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民主德国党政首脑的处境：德国人在想什么

11．“胜利者的司法”——前民主德国党政首脑的处境

艾里希·昂纳克（1912－1994）再一次躺在柏林莫阿比特看守所里。这正是半个世纪前，法西斯关押他的监狱。他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回顾了自己革命的一生。

他出生于萨尔州维贝尔斯的一个矿工家庭，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便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从事反法西斯活动。他被捕了，被判10年监禁，直到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才解放他。

民主德国成立后，他参加了议会和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工作。1971年他接替乌布利希，成为党政首脑，直到1989年10月18日被赶下台。他是被他自己培养和提拔的同事们赶下台的。不久他就被软禁在住地——万德利茨别墅，被指控犯有“滥用权利”和“生活腐化”的罪行，并在抄家时被抄出10万马克存款和少量美元。这时他靠领取养老金600马克和反法西斯战士津贴1700马克来生活。他已身患肾癌，住进前苏联驻军贝利茨医院治病，1991年3月苏军用飞机将他运到莫斯科。

德国政府没收了他的存款，并通过外交途径交涉，要引渡他回国。俄罗斯抗不住德国压力，宣布不能允许他住在俄国。他只好逃进智利驻莫斯科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智利政府领导人同他有良好关系，准备同意他避难。但是在德国压力下，也无法应允他的请求。于是，在1992年7月29日俄国派人护送他回国。一下飞机，他就被送入这个看守所。

入狱时经过身体检查，证实他已患绝症，癌已转移到肝部。柏林地方法院指控他涉嫌“柏林墙和两德边界枪杀事件”。他出庭受审时，为自己辩护，义正词严。他认为，当年修建柏林墙是华沙条约组织共同决定。作为民主德国首脑，他有义务捍卫国家主权和行使法律权力，保卫边界安全。这个案件适用什么法律，在国际上也有争议。最后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只好以他身患绝症为由，对他采取人道主义，允许他去智利治病并与家人团聚。

在获释那天，他向记者微笑，并伸出中指与食指，作V形，表示胜利。

他在监狱中还加入了刚成立两年的德国共产党。党证号是002403。这表明他不放弃共产主义信念，要像几十年前一样展开狱中斗争。

他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与妻、女团聚后过了一年多，就于1994年5月29日去世了。

他在19年执政期间，实行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在两德关系上从对抗走向了缓和，使两个德国同时加入了联合国。

他承认工作有失误，但他“从来不曾怀疑过我们的事业”（自传）。他说：“很显然，苏联背离了它的革命传统，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在每个国家，革命者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难道我们在过去45年或75年中做出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吗？那么这一切都是错的了？这不可能啊！”

他在1980年出版的自传《我的经历》中写道：“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和1949年建立的、正在发展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他死后可以续上一句：“他的最倒霉的时刻也是与民主德国的灭亡联系在一起的。”

昂纳克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悲剧的一生。

“克伦茨先生，您被捕了。”这是柏林地方法院法官霍赫在宣读判决书之后向克伦茨宣布的。

克伦茨表示不服判决，要上告到欧洲法院去。

随即在许多记者的闪光灯闪耀下，他被卫兵送往柏林莫阿比特看守所。从1997年8月25日起，他要开始在铁窗后面度过六年零六个月的监狱生活。

记者注意到这一天正是已故党政首脑昂纳克的85岁忌辰。被关押的看守所正是昂纳克曾两度被关押过的地方。

埃贡·克伦茨是前民主德国最后一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他被指控的罪名是杀人罪，因为在柏林墙有三起开枪打死人的案件应由他负责。前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京特·沙博夫斯基和京特·克莱贝尔也以同样罪名被各判刑三年。

克伦茨生于1937年8月19日。1961年8月13日华沙条约国家共同决定建造柏林墙时，他还是一个24岁的青年团干部。1971年才当选统一社会党候补中央委员，1976年5月进入政治局，旋即任德国自由青年联盟中央第一书记，任职长达9年之久。1989年东欧风云突变。10月18日召开统一社会党十一届九中全会。刚出医院的总书记昂纳克主持会议。没想到斯多夫带头将昂纳克撵下了台。继任者就是这位当时52岁的克伦茨先生。但是他上台后，由于一再向日益强大的反对派退让妥协，在同年12月3日宣布下台。他成了德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执政者，仅仅执政47天。1990年1月他被统一社会党的继承组织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开除出党。

作为青年团干部，他并没有权力下达开枪的命令。华沙条约组织关于修筑柏林墙的决定和前民主德国国防委员会1974年第一次会议关于用武力保卫边界的决定都与他没有关系。那么，他的“杀人罪”怎能成立呢？

法官霍赫自有他的道理。他说，政治局是民主德国最高权力机关，对边防军执行任务和开枪打死人始终负有责任。“这个阶级的使命”引发了一连串命令，一直传达到边防军士兵。“这不是空洞的言词”，这是“通过思想意识下达的射击令”。

根据“政府犯罪”这个逻辑，这个年已六旬，自称为罗宾汉（英国侠盗）的末代首脑只好去铁窗后面度过晚年。他早已作好了入狱准备。在被捕前八天，他去探监看望了前国防部长凯斯勒。许多民德公民被捕，他感到内疚。他表示“一直呆在德国，直到最后一个民德公民不再受法庭迫害为止”。他进看守所后，他不愿意享受看守所给他提供的单间牢房的优待，而要受到同其他囚徒一样的待遇。

克伦茨的下狱没有像其前任昂纳克那样引起轰动，更没有引起国际舆论的同情。甚至柏林当局扬言因前民主德国议会大厦有石棉这种有毒的建筑材料而要拆除这个“共和国宫”一事比克伦茨案更引人注目。

根据民意测验，在被询问的1000人中，有48%的人（50%的西德人和44%的东德人）认为对克伦茨等三人的判决是公正的。主张加刑的占26%，甚至民主社会主义党支持者中，20%的人主张加刑，43%主张减刑，35%主张无罪释放，无人对此案是否公正表态。

前民主德国自由青年联盟机关报《青年世界》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党的一份声明。声明指出：“我们要求立即停止对民主德国公民进行政治刑罚迫害。对民主德国边防军战士、法官、检察官、军官和将军等公民及其国家元首埃贡·克伦茨判刑是世界史上未曾有过的政治和司法的报复。”

声明还说：“前德国统一社会党的250万党员和无数忠于前民主德国的男女公民在这场历史闹剧中无形地坐到被告席上。”这是“胜利者的司法”和“宣布民主德国为非法”。

由于在德国统一前，东德当局就对统一社会党前领导人进行了侦查、逮捕和审讯，民主德国公民运动“现在就要民主”的创建人、欧洲议会绿党议员沃尔夫·乌尔曼认为，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不是殖民者的思想”，谈不上“胜利者的司法”。民意测验表明，77%的西德人和62%的东德人都反对这一说法，只有88%的民主社会主义党选民支持这种观点。克伦茨被判刑只是200多起枪杀案的审判高潮。受牵连的嫌疑犯（营司令员，军官和普通士兵）约有1000多人。目前正在审讯中。

鉴于“两德边界枪杀案涉及面广，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维滕贝格的牧师弗里德里希·朔尔勒默尔呼吁实行大赦。但是民意测验表明：75%的东德人和69%的西德人反对给前民主德国领导实行大赦，甚至58%的民主社会主义党支持者也反对。

《明镜》周刊记者就1990年德苏条约是否排除追究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刑事责任一事采访前苏联驻东德大使科切马索夫。这位大使说，事实上条约中关于重新统一那一段有这样的意思。戈尔巴乔夫同科尔达成了“君子协定”，但未写进条约形成文字。这是戈尔巴乔夫作出的一连串让步和犯的错误。

前民主德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是统一社会党（即共产党），党领导一切。最高权力机构不是政府，不是议会，而是政治局。最后一届政治局有26个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是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命运。(www.xing528.com)

但是最后一任党政首脑克伦茨在反政府势力面前节节退让，愚蠢地提出了政府和政治局总辞职，终于使来之不易的政权翻了船。党改了名称，痛失了政权。克伦茨等人被开除出党。统一后的德国新政府也没有因为克伦茨对德国统一“有功”而放过他。

现在这些政治局头面人物的处境怎样？

据《明镜》周刊报道，至1997年9月，还有19人尚在人世。他们在翻船之后，“在敌人的岸上登陆，多少有苦涩的感觉”，该刊说，这些人的共同点是：沉默，决不向“阶级敌人”吐露什么。

本来政治局就是一个“老人院”。老干部退休之后，靠养老金生活，收入在1700～2700马克之间。学过技术，有过一门职业的人的经济状况要比无一技之长的人好一些。埃里希·米尔克当过商人，米肯贝格尔当过钳工，诺伊曼作过木匠。他们可以重操旧业。

稍年轻一点的人也好办一些。京特·沙博夫斯基办了一份广告报，全天工作。格哈德·舒雷尔半天工作，在柏林一家企业当顾问，他有七个孩子，生活还能过得下去。克伦茨当过守门人，靠写回忆录挣了点稿费，虽然提着口袋踯躅街头，仍然找不到工作，但也有碗饭吃，照样穿得西装革履。

最倒霉的恐怕要算统一社会党中的“五老”了。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是米尔克，现年90岁。

他是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大将，1921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1989年民德剧变之后最早被捕的一批人之一。他对“国家安全部”监视人民，制造堆积如山的秘密档案一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当局没有追究他这方面的刑事责任，而是从他的历史上找出一件人命案，说他在1931年杀害过警察，而给他判了杀人罪。现在他已刑满释放。人们看到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拄着拐杖，屈着身子，在他住处附近寸步难移地散步。他身上不再佩戴那闪闪发亮的功勋章了。

库特·哈格是前统一社会党宣传部门首脑，85岁，身患重病。67年前他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可以说是德国现代化史的见证人。

身材高大的诺伊曼现年87岁，不管记者是打电话，还是书面采访，或是登门造访，他一律拒绝。他不耐烦地说：“我不想登报。”

前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斯多夫大将，83岁，身患重病。在出庭受审时突然晕倒了，只好暂停审讯。他现在住在柏林大教堂，离哈格住处不远。他深居简出，整天沉默寡言。

老人米肯贝格尔倒是想得开。他说：“人总是要死的。”

这五老的年龄加在一起有431岁，在政治局工作总共有159年。

比他们年纪小一些的、前国防部长海因茨·凯斯勒大将，77岁，51年前就是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他被指控直接下令开枪在柏林墙旁打死多人，因而被判6年徒刑。

这班人平常也不大见面和串门。只有在像前政治局委员赫尔曼·阿克森和前民德工会主席哈里·蒂施去世并举行葬礼时，他们才有机会聚集在一起。跑腿通知这些人的就是克伦茨。

政治局委员英格·朗格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里少有的女干部，有“罗莎·卢森堡后人”之称。她现在已到古稀之年，早已退休，养老金不多，生活过得比较艰苦，住在柏林郊区。有位记者去登门采访她，正好她的房门半开着，记者问她生活过得怎么样，她怒气冲天地吼道：“我的理想，见鬼去吧！”她说了句“无可奉告”，就把房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她见到昂纳克、克伦茨这一班人死的死，坐牢的坐牢，老的退休，较年轻的失业，身边没有警卫，出门没有小轿车，失去了过去的天堂，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失去了人的尊严，受到某些人的羞辱，她怎能不大动肝火，气结心胸呢？她的怒吼只不过是这股怒气的总爆发。

据《明星》画刊1993年10月14日报道，在德国统一已经3年，也就是民主德国已经不存在的时候，仍然有一批老共产党聚会庆祝民主德国建国44周年。

大约30人在柏林菩提树下街前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大楼一间47平方米房间里举行庆祝会。主持者米歇尔·科特是前德国的共产党干部。他同大家一起唱了由贝歇尔作词，由艾斯勒作曲的民主德国国歌，然后用摆在房中间桌子上的电话机给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昂纳克打电话。这是早就约好了的。接电话的人是昂纳克的妻子，也就是前民德第一夫人玛戈特。然后是昂纳克的声音。

米歇尔说：“哈罗，埃里希。这里是柏林，自由德国青年中央委员会，在国庆44周年时举行集会。”

在沉默一会儿后，昂纳克说：“在这个时代，有很多涉及当代和未来的问题。我很高兴，你们在我以前工作和战斗的地方团结起来了。”

听众都笑了。但是一想起昂纳克已经得了不治之症，将不久于人世，有些人又哭了。

他们听到昂纳克又在说：“前进，前进，决不后退一步。”

玛戈特告诉他们：昂纳克已经开始写书，但愿他能写完。

卡尔一埃都瓦尔德·冯·施尼茨勒，年已八旬，家住柏林附近的措伊滕。他是前民主德国电视台的主要评论员。从1960年至1989年电台广播他的评论达1519次，专门抨击西德。德国统一时，他已退休，靠养老金生活。虽然科尔政府没有找他秋后算账，但是《明星》画刊侮辱他，说他应该为那些“黑频道”广播感到“羞耻”。他回敬说：“羞耻、悔恨、赎罪是宗教概念，政治只讲责任。”

有记者问他：“这里的人们希望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回来吗？”

他回答说：“我也不希望它回来。”他解释说：“我不是民主德国的欣赏者，但也不是看风使舵者。”

昂纳克和克伦茨下台后，统一社会党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该党先后出现三次退党高潮，党员人数从230万减少到60万，实际上今天只有13万人。施尼茨勒也于1990年1月退党。

记者问：“现在您对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态度如何？”

他说：“我是出钱的支持者，现在民社党的领导越来越难令我同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