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档案和档案史料汇编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
我国古代的一些史学家在长期的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中对档案和档案史料汇编情有独钟，与档案和档案史料汇编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就其作用和意义发表了许多至为精要的论述。撰写史书离不开史料，但古往今来形成的史料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不可能都选入史书，而必须对其进行整理、鉴别和选用。从我国历史编纂学的传统做法来看，这些问题一般都是通过史料编纂来解决的，许多大型史书都是凭藉史料汇编而得以完成的。汉代司马迁编修《史记》就曾利用了其父司马谈所整理编纂的大量史料，同时利用了包括《尚书》在内的史料汇编。唐代刘知几则不仅明确地指出了史书与史料的区别和联系，而且倡议将制册诰令、章表移檄从史书纪传中抽出，另立一书，名曰“制册章表书”，其实质就是档案文件汇编。这说明我国古代史家是把史书撰写与史料编纂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也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到史料汇编对于史书编修的作用。宋代司马光对此体会尤深，他首开修史先作长编的先例，提出了一系列制作长编的原则和方法，并亲自付诸实践，从而把我国古代的“纂辑之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清代章学诚更是集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之大成，他针对档案史料的作用、编纂档案史料与撰写著作的关系，以及编纂档案史料的原则和方法所阐发的见解更为精辟、深刻，明显超越其前的任何史家和学者。他认为档案是一种比较可靠的史料，把档案史料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比作“器”与“道”的关系，档案史料是“见道之器”，是认识事物、研究学问的基础和条件。因此他特别强调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意义和档案史料汇编的作用，“以是知比次之业不可轻议也”。(51)在论及档案史料的重要意义时，章学诚说：“夫子未删之《诗》、《书》，未定之《易》、《礼》、《春秋》，皆先王之旧典也；然非夫子之论定，则不可以传之学者矣。”(52)意思是，档案原本藏于官府，且大多为孤本，假如不是孔子将其编纂成书，公诸于世，就很难在社会上和学者中广泛流传开来。加之受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档案也不可能真正地永久保存下去，作为一种物质现象，它总有消亡的那一天。正是由于孔子开创的文献编纂事业，才使这些珍贵的“先王之旧典”及人类文明之薪火得以代代相传，永不消失。这些观点已经触及档案和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本质，与我们今天对它们的认识基本一致。生活在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的史学工作能有如此见解或实践，实属难能可贵。(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