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行为的无意识性
我国封建社会的档案学思想是在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的，其提出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档案学研究，或者说他们并非自觉地在为档案学的创建做准备。就此而言，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是以其他活动的副产品的形式出现的。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办学教书，是一位职业教育家。他编订“六经”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传道授业解惑”，而不是为了探求档案文献编纂理论、原则和方法。《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可见，“六经”是孔子为了教学的需要而编订的系统的教科书。当然，其政治目的也不能忽视。孔子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国古代社会形态发生急剧变化的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礼坏乐崩”。孔子对此极为不满，企图恢复“周礼”，于是周游列国，四处游说，但无人理睬。无奈之际，他只好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编纂，希望藉此“追迹三代之礼”，(42)传播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耐人寻味的是，孔子没有实现他的政治目的，却成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先驱，并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这实在是一个“意外”收获。司马迁、班固、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人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也是他们在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中对史料编纂有所“感悟”而生发的，其初衷也不是为了构建档案文献编纂理论，而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其“主业”——史书的编写。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源于他“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何暇周览？”(43)遂立志“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编写一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史书。而编写这类史书，首先必须制作长编，即按照时间顺序排比有关史料。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司马光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是在其编修《资治通鉴》的过程中“附带”提出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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