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档案学史论：经验性思维层次不足

六、思维层次的经验性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大多属于“就事论事”式的经验之谈，抽象性、概括性不够，思辨的成分较少，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虽然这些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指导、规范当时的档案工作实践，并为日后档案学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一些思想资料，但它们毕竟还不是档案学理论，还没有真正揭示出隐藏在纷繁复杂的档案和档案工作现象背后的本质与规律（即还没有进入“必然王国”），而只是对档案工作中的有关表面现象的初步认识，尚处在对档案和档案工作认识的低级阶段。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非常轻松地找到许多佐证材料。例如，历代史学家在论及档案史料的搜集时大多从朴素的感性认识的角度出发，提出应多多益善、兼收并蓄，这样在选材时才有较大的余地，观点虽然正确，然而缺少思辨色彩。再如，尽管章学诚已经认识到档案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但他却未能解释为什么档案比其他史料更可靠、更具权威性。很显然，他对档案的本质属性——原始记录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理性认识。至于那些蕴涵在档案工作律令、制度和档案工作实践中的档案学思想，其经验性特点就更为突出了。例如，各朝实行档案副本制度的最初动机有二：一是确保档案的物质安全，防止档案损毁，以收“此失彼存”之效；二是“杜奸胥猾吏隐藏改换之弊”。可见都是针对历史上的教训和当时的弊端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防范措施，其中并无多少理性的成分。唐宋两朝关于“非应长留”档案“三年一拣除”、“三年一检简”的鉴定、销毁规定也缺少明确的科学性。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特点，是因为：

●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档案数量较少且总体上处于分散保存状态，档案管理方法简单，对档案学理论的需求不甚迫切，这是制约中国古代档案学思想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虽然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档案工作历史悠久，并发明了对整个世界档案工作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但由于古代的社会分工比较简单，社会职能活动范围比较狭窄，加之文件制作比较困难，形成、积累的档案并不多，而频繁的社会动乱（尤其是战争）和思想钳制运动（如“文字狱”）又使原本较少的档案损毁了一些，所以能够流传下来的档案就更少了。管理数量较少的档案自然用不着很复杂的方法和手段，仅凭经验就可以解决问题。

●以史官为主体的档案工作者大多实行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沿，因循守旧，传统经验根深蒂固，这也是阻碍中国古代档案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史官是我国最早的文书档案工作者，其任用以世袭为主要方式。秦律规定，“非史子也勿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⁴⁵⁾即不是史官的儿子，不能在官府里学习作史官。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汉朝，司马迁就曾说过他的祖先是“周室之太史”。⁽⁴⁶⁾甚至到了宋代，世袭制仍然是选任文书档案的重要手段之一。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四月“令诸司府寺卒吏年老者，听子弟代”。⁽⁴⁷⁾世袭制之下的史官一般比较保守，过分相信乃至依赖传统经验，对新方法、新事物则采取排斥、抵制的态度。这就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档案工作一直未能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原因之所在。实践是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动力与源泉，“老牛爬坡”式的档案工作实践无疑成为中国古代档案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羁绊。(www.xing528.com)

●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其档案大多是围绕着帝王将相的政务活动和饮食起居而形成的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和其他专门档案只占有很小的比例，这导致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仅仅局限于文书档案工作经验的总结，而有关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的经验、思想则长期阙如。封建社会重农业轻商业、重文化轻科技，认为科技是“奇技淫巧”、雕虫小技，“家庭作坊”式的小农经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商业和工业则非常落后。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中国，档案的内容、成分与载体均发生了一些变化，科技档案逐步摆脱内含于文书档案的从属地位而成为一个新的档案门类。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及其他农民起义，在外国资本的扶持和刺激下，清政府先后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工业企业，科技档案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甚至出现了负责绘制技术图纸和管理科技档案的专门机构。尽管如此，与文书档案相比，科技档案和其他专门档案还是少得可怜，在整个档案中所占的比例极小，因此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更别说去研究它们了。

●在封建社会，档案工作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一直是以文书工作的后缀部分存在的，“资政”、“存史”是其两大主要职能，机要性、保密性十分突出，档案的形成和利用被看成处于社会最上层的少数人的特权与专利，一般人是不能私窥档案和接触档案工作的，档案学研究更是无从谈起。唐代以前，我国的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没有明确的分工，档案工作寓于文书工作之中，或者说档案工作是文书工作的一个部分。唐代以后，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的分工才逐步明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档案工作也未能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它依然从属于文书工作，其主要服务方向——封建机关衙署系统也没有改变。服务于机关衙署系统的档案几乎完全处于封闭状态，其利用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史学工作者是不能私窥的，因此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能局限于具体的档案管理方法和经验的总结。而自秦汉以后从档案工作中分化出来的另一分支系统（东观、兰台系统）又朝着文化系统发展，在档案管理方面并无多少建树，只是在与文化关系比较密切的档案文献编纂领域有所贡献。

●我国素有编史修志的传统，而编史修志离不开对作为“信史”的档案文献的整理和利用，这就决定了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人们常说“档案即历史”、“史档不分家”，这充分说明了档案与史学研究和方志编纂之间的渊源关系。从孔子编订“六经”、编修《春秋》开始，利用档案编史修志就成为我国的一个优良传统，司马迁、班固、刘知几、郑樵、司马光等无不借助于档案而完成其史学巨著，而成为史学大家。在编史修志的过程中，史学家们必然要涉及史料的搜集、查选、考订、加工、编排，以及注释、序言、备考的编写等问题，所以他们在完成史书和志书的同时往往也会对档案的价值、史料编纂的原则和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孔子的“述而不作”原则、章学诚的“欲其愚”原则等。史家治档一方面繁荣了我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的畸形发展，即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一枝独秀”，而其他方面的档案学思想则几无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