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眼见华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家失地日广,但另一方面,日军深入中国却也无法获胜,日本政府又在军方的压力之下,发表不与国民政府交涉的声明。可是高宗武认为,日本政府内部是有寻求和解的打算,但是这些人为了要找个台阶好下、让面子好看,故希望能够在蒋介石之外,找到另外的高层政治人士出面,来与日本进行和谈。这样中日双方都有一个以谈判(3当时蒋介石只是长江下游派系的真正领袖,至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只是大家因为抗日的关系,推任蒋为领导人而已,蒋介石暂时借用四川、云、贵、湘、桂等地作为抗战的基地。)解决冲突的转圜,而汪精卫应是一个可以出面的人物,这样一旦进行中日的和谈,蒋介石可以将部分责任推给汪精卫,日本政府也可以有借口对日本军方做个交待。
因此高宗武积极地与部分的日本军政领袖,进行各种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协商,而汪精卫眼看华军一系列的作战失利,国民政府已经退到中国的内陆,军事与经济状况都极其不利,外国的援助又逐渐中断,长久下来,中国军队的后勤不济,国家经济运作发生困难,都会影响到继续作战的意志。因此汪精卫逐渐认为,中国要想继续再战的希望,已经非常的渺茫;加上几个国际强权,也为了本身的利益,希望能够在中国政府之中,找到蒋介石之外的政治领袖,这样可以藉着谈判,结束中日战争。所以汪精卫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机会,与其坐看中国抗日战争走上最后全面的失败,不如由他早些出面收拾残局。(www.xing528.com)
事实上,华军从武汉撤退前,德国与意大利已中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同时拒绝再将军火卖给中国。虽然苏联此时对中国仍提供有限的军售,但已经几乎可以确定苏联不会与日本宣战了,而英美等国也只仅止于道义支持而已,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多少已经接近弹尽援绝的地步了。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就曾做出“中国最多只能再支撑六个月”的报告。国民政府的高层决策人士,对于继续作战下去的前景,多半都抱持着相当悲观的看法,因此大家的意见比较倾向于能和则和的态度。此时只有蒋介石坚持继续抗战的立场,以待国际环境的变化(这时候就可以看出谁是真正的抗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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