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系统GMM模型的资源富集型地区资源诅咒实证研究

为了进一步确认资源富集的内蒙古是否存在资源诅咒现象，本小节拟采用计量回归分析法进行判定，从而与上文采用资源诅咒指数测算结果进行相互验证，以此提高判定结果的准确性。目前国内大部分检验资源诅咒现象的实证研究文献主要采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层面的数据对资源依赖度（或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计量回归（徐康宁和王剑，2006；邵帅和齐中英，2008；梅冠群，2013；郝娟娟，2015）。由于中国不同地区资源能源禀赋差异较大（例如东部地区普遍资源贫乏，中西部地区则资源富集），因此将资源丰裕度差异较大的地区统统纳入样本回归则丧失了典型资源型地区的代表性，所得到的实证结果也值得商榷。鉴于此，本节选择典型的资源富集型地区——内蒙古作为研究对象，在实证检验资源诅咒现象是否存在时使用内蒙古地级市层面数据作为样本进行计量回归，从而提高了研究的针对性，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1.模型设定

对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性进行实证检验的过程实际上是依据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和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选取变量构建计量模型的过程（邵帅等，2013）。参考Sachs和Warner（1995）、Papyrakis和Gerlagh（2004）关于资源诅咒设定的回归模型，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本书构建内蒙古资源诅咒存在性检验的基础模型如下：

公式（2-2）中，yit为各地级市人均GDP增长率，yi,t-1为滞后一期的人均GDP增长率，rdit为各地级市的资源依赖度，zit为控制变量，i为各地级市截面单位，t为年份，c为常数项，εit为随机误差项。回归方程（2-2）中之所以加入滞后一期的人均GDP增长率是因为经济增长往往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或者说“惯性”，即前期的经济增长水平会对当期经济增长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因此将滞后一期的人均GDP增长率纳入回归方程考察人均GDP增长率变化的滞后效应是必要的，于是回归方程（2-2）便形成了一个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依据相关经济理论，控制变量zit主要包括物质资本投资（mcapit）、人力资本水平（hcapit）、科技创新水平（techit）、制造业发展（manuit）、对外开放程度（otowit）、市场化程度（privit），控制这些解释变量有助于更好地实证研究资源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情况。如下：

2.变量与数据

（1）被解释变量

本书选取各城市人均GDP增长率作为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y）。之所以使用人均GDP增长率而非城市总体GDP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因为前者更能体现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

本书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资源依赖度（rd）。现有针对资源诅咒现象存在性进行实证检验的文献往往将资源富集度（或资源禀赋水平）和资源依赖度混为一谈，选取的度量指标各式各样，例如：Sachs和Warner（1995）使用的是初级产品出口占GDP的比重；Wood和Berge（1997）使用的是人均耕地面积；Gylfason（1999）使用的是初级产品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徐康宁和王剑（2006）采用的是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总固定资产投资比重；Stijns（2006）采用人均资源产量；郝娟娟（2015）使用人均能源固定资产投资额；等等。事实上，自然资源富集度和资源依赖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可以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自然资源的数量或丰富程度，后者主要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或者说资源产业在该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只有选择了合宜的度量指标，方能使得实证结果具有说服力，这也解释了Ding和Field（2005）、Cerny和Filer（2007）、Brunnschweiler和Bulte（2008）等人采用不同的度量指标进行资源诅咒效应存在性识别时所得出的不同结论（邵帅和杨莉莉，2010）。

在实证研究中，对资源依赖度的衡量是一个难题，现有文献主要采用采矿业产值占比、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出口占比、从业人员数占比等指标进行替代。由于本书研究所用样本数据为地级市层面数据，考虑到数据可得性限制，借鉴邵帅（2010）、方颖（2011）、陈吉雨（2017）等人选取替代变量的方法，本书选取内蒙古各地级市的采矿业从业人员数占当地全部从业人员数的比重作为衡量资源依赖度的替代变量。这一指标意味着某城市采矿业吸纳劳动力的比重越高，该城市经济发展对于资源型产业的依赖性越强，这与程志强（2007）的实证研究结果相一致。因此我们认为煤炭资源富集的内蒙古采矿业从业人员数占总就业人员数比重越高，其经济对资源型行业的依赖程度越高。

（3）控制变量

物质资本投资（mcapit）：借鉴相关研究，本书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对物质资本投资水平进行衡量。

人力资本水平（hcapit）：目前多数研究使用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人口数比重或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衡量指标。根据数据可得性，本书使用各盟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占当地人口数的比重衡量各地级市的人力资本水平。

科技创新水平（techit）：衡量科技创新水平的指标主要有研发机构从业人员数占总从业人数比重、研发活动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等。根据数据可获取性，本书使用各地级市从事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科技活动人数占当地从业人数的比重衡量科技创新水平。

制造业发展（manuit）：资源诅咒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传导途径之一是“荷兰病效应”，即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情况下，自然资源的大力开发将会对具有技术溢出效应的制造业产生负面影响，通过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影响了经济增长。本书使用制造业从业人员数占各地从业人员数比重衡量各地级市制造业发展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otowit）：采用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一般使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邵帅和齐中英，2008；郝娟娟，2015）。在地级市层面上，对外开放水平更直接地反映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而不是进出口贸易份额方面（邵帅等，2013）。因此，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书使用当年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各地级市的对外开放程度。

市场化程度（privit）：樊纲等（2011）认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而影响经济发展。Sachs和Warner（2001）的研究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将吸引潜在企业家和投资者进入初级产品生产领域，从而对企业家进行创新和创业活动产生了挤出效应。刘庆岩和孙早（2009）的研究表明资源型产业过度集中的产业结构不利于私营企业发展，从而阻碍了地区市场化水平提高并进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因此，研究资源依赖度较高的地区经济增长有必要对其市场化程度进行控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快速推进与私营经济发展紧密相关。一般来讲，私营经济在整个地区经济中所占份额的大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地区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因此本书使用城镇私营和个体单位从业人员数占各地从业人员数比重衡量各地级市的市场化程度。根据数据的可获取性，本书样本时间跨度为2004—2018年，样本截面包括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赤峰市、通辽市、鄂尔多斯市、呼伦贝尔市、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9个地级市。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年鉴》《内蒙古统计年鉴》以及各盟市统计年鉴。

3.估计方法

由于回归模型（2-3）的解释变量中包含了被解释变量——各地级市人均GDP增长率的滞后项，其与随机干扰项εit之间往往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产生内生性问题。在此情况下使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OLS）、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等常用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则会导致解释变量系数估计结果有偏和非一致。此外，根据Cameron和Trivedi在《微观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和应用中提出》，传统的工具变量法并不适合用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因此，本书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GMM）对回归模型（2-3）进行分析。GMM估计法分为差分GMM和系统GMM。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差分GMM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问题，但该方法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容易产生弱工具变量问题。为了弥补差分GMM估计法的不足，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了系统GMM估计法。该估计方法由差分GMM和水平GMM相结合得到，不仅可以提高估计效率，而且还具有更好的小样本性质（Roodman，2009）。系统GMM估计法的原理如下：

方程（2-4）和方程（2-5）分别为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其中，α、β为待估参数，μi表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将Δyit-k（k≥2）作为水平方程中yit-1的工具变量，将yit-k（k≥2）作为差分方程中Δyit-k的工具变量，在εit不存在自相关的情况下，通过结合以下矩约束条件对各待估系数进行估计：(www.xing528.com)

通过矩约束条件（2-6）和（2-7）能够得到工具变量矩阵Zit和一个由εitΔεit组成的矩阵Uit，对矩约束条件进行转化，转化为以下形式：

通过最小化样本矩之间的加权距离函数，从而求得GMM的系数估计值，如下所示：

与差分GMM估计法相比，系统GMM不仅可以提高变量系数的估计效果，而且还具有更好的小样本性质，因此本书选择系统GMM进行估计。此外，系统GMM又分为一步系统GMM和两步系统GMM，但在小样本中，两步系统GMM估计量的标准差会存在向下偏倚的情况（Bond，2001），结合本书研究所采用的样本为小样本，因此使用一步系统GMM对回归模型（2-3）进行估计是较为合适的。除了使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外，本书还使用了混合OLS（Pooled OLS）模型和固定效应（FE）模型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4.回归结果与分析

基于2004—2018年内蒙古地级市层面数据，本书使用系统GMM、混合OLS模型以及固定效应模型对回归方程（2-3）进行估计。在使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的具体过程中，本书使用Hansen检验代替Sargan检验，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并对模型施加collapse选项，以避免工具变量过度识别。具体的估计结果如表2-2所示。

表2-2　模型估计结果

续表

注：Pooled OLS 为混合回归模型，FE 为固定效应模型；表中所列数值为解释变量系数的估计值，括号内数值为相应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变量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2-2中系统GMM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AR（1）对应的P值和AR（2）对应的P值表明随机误差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在过度识别约束检验方面，Hansen检验的P值为0.482，从而可以判断模型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因此本研究使用系统GMM估计法进行回归是合理的。考虑到样本较小或工具变量较弱，容易使得GMM估计产生偏倚，为了进一步对GMM估计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本书根据Bond（2001）的方法，将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GMM估计值与混合OLS和固定效应的估计值进行对比。根据Bond（2001）的方法，混合OLS模型通常高估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系数，而固定效应模型一般低估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系数，如果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GMM估计值恰好介于二者之间，那么表明采用GMM估计法进行估计是可靠的。由表2-2可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GMM估计值（0.6824）介于混合OLS估计值（0.8457）和固定效应估计值（0.3461）之间，表明本书采用系统GMM法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所得到的估计结果是有效的。接下来对本书重点关注的系统GMM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资源依赖度变量（rd）的估计系数为负，并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资源依赖度对人均GDP增长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资源依赖度的提高降低了人均GDP增长率。换句话说，过度依赖资源产业不利于内蒙古经济增长，于是资源诅咒现象在内蒙古地区的存在性得到了实证检验。资源依赖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其中直接影响是指，与制造业等其他非资源型产业部门相比，资源型产业本身具有技术创新能力低、对人力资本需求不足、与经济其他部门后向联系弱而前向联系不确定（赫希曼，1991）等特性，使得资源型产业发展难以成为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地区产业结构中资源型产业所占比重逐渐提高并占据主导地位，资源型产业会通过形成对生产要素的特殊吸纳效应、资源型产业家族形成的黏滞效应和由沉淀成本与路径依赖形成的锁定效应而最终形成自我强化机制（张复明和景普秋，2008），使得地区产业结构长期处于扭曲状态（孙永平和叶初升，2012），从而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间接影响即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荷兰病”效应、挤出效应和制度弱化效应等，本书将对内蒙古资源诅咒效应的各具体传导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控制变量方面，物质资本投资（mcap）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即物质资本对人均GDP增长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表明物质资本投资拉动内蒙古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这也与理论预期相符。人力资本水平（hcap）的估计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即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促进内蒙古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水平（tech）的估计系数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使得内蒙古缺乏动力通过大力进行科技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尚未成为推动内蒙古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也反映了对资源产业的过度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内蒙古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步伐，经济增长动力尚未实现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制造业发展（manu）的估计系数同样为正但并不显著。这表明制造业尚未充分发挥对内蒙古经济增长应有的推动作用，反映了内蒙古对资源型产业的过度依赖使得其忽视了制造业发展这一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对外开放程度（otow）的估计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推动内蒙古经济发展。以私营经济比重反映的市场化程度（priv）的估计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私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内蒙古经济增长。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市场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及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Lo和Tian，2002），因此继续深入推进市场化进程将有助于内蒙古经济增长。

综上，对资源型产业的过度依赖对内蒙古经济快速增长构成了制约，资源诅咒现象在内蒙古表现得较为明显。在影响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各因素中，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市场化程度均对内蒙古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正向作用。与此同时，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一结果也表明内蒙古仍处于资源能源导向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对资源型行业的过度依赖不利于提高企业从事科技创新活动和技术进步的积极性，同时大量的资源型行业占用了较多的生产要素资源，因此会对制造业发展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从而使得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未能显著推动内蒙古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