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式治理准则：减少社会动荡，避免干扰发展

2.管住进程，放任发展，降低政府所直接承担的发展责任

算法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工具，使我们可以围绕“进程”这个议题来重述政府的职能，从而把政府的责任主要归结为“进行进程管理”（尽管严格说来，这种“归结”并不完全准确）。例如，政府为什么要订立和强制实施法律？回答是：是为了省去社会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自由博弈和探索的时间（以及其他代价）。在立法者看来，假如自由博弈的最终结果仍然是来到法律所规定的界线上（所谓“均衡”），那么，不如从一开始就这样硬性地规定了，省得大家反复地做重复性的工作。这就是所谓的“父亲主义”。这是政府使用强制力的一个根本的正当性之所在。政府所订立的一切法律、所做的一切决定既然都是可以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撤销和更改的，既然当前的一切安排可能早晚都会在不可遏止的社会发展潮流中被淘汰掉，那政府的作用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答案就是进程管理。政府的强制管理迫使人们谨慎和深思熟虑，等待有关进程的后果显现，以及建立因果对应关系和实现流量的循环，等等。假如没有政府，纯粹“自然”的因果对应和流量循环可能会表现得十分激烈、漫长而起伏不定。然而，人们喜欢稳定，稳定也带来节约和利益，于是，经过商议，人们强行纠正了那些“纯粹客观的”社会运动方式。

政府的一个重大使命就在于维护稳定。这一点首先表现为建立民主与法治。反过来，民主与法治的价值首先也应该从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来进行论证。民主就是用选票来代替子弹，代替政变、革命与国内战争。民主的作用就是减少了政治与社会动荡的幅度。法治的道理也同样如此。可以说，这些道理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教训的一个总结。

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存在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多个文明都先后衰落和消失了，这种现象把文明的持续性问题尖锐地摆在了世人的面前。现代社会所取得的成就之一，也许就是大大缓解了创造与破坏之间的矛盾，从而大致解决了发展的持续性问题（当然，现代型的国家所存在的时间依然是比较短暂的，因此，这一看法还有待于继续审察）。另一方面，在基本制度的框架内，经济社会仍然表现得不够稳定，治理方式仍然有待于继续改进。这一点在危机中显示得尤其清楚。20 世纪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场大战却直接起源于经济危机。危机强烈地刺激着人们去建立政府管制。那些顽固地坚持“危机可以纠正错误”这一论调的保守主义者们并没有看穿：金钱只涉及穷富问题，而危机则关乎性命，关乎体制的存亡！生命的存在具有一个强烈的特征，就是要在时间进程中连续地“活下去”，这一动态特征是习惯于静态思维的经济学者们所体察不足的。可以说，整个经济学界，无论对动态性关注得多与少（也许包括笔者本人），可能都存在着对于动态性严重理解不足的情况（假如算法理论是通向适当动态理论的正确方法，则可以说，在此以前大家都还没有在真正动态的框架下工作过）。在危机面前，保守主义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危机与剧烈的周期性波动中存在着大量的浪费和重复性工作。主张稳定的人并不是要消灭周期，而是主张减弱周期，使之降低到不致引起系统性崩溃的程度，以便为纠错聚集资源，赢得时间。比较平稳的宏观状态一般都伴随着微观层面的剧烈波动，所以，以为没有大型危机就不足以发现和消除决策错误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这个道理在医学上表现得尤为清晰：为了治病，过去的中医总是先用泻药把病人放倒在床上；如今，这种医术已经被普遍淘汰了。因为，放大症状的办法同时削弱了肌体抵御疾病的能力。如果可以比较及时地发现肌体中存在的问题并精确地对症下药，为什么要良莠不分地“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呢？

着重于进程管理并谋求稳定的思路意味着，需要减轻政府在发展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政府对于发展负有责任是一种比较晚近的观念。如今的西方政府总是匆匆忙忙地、日复一日地致力于促进发展，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增长陷于停滞，以致妨碍了就业。现在，在算法式的视角下，我们则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因为算法理论让我们知道，在原则上，增长是绝不会停止的。即使以货币衡量的增长率不会很稳定，广义的、结构性的发展也是绝不会止步的。因此，一般说来，任何一个政府都无须担心发展问题。与之相反，如果发展是单向持续扩张的（对此真实当事人应当具有强烈的、切实的感受），则发展本身就会引起不稳定，而在发展的背景下维护稳定就已经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了，政府把工作重心放在维护秩序和保持流量稳定上就已经足够了。以此观之，过去的“边维护稳定边谋求发展”的思路显然多多少少包含着一些逻辑矛盾。只要大家同意这种看法，则必将迎来政府责任的一场重大解放，政府的责任就会变得相对单纯而轻松，政府的管理因此也可望变得更加专业而高效。政府的行为首先要避免妨碍经济社会的自然发展。有必要按照这种思路来重新检视和清理现有的制度与政策框架，看看有哪些措施正在实质性地妨碍信息传递、自由与创新。(www.xing528.com)

这种风格的政策貌似具有右翼的风格，但由于它同时又突出了政府在维护稳定方面的责任，因而又具有左翼的风格。总之，传统上左与右的标准和界线发生了变化。这样的政策将意味着政府对于短期的波动（以及短期的失业率）要具有更高的耐受力，以此换来对于重大危机的免除。它将进一步导向下文中将要论述的比例管理与风险管理等议题。

当然，政府的发展责任是不可能完全免除的，因为政府仍然需要承担诸如“提供制度性与物理性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责任。但是，“基础设施”这个议题是具有专门性的；也就是说，特定的基础设施究竟是否需要由政府进行建设，这个问题通常既有丰富的惯例可以依凭，而且可以根据具体的经济社会条件来进行分析。例如，按照惯例，公路一般应由政府来进行建设，但是，由于高速公路可以方便地进行收费，其建设与运营也可以采取适当的商业化方式。又如，专利法是否要加以修改，这个问题也要在知识产权这个专门领域中来进行讨论，而不能根据“自由放任”的一般原则做决定。

与此相连带的一个看似次要但却仍有必要予以澄清的问题是，政府的责任按照以上思路进行调整并不必然意味着，政府的官员们因此就要在创制和发起行动方面采取消极被动的姿态。经典的保守主义态度是，像美国第30 任总统约翰·卡尔文·柯立芝那样在办公室打瞌睡的形象就是理想总统的典范。政府的节制并不意味着官员的偷懒、消极与被动，这是需要澄清的古典观念中的错误成分。一项关于立法或行动的提议并不一定要来自民间，政府的官员就好比企业的员工，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他们可以主动设计产品，向公众（作为消费者）进行兜售。政府官员们大都是公共管理领域的专门人士，他们具有这方面的知识与技能优势。古典的被动观点是公式化的、机械的和决定论的。有限理性的框架必然导致知识进步以及双向互动的结论，它正好可以用来纠正古典观念中的这些僵硬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