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派的时间关照及其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

一般认为，德国历史学派可以分为旧历史学派与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在新历史学派鼎盛的19 世纪末期，英国历史学派与之遥相呼应，一时蔚为壮观。论者们一般认为，历史学派的观点需要读者从他们的著作中进行归纳，因而不易予以清晰的说明。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认为采用“算法理论”的样式来构建理论框架的整体性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表达只能是含糊的。同时，含糊之中透露着惊人的一致。可以说，历史学派众多学者们所表达的几乎每一个观点，无不是算法的。尽管他们不可能论及每一个算法的元素，但是，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超出过算法框架来讨论问题。因此，当我们来论述他们诸多观点之间的相互联系时，只要把它们与有关算法的概念与原理相对接，论证也就算完成了。一旦这种一致性得到了理解，至于他们之间曾经被认为所具有的那些分歧，也就马上退居次要地位了。

1.历史学派的论述一般从对古典学派演绎法的批判起步，进而强调归纳法的运用。一些著作还强调个人行为的“非理性”的一面。这就是说，他们强调“另类算法”的重要性。由于这些学者往往声明他们并不反对演绎法本身的使用，只是反对对它的滥用，所以，他们的真实观点可以理解为，他们在主张各种指令与算法在计算中应当进行恰当的组合。

2.历史学派的另一个重要论题是特殊性与一般性之间的关系。他们指责李嘉图等人错误地把古典理论当做一般理论，而忽略了各个国家的具体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在算法框架之下，特殊性与一般性之间的关系可以作如下理解：原则上讲，每一个对象都是特殊的，因此，差异与个性广泛存在；然而，并非不同事物的每个方面都不相同，总会有一些方面是相同的，研究者可以把不同个体中这些相同的方面（或特征）抽取出来，优先地予以研究；这样做的好处是，研究者可以批量地解答问题，这与只是单个地研究一个对象、并且为每个对象单独建立一个“理论”的方法相比，效率要高。采用这种视角的含义是，理论所揭示的一般性通常只是各有关对象的局部性特征，每个对象中都还包含着理论所未能解释的剩余。这是另一种类型的“整体－局部”关系。刻画这种关系的基础必然是一种关于有限理性或有限计算速度的理论；也就是说，它同上述对“演绎－归纳”关系的刻画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上。

3.以上论述的进一步推论，就是关于“案例法”的认识。历史学派十分强调案例方法。据说，哈佛商学院如今蜚声世界的案例教学法，实际上起始于历史学派。对一个真实案例的研究，当然是一种局部性的研究。可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由于真实个体既包含着一般的元素，也包含着特殊的元素；既包含着已知的元素，又包含着未知的元素，因此，它就是一种特定形式的“综合”，“案例法”从而也就是一种特定形式的综合方法。这种综合与类似于一般均衡理论所做的那种形式的综合是不同的，却又是可以相互并列的。显然，这种方法既可以用来发现真实对象中所包含的未知的、却又很重要的新元素，也可以用来研究一般因素与特殊因素的结合方式，再从这种结合方式之中发现新的“一般性”。它可以用来研究在理论知识有限的情况下对待真实对象、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进而建立模糊（然而有用）的科学原理和工程学原理。

4.历史学派尤其强调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强调经济体系与伦理、政治、法律、文化、习惯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因而也就强调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整体－局部”关系。大致说来，上述第2、3 条所述的“整体－局部”关系是对每个真实对象进行切分而形成的；本条的“整体－局部”关系则是对整个社会进行一次性的切分而形成的。理解后一种关系的关键，在于理解各个社会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否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包含。如前所述，在“价格至上论”之下，主流的一般均衡理论只是片面地突出了经济系统的重要性；就好像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之间的关系一样，经济系统被理解为社会的“最终产品”，被理解为社会的单一的、全面的“镜像”；其他的社会系统则被理解为从属和服务于经济系统，或者被包含于经济系统，从而被置于“后台”和“背景”的位置上。只要我们认识到主流经济学具有这一性质，那么，它的错误也就不攻自破，经济体系也就会自然地回到其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局部领域的位置上，它将与其他社会领域平等地“并列”和“互动”起来。(www.xing528.com)

5.在众多的经济学派别中，历史学派对于主流学派的批判发生得最早，要点也最为全面；以算法的视角观之，内容也最具有系统性。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认为，这就是因为它是“历史”学派，它是关于时间的。时间本身曾经是经济学的难题，然而，实际上，它是把所有问题串联起来以便一并加以解决的总纲。于是，经验的、描述的和统计的方法就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罗雪尔曾这样写道：“我们的目的在于记述各个国民在经济方面想了些什么，要求了些什么，发现了些什么，他们做了些什么努力，有了些什么成就；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努力，又为什么会获得成功。……然而所谓国民并非今天生活着的一个一个人的单纯集合。因此打算研究国民经济的人，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现代经济关系的观察。况且对过去各文化阶段的研究，任何一种情况，都是现代一切未发达国民的最好老师。”^[23]这段话表明，历史学派把当事人的思想意识作为一种客观实在来加以研究，他们认识到当事人有成功也有失败，认识到思想和知识处在人际差异、冲突和发展之中，并且“确认”这在经济研究中是很重要的。应当说，这些观点都是很“算法”的。

6.在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爆发了古斯塔夫·施穆勒与门格尔之间的著名的“方法论之争”。门格尔为主流的方法辩护，而施穆勒则领衔当时的历史学派。这被视为经济学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关于方法论的辩论。应当说，算法理论就是为了平息这样的辩论而准备的。鉴于演绎的、理论性的方法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都只能涉及对象世界的部分和片段，而经济学者们渴望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世界，于是，他们就同当事人一样，也采用了种种“另类算法”，同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演绎法的精确性和确定性。由于这个道理已经在前文各处反复进行了阐述，在这个“最终的”环节上，笔者反倒觉得无话可说了，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在历史学派的坚持之下，实证方法终于“正式地”进入了主流研究之中。如今，在大多数专业论文中，讲一段理论，再做一番“实证”，已经成为了一种标准格式。然而，这种格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机械的和形式主义的，其中的内在联系有待于“算法式地”进行阐明；经济学的整个方法体系，相应地也有待于展开“算法式的”重构与重述。

7.历史学派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还涉及“历史相对主义”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不理解历史学派整体性的人所扣的帽子。不过，由于这种整体性毕竟未能明确地阐明，历史学派在实际材料面前的论述难免是低效的。为了节约篇幅，对于绝对性、相对性以及发展等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我们不再赘述。

历史学派在战后显著地衰落了。这种衰落不应当被理解为其观点与主张的过时，而应解释为他们“提不出一套与历史相关的政治经济学以取代李嘉图学说”^[24]。与之相反，由于李嘉图所开创的体系原本只涉及经济生活的一些局部的片段，所以，它具有很好的延展性，不同的读者都可以借助某些“假定”而把自己的推理衔接到已有的体系之上，于是，它看上去总是“欣欣向荣”的。主流经济学“发展”一分，理论所未能解释的剩余似乎就会减少一分，历史学派似乎也就会“退缩”一分；因而，主流经济学家总是信心满满，豪情万丈，就像殖民者们那样四处扩张，而历史学派却日益受到轻视。物极必反。所幸的是，在20 世纪末期，风向终于发生了逆转，历史学派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它与其他异端经济学一起，如今正在重新呼唤经济学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