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对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进一步探讨

（一）工业化相对超前与城市化严重滞后的尖锐矛盾是出现相对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深层次根源之一

纵观近现代以来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普遍的规律是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国际化，并由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在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是普遍趋势。新中国5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却是工业化大大超前而城市化严重滞后，农业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更为缓慢，城乡二元经济问题非常突出并长期得不到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经济问题有一个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问题的显著特点，即它主要是由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社会体制安排造成的，而不是基于自由竞争形成的，其根源在于过去长期实行“城乡分割、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体制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有机联系。由此可见，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刘易斯通常所说的二元结构问题，还有一个“二元体制”的问题，并且首先是“二元体制”问题，其次才是二元结构问题。

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农业的就业份额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很高，将大多数人口排除在工业化的直接进程之外。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比重较大，农民收入较低，农村经济增长缓慢，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我国农业还是一个弱质产业，农业生产条件还比较落后，农业抗自然灾害能力和产出效率较低。我国农村综合经济实力较弱，农村第二、第三产业比重较低，农村经济结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城乡差别已经超过了合理的限度。按世界银行1997年对36个国家的分析，城乡居民的收入比率一般低于1.5：l。2002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为3.11：1。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相当一部分要用于再生产，再加上城乡在住房、物价、医疗、教育、文化和社会保障等非货币性的公共产品待遇上的巨大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别达到5：1以上，已经处在两极分化的国际警戒线水平。合理适度的收入差距有助于刺激、拉动梯度发展和产业多层次升级，但我国城乡的巨大差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城乡资源和市场正常梯级传递链条的断裂，产业间相互支持的效应大大削弱。工业化严重超前于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造成巨大的城乡差别，其结果是，一方面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结构还较低，另一方面又出现工业生产能力及产品的过剩与闲置。(www.xing528.com)

（二）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体制摩擦引起的政府职能失当是出现相对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另一个深层次根源

如前所述，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包括有形的社会基础设施如水利枢纽、交通路网等和无形的社会基础设施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也是运用市场机制进行私人物品生产和交易的重要前提条件。如果缺乏足够的公共物品供给和保障，市场机制必定是低效率的，其经济发展也必定是低效率的。由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具有消费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市场机制本身不会自动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因此，为社会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便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能和职责之一。由于计划经济体制阶段打下一定程度的公共物品供给基础，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尽管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并不明显。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计划经济体制阶段遗留的公共物品基础已经相当薄弱，同时经济快速增长和市场化进程的明显加快又导致整个社会以及经济发展本身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快速扩张，政府在一段时间里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需求快速扩张的势头估计不足或有所忽视，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财政资金投入相对不足，从而造成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严重短缺的局面。另外，由于政府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需要消耗大量的商品和劳务，既能拓展商品市场的需求空间，又能增加一部分人的收入，因此，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严重短缺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商品市场上的过剩。政府在一个时期内忽视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生产的投入，其主要原因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人们在理论上、思想上、观念上对计划经济的否定和对市场经济的推崇走向极端，在否定计划经济的同时忽视了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在泼掉“脏水”时连盆里的“孩子”也一起泼掉了；在推崇市场经济的同时又忽视了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中是失灵的，陷入“爱屋及乌”的误区。其实，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政府为社会生产和供给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是一样的，而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应该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更加“专心致志”地履行好为社会生产和供给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由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各级政府在生产和供给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财权与事权的划分上不清晰、不明确、不合理，极大地妨碍了政府这一重要职能的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