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酝酿：苏联援助中国的背后故事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制定

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1952年底，新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首先，经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民主改革和社会政治斗争，政权得到巩固，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次，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胜利完成，1952年的工农业生产已达到或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最后，抗美援朝战争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虽然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仍处于尖锐对立的冷战态势，不能完全排除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参战国都存在着一个恢复元气、发展经济的问题。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原料和产品销售市场的矛盾日益加剧，估计短期内难以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这些，都为新中国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依照既定国策，中国共产党决定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体是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

但是，在编制“一五”计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首先是经济建设的模式问题。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资金积累的方式可供借鉴的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方式，即以暴力迫使国内千百万小农破产或血腥地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方式；另一种则是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所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用农业的全盘集体化来解决工农关系问题，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用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调配国家资源。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而言，处在两极对立格局并采取“一边倒”外交方针的中国只能借鉴苏联模式。采用苏联模式，就必须在工业化建设的同时，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其次是如何对待苏联的意见。中国“一五”计划的规模相当宏大，而中国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实际上是相当落后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外援，而当时愿意并且能够支持、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及东欧其他民主主义国家。苏联对华援助，必然附有苏联的意愿和目的。为了争取外援，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听从苏联的意愿。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样，苏联的领导人对中国的国情了解得不多，他们对于新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现国家工业化，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张很不理解，甚至怀疑毛泽东是铁托式的人物。苏联方面宣布：“在今天的条件下，单凭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独特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民族主义的幻想。”⁽²⁾一些来华访问或在华工作的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苏联专家，不断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提出批评。他们批评中共对资本主义“采取的是调情政策”，“流行着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他们还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不受重视”，“存在着资本主义完全复辟的严重危险”⁽³⁾。1951年五六月间，中国开始试编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3年6月，前后共编了5次，其间同苏联进行过反复的磋商，希望得到苏联方面更多的援助，苏方流露出愿意更多地援助社会主义的中国而非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意向。在此情况下，从争取苏联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考虑，从自身的安全考虑，中共不能不尊重苏联的意见，通过派遣使者等多种途径，不断向苏联方面解释自己的国策，争取斯大林的谅解，并不断修正自己的政策，全面学习苏联的经验，重新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

另外，面对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毛泽东对国内的主要矛盾重新进行思考和判断，并重新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与形式问题。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曾经明确宣布：“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际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⁴⁾这个判断很容易使人理解为建国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立即上升为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在建国后就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为了避免误解，刘少奇在1949年7月所作的一个党内报告中指出：“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以主要的火力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成了或开始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边去。”他在报告中还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的矛盾，与它同三大敌人残余的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⁵⁾此后，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曾付出极大的努力，坚决纠正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主要矛盾的错误倾向。1949年5月31日，针对东北在处理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偏向，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致东北局电》，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往全国。电报批评了“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和捣乱性”的偏向。毛泽东在此加了一段话：“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具有投机性捣乱性。”电报批评只“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的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⁶⁾这段话中有关时间的说法，刘少奇原写的是“目前时期内”，毛泽东特别改为“在目前及今后的一个长时期内”。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原决定在建国初期及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来处理，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把民族资产阶级当做合作者来对待的。

但是，时过不久，当“五反”运动中一部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暴露以后，花费了许多精力来纠正把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主要矛盾的偏向的毛泽东，却于1952年6月6日，修改了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间阶级的提法，并专门写了批语，明确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⁷⁾这说明，通过“五反”运动，毛泽东对“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的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产生了怀疑，对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出新的判断。这个新的判断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从此成为革命的对象，反映了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部署，准备在“五反”的基础上，立即推进社会主义革命。(www.xing528.com)

9月2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刚访苏归来的周恩来汇报了关于“一五”计划的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的情况后，毛泽东说，10年到15年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⁸⁾，这是一个重大国策的转变。它改变了过去的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现国家工业化，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贯主张，而提出“从现在起，限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设想。

对于毛泽东这种急于过渡、急于求成的新的设想，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均未提出异议。

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受毛泽东的委托，刘少奇在莫斯科向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中共中央领导人最近讨论的中国怎样从现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中共新的设想，斯大林表示赞同。

此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于如何从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比较完整地提出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⁹⁾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开会讨论，对有关文件进行修改和补充，12月，通过转发中宣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¹⁰⁾1954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的总任务，列入大会所通过的宪法的总纲。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一个基本完整的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其二是要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把私营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这是一个革命与建设同时并举、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同时进行的方针。其中，工业化建设是主体，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为两翼。三大改造为工业化建设服务，逐步变革生产关系是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两翼不能脱离主体，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必须与工业化建设相一致。所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适应工业化建设的需要，最终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既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人为的偶然性。就必然性来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过程中早已选择好的发展中国的道路。而实现工业化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就人为的偶然因素而言，如前所述，则在于党内尤其是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诚然，新民主主义不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形态，但它毕竟与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区别，不可相互混淆，一概而论。而总路线明确提出过渡时期的上限，说明向社会主义过渡从共和国建立之日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认识与过去所说要经过一个完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是不完全相同的。加之总路线的提出与宣传，是在多次开展对“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和“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过分批判和斗争中进行的，这就反映了毛泽东头脑开始发热，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跨越的思想倾向，而这种思想倾向最终又导致把总路线所规定的“逐步过渡”演变为“全面过渡”和“急促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