改造，这成为一种“西方盒子的中国图像”的当代艺术，即西方语言好比一个饼干盒子，中国图像成为装在这个盒子中的内容。这一模式在当代艺术商业化之后，逐渐演变为精神指向的低俗化和空洞化。随着当代艺术在新世纪初十年的商业化和时尚化，后现代艺术及观念艺术的一些基本语言方法，如拼贴、挪用、复制、“摆拍”、摄影绘画等，成为一种当代艺术的流行样式，这也包括一些题材的流行和重复使用，比如杜尚的小便池，藉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德拉克罗瓦德“自由引导人民”，中国的山水画、假山石、明清家具的图像，成为一种后现代的流行素材。

这些流行样式和题材，由于市场和时尚化的鼓励成为当代艺术的标签，似乎只要一使用这些语言方法和图式就是“当代艺术”。但其精神内容却越来越空洞化，只是形式上看起来很像国际著名的当代艺术形态，这就是所谓的“很像当代艺术的当代艺术”。“很像当代艺术的当代艺术”也反映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语言评价标准的后殖民化，即当代艺术在九十年代是以对国际语言的掌握水平为评价指标的，评价一个当代艺术家的水准，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是看他的作品形式是否与国际前卫语言“接轨”，这是新世纪当代艺术在商业化鼓励下模仿泛滥的基础。

中国当代艺术的商业化由于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除了九十年代政治化的玩世不恭和中国符号的后殖民趣味，新世纪的商业化导致了国际收藏家和国内炒家的介入，这直接鼓励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低俗化”，当代艺术在中国形象的趣味上走向“搞怪化”、“妖魔化”、“媚俗化”，一些商业明星的市场价格暴涨后，他们的图像样式直接成为当代艺术模仿的对象，但在图像趣味上更为“恶俗”，如岳敏君的“猴状人”、张晓刚的“呆傻脸”、曾梵志的“侏儒人”、四川70后绘画的“细腰美女”，以及近些年出现的“猪头人”、“恐龙人”“基因交配的史前怪物”等。

张晓刚　血缘·大家庭　油画　150×180cm　1994

曾梵志　协和三联画之二　油画　1990

陈文令　幸福生活　雕塑　175×110×63cm　2008

当代艺术的模仿化和低俗化，涉及到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核心问题，即在西方语言的谱系上能否具有真正的语言创造力，当代艺术的创造性是否需要重建与中国传统的内在联系。当代艺术要避免模仿化和低俗化，需要真正面对中国本土的精神现实及其深刻性的表达，并在中国的现实中寻求它自身的精神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