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论》对资产价格波动的会计重估及政府行为的影响的简评

凯恩斯的玩笑话并不全是玩笑话，它同时反映了现有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所共同具有的缺陷，这就是由于无法把流量分析与存量分析有效地融为一体，以致在着眼于流量分析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存量。地震与战争都可以使得经济活动活跃起来，以致收入增加；可是，它们都是摧毁存量财富的活动。判断一个事件的利弊，既要看它对收入的影响，也要看它对财富的影响；最终结论应当取决于这两种影响之和。这个道理经常被经济学所遗忘。这是存量理论（比如资本理论）与流量理论未能有效融合的消极后果。

还需要从统计学与会计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存量财富的盈亏是否会计入当年的收入流量呢？依照企业会计准则，只有在少数情形之下，才可以这样做。在另一些情形之下，资产价值的盈亏只允许影响资产负债表，而不允许影响损益表。并且，报表的调整一般只限于特定的大额的、流动性好的资产，而不允许涉及其他的一般资产。鉴于商品价格总是波动的，照理说，任何资产以及资产发生的任何变动随时都应当进入会计重估的范围。然而，此种工作量之巨，其实是不可想象的，因而没有人会同意这样做。企业的盈亏计算如果建立在全面的、精确的价值重估的基础上，这又将反过来如何影响经济活动本身，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有趣问题。此外，绝大部分财富盈亏都不能进入居民户的收入申报范围。例如，由于使用不当，某个人损失了一部手机，在填写收入申报表时，它可以扣除这一项吗？显然不可以。居民的房屋在地震中倒塌了，这个损失也无法冲抵当年的国民收入，而重建的开支反而作为国民收入予以统计了。这些事实可以再次使我们认识到，经济核算实际上严重地偏向和依赖于货币流量，因而，价格数据与统计数字只是反映了经济状况的一些侧面，而不是全貌。这不是精确不精确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可能做到，任何数量化的信息都不可能具有“反映经济全貌”这样一个功能或性质。

投资的“乘数效应”这个概念中当然还隐含着这样的一种认识，即对于基于个人决断的自生自发行为的不信任。自由市场即使从某些标准来衡量是令人满意的，从另一些标准来衡量也不是（而且，即使它可以满足所有现存的标准，人们还可以发明出新的标准）。这是任何一个持有“有限理性”观点的人都可以到达的结论。因此，如同市场给单个的普通经济行为者留有余地一样，市场也给政府留有余地。某种经过恰当设计的政府行为，可以增进国民福利，这是无法予以否认的。所以，关于政府干预必要性的争论，不应当立基于干预的机会是否存在，而是要转移到干预的方式、后果（包括中长期的）、代价等方面来。这是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的大漏洞。只要我们认识到知识发展的永恒性，用“宇宙大爆炸”的单向发展观来看待经济系统，就会认识到政府活动总是有可能争取到直接的利益，那么，政府干预活动因此就应当无限地扩张和持续下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政府应当有所克制，有所为有所不为，包括对某些在表面上似乎颇为明显的利益，也要有勇气去放弃。宏观经济学只对这个问题在非常狭窄的范围之内做了论述。一种够格的社会科学原理，必须在广阔的范围内发展出分析这个问题的一般框架。

投资乘数的背后体现的是结构性。由于异质性的存在，经济体系不可能总是平滑地、顺畅地和匀速地运动。用俗话来说，它会不时地“卡壳儿”。这种“卡壳儿”现象有时候是隐蔽的，是一般经济行为者凭借常规观察能力所不能发现的，但却可以被专门研究者们所发现。与“卡壳儿”相对应的是突变，有“卡壳儿”就会有突变。这时候，政府就有可能通过一定的支出活动（即使这种支出本身意义不大），引起国民收入的数倍的增长。这种可能性固然会存在，不过，仅凭常理也可以推测出，这种类似于大白天捡钱的“美事”并不会很多。后世大量的实证研究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www.xing528.com)

最后，还要稍微评论一下凯恩斯经济学的一般性。凯恩斯经济学是因应大萧条而构思的，是一种“急就章”的短期分析。但是，这显然不能被理解为凯恩斯的本意。有效需求不能被理解为总是不足的，而是说，它会随着当事人心理的变化而变化。有效需求有不足的时候，也有爆发和过剩的时候，它只不过是相对于供给或预期而言的。所以，经济活动时而高涨，时而衰退，它一般是不稳定的。资本的边际效率也会随着技术的变迁而涨落。可是，在技术不变的假定之下，它也就难免是悲观的。相应地，不变结构下的数量分析，也只能以均衡为目标。这并不表明任何经济分析只能终结于均衡。假如放开了这些假定，或者代之以其他的假定，我们也就很容易认识到，均衡的实现不仅不总是必要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

对于凯恩斯的经济学可以做多种理解^[79]，而最为主要的是，它试图证明主流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具有严重的缺陷。由于它发展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工作方法，因而在经济学界与经济政策界站住了脚跟。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成功地否定了主流经济学。与此相反，由于主流的微观经济学仍然在那里，新旧方法之间并没有被完全打通，宏观经济学变成了一种混合物。这就是各种各样的“模型”在宏观经济学中大行其道的奥秘。“模型”日益变成了这样一种东西：你可以随意地提出假设，这些“假设”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然后，你可以在这些假设之下推演一番；推演不一定要求要像微观经济理论那样面面俱到，不容含糊，你可以在途中通过附加新的假设来控制推演的方向；只要结论具有一定的意义，则论文就可以发表。所谓“一定的意义”，是指它“解释”了某种现象，或者与已有的比较权威的文献相衔接，或者具有经验数据上的“支持”，仅此而已。提供证据时，你可以在理论与经验数据之间任意选择对自己的论点有利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实证方法”。由于兼顾了理论与经验，它在表面上就是“全面的”。在这种方法之下，“假设”成了不顾基本原理的缺失、把“理论前提（从而诸模型之间）的一致性”这个问题置之度外、只顾自己“爽一把”的借口和工具。这种任意行事的情况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学术民主，实际上它大大有利于著名经济学家建立霸权地位。因为，只有他们的“模型”，而不是其他普通学者的“模型”，才能成为一种标准，才能进入教科书之中。于是，附庸风雅、引经据典也就愈发成为一种学术风尚。在这种局面之下，学术的真正进步是很艰难的。

未来的算法式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方法。在引入主观性之后，学术研究也就有变成这个样子的危险。即使我们提供了适当的、统一的原理，也不能完全避免这个后果。这是一个教训。正是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所以我们强调，应当把包括经济行为者的真实思想状况在内的现实世界作为我们的理论原型。可能性有无数个，而真实世界只有一个。只有紧紧围绕这个唯一的平台与标准，各个学者们的工作才能有效地融合起来，算法式的研究也才能区别于现有的研究，而不会像它那样不尴不尬地漂浮在半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