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区”调查：笔者对于道义责任的思考与选择

二、“红灯区”调查：笔者对于道义责任的思考与选择

笔者在实地研究中所遇到的最大的困惑，其实还不是如何执行这些保护被访者的伦理原则，而是我们自己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道义责任。

笔者在“红灯区”进行“入住式社区考察”期间，屡次看到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例如“小姐”被旁人歧视、被老板欺压、客人或者社会的混混闹事，甚至是女孩子被骗过来当“小姐”等等。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造成的，笔者实际上也爱莫能助；笔者也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研究者”，作为研究者首先要了解和分析社会问题。可是笔者常常不得不审视自己：我们是不是在“使用”这些“小姐”？我们从她们那里获得资料，却无法给予她们感谢金之外的任何切实的帮助，这怎么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那些“小姐”和“妈咪”呢？这是更为根本的道义问题。

对此，笔者的思考与选择可以从三个层次展开（潘绥铭，2000：15～19）。

第一个层次是，究竟应该不应该去研究她们，这本身就是一个道义问题。

不能否认，像笔者这样大谈性产业和“红灯区”的情况，有可能使“小姐”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所需要和期盼的，其实只是像小草那样默默地生存下去。在不能“非罪化”的环境中，过度的关注很可能会危害到她们的现实生活质量。

虽然笔者并不认为研究“小姐”就一定会损害她们，但是也不想更多地装扮自己。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一位被访者就曾一语道破：“你是教授，总要找些事情做嘛。”

不过，笔者仍然承担着道义上的责任。因此我们只能遵守中国人的两条古训：在精神上坚持“将心比心”；在行动上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www.xing528.com)

第二个层次是：我们能不能为了研究的需要，就去挖掘对方所不愿意暴露的隐私呢？

例如：萍姐（一个被访的“妈咪”）已经回家乡结婚了，这是研究“小姐”“转业”和“退役”的罕见好机会。可是，笔者还能无所顾忌地再追去找她聊天吗？在公开场合如果笔者再遇到她，还能表示我们曾相识吗？显然是不能，哪怕笔者的个案记录极不完整也不可以。

笔者坚信，任何社会调查都不能搞“逼供、诱供”，哪怕是使用最温柔的手段。尊重对方的“隐私屏障”，就是尊重对方的整个人格，也就是尊重调查者自己。

第三个层次是：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上去帮助她们呢？

我们能够真的知道她们是否需要我们的某种帮助吗？她们实际上遇到的困难（比如被抢劫、被抓、遭受暴力），我们又能帮助多少呢？

最终笔者所能找到的存身夹缝往往是：除了一定的访谈报酬（或者以礼物的形式），更多的是做一些生活中的琐碎的事情，比如一起逛街、陪着她们一块去看病买药、在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陪她们聊天解闷、为她们今后的生活出谋划策、过年过节时一块打牌等。这是因为笔者逐渐地体会到：“小姐”其实是非常善良的人。她们十分谅解笔者对她们的处境的无能为力，所以只要笔者给她们尊重与亲近，她们就会努力涌泉相报。

当然，并不是每个研究者都可以这样化解自己必然会产生的内疚。笔者研究团队中的几位女研究生，就是因此而不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总而言之，这三个层次的道义思考和选择表明，坚持研究的伦理原则，与其说是给被访者提供一把保护伞，不如说是给调查者一个浴火重生的机会。笔者相信，其他社会调查领域的研究者，很可能也会面临其他的道义责任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