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河内发表艳电公然响应日本立场

此时意大利政府进行巧妙的穿针引线工作，接触汪精卫以及主和派里“低调俱乐部”成员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表达了轴心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尽快与日本达成和谈，以建立联合反共的国际同盟。他们担保日本政府会接受一个既非亲日又不反日的“第三势力”出现，这样日本政府会有和谈的台阶可以下，中国也能有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机会。

而日本政府与军部已经了解，日本无法击败中国的抵抗意志，因此无论是采取以战养战的战略（陆军省的看法），还是设法退出中国的战略消耗泥沼（参谋本部的主张），它都要找到可以与中国进行协商的对手。在唐绍仪遇刺、吴佩孚不肯就范而猝死的情形下，高宗武穿梭在日本政府之间进行游说，他推荐汪精卫不失为一适当的人选。当时高宗武的计划是，由汪精卫设法运动粤系的将领与西南地方（云南与四川）的山头，在日本军方的掩护支持之下，在西南成立一个不同于蒋介石的第三政治势力，然后由这个政治势力设法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在中日双方达成共同合作与反共的协议之后，再由这个第三势力，来与蒋介石的反日势力进行内部的协商，最终结束中日的全面战争，建立一个中日合作反共的东亚政治结构。这样中国可以免除战祸，而获得重新发展建设的机会，日本也可以留下实力面对苏联挑战的压力。虽然高宗武的设计，得到了日本元老重臣以及一些军方非主流将领的支持，但是日本陆军省的主事者，以及在中国作战的日军将领，却只想利用这所谓和平的方法，设法建立起傀儡政权，以方便以华制华，而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上海的重光堂，与日本军政领袖代表影佐祯昭达成了秘密协定，日本应允将支持汪精卫筹组第三势力的发展，以促进中日之间和平解决战争。梅思平将这个协定通知汪精卫以及其它低调俱乐部的成员。

由于汪精卫了解，蒋介石此时的抗日意志极强，除非日本同意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局势，否则将不可能接受任何与日本的和平协议，因此汪精卫决定与其部属，分别离开西南地区。汪精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设法借道云南到达越南的河内，准备开始发表响应日本和平提议的言论。以汪在国民政府内的地位，当然会造成对国民政府抗日立场的严重冲击。因此蒋介石为了设法减轻汪精卫的影响，一方面透过各种管道，希望汪既然脱离了重庆，最好是先到欧美游历，以免他的言行影响到抗日的意志；一方面则是与西南的地方山头，进行软硬兼施的工作，防止他们响应汪精卫的行动。汪精卫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与疏通，反而进一步地与日本政府加强接触。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则依照事先的约定，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再度发表有关中日和平的最新立场，而汪精卫则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河内发表“艳电”，公然响应日本政府的立场，汪并且表示，他代表国民政府高层多数首长，发表希望能够停止抗战的意见，只是因为蒋介石握有兵权，大家无法公开的反抗蒋的决定。蒋介石既以个人的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而继续与日本作战，他只有离开重庆，才能推展和平运动。(www.xing528.com)

重庆的国民政府领袖，对于汪精卫发表的“艳电”，产生非常强烈的反弹，并且立刻召开特别会议，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决定免除汪精卫党内外一切的职务。国民政府特别的声明，汪精卫响应日本的立场，纯粹只是汪个人卖国的言行，国民政府仍然要继续抗战到底。此时汪精卫已经有些骑虎难下了，不过大家仍然保留了讨价还价的空间。

汪精卫不断在河内发表各种打击抗日的声明，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影响到抗日的人心士气，同时他也在设法影响西南的军政领袖，必要时响应他的立场，推翻蒋介石的领导，组成第三势力。但是事实上，日本在战争期间，对于中国人民所造成的残酷伤害，已经让中国人根本无法相信，日本会给与中国一个合理而且公平的和平条件。中国人当时的选择，不是反日到底，就是成为日本的汉奸傀儡，因此根本不可能会有所谓第三势力的存在空间。最后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派遣军统的特务，前往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失手，造成汪精卫秘书曾仲鸣的死亡，汪看到自己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胁，日本政府也要求他设法离开河内，结果汪精卫就离开了河内，而投入日本的掌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