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和无为在社会政治管理中的应用

无言和无为在社会政治管理的应用方略：

帛书版原文：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智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

本章的文句不难，按道理是很好解释的。可是由于学者们对第一二章的理解有问题，不能够把第一二章思维原则应用到对这一章的理解上，不了解这一章，其实就是第一，二章中老子独到的思维方式的延续。因此专家们在本章的解读中，不仅出现完全对立的观点，在一些本来很简单的字义理解上也出现了问题。这正好说明，老子解读的重点，不是文字的难度，而是思维方式的改换。

在前面所讲的第二章中，特别强调破除人心中执著的名相概念，在本章中，又提出了把破除名相的思维原则，化作“无言”“无为”的社会管理行动纲要，具体应用于实际的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离开了这个思路来单纯解读第三章，当然就显得有些混乱和不知所云。

学者们解读这一章，历来有两种全然对立的观点：也就是说解读本章是有“阶级立场”的；在这一点上，任，陈两先生，可谓“针锋相对”。任继愈的立场是认为老子这里是在愚民，坚决反对老子的“愚民政策”，他说：“老子反对当时出现的尚贤主张，他主张愚民。-----如果杜绝了这些诱人的新奇事物，社会就安定了，人民就容易管理了。这一消极的预防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小生产者的心态，直到现在，还流行着‘眼不见，心不烦’”之说。”并把文革上山下乡等运动，说成是老子愚民思想的现代应用。

所以，在任先生的眼里，老子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根本不懂社会政治的天真幼稚的书呆子，提出的方案简直是瞎胡闹，如同文革一样，真要实行起来就会闹大笑话。而且老子很像一只大鸵鸟，遇到不好处理的问题时就闭上眼睛，把脑袋插进沙里“眼不见，心不烦”。

另外，从学术的观点来看，任先生的结论还是高度“创新”的，是老子解读的一次革命。因为他说老子的思想是“反映农业社会小生产者的心态”；而历代的注家们虽然在细节理解上意见不一，但都比较一致地认为：老子之学是“帝王之学”，只不过有人贬低的说是“阴谋”，“权术”之学，拥护者说是“阳谋”“正道”，习者也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老子]来为自己的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多数都是有关“国家大事”；如韩非等人，以及后来的兵法家，更包括汉文帝等诸多的皇帝大臣们，历代建功立业的王侯们，身后都有道家的影子，源头都是[老子]。有几个盛世的皇帝还亲自写[老子注]刊行于世，如我知道的就有唐玄宗，清康熙帝等，专供自己的大臣学习。这些古人们如果知道任先生说[老子]居然是代表小农经济的“小生产者心态”，不知作何感想？

另外，他这个观点是源于本章解读前的“说明”，却与他自己对老子贴的“标签”不一样。任继愈在后文的解读中，反复强调和批判的就是：老子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提出的对老百姓的统治方案，大搞其愚民政策和两面派手法。就这么一个“老子”，到底代表谁？难道这些统治者是“小生产者”吗？任先生喜欢给老子扣帽子，合不合适？他连看都不看，想都不想！我们国家的顶级“老学专家”，博士生导师，国学的“国宝”，居然就这样“活宝”似的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

傅佩荣的观点接近于任继愈，可是自己都觉得不妥，所以又加进了一些自己想当然的推测，说一堆诸如“为了避免人民陷于争，盗，乱的陷阱，而采取似愚民的手段，是为了达到无为和无不治”。这里除了废话外没有增加任何信息量。

陈鼓应先生则不然，他的立场是“拥老派”的：他认为所谓的“无知”并不是愚民政策，乃是消解巧伪的心智。所谓的“无欲”，并不是消除自然的本能，而是消解贪欲的扩张。所以用这种方式来理解，本章有点像老子的“道德宣言书”。陈先生的这种说法，与历史上一些注家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

相对而言，我觉得陈先生更有“学术味”一些。不过我更认为：他们都没有站在老子的立场上来解老，没有用老子自身的思维逻辑来理解老子的政治主张和管理手段，所以无论如何解释，都有些勉强。甚至是可笑。

一：“尚贵显”导致的“争 盗乱”VS “无言”和“不为”的天下大治

原文：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

任继愈的解读：不推重有才干的人，免得百姓竞争。不重视稀有的物品，使百姓不偷盗。不接触足以引起欲望的事物，使百姓的心思不被扰乱。

陈鼓应的解读：不标榜贤明，使民众不起争心。不显耀可贪的事物，使民众不被惑乱。

傅佩荣的解读：不推崇杰出的人才，人民就不会竞争较量；不重视稀有的商品，人民就不会沦为盗贼；不展示可欲的事物，人民的心思就不会被扰乱。

这里文句相对简单，可是专家们意见已经不统一了。在文字训诂上，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问题。主要就是对“民”的理解；在任先生那里，“民”就是“百姓”，从这个思维角度出发，这一章的原则就是“上”对“下”，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管理手段”。这样来界定老子，怪不得要说老子是“人君南面之术”；学了任版老子的统治者，非得大搞愚民政策和两面派手法不可；如好东西不能让老百姓看见，也不能让老百姓知道。只能藏起来自己用，偷偷享受；还要搞新闻封锁，不能让老百姓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也不能让百姓们学习各种知识，要让他们头脑越简单越好。还要搞秘密警察，让知道的人不敢乱说。物质上只让老百姓享受最基本的生活，最好是配给制，免得商品丰富了，老百姓的“心乱”起来，不好管理。

如果这真的是老子的政治理想方略，我们发现今日的北朝鲜，就是老子的“理想国”；不知现在的中国人，有几个想到北朝鲜去过这种“理想社会的生活”？任先生把文革时期的那一套“上山下乡”等做法，与老子的这一章联系起来，以为是老子两千年之后的“遗毒”所及，深为愤恨。也是有依据的。我们国家毛时代的生活和政治管理，的确也是这样的。

可是真这样吗？我也不敢说老子一定不是这个想法。只好还是按“老规矩”，找逻辑矛盾；

结果真有矛盾！要实行文革时期的愚民政策，以及今日北朝鲜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政治，需要的是强权政治，单极化的价值观，以及严刑峻法，对老百姓思想和行为的强行压制（据说，北朝鲜连民众的“国内旅游”都是才开放不久的，那么小的一个国家，管理真够“严”和“细”的）。中国的文革时期，思想方面的严格审查不说，连百姓生活，每年需要什么东西，都是发票证来严格“控制”的。全国上下，都是“计划安排”好的。哪里是“无为”，反而是太“有为”了。而且，“两报一刊”等经常发表社论，毛主席语录要“天天讲”，下面群众要天天开会，写大批判，写思想汇报等，要全国人民“统一思想”，连买菜都要背“语录”。这又哪里是“无言”，太“有言”了。

这种“有为”政治，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是秦朝，焚书坑儒，压制思想；严刑峻法，百姓苦之。文革时期的领导者毛某人很欣赏秦始皇，郭沫若等“历史学家”就赶快写翻案论文，为秦始皇大唱赞歌，拍最高领导的马屁。有研究文革史的学者们指出：文革烧的书，整死的文化人，对中华文明的破坏，比秦皇更厉害，的确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战略目标，这可这跟[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不一样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想让老百姓“没有知识”，并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

很明显老子是非常反对这些的。要求“无为”而治，怎么可能还搞“强权政治”，或者费心费力地专门要做“愚民”的事业，太“有为”了。例证就是：推翻强秦之后的汉初文景两帝，才是真正实行【老子】政治管理方略的，他们的政治管理与秦朝完全相反。政府非常“无为”，让国家自己休养生息，结果很快就强盛起来。

在北朝鲜这样的国家，政府是非常“强大有为”的，各种规章制度，宣传工具是严格控制且大有作为的，还需要炮制很多“虚假信息”来骗骗人民，让老百姓活在虚幻的“幸福”中。愚民政策做的很不错。还有不少“面子工程”要弄出来糊弄和国外来访者等等。这都违背了老子要求统治者“无言”的纲领，政府太“有言”了，老百姓才“无言”呢。

就像我小时候，大家明明活得很艰辛，经常泡咸菜，吃杂粮就当一餐；可是我们还泪水涟涟地想：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救，从小报有“一定要解放台湾”的雄心壮志。我由此推论：现在的北朝鲜人民，说不定也同我们当年一样，想要去拯救南朝鲜（韩国）的可怜同胞吧？由此可知：这样的政府，实在太“杰出”了，太“有为”了，相反，西方国家的政府机构，对民众的影响，显得要“无能”得多！

所以，既然这里产生了如此明显的逻辑矛盾，只能判定两种可能：

第一，任先生的解释是错的，不合逻辑；

第二种可能：老子思维混乱，政治思想幼稚，乃书生之见，不可认真对待。

喜欢哪一个答案？自己选吧。我愿意支持老子，因为这是我解老子时候预先提出的“公理”，学习老子，必须承认老子比我们更高明，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老子也不是神经错乱，他一定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这里，再回到古义上研究“民”，就知道古代的“民”，并不是指被统治的下层“老百姓”，而是“人类”“所有人的总称”的含义。这样来理解，老子这里所说的，就不是上对下的时候采用的一种“心机谋略”，不是对付百姓的手段，而是对全体人群都适用的价值和行为原则。因此不是虚伪的两套标准，一套用来对付人民，一套自己享受。(人民要愚，自己不能笨)。

老子的东西，容易被误解的原因，就是他的词句内容含义太丰富，而人们拿了一点就跑，就像盲人摸象，焉能不错？这一章，如果能联系上一章来读，其实也很简单：不就是要求“无为”和“不言”吗？

第二章中的思维原则，完全可以用在第三章里，老子的逻辑是一以贯之的。

二：不上贤，使民不争。

天道无为，保留了各种可能的趋向。作为统治者，要了解所有的可能性，并保留最后的决策权，而不是盲动后只有一个方向和可能，这就是“无言”和“无为”的管理要求。可“上贤”就是只选择了一种取向，当人们特别推崇学习某个“贤人贤才”的时候，社会的潮流和价值倾向就形成了一股固定的方向。在老子看来，单一价值观就是可怕的，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这不就是上一章所讲的“天下皆知美，为美恶矣”的思想，在用于社会管理应用的时候换了一种说法吗？

为什么不能“上贤”？“上贤”就意味其他的一切都“不贤”，打击的是大多数，而且在社会的无穷可能性中，只强调了某种特定的价值观。为了“贤”，自然大家只好拼命“争夺”这条唯一的出路，结果自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首先是价值取向的单一，违反了平等对待其余各种可能性的公正性。在老子看来，“贤”和“不肖”都是站在某个角度来看的，不存在普适性的绝对真理；如果统治者“上贤”，只重视某一个角度的某一方面，必然会挂一漏万，会造成社会的不平衡现象，也就必然产生不稳定的情况，会对系统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这也是孟子给梁惠王的建议，不要尚“利”，如果把“利”作为国民行为标准，物质和金钱成为唯一的国民价值取向，提倡学习“财富英雄”的价值观，是潜藏着可怕危机的-----“国危矣”。孟子并不是反对“利”，只是说要平衡，要补充其他价值观，如仁义等。

其次是：“上贤”的结果，按照老子和道家的阴阳相生相依思维，同时就会产生对等的“不贤”。推广“贤”越厉害，“不贤”就会越多，反而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民心的虚伪浮躁。这是无法逃避的因果律，所以又何必去费劲呢？需要的时候点到为止，一发即收就行了。想一想明清时期尚“烈女贞妇”的结果，试图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结果酿成了多少人间惨事，实在触目惊心。如著名的“清官”海瑞，仅仅因为自己不到十岁的女儿接了男仆递给她的一块饼吃，违背了“男女之大防”的贞节观，结果被此“尚贞烈”的“优秀爸爸”关起来活活饿死，以成全小女儿的“节义”。不知孩子死去时，此公心中如何，是悲是喜？

其他更希奇的事例还多了，大家有兴趣自己慢慢看去；当时为了得到御赐“贞节牌坊”和表彰，各种不择手段的“死法”，不仅没有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反而是大大激发了民众心理中的恶毒和残忍虚伪的一面。后来清政府发现流弊很大，才宣布停止“表彰贞节”，各地不得“推举”才罢。这个案例，可以算是老子“不尚贤”的一个远见和智慧。全国上下，费心费力，劳神耗物，其结果走向目标的反面。由此可见，“尚贤”的主张遭遇老子的反对很正常，因为违反了“不言和无为”的管理原则，结果当然不会好。

与老子的“消极无为”的思想不同，我们举国上下，一向是积极进取地“尚贤”的；文革时，大家都崇拜“战争英雄”，因为国家领导人的判断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发生”，所以舆论，课本和我们，都在“随时准备着”；上小学时候，孩子们玩的多数是军事游戏，我和同学还听从老师安排，挖过防空洞。我们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山里面是空的，它是一个大型的“民防工程”。

当然，“上”战争英雄的结果，是我国的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前苏联也一门心思“上”冷战，结果导致解体。[老子]两千多年前的警告，还不得不信，单一价值观带来的危害，应该是很明显的。我国幸亏邓小平出山，定下“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才有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欣欣向荣”。不过，老子认为：做什么都不能过头。(www.xing528.com)

三：国内教育界的“有为”“上贤”及其破坏性后果

我们如今崇拜的对象，是“财富英雄”。有什么结果，大家自己看，自己想；我不多说了。孟子说“国危矣”，是不是这样？诸君自己判断去。

教育界也有自己的“英雄”，就是“高考状元”。学生们也有自己的“贤”---清华，北大，全体国民都一致地“上贤”，高考时全国总动员，家长们居然在考场前的马路上拉起横幅，要路过的车改道，避免“惊扰”孩子们考试。每年围绕高考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怪事，包括死亡。每年二十万中小学学生的自杀事件，高考指挥棒的“功劳”不容忽视。但大家都“理解”并积极地参与高考；这就是中国教育的“世界奇观”。我们家一个穷亲戚，出了一个“状元”，结果政府各部门，媒体，企业，老板等一下子涌上门来，报道，推荐，还送钱；挺好的，轻轻松松解决了学费问题；

在教育上，我们的教委，教育局，各学校的校长老师、参与的每个学生，家长，都是非常“有为”的。教育局官员们忙“制订大纲”，“严肃考核”，校长老师们忙于“勤奋教学”，孩子们苦巴巴地放弃一切诱惑来“学习知识”；家长们不仅积极参加“义务教育”的一切活动，还自费掏出大笔的钱，大搞“培优”，于是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培训市场。父母在家里也“陪太子读书”，让孩子刻苦学习到深夜。

按道理，我们如此全国上下，官民同心，如此重视教育（尚教育），教育应该搞得不错吧？可惜，一年不如一年！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大学教授们，都得出一致的结论：现在学生的学习能力，一届比一届差，期末考试的要求也一年比一年下降。所以才有台湾教授来清华教书，结果却发现“清华的学生就像只会考试的白痴”，完全没有思考能力，大吃一惊，呼吁学生们醒醒！一个清醒过来的清华学生王垠，还差一年就可得到博士学位了，却毅然退学，用自己的行动表示对中国教育体系的严重抗议。

一方面，国内企业在叫“招不到人”，很多有责任心的企业，自己办教育，搞内训，培养人才。同时，大量学生又找不到工作，真是一大奇观。今年100万毕业生无业，如果明年的经济形势跟今年一样（其实可能更坏），至少会有两百万以上没有饭碗（注，本文写于2008年，其实后来2009年的实际情况是近四百万大学生无业，比我预想的严重）；看到这种局面，不需要太多的“超人能力”，就可以轻易的得出结论：中国的这种“教育”，已经快要玩不下去了！几年之后，一定会有重大的变革：因为不变不行了。中国人一定要撞了南墙才回头的。

搞教育不“尚贤”，不设“标准”，没有“榜样”，行吗？老子的那一套“无为”，能否用到教育上来？答案是肯定的！目前，教育上“无为而治”的典型，缺乏钦定统一的“全国教学大纲”的国家，没有“统一教材”，也没有“统一课程设置”的标准，不搞“统一考试”，也不玩“统一招生”的，更没有“国家教育理想和宣言”的国家，就是美国。试问国内的教育官员，老师，学生，家长：离开了上面的这些“统一”，会不会一下就“蒙了”，手足无措地问：这还怎么弄呀？都没法教没法学？没有标准怎么做？于是“天下大乱”！

其实不会乱的，只会更有生命力；毫无疑问，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教育搞得最好的国家。美国的成功，本质上就是教育的成功。有一些国内的“教育专家”，给自己脸上贴金，发表“论文”和各种言论，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比美国好，美国的优势是高等教育。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这等于说别人长大后拿了奥运冠军，我们非要说是长大后请的教练训练得好，小时候的“基础”其实不咋样，还不如我们这些连资格赛都通不过的人。还可以事实来“有力说明”：n年前小学开运动会时，那位冠军就没有跑赢我们家宝宝，因为我家宝宝天天请教练来“培优”，“基础教育”更好；现在输掉，是我家宝宝长大后选的教练不好。其实根本原因，是别人不玩这一套拔苗助长的“自杀”训练法。这就像是“傻人吃饼”的逻辑，觉得只吃最后一块饼就饱了，前面的饼白吃了，划不来。可是这种滑稽的逻辑，居然还有人相信，并大肆宣扬，只能说明我们太喜欢自欺欺人了。

美国也有“教育部”，可是这个教育部毫无“权力”，没有一所学校“归”他管。他只负责出一些“指导性”计划和建议，下面的学校和校长听不听完全没有办法。学校的具体教学安排，课程设置等等，全由校长决定。而校长又必须讨好社区民众，要请好老师来教，否则家长和学生就要提抗议。老师必须取得学生的认同，否则下一年就没有聘书。学校办不好，生源流失，就得关闭。整个过程根本不需要政府的“教育官员”参与，全部是“市场调节”，这就是“无为而治”的教育。这样的环境，当然会造成个体之间产生极大的差异，同样是政府办的公立学校，其经费和办学质量都有极大的差异，更别说私立学校了。所以我们要从美国去找一些失败的教育案例，实在是太容易了。可为啥不学好的呢？他们不是冒出来一大批世界级的名校吗？

美国的名校，跟我们的名校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大学的前十大名校，基本上是私立大学，公立学校能挤进去算是“意外”。大学的立校方针和教学理念，原则，校长和校董们很关心，老师们很尽力，但政府是不管的，这就是政府的无为。当然了，你又没给钱，凭啥去指手画脚？其实给了钱，政府也不管，也不能管。蒋介石的西南联大，就是光拨款不管人的（可能当时也没有精力管），学的正是美国德国，谁让第一夫人宋美龄是美国私立名牌大学毕业呢？尽管没学到家，实在看不顺眼的教授还偷偷杀掉几个，可西南联大短短几年的办校史，就出了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后来的“两弹一星”专家等一批人才。这正好说明了：靠政府拨款可以办大学，但要管（有为）的话，是造就不出来名校的，官僚比教育家更懂得教育的可能性不会存在。

另外，美国的大学，都是很有个性的；几乎每家大学，都有自己的“绝活”和优势专业，都在某一方面是“第一”，不然无法吸引学生。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判。比如商学院，我们以为哈佛最好，其实不是，沃顿的MBA毕业生身价比哈佛高得多，这是靠市场来说话的。甚至有些州立大学，都可以成批地产生诺贝尔得主。不像我们国家的大学，名校之间其实没有本质差别（在教育部的“英明领导”和“统一安排”下，在领导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在全体教师和学生的“积极配合”下，中国学校不会，也不能有原则差别，否则就“违法”）。各大学开的课程之间差别也不大，比如说占全部本科学时近三分之一左右课时的“公共政治课”，是全国大学生统一要上的“必修课”。就算是老板拿自己的钱来投资，学生拿自己的钱来读书的民办大学，无论校长，老师，学生是否愿意开和上这种课，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教育统一管理”，实在是滑稽！等于我在家烧饭吃，必须服从“烧饭委员会”制定的“饮食大纲”，必须跟“委员会”投资的“公共食堂”做法完全一样，还得接受“食堂工作人员”的定期检查，必须做和吃某些倒胃口且有毒的“标准餐”，否则就违反了“饮食标准”，会被判为“非法烧饭”，就要取消“做饭吃饭资格”；管得实在太宽了！

于是，这样严格监管下的教育体系，自然给管死了。就算是多成立一些私立大学，无论投资多少，本质上也不会有什么区别的，绝不可能出现哈佛，斯坦福那样的“名校”。连西南联大都出不来；原因仅仅是教育部太“有为”了。中国十几年前曾经火过一段时间的私立中小学“贵族学校”纷纷倒闭，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独特和独立的教育理念的“私立学校”，用自己的钱，玩国家规定的游戏，就不信你玩得过“国立”学校，不倒才怪；看趋势，再过几年就是现在这些目前正红的民办大学纷纷倒闭的时候了，因为他们的毕业生，被企业评为“连中学生都不如”，因此拒绝录用；家长们还会傻到前赴后继的花大笔钱送孩子进去吗？到时估计只会有少数名为“大学”，其实是培养技术工人的“实用型大学”的“民办”大学，还有机会生存下来。（其实民办大学这个名字不对，应该是“民资公办大学”才对）

在“统一”的标准下，共同的“尚贤”，使得中国的大学缺乏本质上的差别。所谓名校之间的差别，主要是资金的差别，大楼的差别，历史的差别，生源的差别，而不是教育精神和方法的差别。如果把清华的学生全部弄到武大来，武大就理所当然成为“全国第一名校”，把东湖分校的学生全送到清华去，清华马上就沦落为“不入流的三流院校”了，跟校长和老师的教育思想和水平没有什么关系。在我们的教育系统这种极端“有为”的思维模式下，无论多好的校长，老师，都发挥不了作用。清华用“国际标准”的薪水，请了台湾，香港的名教授来教书，但是我估计没有用。从美国回来的陈丹青教授在清华任教，就明显不适应：他根本就“不知道在清华该如何教书”，因为他必须遵守各种莫名其妙的，违反基本的教学常识的“教育要求和标准”，又不肯“混下去”，结果只好主动辞职。别的“援华教授”们没辞职，但也未必就“适应”，当然，奖金工资等硬指标，很容易适应，估计也仅仅是为了适应这些“薪水标准”而留下来。

美国教育的繁荣，就是老子“无为”教育的成功；无为，不去推崇某个“标准”（不尚）的结果，形成美国教育的个性化，每一所学校都顽强而很有活力地生存，就如同原生态森林一样，生机盎然。其中有些成长得好的，被人认同度高的，就成为了名校。不是一所，而是一批。可即令如此，美国的人民还是不满意，嫌学校的教育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需要更多的“个性化”；结果，在美国就出现了一百多万所“家庭学校”，家长们自己来教孩子。这些学校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其“教育思想”和“课程设置”完全由其“校长”也就是家长全权决定。但是，他们得到了政府和市民们的广泛认可。而且，调查的结果表明：无论在学术考评还是身心健康上，以及上大学的“升学率”上，“家庭学校”的学生们都明显优于正规学校。

我个人很怀疑：美国这批家庭学校的大量兴起，就是美国基础教育焕发活力的一个重大的信号，原来日本和欧洲的基础教育比美国强，但是美国的家庭学校运动，可能创造一个更强大的美国，多年后会产生一批类似哈佛，耶鲁这样名校的，优秀的基础教育学校。这种政府不花一分钱，不盖一栋楼，还省下一大笔本应拨出的“义务教育”经费，完全的“无为”，结果创造了比大量投资还有效的“教育奇迹”，我们怎么就不学学这种智慧呢？

老子的“无为而治”，“不尚之教”的确简单，有效。不过，都被外国人学去了。中国人勤劳勇敢，没事怕闲得慌，当然要“大有作为”

四：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当珍稀古玩，价格突然直线上升，变得很值钱，追捧的人很多，炙手可热之时，就是末世最后的繁荣，乱世快来了。清平之世，这些东西是不值钱的。这种说法的源头，其实就是老子的“不贵难得之货”。这些东西一旦“贵”起来了，民皆为盗，当然就是乱世要开始了。而乱世，倒霉的永远是老百姓。说起来，这是老子忧国忧民，关注民生，哪里是“愚民”的统治者心态呢？关于古玩的这种说法不知道有多少可靠性，但是中国的明清两朝，的确应了这句话。这两个朝代，都是在“物质文明”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突然崩溃的。

老子不认为世界上有什么真正的“宝贝”，所谓的“宝”，无非是从“希奇难得”这个角度来看的。也是从大家都“喜欢和推崇”的角度来看的，换一个角度，哪里还是“宝贝”，可能是垃圾，也可能是“大毒草”。

这话真对，49年革命之后，一些豪富之家，原来花大价钱收藏起来的一些“珍稀宝贝”，没想到解放后根本就“不值钱”，为了过日子，只好极低的价格转让，换一点微薄的生活费。文革中，这些东西就更不值钱了，非但不值钱，反而有害！只配用来点火烧了看热闹。当年我爷爷书房里留下的大批清代线装书和古画，文革时被他的大儿子统统上交给“革命群众”付之一炬。只有我父亲留了一部清代的二十卷[韩昌黎全集]，还有[古文观止]，让我中学的时候把玩过一番，沾了一点古文的“灵气”。当然，所有这些曾经“值钱”过，又“低贱”过的东西，如果能留到现在，又统统是“宝贝”了。可见老子看得很透：没有真正的“宝”，只有不好弄到的东西，你一定要把它当宝，只会给自己带来祸患，反而不美。

这一点，历史上的汉文帝，是真正学到家了的。百姓给他送了“难得之货”千里马来，他公开下诏书说：这东西虽然希奇，但是对于他根本就不需要，所以没有实际价值（这就是不贵难得之货）；让来献马的人把马带回去，还另外送给他来回的路费。特别声明：“朕不受献，勿令四方来献”，没有搞什么“下不为例”之类的虚伪，也把老百姓想贡献其他“稀奇宝贝”来邀宠的热情彻底打消；在我们某些贪官看来，他很不“明智”地把下属行贿的“财路”给封掉了。皇帝自己的一件衣服，穿了很多年（二十年）还继续穿，哪里像现在的一个小县官，排场就“豪华”得让人“眼热”。所以汉朝能够实现“文景之治”，百姓很开心，皇帝也开心，成为历史上的一大“盛世”。文帝们也没有非常“有为”地勤政，估计日子要比金日成们过得要轻松自在得多，老百姓也要快乐得多。

所以，要选学[老子]的好榜样，应该选汉朝初年的皇帝们，而不是任先生挑的“文革”，更不是北朝鲜。

五：不见可欲，使民不乱。

这一句中，帛书版比通行本少了一个“心”字，我觉得是对的。“见可欲”之后，民不是仅仅“心乱”的问题，种种行为，都是乱的，无法收拾。那里只是“心乱”这么简单。这里的文字训诂，主要是一个“见”字，任先生解读为“不接触”，也就是“不看见”直接含义的转义，他直译为：“不接触足以引起欲望的事物，使百姓的心思不被扰乱”。这样统治者就好对付他们了。如果一群羊“培养”得傻傻的，见了狼都不知道该跑，抓起来吃就轻松了。狼们希望这样，可羊们愿意吗？我觉得这有点一厢情愿，像是掩耳盗铃，也像搞新闻封锁，愚民政策这一套；如同某些家长带孩子逛商场，特别地避免到玩具部一样。并不是什么聪明的注意。

在后面，任先生还强调说：要永远使百姓没有知识，没有欲望。就更是很有些恶狠狠的，把老百姓当对手来收拾的样子，颇有些像金日成们的高参。这样看老子，绝对是特级阴谋家，可是这真的是老子吗？

我总认为老子不会这样偷偷摸摸的做事，这样做虚伪不说，执行难度也很高，很费心费神的，不像老子所推重的“用之不勤”的懒样子。同时如果像任先生这样理解的话，这句与其他几句的排比关系有差异，逻辑上不协调。

陈先生的解读我认同一些：把“见”解读为“显耀”，突出显示的意思。“见”这里其实是“现”的通假字，与熟悉的“风吹草低见xian牛羊”是一个含意：风把高高的草吹低了，牛羊们就“突出显示”出来了。这个含义，任先生不可能不知道啊？只是中学水平而已。所以我只能批评他的“治学态度”不够严谨，而非“学术水平不够”。

这样，我们发现：这里的“见（显）”与“贵”和“上（尚）”三者，都具有相同的“额外看重并突出强调”的含义，正好是刻意的“有为”方式，因此违背老子的“无为”主张；同时它们都是由人心中主观的愿望和意志所产生的认知概念，不是真实存在的“自然和天道”本身，因此违背了“道”，不符合“道法自然”的精神；所以才会被老子反对。

这就是说，读老子的时候，要看他的内在含义，联系前后文来理解，而不要孤立地只针对一字一句来解读，肯定要走错路的。任先生不也强调“用联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方法”来研究学术吗？解读的时候就忘了。

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可”字。专家们普遍感到不好弄。任先生说成是“足以引起”的含义，这种解释特别缺乏技术含量：怎样才能判断何种程度的诱惑，才能“足以引起欲望”呢？任先生这里加上了多余的“价值判断”，结果又沦为“人为”，肯定与老子的思维相反。

傅先生原文搬用，没有解释。陈先生说是“可犹多”的含义，但字典上查不出来。所以他只好大段征引训诂高人们繁琐的考证来证明自己，想为老子说好话：老子并不是反对欲望，只是反对欲望太多。可是何者为多？何者为少？如果界定？这又是一个大问题。

这批学者真是没事找事做，直接用原始含义“许可，赞同，肯定，鼓励”，就非常贴合句子意义，非要搞得人不懂，才显得自己有学问吗？

古人说：欲不可断。这是一句实在话：欲是做不到像任先生那样“不接触”的，住只有虚伪的理学家，以及任先生一样的革命者，才会“存天理，灭人欲”。七情六欲，人皆生而有之，那里能断，如何能够“不接触”？只能够不强调，不“显摆”，不过分。老子也只说“少私寡欲”，没有要人去断，也不要求“灭人欲”，那就太虚伪了，明明是做不到的。“欲”只要保持在正当的需要上，不过不欠，遵循天道，就是自然，就是无为。

就正如吃饭的“食欲”，如果要像任先生一样“不接触”做得到吗？“天道”把它定义为是一种基本的生存需要，吃的只要有营养，吃了能消化，就是“食物”。多余附加的东西根本就不要去在意。如果有人诚心请你吃一顿十万元的大餐，没有必要“坚决抵抗”，“誓死保卫”自己的“私欲清白”而“不接触”。老子说，可以吃，但是吃的时候心态要放平，与你平时吃的一餐五元钱的“工作餐”一样看待，它们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的。不要去显耀显摆，也不值得显耀。

既然心态如此，吃完后也不要满世界显摆：我吃了一餐十万元的大餐，如何豪华得不得了，如何美味珍奇。让其他人没吃过的人听后向往无比，受到莫大刺激，搞得坐卧不宁的样子。就算是有人知道你吃了这一大餐后，好奇地来打听你“怎么样”，也平平淡淡地告诉他们：没什么，跟吃快餐也差不多。当然，也有可能老板们知道你这样“没有感觉”，毫无品味能力，可能就不会请你去吃了；也别遗憾，“对境心不起”，不吃也自在。

就像我这个土老冒，某大老板在广州老租界附近请我吃“高档”的燕鲍翅席，回来后身边人问我如何，我说没什么，就像吃粉丝一样。还不是虚伪，真觉得差不多。这就是“不见可欲”----不“显摆”本来可以刺激他人心里的“羡慕和嫉妒”，让自己“感觉良好和重要”的“欲望”的做法，也就不会导致欲动心乱，最后导致“民乱”了。否则，每个人都要吃十万元的大餐，岂不天下大乱，非“革命”不可。

可惜，怎么人们就不懂老子的这个道理；今日社会，处处都在“显摆可欲”，本来没有“欲”的地方，也得给你挑起来才行。有小欲的，想办法给你挑成“大欲”，有大欲的干脆让你去死，如声嘶力竭的唱“让我一次爱个够”，我看只有一下就死了才会“够”。因此这个社会上活着的男男女女，怎么会不“焦虑”，怎么会不“乱”（心乱，人也乱，社会就乱了）。现在的网上，流行的“晒”字，其实就是老子的“见（显）”的意思：有什么得意或自以为得意的东西，都拿来“晒晒”，工资，奖金，名车，珠宝等等，恶毒地让还没有拥有的人“乱”去----其实自己已经先“乱”了。

老子在后文中还说：“祸莫大于可欲”，译出来就是“没有比（刻意）鼓励和刺激（自身）欲望更大的灾难了”。这话真对！如果对欲望加以肯定和鼓励的话，将是没有止境的追求过程，所谓的欲壑难填；我们活得累和苦，想死想活，基本上都是肯定并支持自己追随欲望的结果。许多杀人和自杀的人，都是心有所欲，索求不得，结果导致不可控制的局面。个人如此，国家也如此，所以老子说：“祸莫大于可欲”，要求人们“不见可欲”，太有远见了。

当今世界，“见可欲”做得最好，最尽心努力的，就是各种广告和商业宣传了。所谓的商业社会，就是在这些“聪明人”到处吆喝的“可欲”中挣扎着前行。国民们被花花绿绿的广告打击得毫无自信，心乱如麻，不断用辛苦挣到的金钱来填补欲望，“买安心和快乐”，脸上却充满焦虑。在“强壮中国人”的许诺后面，一杯牛奶不知毒倒了多少中国孩子。老子如果见了这种局面，会不会长叹一声：唉，人哪，何必要自讨苦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