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东德青年心态扫描
梅克伦堡—福波莫瑞州是德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罗斯托克和施特拉尔松两市失业者很多，是极右分子暴力犯罪的高发地区。1990年至1996年的7年间，“平头帮”在施市用暴力打死64人。罪犯都是青年人，因为他们失业，对前途感到无望。这些青少年专向外国人或弱者袭击，用棒球的木棒打人或用脚踢人。他们怀着复仇的心理，自绝于社会。
下面是德国《明镜》周刊1997年第48期发表的长篇报道。今选摘部分内容，以便让读者了解他们的心态。
斯银，22岁，出生在维斯玛尔附近。1996年他与“平头帮”一起袭击来自北威州的一群青年，打伤6人。他叫嚷：“我们‘平头帮’只是做了别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斯银出生在民主德国时代，至今天真烂漫地保留着反资本主义的希望。他说：“处于重要位置的本来是人，而不是钱。”1989年11月9日以后一周出现混乱状态，当时他才14岁。此后他相信一条人生格言：吃人，或者被人吃掉。
安德雷阿斯·朗格，22岁，转折时期他还是一个14岁的毛孩子，他领取了100马克欢迎金，在吕贝克购物走廊走来走去，到商店关门了，这张钞票还装在钱袋里。他说：“我总是想，拿这张钱能买点有意义的东西。”
今天他在基尔学法律，在学完第七学期后去考试。他现任梅福州青年联盟主席。他说：“我们东部还允许我们有更多一点的自由。”
海科·舍恩泽，21岁，什维林人，现在是殡仪业主。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他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孩子。他觉得民主德国结束“几乎是正常的，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是误点了”。主要是因为这个工农国家在一系列问题上忽视了“生活的现实”，忽视了供求规律。他相信，人的生存几乎只由经济标准来决定。他17岁时同母亲一起开这家棺材店，幸而生意还好。
卡特琳娜·基斯特纳，女，26岁，她觉得1989年秋天自己尽了个人的义务。那年她刚刚18岁，昂纳克政权倒台时她刚进哈雷大学几个星期。她不去听马列主义课，而去参加大学生议会会议，参加讨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的问题。现在她正在攻读植物生理化学博士学位。她的身上也打上了转折时期热衷于政治的烙印。讨论北大西洋集团东扩，她组织德俄互派大学生的工作对她来说像她的实验室研究工作一样重要。她说：“我们比西德佬有经验，变革社会是切实可行的。”因此，她“决不抛开社会问题”。
马雷克，20岁，半年前在柏林高中毕业。他上的文理中学原名奥古斯特·倍倍尔中学，在违背东德大多数教师意愿的情况下，硬是改名为约翰·莱农中学。他和他的同学对更改校名感到自豪。他父母都曾为国家安全部做过工作。马雷克15岁那年，父亲向他讲述了自己所做的一切。他从此相信，父亲绝对没有做过伤害人的工作，只同技术打交道。他认为东德国家安全部是仅次于以色列的世界最好的情报机构。
据1994年民意测验，像马雷克这样在80年代还在托儿所的431个人中，90%的东部青年都非常信任父母，而在西部只有78%的青年信任父母亲。
比斯研究所（全名是勃兰登堡—柏林社会学研究所）受《明镜》周刊委托，对41个16～20岁的青少年进行了问卷调查，结论是：转折时期的青少年与父母没有什么明显冲突。父母是否加入过统一社会党，是否参加过公民运动，对他们无所谓。父母总是为孩子的前程创造好的条件，希望他们一生幸福和事业有成。
青年对统一后的新德国是适应的。比斯研究所所长罗尔夫·赖西格说：“今天的青年经历了市场经济的风险。父母必须适应它。”但是，“青年们对社会上的政治机构，特别是对政党有距离是不可否认的”。
在被调查的41个青年中，没有一个人希望民主德国回来。但是还不到一半的人认为自己“已经真正到达了联邦共和国”。更多的人回答，“已经适应一些了，但还不完全适应”。
柏林市政府资助的对东西柏林及邻近的勃兰登堡的1000多名中学生调查结果，证实偏见仍然存在并决定双方的思想感情。“西德佬”认为东部的同龄人极右和仇外，东部的青年则指责西部人傲慢自大和瞧不起人。(www.xing528.com)
民主德国的历史在东部的教学中很少列入教程。即使有，也只是在文理中学讲一讲。在普通中学和实科中学，学生充其量学到1871年帝国建立为止。
来自图林根州和来自莱茵地区的50名职业学校学生在一起开座谈会。来自东部的22岁的亚历克斯失业8个月了，他看不到有再就业的机会。24岁的雷澳也有同感，4年前他当钳工学徒，满师后一直失业，靠社会救济金生活。他们都认为，自由也是失败的自由，是投降了。
比勒菲尔德的青年问题研究员克劳斯·胡雷尔曼估计持这样观点的青年约占15%至20%。
穷困潦倒的结果使人对共产主义又产生了兴趣。雷澳骂道：“资本主义他妈的，简直不公正。”
亚历克斯起劲地谈论着：“人们在民主德国有更好的社会保障。”
卡特琳，20岁，失业两年了，甚至认为“在民主德国有更多的自由”。
16岁的托尼说，“酗酒越来越厉害”。他谈起他的同事们在比勒菲尔德的放荡场面。三四个小伙子共度周末，经常是许多箱啤酒喝得精光。他中学毕业后“没有希望找到工作”，便固执地把民主德国青年工兵的徽章缝在夹克衫上。
“菲斯滕瓦尔德自由同志会”会员们认为，他们能取得反对失业和无前途的斗争胜利。在勃兰登堡的这个小城，他们在人数上胜过青年联盟。他们在城里散发的传单上写着：“住房和工作首先给德国人。”这里的失业率为17．8%。这个口号使许多人明白了怎么回事。
这些以民族为方向的16～25岁的男青年认为，他们寻求职业和对民主制度的反抗并不矛盾。他们几乎无例外地要求工资和面包，像19岁的学徒德尼一样，“在生活中要做出点什么事情来”。他们发誓要追求普鲁士美德：纪律、秩序和准时。在他们身上，社会主义后的崛起心理和对民主德国的怀旧情绪奇妙地掺合在一起。
达尼洛，24岁，转折之前他是自由德国民主青年联盟区队长。他经常爱回忆青年兵营的生活：“半天穿军服，射击，野外训练，这不坏。”像转折之后比勒菲尔德的失败者一样，他也津津乐道地谈起“我们大家生活过的集体”。
达尼洛的祖父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在纳粹时代蹲过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这个老共产党员爷爷每天晚上都讲述集中营的往事，一谈起社会主义就劲头十足。
青年部撰写东部问题研究报告的作者格哈德·施密特兴认为，对这种榜样的向往不只是由于社会剧变时期失去方向所致。报告说，传统的“对军人颂扬”也有深刻的影响，在民主德国，总是借口要对阶级敌人提高全面的警惕。统一社会党在搞军事训练时宣传的敌我观念至今一直很强烈，只是敌人换了。
研究菲斯滕瓦尔德外国人问题的犯罪学家伯恩德·瓦格纳认为，“更有说服力的”一个论点是：“对外国人施以暴力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也是新五州骨干分子军人意识的表现。”
德国东部这一代青年正在成长。专家们认为，这些小集团不会随着岁月而消失。彼此之间的不了解也一定会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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